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二十七度三十六分到二十七度四十九分、东经一百零六度四十五分到一百零七度零一分，这片土地古称播州。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曾想当然地认为，播州作为蛮夷之地，其间必定行走着一群持长矛大刀的刁民，戴着红彤彤或蓝幽幽的面具（跟如今见到的地戏角色差不多），不是抢人就是纵火，土司则比他们更可怕，动不动就剁掉甲的手或砍断乙的腿。所以，当《遵义市志》告诉我，播州其实文化底蕴丰厚工商业发达并耕作技术先进时，我为自己的无知脸红了好一阵。为恶补地方史，我开始一页页一本本地啃那些砖头厚的资料，贪婪咀嚼了网上所有与遵义有关的历史信息，原以为先飞的笨鸟注定会嘹亮一曲，但最后我悲哀发现：散落一地的播州历史文化音符难以串成乐章！

      难怪要把为夏商周断代定义为一个工程呢，还原历史竟然这么艰难！

      无法欣赏脚下这方土地上演过的一幕幕人间大剧，应该是遵义人的悲哀吧。

      所以我披挂上阵了。作为一个出生于遵义的现代人，以市志府志为动力，以民间传说为翅膀，在历史与现实间掠来飞去——历史老人，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我只不过是想独立思考一回。尽管在您面前，后人可能有多种解读，也许还有伴随一生的误读，我还是希望解读而不是误读遵义的历史和文化。

      战国时期西南夷有个 国，至于它占地面积多少，有多少人口，人们居草棚还是木屋，国王可以占有几个女人，其卫队使用什么武器——连司马迁都没说。是太史公压根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屑于提？反正后人仅从《西南夷列传》得知，一个叫唐蒙的汉郎中将，曾带一千汉军一万民夫，沿泸州、赤水、习水进入夜郎，遇见了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夜郎侯——载在史册上的笑柄是，有一次，夜郎侯一本正经地问汉使：汉朝有我夜郎大吗？

      据说 国是夜郎的附属国。今日遵义就在 国治下。

      大汉天子听完使臣汇报后，是仰天大笑还是面无表情，太史公没记载。但刘彻饮“枸酱”（后来的茅台）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天子连声赞曰“甘美之”，成就了它贡品的美誉。皇帝一旦惦记上某个地方，就意味着：第一，它从此变成或就要变成“王土”了；第二，以后想独立出去，比登天还难。 国成为“王土”前披着山间迷雾，成为“王土”后加罩一件蛮夷外衣。是的，蛮夷是中原文化审视出来的——没有文化，哪来的蛮夷？

       问题在于，我脚下的这方土地，一会儿属犍为，一会儿归  ，今天平夷明天平蛮，经过多方改制，为啥还是蛮夷不止？是这里山太高路太险，文化进不来？还是文化对它不屑一顾？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似乎属天意，倘若是后者，只能算悲哀了。当初唐蒙向西南各国发放缯帛时，也就是想让这些没见识的家伙知道，圆天方地间，有个威风凛凛大汉朝，只要在它面前跪下，便会好处多多。咱们的夜郎侯在接受财物时，不知有无这点好奇心：除了缯帛还有别的吗？

      别的，不说汉武帝独尊的儒术（这东西学起来麻烦）吧，哪怕是一册《黄帝内经》，也能让蛮夷们的生活发生巨变呢，但汉使们没带——有必要让这群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人文化起来吗？

      而对于男人多同来讲，没有中原文化的日子，他照样驰骋在包括今日贵州大部及川南、滇西、湘东乃至桂北在内的辽阔疆土上，有条不紊收取臣民税捐，豢养起十万精兵，凭借过人胆识撑起一个夜郎国。有人说，夜郎国恐怕在商周时候起就存在了，此说有待于后续考古发掘来证实，迄今为止，我们认识的首位夜郎王只能是多同。想象一下这位爷巡幸各附属国时的凛凛威风吧：持举着卷云纹首铜剑，仪仗武士们踏着竞渡纹铜鼓的节奏昂然行走，一路上光盗贼就惊跑了不少！当然，更吓唬住了几位肝火旺旺的小邑主——为某条小溪或某片山林的归属问题，他们正准备大打出手呢。有了多同，蛮夷之地毕竟秩序一些，其尊卑有别贵贱分明的社会特质，跟汉朝相比毫不逊色。基于此，尽管朋友不屑地对我讲，你还到处查什么资料？那位号称夜郎侯的，也就是个部落首领罢了——我还是愿意把多同归类为阳刚气十足、威仪不可冒犯的成功男人，并且深信，勤政的他跑遍了夜郎的山山水水，且多次来咱们 国指导过工作……

      谈及 国（准确的讲是鄨部落），早先我对它是嗤之以鼻的：夜郎小邑，凭什么来管辖堂堂的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呀？当我知道它得名于 水后，心里才渐渐趋于平衡：大凡族群部落兴起，几乎都依托着一条涌动的河流——最典型莫过黄河了，她孕育的华夏民族已繁衍好几千年呢。虽然 水的长度宽度流域面积均不能跟黄河比（古书记载， 水“东入沅,过郡二,行七百三十里”），但 国还就以发源于黔西的这条河来命名了，应该算是天降大任于它吧？这就可以曲证，蜿蜒黔北143公里的湘江河孕育的古文化，不及  水那边上规模上档次——对此我是既遗憾又不服，铆足了劲等待某日某时，在湘江河流域突然挖出满载商周或秦汉信息的大片墓葬，以昭示咱们先前的富有……关于部落首领的权柄是怎样伸到黔北来的，想白了很多根头发，我也只找到一个能说服自己的原因，那就是迁徙。古人的生命力体现在流动上——除非部落非常强大，否则定居对于他们来讲非常危险，说不准哪天早上刚一睁眼，其他部落的人就嗷嗷叫着冲到跟前了。假设 部落属弱不禁风类，经常被人撵着走，于是有那么一天，一群丧家的 人翻山越岭历经险阻进入今遵义地界。为争得一块栖身地，这次 人战斗得格外英勇，终于把原住民给降服了。

