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磨难激发天才

    在书店买到史小溪《泊旅》，读了为之一振，我听到了一个雄踞陕北高原的汉子雄浑苍劲的歌啸与长吟，我看到了作者对这块贫瘠荒寒的土地的刻骨铭心的热爱，看到了如今散文少有的“真情”。而今号称“繁荣”的散文界，被两种文章覆盖着，一种是所谓的“文化散文”，实质是用文学语言在讲述历史故事，文学家占领了历史家的地盘，借用古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矫揉造作地挤出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思古之幽情”。这样的文章不但没有“真情”，也没有“实感”，连同央视《百家讲坛》（实质成了历史讲坛，也是文学家在代替历史家的工作）都是“借”了“文革”大搞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现代人历史知识短缺的“光”；另一种是编造个生活故事，引发些酸甜苦辣的小情绪，使少男少女矫情发笑或叹息的“时尚散文”，这种散文如染上颜色的奶油面包，是绝无文化艺术品味的，更何谈真情实感？当前的铺天盖地的散文，既罕有动人心弦的亲情，如《背影》者，也无抒发正气与义愤如《五月三十一日在急雨中》者，更少见真情显示哲理如《海滩上种花》者。散文应当表现的是自己的人格，品质，学养，修为，情感，她应当是诗的延长，是小说主题的直白热烈的倾诉，是把自己所遇、所感、所发现、所感悟的使自己动心动情动感的情愫用自己的生命直白真切地表达出来的感情流，散文禁止作伪。真正的散文是从心里流出的饱含文化、智慧的魅力的一泓情感之流，而不是做出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和王勃的《滕王阁序》都是借景生情的感情流，叶圣陶的《五月三十一日在急雨中》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也是奔腾的感情流。如马兰说余秋雨先生每作一篇文章就大病一场，（见《霜冷长河》）那就不是真正散文的创作，不过是用美丽隽永多趣的文学语言表述历史人物和历史知识罢了。而史小溪的散文是非常灼目的“真情写作”。所谓“真情”，是伟大的别林斯基对普希金诗的总体评价：“艺术并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它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箴言，而是活的热情，是真情……这真情是什么意思呢？——创作不是消遣，而是艺术的制作，就连艺术家自己也不明白，一个新作品的胚胎怎样落在他的心上。他怀着这样的思想种子，有如母亲在子宫里怀着胎儿。创作的过程和生育过程相仿，在这过程中不能没有痛苦，——当然是精神的痛苦。因此，如果诗人决心从事这种工作，这意味着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有一种不能克服的热情，在推动着他。这种力量，这种热情——就是真情”。（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诗》）史小溪是个有真情的写作者，是个从小就接受了艺术胚胎的“怀孕者”。我从他字里行间透出的曲折复杂的经历理解了他的“真情”的来源，我想读他的其他著作，于是我给他去信索要，他很快寄来，并附热情洋溢的信。我认真阅读了他寄来的《纯朴的阳光》和《高原守望者》，于是我想从书中感悟作家史小溪，别人把他作品的优越处说了不少，我的任务是研究他为何优越，如何优越，以及怎样更优越。

    生于1950年属虎的史小溪，他的故乡是延安县，他的家族中多人参加革命，他本来可以享受革命家庭的红色后代的优越待遇，可是在1964-65年初夏那场害人至深的“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却被划为“破产地主”（破产还叫地主？实在荒谬之极！），这与我的经历何其相似？我家以七亩半地、三间房子的穷困生活被划成地主，实在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大讽刺！“文革”动乱中，19岁的他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逃到巴山蜀水的南方，认他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做养父，取得了贫农成分，并且进了一个庞大的冶金建筑公司当了工人，后来还鬼使神差地被推荐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机电系，后来当了一名工程师。史小溪说：“许多年前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沦落。