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春天或者冬天，也可能是夏天和秋天的某些比邻地区，记忆收留了那些忧郁的碎屑。时间流淌着时间，沿途已成历史。关于四荣公、才表叔、拣瓦匠老何的故事，庞杂的腰身也许早就顺水漂流，而在我笔端扎根下来的不过是一些简明的线条，仿佛纸面上扼要的构图，但它们同样身背可疑的“成份”。

       我们家与四荣公、才表叔家连成的直角三角形，多年之后，我运用几何学的原理，轻而易举得出这样的结论：处在边缘的才表叔家是一个30°角的顶点，它所对应的边是我家到四荣公家的距离，大约十分钟的路程。事实证明，四荣公给我的民歌启蒙远比才表叔提前了根号三倍长的时间。他们共同构筑的面积盛满我的整个童年时光。作为游离不定的一个点，拣瓦匠老何的家始终充满虚飘、未知、难测的气息。

       四荣公的土屋没有倒塌之前，顺着童稚的目光望过去，我看见一支唢呐在土褐色的墙头开成倒立的喇叭花。花茎上缠着红绸，那是某个春天一场喜事的馈赠，爱情的余韵依旧埋藏花朵深处。

一棵酸枣树胡乱站在他的院子里，年年开花，但不结果。乡俗验明正身的结论是一棵公树（对它的性别命名是否暗示了一场爱情的长久缺席）。作为名义上的果树，酸枣树在孩子们眼里已经失去了向往的价值，它的存在只是为我们预留了攀爬的方便。

      时间多半是在某些闲散的下午，四荣公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睡懒觉。屋檐下的大花狗被阳光捆住了手脚，慵散的形态使我想起“蜷缩”的词汇，但它这时的身体一点也没包含疲态。是什么勾起了四荣公梦中的怀想，唢呐声忽然从土屋里飘出，带着呜咽和缠绵的相思。村庄被他的吹奏淋湿。但是嵌进土墙的木门未曾开启，额头落满尘埃，它的另一面背抵现实，保护了一个幽闭场所的全部隐秘。我们就在这时爬上了酸枣树的丫枝，试图依靠树枝来提高目光的海拔。土墙裂开的缝隙提供了窥探的道路，一个秘密最终恍惚出现。

      土屋是他的父亲开龙老祖留下的唯一遗产。开龙老祖当过国民党的保长，解放后受到了人民政府的镇压。传闻枪毙他的前夕，上级已经有了宽大的政策，开龙老祖也在宽大的范畴（据说他没有一桩恶案，他用自己的身份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更重要的是我们村没有一个人被拉壮丁，他的正义和胆识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然而因为通讯落后的缘故，公元1950年的某天下午，在大西南边僻的山村，一颗毫不知情的子弹怀抱过期的政策，划出一道仇恨的弧线，将山墙般健壮的开龙老祖削为平地。四荣公的母亲已经去世，那一天的枪声删减了年幼的四荣公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将他的未来道路引向不可预知的沼泽。族谱记载他生于1948年（也可能是1949年），自幼父母双亡，吃百家饭长大，终身未娶……

一条河在他这里断流。

       四荣公是一位唢呐高手，民间的音乐在他的嘴里野草一样疯长。多少个日夜，他用唢呐探触爱情，表达欲望，释放心怀，消解郁闷。唢呐成了他的知己，他的红颜，他抵抗寂寞的武器。他的一生不知道替别人吹奏过多少迎亲曲，但是至今依旧没有一支唢呐愿意为他吹奏爱情的乐章。大红喜字挂在别人的洞房，每一次开放都充满了对他的打击。在欢乐和幸福面前，他无数次成了陪衬的音符。

      四荣公天生有一副好嗓，他的山歌和唢呐一样远近闻名。他没有进过学校，那些民歌是他在山路上捡拾的，带着牛粪的气味和露珠的清香，充满十足的野性，与教科书保持着毫无关联的距离。年轻时他是我们村的歌手，他和拣瓦匠老何联唱的《薅草锣鼓》曾使一个乡村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是锣也不要打也，鼓也不要敲，听我歌郎上前说口号。口号，口号，是随口就到；口才，口才，是随口就来。师傅说过不成口，我来说过端起走。弯刀斗木头，听我说个转角楼，弯刀斗木把，听我说句老实话。有三十斤的鱼也，四十斤的鳃，滚下万丈深塘，是半天都爬不起来。请各位男女老少齐得力，我们喊句号子扯起来哟，喂——！