      部落理所当然将这片土地收入囊中。

     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把这次 人北移视为古代遵义的首个转折点，按常规，接下来她该经历一场巨大变革了。

     那个时期，这片土地的森林覆盖面积多少？每立方厘米空气含多少负氧离子？年日照时间多长？ 部落首领是无法将上述问题量化的，最多告诉你：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绿树成荫，连空气都是甜的，张弓能射动物，挥斧可伐大树，实乃宝地矣！令人不解的是，根据《遵义军图经》记载，历史车轮滚至宋代时，宝地一带的先民还以射猎伐山为业，婚姻还以铜器毡刀弩矢为礼，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经过千年跋涉，我的先民还没从游牧状态中完全脱离出来。从经济层面讲，他们习惯于向大自然索要：那些活蹦乱跳肉味鲜美的大小动物，那些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那些天赐的丰富矿藏；从文化层面看，他们还停留在商周时期对青铜器的膜拜以及部落时代对弩矢的依赖上——呜呼，怎么就嗅不出遵义先民先进的农耕气息呢？是他们具有"暴殄天物"之本性？还是不具备学会中原成熟耕作技术的智商？

      以上猜测，连白痴都不会相信。

      古代遵义在历史的行走中肯定是出了问题。是在哪里出的问题呢？让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她的首个转折点上吧。

      说不准是在公元前的哪年哪月哪天，历史把播州的转折棒交给了 部落首领。要说呢，此君和其他男人就是不同，他没有一丝踌躇满志，倒显得漫不经心：这东西，该用来挥舞还是击打？说实在的，经过常年的战争和迁徙，他没别的念想，只盼着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地睡上七七四十九天，当然，有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所以某日手下惊慌来报，有个叫多同的打来了，他才那样出奇的镇静，整整衣衫后单身赴阵。对 部落首领的怪异行为，夜郎侯多同疑惑之极，不禁握紧了手中剑……令所有人莫名惊诧的是， 部落首领二话没说对着多同跪下了，情真意切地表白，早盼着大王您来拯救 人，今日终于遂愿！

       以我的思维方式， 部落首领就应该这样。有些时候，把天下大任转交给比自己有能力有魄力有魅力的人，往往比在涂炭生灵中一决高低更值得大书特书。可能有人会对我把一个部落首领塑造得如此窝囊而感到愤怒，但老实说，自从我这样定义他后，他才开始在我脑海中立体起来，甚至比多同还生动几分。而且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播州在整个上古史和大部分中古史里的沉寂——连统治者都只想枕着它的青山绿水享受人生，它要往前发展了才是咄咄怪事呢。这位首领后来待遇如何享乐多久，已经不足挂齿了，因为他的领地将由多同及其继位者唱主角。

      由于兵不血刃得到 地一块，接下来多同更加王气四溢了，才有了跟汉使的那场精彩对话。其实，对于太史公将“汉孰与我大？”当笑话记下来，我是心有成见的。连大汉朝都不讳言，当时多同已拥有精兵十万，不论按疆域计算按人口比例计算还是以经济基础计算，豢养这么庞大军队的国家绝对小不了。作一个不太科学的对比吧，到安史之乱时，唐朝所能投入镇压反叛的兵力还不足这个数呢。一想到国人都将大唐引以为荣，我的心自有些不平衡：夜郎凭什么还被锁在山雾中，连大史家司马迁都不认识呀？也许我光拿军队说事，会招到不少人的非议，但若没有成熟的冶炼技术完善的税捐政策繁荣的商贾往来，夜郎国是支撑不起十万精兵的军费开支和武器消耗的。甚至还可大胆猜测，夜郎有一个兵种，能熟练驾着轻舟穿行于江，按现代说法，他们该是多同的水军吧？当然，要跟敌人决斗，他们还得登上岸来——作战方式跟早先楚威王庄将军的远征军一样。

令人忧伤不已的是，迄今我没找到这支水军驶离夜郎属地的蛛丝马迹……

      贵州大部及川南、滇西、湘东乃至桂北，这片夜郎国土的共同点是地形复杂气候相似，不管夜郎侯驾临其中任何一地，他都没有陌生感，所以即便有来自中原或南越等地异域风情的诱惑，他都无法割舍这些山水这些矿藏。从他自制的那方大印就可看出其对“王土”的深爱：那只翩翩飞舞的蝴蝶，那些散落山间的小邑,他的三个儿子以三个圆圈的形式附着在“王”字上……物产、附属国、权力世袭，所有王国的元素，一个都不少——在这方大印上，叠映出多同那张怡然自得的笑脸，可悲的是，它却与汉使唐蒙的老奸巨猾遭遇了——这便是古代遵义的第二个转折点。