没有人再会想到那时一个人带着精神枷锁的流浪会有多少无法诉说的痛楚，因为那时我是一个‘破产地主’的儿子（我至今都惶惑为什么要给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那些下层的乡民一次一次补定‘地主’、‘牧主’）……”（见史小溪著《纯朴的阳光·遥远的家园》）我感同身受地理解史小溪当时极端痛苦的心情和对于全家等于塌天的厄运。划为地主阶级，就意识着你今生今世彻底完了，你的眼前一片黑暗，世上的阳光雨露将与你无缘，快乐和幸福将与你绝断，此生你将在“阶级斗争”的德膜克利斯剑下浑身发抖地苟延残喘。这对一个对幸福生活充满憧憬，对新中国满怀热忱并向往献身的青少年是多么残酷？这对一个满腹诗情画意的敏感青少年更是心如刀剜。19岁的史小溪走到巴山蜀水的南方，他能忘记自己受苦难的父母？他能忘记自己受苦难的爷爷？他抒写他被划成“破产地主”时的感受：“我只是干一件最苦最累农活的工具。……最笨重的活路总是我。村村队队都搞‘忠字田’。不会给我这种热火朝天的权利。虔诚，崇拜，我沉思和静想了半夜，偷偷起来给忠字田担了半夜粪料。又招来一场劈头盖脸的仇恨：地主崽子，你也有这份权利”？（见史小溪著《纯朴的阳光·延河，去的延河》）这是生命深处的绝望，是刻骨铭心的痛楚，一个长在红旗下的红色少年，突然被剥夺了“革命权”也即是被剥夺了发展权、生活权、幸福权。而这一切都是违情悖理的极大荒谬，是打着“革命”旗号对人性、人情、人心的残酷摧残与扼杀，这种酷虐无辜地加在这个对新中国充满美好幻想的青少年身上，那真是比坠入地狱更加可怕。我当时的情况和他一样，生长在今天的青少年恐怕永远也难以理解我们那时的心情。而这种刻骨的折磨如影随形，随处可见：“最怕每月一回的大寨式评工了。像过鬼门关，朝着毒日头，规规矩矩站着我的爷爷、父亲、母亲，以及长长一串地富反坏右，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九种分子。每回照例是支书训话：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接着队长便拉开长长的嗓音——像敲丧钟一样：‘三分工行不行——四分工行不行——’他们的劳动工分起点总是从最低线喊起，然后根据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音韵的强弱轻重变化来判定，而七十岁的爷爷，每日只有三分工……我恨不得把脸埋进黄土层中，我不敢言语，也不敢怨恨。……没有什么好选择的。我隐姓改名给一家贫农当养子……我回不了故乡，故乡有我的遗恨和屈辱。”（见史小溪著《纯朴的阳光·延河，远去的延河》）这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片断，这是史小溪才华的磨刀石，是他心中永远不解的情结，也是他才华诗意的内驱力。我想到马格利特在他著的《正派社会》中说：“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任何一个人，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长期的羞辱确实会使许多人不把羞辱再当作严重伤害，他们当中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物质利益。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多了，就很难说是一个正派社会。”（引自2005年第1期《读书》）国外的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从开展农民运动时起，就开始了对人的羞辱，戴无常纸帽、抹黑脸、挂黑帮牌、剥光衣服，游街示众，使许多人不把羞辱再当作一回事，今天挨游斗，明天游斗别人，我们那个千方百计以羞辱人的社会还是正派社会吗？史小溪不能忍受这种对他亲属羞辱的痛苦，“知耻近乎勇”，困厄产生才华和义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具有卓异文学才华的史小溪因为这种磨难而升华了才能，磨砺了志气，蕴孕了胆略，这种社会动乱给他的灾难性打击，使他早熟，使他对社会加深了理解，对人性有超出同龄人许多的透视。中国人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能经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即非才”，还有孟子那句脍炙人口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格言，都揭示磨难能激发人的才华，升华人的气质，而鲁迅、曹雪芹、高尔基、胡适、瞿秋白等无数例子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假如鲁迅的爷爷不被捕破家，中国文豪还能是鲁迅吗？假如曹雪芹不被抄家，他能写出《红楼梦》吗？假如高尔基不是四岁丧父，六岁丧母，他能有这样的成就吗？高尔基甚至说过一句非常残酷的话：一个有天分的人，要想成才，最好从小成为孤儿。当然，不是一切人都能在灾难性打击中成才，假如那样，我们就会把祈福变为求灾了，普希金说：“铁锤砸碎玻璃，却铸造着利剑”。只有先天素质秉赋超群者，才能在磨难中激发自己的才华和气质。