      咚哐，咚哐，咚咚哐！（注：锣鼓声）

      四荣公提着一面铜锣，亢奋的激情在圆面上扩散，拣瓦匠老何胸前的半边皮鼓棒槌翩舞。他们站在劳动队伍的前列，歌之，舞之，唱之，蹈之，一场锣鼓伴奏的民歌大雨顿时倾盆而泻。那歌声飘荡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野，带着明显的抒情和憧憬，撞击着一个时代的神经，让兴奋的锄头和劳动的汗水忘记了偷懒。

然而，当岁月在他的头顶逐渐结成白色蓬乱的蛛网，粉碎了他对爱情的展望，土墙上的花朵终于枯萎，预示他的人生遭到了彻底失败。

      晚年的四荣公门牙脱落，佝偻着腰在村庄上行走，他像一阵无关痛痒的风，徐徐停在一些人家的门外。但他是沉默的，他几乎关闭了所有声音的开关。他戴着一顶旧毡帽，肮脏的帽檐遮住两只浑浊的老眼，泪液堆积的黄色尘垢封住了他对命运的最后了望。

      当我试图从他嘴里撬开那些久违的民歌，他摇了摇头，连说“不能唱了，不能唱了”。不知什么时候，民歌已从他洞开的牙缝里悄悄溜走，成了失散多年的游子，回家的路已被时间记错。

      很长一段时间，拣瓦匠老何一直在他的五个女儿中间为养老送终的人选举棋不定（他的大女儿长秀因为先天性痴呆而被排除）。老何是我们寨上唯一的外来户，他的籍贯和他晚年的行踪一样始终充满可变的因素。他以拣瓦匠的身份首次到达我们村寨时，一位刚死去丈夫的赵姓女人为他提供了填空的条件。从此，他在一个简陋的括弧里定居，结束了漂泊生涯。

     除了拣瓦，老何还懂得一些驱神送鬼占卦算命的小邪术。也许正是因为对神秘世界的盲目敬畏，加深了他对现实的猜忌，他把人生的失落完全归咎于宅基的错误选择（所谓“人穷怪屋基”），为此，他搬过三四次家。但他显然缺乏对人生的正确判定，事实也远不如他在房檐上面对每一块瓦片时那么从容。

     他以为疯狂地挖坑就可以填补前面的漏洞，但是，一个新的深坑随即产生，并最终迫使他的双脚远离现实的地面。他选择的第一个错误答案是被游手好闲的三女婿骗光了家产。在紧急情况下修改的方案却更加糟糕，他从亲戚家收养的义子一开始就与他水火不容，并鸠占鹊巢。他和年迈的妻子不得不过上了漂无居所的流浪生活。恍惚听人说起，他在附近一个县城拣垃圾，偶尔也到农村重操旧业。

      他在我们村的拣瓦史到此结束。

      现在我要叙述的是另外一条直角边的顶点，它在距离我家大概五里的山坡停下来，并最终浓缩为外祖婆家一间土墙与木屋混杂的农家小院。整个童年时期，这里成为我频繁活跃的一个点。我在这条根号三倍长的直角边上往复行走，除了外祖婆十分疼爱的缘故，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才表叔的笛子和他那些充满野性的山歌。那时我已经上了小学，之前不止一次听过四荣公和拣瓦匠老何合唱的《薅草锣鼓》，对民歌多少有些浅薄的印象，譬如拣瓦匠老何喜欢犁地时独唱，听众是空旷的山野和一头老牛，或者干脆就是他自己。他的唱腔悠扬婉转，赋有极强的韵律和节奏感。

      如果才表叔的求学之路不是因为公社临时初中的停办而断折，我敢肯定，他的音乐天赋还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几乎没有学过什么乐理，他的笛子吹奏全凭自我摸索，依然达到乡村高级乐手的水平。

      才表叔很快就成为一名年轻的补鞋匠，他的摊子在离家十里的乡场上每隔三天重复一遍。若干次，我在乡场上看见，通过他的两手，一双双憔悴的旧鞋得到拯救。空闲时他也背着旧式的木箱，走村串寨地招揽生意。木箱的隔层还装着一只竹笛，小小七孔暗藏许多乐谱。

       没有鞋补的时候，才表叔就取出笛子，蒙上竹膜，小心地横在嘴边，试着开始吹奏。从新鲜竹节里取出的竹膜依旧带着竹子的体温，纤柔，灰蒙，薄如蝉翼，像一段敏感而忧伤的情绪，似乎，风一吹就要香销玉碎。但被修长的竹笛留住。乡村简拙的舞台，此时笛音漫漶。