     唐蒙此番是来说服夜郎侯出兵助汉朝一臂之力的，顺便准备了几顶汉朝的官帽。

     跟 部落首领如释重负的交权不同，多同面对汉使唐蒙时，神情是矜持的，心态是平和的：就算你的汉朝大吧，可我的夜郎也不小，再说是你有求于我，且看你怎么表示吧！望着唐蒙的随从搬出那么重的货币，那么轻的缯帛，他的嘴角终于浮出一丝笑意：看来大汉天子待人真的不错。经与二十多个小邑主闭门紧急磋商，多同再次出现时，爽快得差点让唐蒙窒息！夜郎侯及其下属接受了汉使的所有财物和条件，使得唐蒙满意而归。不过，自认为最合算的是多同一干人：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无数财宝，不高兴时还能对大汉天子大声说“不”，反正有千山万水挡着，汉朝无奈夜郎何！

       这宗买卖深远的历史意义，刘彻和唐蒙自然看得门儿清，而多同也没钻进钱眼里出不来。应该说，他们都为各自的利益殚精竭虑了。可夜郎国后来怎么败得那样惨呢？难道第二个转折点又出了问题？

       部落首领把江山社稷奉献给多同，彰显了他独特的行事风格和深刻的人生感悟，跟南唐的李煜比，简直就是大有作为！要是此君具备跟李后主一样的填词功夫，绝不会留下“垂泪对宫娥”之类的伤心之作，我想他会活得更加放浪形骸更加天人合一，写得更为空灵更为脱俗——这种境界我等是达不到的，所以一个字也杜撰不出来。这位不知名的首领，从此我把你藏在心中了，想起夜郎国的时候，你便和它如影随形呢。

        当然，夜郎国最重要的符号还是多同，现在，汉朝已经把他封为“夜郎王”了。他是汉武帝在西南夷数不胜数的这侯那主中，精挑细选出的二王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刘彻并不是看中了多同的德才兼备，纯粹就是给十万精兵面子罢了；多同接受大汉的王印，也没打算俯首称臣，关于这一点，汉使想必心知肚明，第一时间就给天子汇报了，所以才会有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天啦，我们的夜郎王仅凭锐气跟邪气就敢和雄才大略汉武帝比拼！冲这一点，后人就该对他刮目相看吧？由于拥有这么一位个性鲜明的王，夜郎国不另类都不行了。

        夜郎国另类到什么程度，大汉朝对它的了解就到什么程度。

        以开疆拓土为己任的刘彻，居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夜郎存在，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汉帝国权柄直伸东越南越，怎么就不拐个弯儿看看播州的青山绿水呢？重温几遍史书才弄清楚，原来，东越南越是由于头长反骨，才令天子魂牵梦绕的，而多同领着十万精兵规规矩矩呆在夜郎属地，连混个脸熟的想法都没有，汉武帝要认识它才怪呐。至少在多同这里，另类就是不需表现，就是偏安一隅。只可惜了那些身强力壮的夜郎兵，他们只在本地百姓面前雄壮威武过，对外最勇敢的挑衅行为大约就是越界捡回大王射死的兔子，和平且无聊得一塌糊涂。如果十万精兵挥师四进，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不说建奇功立伟业吧，起码早在刘彻的祖辈刘邦那里就留下深刻印象了，哪还用得着枸酱这张名片？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冒出这样的念头：倘若唐蒙喝不上那盅枸酱，夜郎国就有机会自个儿发展下去了，中国历史不定会出现北汉南夜的局面呢——我也这么想过，但立马就把自己否决了，因为这假设太离谱。就算夜郎王不去招惹大汉朝，汉天子也容不下帝国版图里的任何一块飞地。汉使关于十万精兵的报告一旦放在天子案几上，夜郎国就在劫难逃了。

      我笙乐阵阵的夜郎国，我炊烟缭绕的夜郎国，难道这便是你的宿命？

      作专栏以来，我有个五彩的梦想，就是咱夜郎国和传说中一样强大，尤其是在外部压力面前，表现得如同壮士一般：夜郎父老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你汉朝不远千里跑来指手划脚作甚？先跟你理论一番，不行就跟你拼了！但很遗憾，我只看到，从多同起夜郎就没有壮士过。多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想象中，那就是，有朝一日夜郎国反了，汉军也打不起跨越千山万水来平叛的精神头；到夜郎末王竹兴的时代，已经没法阻止汉朝势力的介入了，恨得咬牙切齿的竹兴在N多种反抗方法中，精选出这样一种：雕刻汉吏木像立于道旁，当箭靶使用以泄愤——前者像赌徒，后者如草莽，大汉朝如果战胜不了这样的对手，中国历史可真不值得称道了。

      撇开播州跟夜郎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我为汉朝剿灭夜郎国找出一个正当理由，那就是掌握了文化。可文化为什么还伴着血雨腥风呢？

      人们都说汉武帝雄才大略，但他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打算用中原文化感召夜郎归顺时，汉武帝居然不告诉他们中原文化是什么——货币吗？缯帛吗？多同一见这些玩意儿，不生气蒸发邪气上升才怪。本来可以演变为一段民族融和的佳话的，却弄成双方最终兵戎相见的结果，我认为刘彻应负主要责任。

        只有把历史想得轻松一点了：夜郎是伴着呜呜的芦笙，乘着竹筏忧伤消失的……

       我向来同情诸葛亮，因为他是三国时期活得最累的男人；更同情孟获，由于担当着反衬蜀丞相智慧和仁义的重任，他生生被罗贯中折腾了七次，最后还诚心归顺了。至于历史上有无孟获其人，诸葛亮南征时是不是跟他遭遇了，专家们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即在漫长近四百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夷（自然包括播州）从没让统治者们省过心。如果谁要拍着胸脯说，咱播州尽是顺民，一个孟获都找不到，那肯定会气得他的老祖先们再死几回——想当初，他们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劲头，用赴汤蹈火来形容都不为过呢。