尽管这样，我们绝不感谢那无辜降给我们灾难的集团和党派，我们即使成才后，也要诅咒那些无辜降给我们灾难的人。史小溪是个颇有天赋的少年，从小即发表文章，即嗜书如命。他被灾难磨砺的才华是未受磨难者无法企及的，他的人性是朴厚、善良、敏感、纯真的，他的思想是深邃广远的，这既是奇迹，又在情理之中。老托尔斯泰说过：磨难产生两种人，一种极端善良而怜悯万物，一种仇恨世界而摧残生灵。史小溪无疑属于前者。我们许多评论文章把史小溪看作西部散文的高手，陕北高原的诗人，说他胸怀开阔辽远深邃，说他气概苍茫浑厚，说他对黄土地爱得深沉持久，说他才、学、情、意、识、气、势俱佳，说他的文章和他编的书博大精深、璀璨夺目……这些都很正确，很恰当，但是，他们都没有能解释史小溪为什么能在陕北高原的歌吟中出类拔萃。说他爱得深沉，他为什么爱得如此深沉？我在这节说了史小溪的才华是同许多大师一样是灾难赋予他的，厨川白村说：一切艺术都是“苦闷的象征”，史小溪心中至今还有没有释放的极大的苦闷，这苦闷足以使平庸者沮丧，消沉，自杀，但是由于他先天素质优异，又从小读了许多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书籍，所以他能禁得起受得住这“天磨”，使自己百炼成钢，酝酿出如此杰出的文章。那么他为什么对给过他灾难的荒寒的陕北高原爱得如此深沉？

二、离别强化美感

     迄今为止，对陕北高原的抒写，无过于史小溪者。他写的《黄河万古奔流》抓住了黄河的魂，用多姿、多彩、多味、多趣的笔把黄河的古往今来、天上地下、人事社会、自然变迁勾勒描绘得淋漓尽致。其中有泼墨写意的激扬段落，让人意气飞扬，逸兴盎然，有读李白豪放诗篇之感；有工笔细画，纤丝毕现，使人情注神迷，留连忘返；有观《清明上河图》之慨。有描写，有叙述，有深情的倾诉，有激烈的论辩。好像黄河即在作者胸中，随意曲折宛延奔腾宣泄。还有《荒原苍茫》、《陕北八月天》和《延河，远去的延河》，都给人一种壮阔辽远深邃之感。尤其是《陕北八月天》，作者以无限激情把硕大的陕北高原的八月情景，纤丝毕现地捧到你的面前，带着高天流云，带着烈日的光焰，带着丰收的喜悦，带着粗犷的喧天的腰鼓，带着自由的酒曲和率真而多情的民歌，带着农人的汗水中显露的笑脸，作者传达的是陕北高原的八月从地心深处发出的歌吟，这从地心深处发出的歌吟带着轩辕始祖开创华夏江山的浩然之气，带着大禹治水改天换地的壮志雄心，这非得自己深深扎根于这块土地并且与之神魂交融不可。对于地域写作有三种形态：一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文章，搜奇猎艳，表面文章而已；一种是下乡体验生活式的暂住式写作，往往是为完成任务的官样文章，1978年前那些所谓写“工农兵”的作品，那些当时受吹捧的文章如今还有几篇能让人卒读？一种是在一地生根发芽的本地域作者爱之深思之切感之细的血泪文章。往往这些作品能震撼文坛而传之久远。如福克纳那“邮票大小的小镇”，因为他深深扎根于这块土地并且与之神魂交融，而写出震撼世界文坛的作品；病弱的普鲁斯特每年幽居在自己家乡而冥思苦想，因其思之切感之细兼才华高妙而成的《追忆似水年华》成为世界经典；尊敬的孙犁先生无论在延安生活还是在天津市生活，他的写作永远是冀西山区和冀中平原，他和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神魂交融，于是他写出了《白洋淀纪事》那样可传之久远的华篇，而他写出的《铁木前传》是写合作化的作品中今天唯一不用修改而仍然可读的经典。如莫言之高密，如贾平凹之商州，如张炜之葡萄园。这些作家、作品能震撼文坛而传之久远是因为他们进行的是性情写作或生命写作，他们把写作看做唯一的生活目的和生命支撑，从内心深处滋长一种不可抗拒的热情，“这意味着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有一种不能克服的热情在推动着他。这种力量，这种热情——就是真情”。（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诗》）一个作家要写好一个地域的题材，必须有刻骨铭心的深爱，必须有别林斯基所说的“真情”。我看一个作家的作品，首要是看其是否有“真情”，这有没有是大不相同的，有真情的写作者终生挖掘自己已经扎根并且血肉相连的土地，他用心在唱歌，他用生命唱歌，用心、用生命、用灵魂去唱从大地深处滋长出来的带着泥土气息和庄稼气息及在土地上耕种吃饭的农民的全息的歌，这歌是土地、生命、生活中的声、光、色、味、影、形、质的再现，如有人评哈代的作品：他的作品等于从家乡土地挖掘下来的一块原汁原味的土地，连同上面的山川、河流、房屋、人与万物，这样的写作是不能不迷人的，哪个土地上有了这样的歌手，才能在世界上争得生存的荣耀。别林斯基说：“如果人民的素质不能产生伟大诗人，那就不配称为一个民族或国家——顶多叫他为一种部落好了；一个诗人如果不是从那民族坚实的土壤里滋生出来，他就不能被称为人民的或民族的诗人”（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诗》）我觉得伟大的别林斯基的很多精辟言论今天仍然值得借鉴。