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还在茅草洼牧牛时，就想着把房子建到这个山脊上，而现在，父亲把那个位置占去了。当初想建房的地方，却成了父亲坟茔的所在地。我的选择与父亲不谋而合。

茅草洼的左边是石口岭，右边是李家坟山。

其实，李家坟山只是一个地名，山上没有一座坟姓李的坟墓。李家坟山正中是余甫桥老，右下角是我的爹爹余朝刚，左边是四房的先人。再往左一点是爱荣嫲嫲。

石口岭是从新仓到苗林、到鹿麻山的必经之路。石口岭那个岭让诸多行脚人望而生畏——尽管岭长不过百米，但极陡。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初六，我们一家就是从石口岭的脚下爬上来的。春日，阳光明媚。沐着朝阳，我在放牛时，常常手上攥着一大把映山红。我的视线，时常穿过孙家田铺，望向鸦雀岭。

翻过岭就到了新仓，再一直走下去就到了太湖县城。穿过县城就到了花凉亭水库，从水库稍一直走上去，就到了田家，到了平阳我出生的地方了。

从山里搬下来回后我一直没法适应，总觉得我不是石岭人，我的根在山里那个叫平阳的山村。而石岭只是我父亲的老家。但当我得知父亲的老家在江塘那个叫来鹰寨的地方，这边的爹爹只用了两块大洋就把他买来了的时候，我觉得父亲也很可怜，与我同病相怜。

其实我对父亲始终有种陌生感。八岁之前，少不更事。八岁之后，父亲虽然领着我们回了石岭，他自己却到区广播站去了。我十四岁之前，父亲都很少关心过我。仿佛我就是父亲手里的一个包袱，从弥陀拎回新仓，丢下来他就走了。

后来我觉得我这样说父亲是对他太多的误解。比如说上学这件事。父亲得知我被严才应老师假推荐之名，不给升学也不给留级，让我彻底无书可念的时候，他去找了大队书记，当然也找了严才应老师。

父亲是一个不善于低三下四求人的人。他能登门已经是被母亲逼得无路可走了。父亲开不了严才应的后门，转而做我的工作：讲高玉宝的故事，讲潘冬冬的故事，讲黄帅反潮流……总之就是告诉我，成才并不是上学这一条路。同时父亲给我带来了很多书，有《红岩》《苦菜花》，有《水浒》等等——十四岁的我就这样钻进了父亲给我设置的文学世界里，让我游走在现实与梦境的边缘。

父亲的世界大概也是这样。这可能是我与他不谋而合之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父亲退休我顶替进了工厂，养成爱看书、爱好文学的习惯，这些习惯让我终身受益。我在报纸和杂志发了一些文字后，矿里把我调到了矿报编辑，成了一个企业报人，二○○○年下岗后我来到海南，应聘到了报社，在新闻记者的岗位上走完了后半生。

自一九九二年冬天始，父亲的哮喘一日重过一日，但他除了到矿医院住十天半月的院外，甚至没到县里或地区医疗条件好一点的医院去治疗。到了一九九四年，除了夏天和初秋的一两个月，父亲几乎都躺在还是爹爹或者曾祖父那辈建起来的老屋里。那老屋有半屋的木楼，使得明亮瓦透出的光线更加阴暗。

一九九五年三月，父亲已卧床半年有余。父亲患哮喘，冠心病，脸部浮肿，肺部胀气，整个人显得臃肿，头重脚轻，迈不开步子。有太阳的时日，母亲便在屋檐下放一个暖桶，而后把父亲从床上扶出来，让父亲坐在暖桶里，晒晒日头暖暖身子。那些日子，父亲就像一只打瞌睡的猫，整天蜷缩在暖桶里。

三月十六日晚上，父亲躺在床上说好久没换内衣了，身上有些不舒服，让我打盆热水为他擦擦身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侍候父亲。

三月十七，那是我与父亲永别的日子。父亲在床上斜躺着，毛巾抹过他前胸后背，我手指触及的是一根根柴禾一样的骨头。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带回的报纸我都看了，写的文章我也看了，为工人说话，说真话，做得好。不说违心话，别做为难自己的事……

那一晚，父亲好像预感到这是我们父子的最后谈话，我们一直聊到深夜，聊到母亲发脾气，不让他说话。母亲说你还不让伢睡觉，他明天要回去上班，父亲才不作声。

我刚从睡梦中醒来，父亲大概听到我翻身的响动，说，伢，给我倒点水。我立马下床，来到父亲的床头。开水瓶就放在床脚下，我伸手去拿茶杯，父亲拉住我的手，却什么话都没说，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

伫立于父亲坟前，我点了一支烟，放在石阶上，两眼扫过碑文：

先父生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初四，卒于一九九五年三有二十三，一九五一年三月抗美援朝，一九五四年参加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