其实，播州自来不乏自由。强势的中原文化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马蹄止处为半径，四方辐射着，同化了不知多少蛮夷！可我们播州只矜持地望她一眼，依旧我行我素。也难怪，北方的统治者为安全见不得不兴师动众造长城，这里却有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拱卫着大王；中原看重今生而跨海寻求长生不老方，这里寄望于来世而风行“套头葬”（死者用铜釜套头，我把它看作是对下辈子食禄不愁的向往）；曹操勤奋开挖人工渠连接这河那江时，这里多沉浸在对老祖宗大禹（传说他是 人之后）治水传说的怀念中，要重振水利大师雄风起码得等到唐宋引进中原生产技术以后了；胡人们在中原翻跟头拿大顶并虎视东晋时，史书上的播州静悄悄的，俨然一片世外桃源，人们竖起耳朵便能听到这里断断续续且带点儿忧郁的无伴奏合唱呢……奇怪了，如此自由之播州怎么会有孟获们的存在？

      有时候，用自由窒息人比拿白绫套脖子还灵，区别在于后者会有瞬间的痛苦，前者则能快乐至死。

      尽管我没查到这四百年间播州的耕作资料，但邻近的巴蜀和其他大部分地方正轰轰烈烈过着军屯的日子，是无容置疑的。虽然加入屯田大军将受到非人剥削，人身自由比牛马还不如，但毕竟他们有主呀！有主就是好，可以上《献帝春秋》、《汉晋春秋》、《三国志》等，最次也能在《三国演义》上露露脸——看来，播州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游离在体制之外的，这怪谁呢？我看先得怪那位刘皇叔，官渡之战后他投靠这里投奔那里，惶惶如丧家之犬，竟然没想到来这儿发展，纯粹是没有战略头脑嘛。不光是他，在中原被杀得人仰马翻的各路英雄好汉，有自刎的有投江的有请降的，鲜有跑到播州来重振旗鼓的。这块青山秀水医疗战争及政治创伤的功用，得在千多年后才会被一位湘籍男子发现，实在是有些晚了。

      播州你长久背运着，弄得你的孟获们也跟着倒霉。

      即便诸葛亮七擒七纵的那位孟获真实存在，也一定是没有主的，要不怎么会在《三国演义》上横空出世？让人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同样是反叛，咱  （贵州凯里）太守朱褒就无法得到“七纵”的待遇，也许第一时间就被南征东路军将领马忠斩于马下了（注.《三国演义》倒是让他死得很曲折）。对于马忠不贯彻落实丞相的怀柔政策这一点，开始我是很有意见的，后来才渐渐想通了：东路军如果由诸葛亮亲自率领，那么孟获一定不在西昌，肯定在咱播州了。那么，还有什么值得耿耿于怀的？西昌那位孟获，他是为丞相而生的呀。

      认命吧，我的播州，你的土地上再活跃着多少孟获，都会被黄土悄悄掩埋。面对成熟老到的中原文化，你就像一个纯真幼稚的孩子，连耍小心眼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碰上的是集该文化之大成者诸葛亮了，加上那位顶级小说家罗贯中——播州，你大大小小的孟获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并且在世人面前形象欠佳：被诸葛丞相抓住七回，再放七回，最后，毫无悬念地归顺了，显得很没面子吧？

       到唐贞观13年（公元639年），咱们这块蛮夷之地终于时来运转了：作为“贞观之治”的英明舵手，唐太宗为方便统治，把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借着这股几千年不遇的东风，“播州”闪亮登场——尽管这比泛指中国范围的“九州”（见于《禹贡》）说法的出现，晚了起码千年以上，但大伙儿还是挺知足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成为伟大君王李世民的臣民。

       如果大唐走的是全国经济一盘棋，这以后播州就应该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了，进展顺利的话，在与长安城相隔千山万水的播州，土著男人们只要年满18岁，便可分到口分田及永业田若干，并能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自由买卖这些田地，这么着，播州百姓也就安居乐业了，没理由不哼着山歌过日子。不过且慢，播州不一直游离在体制之外么，上正史的几率比中彩的几率还小，以上画卷只是我参照《唐书》勾划的，实际情况恐怕没这么乐观。另外，人总期望活得有面子一些，大唐的播州人也不例外，这方面唐太宗制定了怎样的政策呢？史料记载，这位君王拜托皇后的舅父高士廉刊定《氏族志》，特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凭这条抛却历史尊重现实的划分线，几乎所有追随李渊左右并混得人模狗样的人都跨进了士族阶层——呜呼我的西南夷，因从没加入过中原逐鹿的行列，即使有那么几个呼风唤雨、一言九鼎的人物，怕也得不到光宗耀祖的机会了，谁让你们在李渊李世民打天下的时候袖手旁观呢？好在蛮夷的智商也能达110以上：眼见大唐权柄傲慢伸来，他们纷纷跪拜，状如雨后春笋，一付孩子终于找到妈的样子，倒也弄个刺史什么的当当——咱播州自然难脱此俗。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考证出播州第一任刺史姓甚名谁，大约跟此人长相平平、站在归唐之列里很不显眼有关——风头都让那位“冠乌熊皮冠，若今之髦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膝而著履”的谢元深（黔东南人，同时被封为应州刺史）抢走了。