我曾经在论述孙犁作品时，把这类作家誉为“文学处女地的开拓者”，因为他们的血泪歌吟，使他们所歌唱的土地成为人类世界的珍宝而被人类想往，这样的作家其对这片土地有多么巨大的作用？而史小溪正是这样的作家，他在《陕北八月天》的结尾深情地歌唱：“我的黄格灿灿、红格丹丹、绿格莹莹、紫格楚楚、蓝格瓦瓦、黑格玖玖、白格生生的，五彩斑斓的陕北八月天啊！我的甜格浸浸、香格盈盈、酸格溜溜、俊格蛋蛋、巧格灵灵、自由自在、富足丰饶和温暖的乡村八月天啊……”这段从肝胆肺腑骨髓血液中喊出的歌，是史小溪的生命旋律，这两个“我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喊出的歌，证明史小溪的生命旋律与陕北高原、河流、山川、村舍、人物、生物已经物我相融，浑然一体，而促进这种血肉相融的是他不得不忍痛离开的他的父母之邦那段在南方他称之为“戴着精神枷锁逃到巴山蜀水的南方”的“沦落”生涯，正是这种被迫的生离，才更加深了他对家乡黄土地爱得深沉而持久。而陕北高原上能产生史小溪这样的作家，也是陕北高原的骄傲：因为正像史小溪反复抒写的一样，陕北不但有奇特绵厚温暖的地貌，同时，也有悠久而深远的人文历史，她能够并且应当产生更伟大的诗人！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对于所爱，越被阻隔就爱得越深沉强烈，正如一首情歌唱道：“你不阻隔我不想，你越阻隔我越想得慌”。史小溪对陕北高原的感情就是这样加强的。想想吧，一个19岁的青年被迫远离父母之乡，他在这十几年的时间中浸润的乡情、民俗、亲人之爱、骨肉之恋会每夜在他心中疯长，尤其是自己爷爷、父亲、母亲受到极大的侮辱和迫害更使这个富有艺术敏感的纯真年轻人牵肠挂肚，这十来年对于史小溪应当是残酷的精神炼狱。于是他少年时的家乡在他的头脑和心胸中会加倍地闪光发亮，家乡在游子的心中会变得神圣异常。他曾在冬天赶路从绿色的南方“一路疲惫地奔波”奔向久别的家乡，在离家乡不远的“草店”的一个老人家中投宿，他再一次想到他久别家乡的原因：“一个六十年代中叶‘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政治狂浪中新漩卷出的‘破产地主’的儿子，几多踉跄，几多失意！正像背着沉重的包袱，投宿夜色迷茫的草店一样。……心灵忍受着残酷的抽打，却还要拼命地宽恕这种抽打，拼命地怕摆脱这种抽打；不是为自己的灵魂和存在活着，而是为某种抽象的思维和说教活着。这不悲吗？不蠢吗？”（见《纯朴的阳光·草店行迹》）在这里，史小溪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超跃，此文写于1985年，他已经深切感到过去是为“抽象的思维和说教活着。”这是他超跃别人的出色之处，他爱他的家乡，出于深沉的理性思考和浓烈地情感浸润，在离家这十几年。他读了许多关于陕北高原的书籍，他读了许多文学名著，这些书籍使他清醒地认识了那个极左幽灵的荒谬与残酷，并且看出自己今后的道路。于是，一个在南方有工程师职称和很好工作的人要回到荒凉的陕北，要到陕北的一个文学刊物去做编辑，这在当时全民尤其是许多文人经商、下海、捞钱的热潮中，史小溪的与众不同的表现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人格素质。应当说南方比北方，尤其是陕北高原的北方是有许多优越性的，可是他所以摒弃这些优越性，是因为一种内驱力极强的“真情”在他心中奔腾跳跃，所以写作对他已经是不可更改的宿命，而抒写陕北高原是他宿命之不可更改的连着血肉骨髓的根！由于被迫离异而爱之更深的根。这里，我们可以举陈寅恪和辜鸿铭为例。这两个人都是十几岁即出国留学的人，都在国外学习很长时间，都对外国语言和经典学得广博大精深，但是他们回国后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迷恋极深，陈寅恪终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经典，很少谈外国什么东西，而辜鸿铭则成为保皇派、复古派，连那条极其腐朽的“封建辫子”都拖到坟墓中去，这是个反面例子，他证明了被强制割舍的故国、故乡的情怀会出乎寻常地深入游子的心，尤其是有优异才能的游子的心！

    在史小溪被有幸推荐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机电系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被喜悦浸沉，可是有独特秉赋和追求的史小溪因为这种不合自己性格与爱好的安排而痛苦搏斗：“我开始了另一种苦役：没完没了的繁杂的推理，演绎；抽象的枯燥无味的公式符号。而我的兴趣在文学。我乞求转换专业。如果承认人是有自觉意识和价值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设计和完善自己的这种价值。”（见《纯朴的阳光·延河，远去的延河》）这证明，在南方工厂劳动的史小溪已经抱定从事文学的决心，并且已经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已经有了超出当时文学青年浅薄低级的阅读面，已经有了冲决罗网的勇气。