       其实我比较痴迷才表叔在自家木楼上的吹奏，笛声在幽暗狭促的房间自由起伏，几乎不受外界的干扰。房顶上的瓦总是这样遮蔽时光的流逝，外祖婆的责备也不在院子的某个角落响起，属于我们两人的世界宁静而单独。他吹《刘三姐》，吹《梁祝》，也吹《正月赌钱》。后来，我在他的歌词本上发现很多歪歪扭扭的文字，依稀觉得是一些男欢女恋的对歌：

    男：这山望去（耶）那山平（喽歪），对门有两个（耶）好女人（喽歪）。大的就是（那个）大姨子耶，细的就是（那个）管家人哟。

    女：小兄弟（耶）你莫聊白（注：扯谈），你的家庭我晓得。那年那月往你门槛前过，你瓢瓢铲铲都没（mao）得。

     但是，对于“走到竹林头，皮背两石头，哪个龟儿怎忍手”之类的歌词，我就有些不甚了了，只是清楚地记得那接下来的一段：

     “下河去吃水，遭盘海（注：螃蟹）夹一嘴，这回哟这回，打失悔！”

      我必须要做这样一点补充说明，大舅公的左脚踝和大舅婆的右脚踝先后在一次事故中骨折，它们在接受农村医疗的简单处理之后，最终成为一种变形的符号拽住了他们的正常行走，夫妻间共同的苦难在他们的左右脚上形成严密的对称。

      作为长子，才表叔需要在父母倾斜的身影下及时成为家庭有力的支撑。他于是不得不尽早结束闲散的补鞋生涯，摞上一副崭新的担子。他的肩膀一头挑着艰辛，一头挑着沉重。作为闲暇时翻阅的经卷，笛子和山歌则被精简，留在了生活的后方。在大舅公的张罗下，才表叔很快就结了婚。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打乱了他对爱情的计划，之前，他抄写在算术本上的那些优美情歌一句也没有派上用场。

      没过多久，大舅公的愿望就遭遇落空，他亲自选定的另一根支撑木很快就坍塌。才表叔的女人在一次大病之后神经失常，胡言乱语，又唱又跳。她把黑夜当成游走的道路，她的内心世界变得神秘而可怕。按照民间的诊断，她是“撞了鬼”，身上附有鬼魂，需要巫师的驱赶。那段时间，巫师在大舅公家里频繁往来，半夜，时常响起法器的敲击声和阴阳怪气的唱诵。通往他们家的道路上撒满了新鲜鸡毛，像一场骗局的零星线索。事实上，那些敷衍鬼神的祭物一开始就充满了悲剧色彩，它们经过一番徒劳的挣扎之后不明不白成了刀下鬼。

      后来她的病情有所好转，只是表情变得痴呆。那些丢失的东西，巫师并没有从神灵的手里给她讨回。欠了债的才表叔离开村庄去了外地，多年没有音讯。不知道他是否带着那些缠绵的山歌一同上路？还有那只修长的竹笛，它们在城市的屋檐下有没有暂住的户口？

      若干年后，我以一位文化工作者的身份试图寻找民歌的去向，我希望在那些历史瓦砾中翻找出它们的一点蛛丝马迹。但是结局令人失望。四荣公自是忘记了《薅草锣鼓》的唱词，捡瓦匠老何已下落不明，才表叔早就隐身滚滚的打工洪流……民歌，带着它们可疑的身份隐匿于生活的某个角落。时间使它们面目全非，加深了寻找的难度。

      曾经以为那些野生的民歌会停留于我生命的某些场景，成为寂寞时与之怀旧叙谈的邻居，至少，能够成为我身边暗香残留的某些恍惚的影子。事实并非如此。摆满柜台的“经典民歌”带着虚假的身份，它们的灿烂笑容同样令人生疑。而离我最近的“民歌手”——一位文化馆的退休老头，他唱的《望牛山歌》也总是被当作招待客宾的果品。像事先灌制的唱片，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播放，充满复制和雕饰。

     在灯光朦胧的舞台，民歌，远离了牛羊、牧草、山川、河流、阳光、风雨，直抵生活的部分已被连根拔起。

      终究无法打捞那些沉没于时光中的岛屿，那些遥远而忧郁的碎屑，它们翻飞、飘逝、散落，仿佛伤感的流浪，它们将去向哪里，又停驻何方……

      刘照进，男，土家族，1969年出生，贵州省作协会员，贵州省铜仁地区作协副主席。2000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散文》《中华散文》《海燕·都市美文》《人民文学》《散文世界》《散文百家》《山花》《贵州作家》《山西文学》《青海湖》《青春阅读》《西部》《朔方》《岁月》《散文诗》《中国散文评论》《今日文坛》等国内数十种刊物发表散文、评论文章40余万字。获得各级奖项1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