一

读完这本书已经近一个月了，我才开始尝试着写点什么。事实上，早在开始读得时候，我就想要写点东西。然而，直到全部读完了，还是没能写下哪怕一个字。

一个问题反复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应该写点什么？我又能写点什么？

奥斯维辛！奥斯维辛！

似乎只要这四个字就全够了，它不再需要另外的表达。

然而，压抑、沉重的情绪左右着我，我走不出自设的牢笼，摆脱不了一吐为快的情绪。近年来，我读过一些苏联、东欧的文学作品和同时代见证者的回忆文章，尤其是哪些描写战争和征服的文字。这些文字，见证、回忆、反思着时代、制度和人性，都是同样的忧伤和残酷，令人感到沉痛和悲伤。但没有哪一部作品，像劳伦斯·里斯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一样，让我感到太过惨烈、太过冷酷、太过沉重，甚至是恐惧。

“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

“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

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两个幸存者用屈辱、血泪和切肤体验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这是悲观的、绝望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血泪控诉，如果除掉奥斯维辛罪恶的外衣，如果不是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和反思，我肯定会认为这结论是武断的、偏激的。但历史的残忍就在这里，它来自于幸存者和行凶者讲述的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施暴场景，它是以数百万计的无辜男人、女人、孩童的生命所写就。我们信不信、认同不认同、能不能接受都不重要了，它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二

《奥斯维辛》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它再现的所有历史瞬间，几乎都来源于那些幸存者、目击者甚至是实施者的讲述，而且都出自两处以上的历史记录，包括一些解密档案。这正是作者里斯所特意追求的——“孤证不引”的史实求证方法。得益于作者这种小心翼翼地考证，奥斯维辛的历史才更真实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书中特别提到：奥斯维辛是一个被纳粹既当作监狱又当作战场的地方（当然还是一个供应奴工的地方），但事实上那既不是监狱也不是战场，而是纳粹统治下经由“累积式渐进”形成，并作为永久“例外状态”而存在的“集中营”。换言之，奥斯维辛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灭绝营。纳粹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在这里屠杀犹太人，而只是一个作为临时性质的“隔离营”；关押在这里的第一批囚犯也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人——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

这从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劳动使人自由，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这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霍斯从达豪集中营里学到的，在哪里他认识到劳动可以让犯人“更加自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抵抗牢狱生活带给他们的沮丧感”。

在集中营这个不讲道义的地方，悬挂这样一条标语，无疑更具讽刺意义。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或者更能体现纳粹党卫队的心态。在纳粹的长期政治宣传中，犹太人是名副其实的下等人，他们懒惰、狡诈，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导致了德国的战败。在这种宣传鼓动的影响下，德意志人普遍排犹反犹。而这条标语，与其说是对犹太人的羞辱，不如说是对犹太人最终归宿的影射。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演进，奥斯维辛的功能和地位也逐渐地发生着改变，从单纯的隔离营，渐渐地变成了集中营、死亡营、灭绝营，最终成为一个“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这就是作者一再强调的“累积式渐进”。

这种渐进的演变根源，在于纳粹集权统治的政治制度，包括纳粹的鼓动宣传、排犹政策的制定以及战时的粮食短缺和战争走向的变化。由于纳粹政权的激进政策，使得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控，而政策的制定也就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越来越邪恶，从开始的隔离、驱逐、迁移，逐渐朝着“最终解决”的大屠杀演变。更可怕的是，这种演变的背后，不仅仅缘于领导人的“权力意志”，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的结果，特别是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更是灭绝发生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奥斯维辛的演进变化就是纳粹极权统治的一个缩影。

全民狂热的排犹、下层主动的施暴、累积式渐进的演变情形，纠正了一个历史解释的常见错误，即“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且这个事实，也更新了我对奥斯维辛的认识，让我看到了特定历史情境下人性中复杂而至暗的一面。

三

在序言里，里斯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有一个场景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关于“婴儿车队列”的描述：空空的婴儿车每五个排成一排，被推出奥斯维辛，朝火车站方向而去——它们都是从死去的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目睹这一幕的囚犯说，他们用了足足一小时才走过了这个队列。

这些坐在婴儿车里被推进奥斯维辛的幼童，何罪之有？他们的罪只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一个犹太人。

这也是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偏偏是犹太人？

原因或许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个肯定是深深植根于纳粹与德意志民众心中可怕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无疑又是纳粹刻意引导的结果。