这个被“无产阶级”推荐的“大学生”要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公然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在全国恐怕也是仅有的一例。这事对史小溪的人性认识是有很大意义的，他在那时已经出奇制胜，他的思想内核和行为趋向已经坚不可移。这也是他心中那个“不可克服的热情”激烈燃烧的表现，史小溪天生属于陕北高原，属于陕北高原的流脉的传人和歌手，这样的歌手是从外边来的人和平常的本地人无法比拟的。他以血肉骨髓的内驱力珍惜着高原的一切，他写“那些野生野长的苦香的苦艾，尽是为着博大、自由和高贵的土地而开放的，也是为高原人那种与世固有的贫瘠、辛酸、蹇涩和祥和、安乐而开放。”（《纯朴的阳光·野艾》）他写高原的树，写高原的植物，写高原的《荒村》：“荒村，那乡土人情，荣耀，骄傲，山林的木瓜、黄杏，大自然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和一切使人活得有价值的东西，都注定要消失吗？”这种悲叹是发自骨髓深处的，因为，即使在别人认为是枯索贫瘠、辛酸、蹇涩的“荒村”，史小溪也把它写得多么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兴趣盎然，这就是有“真情”的写作者不同凡响的杰出之处。史铁生在谈及史小溪的散文时说：“史小溪的散文有一种恢弘气。大包大揽，大开大阖。天文地理，人情百态，会于心，应于手，成于文，通归壮美灿烂之途。他爱陕北，立足于陕北。在他笔下，陕北是大陕北，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文化符号。……作者以诗情、神性和抒情品质一脉贯穿的，也因此，构成了史小溪散文的普遍风貌”。（《谈当代散文》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15日）在陕北下过乡的史铁生可算是史小溪的知音，他指出小溪的“诗情、神性和抒情品质”实质就是驱动他写作的不可扼止的“真情”，而这个真情因为被邪恶造成的分离，千万阻隔与距离，就更加深了他对家乡黄土地爱得深沉持久，分离造成的加倍的美感使这真情就更加异乎寻常地深入骨髓地深沉持久而美丽了。所以，史小溪的写作是从内向外的喷发和流溢，而不是从外部的照搬和摹拟，这是有原则区别的前者能写出心灵深处的感觉、感触。如《陕北八月天》的结尾和《荒村》的结尾，那是从心灵深处流溢的血泪歌吟，而不是矫情作秀的表面文章。北大教授曹文轩曾说：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是在写“意义”（上级指定的意义），而国外的先进文学已经在写“感觉”。能写出心灵深处的感觉，就是心灵的写作，性情写作或生命写作。这是理解小溪写作所以杰出的钥匙，也是启动他往更高更大更美发展的基石。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史小溪，也可以检验所有作家和诗人。

三、对于思想的追寻与沉迷

    史小溪散文杰出于当代散文界的另一个特色是他对于思想的追寻与沉迷。写于1988年的《荒原苍茫》的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这条路通往什么地方，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想起八代亚纪的歌。是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长旅。我至今不知道我的未来、我的人生道路通向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等待我。……好在，我一直走着。路途遥遥，我要走向的那个目标很远。人类历史社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为使人类的精神荒原日益缩小，摆脱原始的蒙昧和蛮野。”1988年的史小溪已经重视散文中的思想了。到1990年，他写了《思想者》一文，文章不但介绍了伟大艺术家罗丹塑造“思想者”的过程而且对思想和思想者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发挥，他切实地感悟到思想和思想家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他谈到尼采，谈到卢梭，谈到梵高，谈到威尔地，其中，他对“思想者”作了许多界说：“思想者对人类命运有一种真诚的忧虑和极终性的关怀。于是他们总是踏着一条布满荆棘蒺藜的路。”思想者“勇敢地承受生活的挤压和社会堕落。”“思想者，像骆驼一样将重物载起。并为征服，为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一切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都是伟大的思想者。思想者是普通人，同时又是创世纪的人”。