      当一个播州刺史，我估计对其文化的要求不会太高，关键是悟性。当时，连唐朝的中枢地带都还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何况播州呢？这里没什么城市需要综合治理，没什么假币需要防范，就算抓着几个不堪剥削私自逃跑的刁民，也不用启动繁琐的司法程序，或笞或杖，刺史轻启嘴唇即可；不用学MBA，也不用懂外语，更不用理会环境污染，能把朝廷公文结结巴巴读完就已十分了得了，但刺史得仔细揣摩《唐律》，特别是关于贵族、官僚以及他们的家族犯罪后所能享受之特权那部分，吃透其精髓做官才游刃有余呢——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写到这里我笑了：咱播州刺史在唐朝两百八十九年间还真没出过什么大事。

       当然，也有令播州刺史头大的时候，那就是某邻居反唐了，首先拿小小播州开刀。无法拒敌于“国门”之外，刺史只好一路狂逃至泸州躲避，把朝廷命官的脸面都丢尽了。这位倒霉蛋叫罗太汪，其祖上山西人罗荣就是为剿灭僚人起义进播州的，而后做了播州侯。按事物发展规律，罗荣主政后播州满可以跟中原文化接轨的，但不知为什么，直到其玄孙罗太汪夺路而逃，播州几乎没有留下中原印记：从耕作到住宅从教育到穿着，遗址不可遇，文字无所求——来自黄河流域的罗氏家族，到底选择的是中原方式还是土著方式做播州侯呀？我宁愿战争摧毁了你播撒文化的印记，也不敢想象你有被土著同化的可能。

      也许，古代播州最大的症结在于，这里有人揭竿而起了，110铃声大作了，中原的皇上才急急忙忙派兵来，每次镇压完毕，干脆就拿播州犒劳三军。有谁能负责地为我解答，这些将领真能代表中原文化吗？

那么，恳请皇上还是给咱播州派一文官吧，不说学贯中西，起码得饱读诗书吧？好消息终于传来，刘禹锡进士就要来播州当刺史了，这位文气滔滔的先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N多年以后，老实的播州人才得知，刘进士是因得罪了权贵，被贬谪到这个“非人所居”（韩愈语）之地来的。原来在中原眼里，播州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儿。看过《柳子厚墓志铭》的播州人，你有权大哭一场了。

      这么美丽的锥状喀斯特地貌，怎么老是不入中原法眼呢？是嫌咱没文化吗？一咬牙一跺脚，我准备使出“杀手锏”了，那就是一位叫尹珍的人。其实尹珍在夜郎国就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我当时不知从哪入手写这位“夜郎文魁星”——他太超前了，同时也太孤独了：夜郎举国上下“不知礼义”的时候，他已经是文字学开拓者许慎老先生众多门生之一（学历相当于研究生吧？）了，属曲高和寡型人才。因了这位巨儒，我不得不考证一番汉时教育体制，好弄清他独拔头筹之奥妙；如果巨儒不反对，我还想安排他到唐长安城逛逛，好在韩愈、刘禹锡等人面前显摆显摆，为“非人所居”的播州争回一点面子。总之，尹老先生是播州洗脱“蛮夷”恶名的清洁剂，是播州不至于沉入中国文化长河的救生圈，应该隆重登场了。

       关于尹珍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只有几行字：“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大意是说，贵州独山有一个名尹珍的人，怎么看自己都像个粗人，遂跋山涉水找到许慎应奉等，死活要拜他们为师——大师们倒也不排外，依照东汉“教一百个不觉少，教一百零一个也不嫌多”的办学规则，悉心指导尹珍，终于让这只蛮夷蝌蚪率先长出蛙腿儿：他也能在播州搭个讲台呱呱讲学了——此事千万不能小看，它可是播州的第三个转折点。尽管前两次都被弄成了原地转圈，我对尹珍还是信心满满：大师不掌握着中原文化吗？这次一定能成功！

      不想有人闪身而出，喷着鼻音问我了，被你们奉为文化鼻祖的尹珍，其经学造诣究竟有多深？著述有几册？有谁看见他那笔漂亮的隶书了？这可真叫人来气！我马上翻着眼珠以问作答，造诣不深，哪敢讲学乡里几十年？哪会有人向朝廷举荐？哪能去做一方刺史？字写不好，怎么会上王 的《古今文字志目》？可我的伶牙俐齿敌不过此人的慢条斯理：别激动啊，我不过是想看看可以证明文化鼻祖身份的证据而已，就像他的老师许慎，有《说文解字》存世，老师的老师贾逵，代表作有《左氏传解诂》，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喂，还用得着我往上数吗？很明显，这家伙有点居心不良。

       许慎的确师从贾逵，再往上推，就将带出贾徽、刘歆等赫赫文化名人——有这样一个治学环境，尹珍老先生，我一点儿不怀疑你学富五车，可你……为啥就没有只字片语流传于世，来抵挡那家伙的唇枪舌剑？郁闷地打开尹珍生平，我本想找出适用的盾来，却寻到两个自己早先的遗漏（或称视而不见）：①尹珍具备著述的时间（享年83岁）著述的动机（20岁就立下改变家乡文化落后面貌的冲天之志）而终生不为；②尹珍执教几十年，他的桃李们从来就没芬芳过——这意味着什么呢？篡改一下西方哲人的话就是，从蛮夷之地升起的这颗文化之星，存在得非常的不合理！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此论点不是播州能接受的，也不是我乐意见到的。纵观中国历史，政权的崩溃要比文化的崩溃更容易叫人接受。尹珍形象立不起来，对于播州的打击有多大，看看我幽灵般的样子就知道了：大唐长安城里，不少人的目光诧异地追随我，其中有两道逐渐悲天悯人起来——他们就是韩愈和刘禹锡。为拯救失魂落魄的我，韩愈把“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念叨了好几遍，仿佛我背离了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见我依旧睁着一双空洞的眼，刘禹锡也将“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重复了多次，稍顷还热切补充“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一副典型的唯物主义面孔。天！大诗人几时成了思想家，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一直到两位离开，我都没敢提“尹珍”二字，提了可能也不会为播州争得脸面的。突然间我大彻大悟：播州这位文化鼻祖活得如此缥缈，应该跟思想缺失有关，所以他没能培养出顶尖的学子，没能写出自己的著作。