纳粹集团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家戈培尔坚信，“强化观众已有的偏见永远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他选择的策略就是“像护航队一样前行——永远与最慢的船舰保持一致”。为了尝试改变德国人的看法，他们以更为高尚的理由，采取更加多样的隐蔽手段，反复重申他们希望民众接受的观点。而且为了更好地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想，更多地借助于宏大的目标、图像的展示和故事的讲述，一步步地引导德国民众得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宣传鼓动下，德意志民族的高贵和犹太民族的低劣，就成为了德国民众普遍的认同基础；而这种鼓动手段，就成为了纳粹集团长期愚弄民众的有力武器。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犹太人的命运逐渐地恶化下去，最终成为了纳粹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和战争目标的牺牲品。

这一点，在汉斯·弗里德里希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国东部一支党卫队的成员，他承认亲手射杀过犹太人，但一直到纳粹政权倒台多年后，他仍不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他当年发自内心地认为枪毙犹太人是正确的，多年后同样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一信念从未改变。

而像弗里德里希一样持有这种信念的，并不是少数，作者采访过的大多数施暴者都抱有着这样的想法。

与大屠杀相比，这无疑才是最为可怕的，也是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入思考的。

四

像其他的作者一样，里斯在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再现了奥斯维辛的残酷。书中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故事都浸泡在血和泪中，都渗透着控诉和抗争。

在奥斯维辛，犹太人已不限于“人民的敌人”，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人看；而看守同样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一个个化身为“兽人”。极权制度的去人性化，它逼迫着人变成了牲口和野兽。在这个人间地狱，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

为了便于管理犹太人，党卫队创造了一种“卡波”制度，他们挑选了一些穷凶极恶的人作为“卡波”，充当他们迫害、虐待犹太人的打手。而这些人从受害者，变成了党卫队的帮凶，为了活命和得到奖赏变得更加残暴，给所有新来的犹太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怖记忆。

为了降低党卫队员的心理负担，党卫队不断地改进着屠杀的方式，从简单的枪杀到封闭的焚烧，再到用毒气进行工业化的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那些作为“博士”的知识分子，他们讨论提出了解决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整个的屠杀实验。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不但没有阻止他们的疯狂，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邪恶。

为了提高屠杀的效率，减少屠杀带来的麻烦，党卫队还发明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他们精心装饰着焚尸场，在窗台上摆放一些花盆，营造出一种假象；他们以洗澡防止疾病的理由，哄骗犹太人脱掉衣服，并客气地把他们哄骗进毒气室。这些小小的设计和人性的暗示，给赤裸裸的大屠杀披上了一件文明的外衣。

书中关于屠杀和生存的描述，我只能用骇人听闻、惨不忍睹来形容。在这里，没有真理，只有魔鬼。

我不止一次地怀疑：这些真的是人能做出来的吗？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人做的。不仅奥斯维辛是这样，不仅只发生在纳粹德国，也发生在蒙古帝国、前苏联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是一些已经远去成为了历史，一些却以其他面目还隐隐地存在着。

或者还可以说：恶，从来就没有走开，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有时候我们对它视而不见、漠不关心。

复杂的环境造就了复杂的人性，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我们所认识到的恶和我们所遭遇到的恶并不相同。在特定的环境下，人性是如此脆弱，经不起任何的考验和辩解。而人在这种环境下，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奇怪，我们也无法心平气和地作出任何的臆断。

五

在读这本书时，我反复会想到三个词：人性、忏悔、救赎。

然而，遗憾而令人震惊的是：直到完全合上书的那一刻，我看到的依然是诡辩、逃避和有限认错。纳粹战败了，集中营关停了，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被定义为“犯罪组织”，但不是所有的罪犯都受到了惩罚，像奥斯卡·格朗宁一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直至走向生命的终点；而饱受磨难的幸存者同样没有等来期待已久的春天，像瓦尔特·弗里特不但家没有了，而且不得不远走他乡。那些曾经的施暴者至死都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和后悔；那些逃离苦难的幸存者依然忍受着周围人异样的目光和无处不在的排斥。

这就是事实，而这事实又是多么的荒诞和讽刺。

一部原本应该好好反思的历史，却如此轻描淡写地就过去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或许，正是基于这个目的，里斯最终写下了这本书。正如他在书里反思的一样——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