“整个人类思想艺术宝库，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兵马俑》还是《思想者》；无论是《圣经》还是《论语》；无论是《国富论》、《资本论》、《相对论》、《物种起源》，还是《李太白全集》、《红楼梦》……都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这财富已给了我们足以从中吸取丰富营养和生气勃勃的飞翔力量——思想犹如黄昏时振动翅膀的猫头鹰。人类历史社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为使人类的夜空更加星光灿烂，为使人类社会在‘哲思’中不断地拓展进取”。（见《纯朴的阳光·思想者》）1990年的史小溪已经对“思想”和“思想者”有如此深刻隽永而广博精深的认识，他知道文学创作不能离开思想，他深深知道伟大的思想者的力量，而不同的思想使他有不同的遭遇：在“阶级斗争”思想大行其道时，许多底层的人被无辜地划成“地主”、“牧主”、“右派”“、右倾分子”、“反革命”、“坏分子”、“阶级敌人”而惨遭批斗，使无辜的他远离家乡“隐姓改名给一家贫农当养子”；当中止了“文革”和“阶级斗争”，“改革开放”的思想唱响神州大地时，他得以回到家乡而敞开胸怀放声歌唱，而全国人民都过上比较富裕的日子，人们不再为怕当“阶级敌人”而胆战心惊。思想的力量可谓大矣！于是，他写下100多万字的用思想直接分析现实的札记、随笔，发表在各地报刊上，如《猫·壁虎·蝙蝠》、《奇怪的圈子》、《也谈贾平凹的丑石》、《旋转的乒乓世界》等。这些作品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和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敏锐触觉，透视出作者的博览群书并能辩是非明美丑的睿智，表现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深切关怀和热爱。这些作品的一部分收进《高原的守望者》中，他另开了一个栏目：《自由的思想》。对思想的热爱与痴迷，是他的散文复杂深邃而成波澜恣肆汪洋百态的原因，也是他的散文有一种恢弘气魄和坚硬风骨的原因。著名老散文家碧野也说过这样的话：“史小溪的散文充满对西部的崇尚和对西部艰难生存的描述，充满对生命本体的颂歌，执着地寻找人生的彼岸。可以说，对民族文化背景的思考，对‘形而上’精神世界的终极探寻，是他后来写出的散文的极明显的追求。”（见《扎根厚土骨傲文清》载《长江日报》1994年11月21日）碧野可谓史小溪的知音，这种对“形而上”精神世界的终极探寻，就是他对于思想的追寻。史小溪作为“高原的守望者”，自是对世界有“俯视”、“鸟瞰”之势，他曾经历精神与肉体的“炼狱”，他比别人坚强、坚忍；他在“炼狱”中读书、思索、比较、分析，他比别人清醒、透彻；走进新世界的他厌恶过去那个肮脏时代留下的污泥浊水，而比别人关心现实、关心国运民生、关心人才思想，他抒写，他呼唤，他剖析，他辩驳，他用他那支笔要改造他热爱与痴迷的世界，所以，他的文章是入世的，是经世致用的，因此，他也写《亚圣的光芒》，也写《伟大的创业》中的厂矿企业和在经济大潮中建立功勋的大小厂长。他深深知道：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他深深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意义，在那个时代受过重挫的人是改革开放后的被解放者，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他可能以一个不得不勉强从事的工程师职业了此终生，文坛上可能没有史小溪。所以，史小溪不是一个满足于“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迂腐书生，他是一个坐下能写能说，起来能干能行的真正的有良知、有本领、识时务的知识分子。我在评论张中行先生时说：“尽管张先生对现实有许多指责与批评，但是，他归根到底还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他只能把满腹才情带到棺材中。”我们今天许多作家、诗人批评现实，实质是出于“爱”——即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好，更科学，更清明！我觉得，启发史小溪关注思想，追寻思想甚至痴迷思想的动力还是他少年时身受的精神创伤：“我是一个‘破产地主’的儿子（我至今都惶惑为什么要给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那些下层的乡民一次一次补定‘地主’、‘牧主’）”，当他突然一天从在阳光下自由生活的少年变成连干好事都不允许的“破产地主的儿子”时，他就陷入了思想的大海，他就在无边无际的文化海洋中搏击挣扎，当时的荒谬现实是他思想的动力，他看到很多好人在受折磨，他看到很多坏蛋痞子在肆虐横行，他作为敏感纯真颇富文学天分的少年，不能不思索，“我思，故我在”，正是对他这样的人说的。