      那么，播州又在原地转了一圈？对此尹珍报以尴尬一笑。

      在文化上，播州是不能跟中原叫板了，把眼光转到别的领域吧。先前我说过，唐朝的“均田制”是比较人性化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土地政策以及《唐律》等的实施，大唐才从隋末战争创伤中迅速走出来，社会经济恢复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见于《资治通鉴》）的程度，好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按理说，即便是最不发达地区，播州也该沾上点盛唐的牛气吧？很遗憾，就在设立播州九年后，唐太宗便心烦不已：山僚们不堪重役闹暴动了！由此看来，僚人们并没过什么田园牧歌式的好日子。也是司马光，用不知羊毫还是狼毫记下了此次暴动，尽管这跟罗荣入播州镇压僚人的时间相距百多年，但有个幻觉总支配着我：这些僚人为争得活命而并肩战斗着……

     据罗氏家谱记载，因唐代宗一纸诏书，罗家在播州显赫了好几百年（当然，后来罗太汪成了收复播州的杨端的副手），使播州“从前椎鲁之域，今变文明之区”。这段描述最初对我的震动，可以用平地惊雷来形容，不过冷静下来后，我开始无数次地问自己：正史始终有人怀疑，家谱就那么值得信赖吗？那些诸如“费十年汗马之劳开千载难平之寇，功成身苦，宦志惟疏”的话，出自罗荣真心吗？到丢城弃甲的罗荣玄孙太汪止，除了侯位世袭制坚不可摧外，罗氏家族究竟给播州带来几许中原文化？他们均田了吗？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了吗？办学了吗？为文科举武科举输送人才了吗？倘答案肯定，即便正史有遗漏，家谱也该散发些气息的——都怪我嗅觉迟钝，竟然一点儿没闻到，呜呼……

      在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上，与播州相邻的南诏国做得倒是有声有色，它参照唐制建立完备的政权组织、灵活推行均田制、在大理建成仿唐式崇圣寺塔、派贵族子弟到成都就学——如此这般一闹腾，国力没法不强盛，强盛到不跟大唐作对都不行。在此情形下，与南诏为邻的罗太汪只好选择“敌进我逃”了。

       播州土著世世代代为活命而奔走，已经是苦命到家了，它的统治者还须跑得比民众更快更远——这块土地本身肯定出了问题，一个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其实罗荣已经有所察觉了，所以才摇头感叹“秦皇之法莫格，汉帝之教难绳”，但作为一个外来征服者，他只说对了一半。播州为什么不把“秦皇之法”和“汉帝之教”放在眼里，难道它天性顽劣吗？仅凭它不远千里去长安领取“播州”名号的举动，我便有权怀疑这个说法；是皇帝不把它当回事吗？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哪朝天子不把它划进自己的版图？一听说有叛贼欺负播州，官军们扛着长矛就来了，一次都没含糊过。排出了内因跟外因，看来只能在合力上找原因了。推动历史的合力，单在正史或家谱上找都是不科学的。

      有人说，从罗荣入播起到明军平播止，罗杨两家的家谱就能构成一部播州史。在我看来，这应该就是播州历史研究的误区了。把自己囿于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里，难怪播州活得憋闷呢！那么，还需要抬头遥望下一颗北斗星吗？那便是同样来自山西的杨端，仍然携中原文化而来，也是来平叛的，还又承皇恩世袭播州。

随着罗太汪引杨端入播报仇雪恨，播州掀开了又一册家谱呢，对此我们不知该笑还是该哭？没办法，播州注定要经历杨氏家族724年的统治，这期间将经历唐末及五代十国加上宋元明等乱世与治世，还要受到西方地理大发现等大气候的影响。对于历史给予杨氏统治者这么广大的舞台，罗荣罗太汪等只有艳羡的份儿了。但罗氏家族无权用“生不逢时”等字眼来为自己的失职与无能狡辩，因为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南诏国都能奔放地活上一把，为啥播州不能？

     但愿杨土司们能给播州带来惊喜。

     当然，有时我们也得感谢家谱，否则杨端入播时那段惊险故事如何浮出水面？对其中政治讹诈手段的娴熟运用，后人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相比之下，夜郎王竹兴剑射木刻像之作为，小儿科得再不能小儿科了——这个话题往后放放，让我们先关注一下罗太汪吧。之所以多次提到这位丢失播州的世袭土官，是因为我非常不理解此人：为赶走南诏这只虎，他欣然引来杨端这匹狼——地球人都看得出来，杨某并不是那种替罗氏家族、替朝廷收回失地，喝罢拥军酒就打道回府的角色。好在罗太汪能屈能伸，从此怡然生活在杨的阴影下。

     关于杨端，资料并不比罗荣丰富多少，单知道他是联合八姓家兵入播的，杨家家谱讲他具有高贵的太原血统（若李渊没在太原起事，可能另有说法吧？），也有人尊称他为大将军， 但谭其骧教授独辟蹊径：杨端整个儿一僚人罢了。按我大咧咧的性格，是不愿去深究这类问题的，但作为一方诸侯，杨端的出身真的很关键，它可以折射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光呢——为验明杨端正身，我不得不静下心来，将史书中晚唐那部分再重温几遍。

      不用说，杨端所处的唐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了。年轻的唐僖宗坐在皇位上，跟坐针毡差不多：农民们撼动起大唐江山来，那气势，啧啧，比先皇推翻隋朝时还要雄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跟长安近在咫尺或千里遥遥的这州那县，非但不听使唤，还趁机混水摸鱼，眼见政府军四顾不暇疲于奔命，僖宗那个头疼呀……这时候，站在皇帝面前请求入播平叛的杨端，即便是鸟人也变成了天使。那么，还是让我们屏住呼吸往下看吧，有时，断定某人的出身可以运用倒推法。

       公元876年，杨端带着八姓家兵上路了，此行目标比他们的五官更明确，那就是播州。如果这帮人真是太原人氏，他们的离愁别绪一定比黄河水还多，对此家谱上不知有无轻描淡写的一笔？也许对于编撰杨氏家谱的人来讲，这些均可以忽略，最重要的是杨端把南诏搞定了，从而奠定杨家之七百年灿烂，至于杨端平叛时打了几次遭遇战设过几个埋伏圈摆平多少南诏兵，他的后裔们真没有对谁如数家珍过。近年来随着一些新资料浮出水面，对这位播州侯人品的质疑乃至控诉倒不少——黄底黑字落在别的家谱上，瞧着非常扎眼。写到这里，穆星天穿着一身铠甲出场了，他是从江西那边过来的，奉命领兵三万与杨端夹击播州。也许是因为穆将军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据说其兄长战死在习水）吧？他的进军速度比杨端快得多，战绩也辉煌得多，令杨端一干人马跌破眼珠。

       这个时候，杨端的过人才华开始显露出来，仅凭给鞍马劳顿的穆星天送请柬这个举动，便够他儿孙细细揣摩慢慢消化几辈子的——千万不要抱怨它深奥，人家这完全是按照中原方式行事的。悲剧在于，穆星天竟然准时赴约了。可能有人会觉得杨端太老谋深算，或穆星天太意气用事，这才成就了播州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为争抢战功，杨端借酒宴之名，把平叛功高的穆星天毒死了。虽然很多人相信，此案是人性格所导致的，但我更愿意把它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也许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纷繁复杂的历史。

      让我们这样设想一下吧：其实，杨端在中原过得并不滋润，即便是望族，也已经破败不堪——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黄巢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导致“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 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宋《挥尘前录》卷二），何况他只是姓杨呢，不能在播州立足，他连跳黄河的机会都没有了——生死关头，他为穆送去请柬而不是战书，便是中原望族传承下来的杀人礼数吧?而穆星天从江西一路斩关夺隘至此，很容易给人赳赳武夫的印象，如真这样倒好了，他不一定理会杨端手下送来的那张请柬，遗憾的是穆将军将它礼貌地接了过来——是不是中鸿门宴的毒太深了，我们的穆将军才这样风度翩翩？

如此看来，这是一场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较量无疑，与僚人无关。杨端用长达七百多年的胜利向世人昭示了成熟文化的阴险性，穆星天则用生命向历史控诉了成熟文化的悲剧性。

       斗胆问谭其骧教授一句，在唐末，僚人真能成得了大气候吗？

        我读书很杂，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看不懂的概率几乎为零，可翻开杨氏家谱就有些找不着北了——杨端后裔跟杨家将的成功对接，很有点魔幻现实主义呢。其实，杨端已经来自于中原望族了，其后裔有无必要跟大宋名将扯上关系，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把大名鼎鼎天波府杨业的后代过继给播州杨昭，真能弥补些唐末杨端显赫不够的缺憾么？每念及此，我心平生出千千怪结，想到家谱是社会化与私人化相结合的产物，偶尔势利一下也不是没有可能，也就释然了。

       这些身后事杨端没工夫考虑，跃上侯位后他环视左右，呜呜，真可谓满目疮痍！朝廷统治边远地区一直使用羁縻手段，回赏总是纳贡的N多倍呢，搞得如此破败，只能怪该死的南诏——或许杨端心里这么想。不过窃以为，当真追究起来，朝廷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就拿则天和玄宗来说吧，他们给播州等地派来的司马不是“坐赃满万金缗及第舍过度”之贪官就是“颛事剥割，夷僚苦其残虐，皆起为寇”的酷吏，大有放虎进山驱狼入圈之势。

       因为管理的是虎狼之地，按森林法则，杨端光头上长“王”还不行，还需具备豹的初速度狐狸的狡诈等等，但实际上他没这么累。在杨为官一任时，朝廷对播州地方官政绩要求不高，只需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献上点方物即可，他致力于内部管理就成，而这一点也不难，因为几乎所有土地都掌握在领主手里、而领主通过土地对所有农奴有力钳制——杨端威严坐在播州金字塔尖，气度应该不亚于埃及胡夫，遗憾的是，这等风光很快就被杨的十三世孙杨粲淹没了。纵观中国历史，再怎么伟大的中兴人物，都盖不住鼻祖开拓之风采，但杨氏家族例外。自从认识了杨粲，便可把杨端冷落到一边了。