我当时的情况和他一样，我到中央上访，我到省市县申诉，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们全家参加革命却成了“阶级敌人”，我不理解那些平时偷鸡摸狗、战场上当逃兵的流氓、痞子倒成了大权在握的“革命者”。我想，全国可能有几千万人在困惑和迷惘，而只有少数如史小溪这样的人才想彻底弄清，这是他的多方面综合素质给他设定的宿命。假如史小溪没有被划成破产地主的儿子，假如他一帆风顺地生活，他可能当上当时“造反派”的小头头，甚至当个不大不小的官，他的命运可能改变，他的文学天才却可能不会如此深刻浑厚广博精深、璀璨夺目。这就是老子所说“祸兮福所依”吧！但是，我们还是要仇恨给几千万人造成几代痛苦的“邪恶”（今天，那些被错划的地主、富农的子弟还有许多过着贫病交加痛苦而孤单的生活，性饥渴、物质饥渴、精神的磨难伴随他们终生，他们是被那个邪恶政治给彻底毁灭的人，今天的社会应当关注这些人），我们要和史小溪一起探讨：为什么发生那种对无辜人的折磨到死的残酷惨剧。

    我上面说了，史小溪是受了磨难后变得善良宽厚的君子，这从他给文学青年的信中可以见证，给金陵小子柯纲，给青海高地兹莫，给岭南花城陆衡鹰……这些给他去信表达诚挚之意的青年人，他是那么认真，那么深情，他给他们写信，不是敷衍了事，而是郑重其事地动辄几千字，甚至上万字，他像写文章一样给他们写信，每篇信都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这样的青年有福了，他们在他的热情感召下，都有进步，兹莫写了长篇，被列入出版计划。而对那些误入歧途者，他更不会轻易抛弃而不管，如陆衡鹰身陷囹圄，史小溪仍然坚持不懈地给其写信，不使他对生活失望，他的信是狱中青年的精神支柱。这是真正的善良宽厚的君子，不止是嘴上唱，而且是身体力行。我没有见过史小溪，从照片上看是个高大魁梧的高原汉子，可是与他通了几次电话，他的声音竟是那样平静而柔和，他写给小朋友的信那么深情挚爱，他的心灵必是经受坎坷之极的磨炼，所谓“百炼钢化绕指柔”吧！

    人们谈到当代文学，总是说她“缺钙”，其实“缺钙”就是缺少思想，缺少深度力度。陷入娱乐时代的文人，有为金钱写作的，有为当官写作的，有为情人写作的，有为结帮写作的……诸多写手，五花八门，看似欢欢乐乐，五彩缤纷，实则光怪陆离，过眼云烟。有几人追寻过去苦痛的原因？有几人思索未来的道路？有几人关注底层疾苦？有几人知道无际的消费，消耗，纵欲正在造成未来的灾难？有几人知道何谓清高、高贵、伟大？有几人知道何谓卑鄙、无耻、渺小？有几人钟情于探讨人情、人性的奥秘？一方面是写手心胸浅薄低级，使他们阅读面狭窄而卑俗：看武打小说的写低级武打，看言情小说的写低级言情，看时尚散文的写时尚散文，他们的目的是发表是赚钱是出名，他们哪懂“寻找人生的彼岸”？他们哪管“对‘形而上’精神世界的终极探寻”？这些“小女人”和“小男人”的文章充斥我们的报刊杂志，在贫乏我们的精神世界，在矬化我们民族的理想。学者们呼吁思想，呼吁理想，呼吁精神，呼吁文化，呼吁道德，实在是忧国忧民的大智慧。而在文学上呼吁思想者更属必要，于是，史小溪在当今文坛，在当今散文界就更属难能可贵者。史小溪钟情思想缘于他在青春发韧时的阅读，他读中国古典传承的《尚书》、《论语》、《诗经》、《周易》、《楚辞》、《文心雕龙》，为中国文化的汪洋恣肆汪洋百态而惊叹；他读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黑格尔、康德。他为他们的开阔辽远深邃奇诡而惊讶；他读波德莱尔、卢梭、屠格涅夫、巴乌斯托夫斯基、惠特曼、雪莱、蒙田、帕斯捷尔纳克、帕斯卡尔、兰姆、雅斯贝尔斯、卡夫卡、劳伦斯、海明威、斯坦贝克、米兰·昆德拉、纪伯伦，他为他们的浩瀚、斑斓、壮阔、蓬勃而激动；近来，他又钟情夏多布里昂的散文长卷《墓中回忆录》和阿·帕特朗神秘而辉煌的《夜晚的帕斯卡尔》及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吸收了这些些古今中外的经典、精华，他本人肯定是一个丰富多彩、深邃浩瀚、斑斓壮阔、蓬勃健朗之人，此外，他对陕北高原的历史文化、民俗民歌、风土人情又了如指掌，那么，他在陕北高原上放歌，谁有他这样的条件和资格？他自己说：“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博大的另外世界，那里闪耀着我无数情感色彩”，张直也认为：“史小溪内心的隐痛这时已经变成他独有的财富……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他在一夜之间以一个破产地主的儿子的身分被流放，其后的经历使他觉晓了人生飓风的冷暖无常……”（见张直：《西部散文一家》载《塞上文坛》1995年4期）在诸多评论者中，只有张直注意到这点对史小溪的写作的意义，史小溪写作的思想根源即在此，他钟情的思想也在此，他心中积蓄的思想、感情太多、太浓、太烈、太深邃、太浩瀚、太斑斓、太壮阔、太蓬勃了，这些文章哽在他心中、喉中要奔腾跳跃而出了，史小溪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提高自己的散文的思想内涵，加强自己文章的感情浓度，拓宽自己的文章视野，加深自己对文章的解剖、透视的深度，他为此而努力，而忧愁，而焦虑！