      当然，杨粲也是站在父亲杨轼肩膀上的。因为杨轼“留意艺文”，巴蜀士人纷纷投奔，播州一时显出了文化的曙光——这可不同于早先尹珍的形影相吊，团体力量总是比个人强大的。遗憾的是，杨轼麾下那个文化集团可能抱得太紧，游荡在哪里都是黑乎乎一团，一个清晰的个体都显现不出来，此时，怕是有人要怀念尹珍时代的特立独行并仰首长叹了：老天，啥时才有出头之日呀？由于历史不能倒转，让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杨粲身上吧。

       先来看看杨粲执掌播事（有人精确到公元1201年）时，中原及世界的大格局，其实中原那厢已经离杨粲很远了，如同缥缈的梦。他效忠的南宋小朝廷在临安（杭州城），皇帝们大都醉心于西湖歌舞，要起一个夺回中原的雄心壮志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就姑且呆着吧，只要金兵不来烦人，没事咱就倒腾中原文化玩儿，还可聊寄思乡之情呢——不知这是否就是杨粲文化治播的大气候？其实他也并非只用一只手拨动播州进程，人家的武功也十分了得，除了抗金态度分外明朗，他以武力将某些播州土地重新洗牌，并把手伸到了播州以外南宋以内，以卫道的名义扩大播州版土……尽管作为播州地方长官，他的政绩最为耀眼，但我不想把播州的第四个转折点搁在他身上，因为就在1201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决定派十字军第四次东征了。可能有人会觉得播州侯跟教皇没什么可比性，但两相对照，我还是找出些杨粲的不足来。

     长期以来对东征十字军的普遍共识是，作为宗教战争，它对资源的浪费文化的摧残都是空前的，但人们最后看到的却是，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都是这场漫长战争的受益者——它们取得了一个均势，换句话说，它们都向对方昭示了自己的生存权力。反观同时期的杨粲，连主子都乐意在长江天险庇护下过皇帝日子，他还不满意在南宋卵翼下过侯的生活？所以他把每一次用兵都控制在一个狭小范围内，所以战之能胜，所以比辛弃疾岳飞他们都过得滋润。倘若金兵拥有东征十字军那样的执着，一举突破那道天险，那么至少在播州，任何均势都不会有（连文化体系都还没建立起来）：肥肥胖胖的杨粲要么重演先皇的“靖康耻”，要么改换飘扬在穆家川（遵义老城）的大王旗。这话是难听了些，但杨粲以前的播州确实都是这样生存的。

      由于时运不济，杨粲拣不着机会宣誓播州的存在了，那么杨粲以后呢？

      应该说，杨粲的儿孙们运气不错，因为在平原上勇猛无比的蒙古军到了山地便战斗力锐减，屡屡败在他们手下，便也成就一世英名。其实蒙古军只是来灭宋的，单对那个小朝廷呲牙咧嘴，即便播州土司派来三千或五千士兵参与抗蒙作战，生擒秃懑大将并攻克几个堡垒，他们都可以忽略不计——有些时候，尊严体现在对对手的选择上。蒙古军与南宋的较量，说穿了是游牧文化跟中原文化的较量。播州土司只是个影子，谁灿烂一些，他就扑向谁——这只奋勇的扑灯蛾，便是杨邦宪。

       归顺元朝后的杨邦宪，估计只会在茶余饭后回味一下祖先抗蒙时的英勇，他大多数的时间得用来消化蒙古人的霸道。关于蛮夷，《尔雅·释地》这样定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就是说除了南方蛮（如播州），北方也有不少夷，这其中应该包括成吉思汗的祖先吧？不过，到一代天骄这里，人们齐唰唰忘记了蒙古族早先也“夷”过，并心平气和接受了元皇帝对南蛮投来之不屑眼神……

       就在我为南蛮为播州为杨家郁闷成疾时，平地一声惊雷：一条不安生的龙开始在播州上空盘旋了——据称此龙挥鞭能赶山呢，比某某母梦龙诞子的传说生动了不知多少倍？让我们记住这个理直气壮的名字吧，那便是杨应龙。为了女人他大开杀戒，杀得痛快杀得性起，直杀得弹劾奏章雪片似的飞往京城。

      寻不见杨应龙赶山的蛛丝马迹，他倒是被明万历皇帝朱翊均的兵将赶上了海龙囤。望着杂草丛生的这关那隘，谁有理由怀疑杨应龙的真实存在？此君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呢，二十几万大兵压境时，他阵脚不乱应对多多，诸如令一帮女人裸身退敌或有条不紊往鱼乍人坑里推几个活人等，有人赞之颇有大将风度——不知还有多少人认同这种风度？

       在史书上享誉不高的万历竟有以年赋税额三分之一强的国力镇压叛军之魄力，由此人们到底想起了他是一位皇帝；杨应龙在跟中原叫板时将女人的特有器官派上了用场，不得不叫人怀疑他饱读诗书（相传）时，究竟有无对文化的鉴别力？而大明将军李化龙一举荡平龙岩山，成就一世威名，《平播全书》 血雨腥风而又不失文采……如此看来，在播州与中原文化的对决中，后者又一次占尽风流，但这绝否某些人评论的以强凌弱，而应该视为影响大明及中国进程的文化一统——播州的第四个转折点，只能由杨应龙担承，而不是杨端杨粲或别的其他什么人。鉴于杨应龙想异化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只好选择同化他了。

     播州这方土，不能永远蛮夷下去的，这一点，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都看得明白，那么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