四、给小溪先生的一点建议

    “当代著名散文评论家林非曾谈到散文家的‘思想冲力’，认为‘追求融合于艺术中的思想冲力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思想冲力的强弱，是由作家的主观视野，生活经历，艺术素养，气质，良心，个性特征所决定的。这种‘冲力’只听命于生活，听命于自己心灵独特感受到的一般人还没有觉察到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契约、概念——那些虚假、粉饰生活、‘讴歌’式的老八股散文……”（见《纯朴的阳光·就恋这一道道山》）史小溪的这段话写于1989年，他当时的思考是多么深刻而切实，他和林非都抓住了当时散文，也是整个文艺界的病根：缺乏有“思想冲力”的作品。而史小溪也清楚地知道这“思想冲力”听命于“自己心灵独特感受到的一般人还没有觉察到的东西。”这几乎是一切杰出作品的唯一标准，即你要揭示人类社会的一些被掩盖、被伪装、被歪曲、被扼杀的值得人类记忆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杰出作家要向人类贡献新的、真的、深刻而切实得足以震撼人心的东西。而史小溪心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东西：“都是遥远遥远的记忆了，因为从此一别便十年风雨两茫茫！当然，父亲原谅了我后来的冷漠和孤独奋斗的精神痛苦。从懵懂明事，我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漫漫苦海泅渡。‘破产地主’的紧箍圈，父亲政治问题的紧箍圈，使我常神魂卑微，俯首甘为。”（见《纯朴的阳光·那土战壕土碉堡》）这是史小溪终生的心灵之痛，他多次提到这个生命的伤疤，总是语焉不详地几句话带过，他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从头到尾，从来源到去脉地写出来，这是全国同类事件的代表，许多受害者无能为力去写，而史小溪这个被错划的‘破产地主’的儿子是可以写的，这是一篇非常有“思想冲力”的文章，可是他至今没有写，为什么？他在《遥远的家园》中说：“（我至今都惶惑为什么要给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那些下层的乡民一次一次补定‘地主’、‘牧主’）”，小溪先生的用词非常精确：“惶惑”，《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因不了解情况而害怕。这篇文章写于1994年，那时的史小溪已经从思想上弄清了那场灾难的原因，但是，由于原因种种，还是有“惶惑”存在，这种“惶惑”正是扼杀文坛上“思想冲力”的原因。小溪先生不能免俗，有惶惑存在，那么些闪光发亮的思想只能在心灵深处委委屈屈的窝着，窝得不得不经常提起，又不能痛快淋漓地一泄如注！这是中国文人的宿命，可悲的宿命！

    我经常想，前苏联在斯大林暴虐的统治下，还有《日瓦戈医生》，有《古拉格群岛》，有敢发表讽刺斯大林的诗的诗人。往前推150年，在沙皇专制暴君的统治下，真正反对沙皇专制暴君统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受“假斩”时，有美丽的少女向他献花，几千人喊“车尔尼雪夫斯基万岁”。而我们的胡风是真正的冤枉，把他打成“反革命”时，只有一个吕熒的微弱的声音。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一部真正反映“四清”和“文革”的真实的有“思想冲力”的作品，我们的作家、文人都患了软骨病。鲁迅一会儿说：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赞扬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一会儿又说：中国从来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究竟那个话正确？也许我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有刚直强硬的主流，我们有荆轲、聂政，我们有卫青、霍去病，我们有苏武、蔡文姬，我们有魏征、颜真卿、海瑞，我们有岳飞、文天祥、杨继盛、于谦、林则徐、秋瑾、孙中山、邓小平……这一个个如星光灿烂般的名字，记录着悠悠五千年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显示了她顶天立地的刚硬挺拔的风骨，因为有这些气冲霄汉的人杰，古老的中国才能挺立在世界上。这是鲁迅上段话的基础。可是，残酷的元朝和清朝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野蛮统治，对中华民族进行了肉体上的摧残与扼杀：《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录着魔王的血腥；在精神文化上进行绞杀和阉割：130起“文字狱”杀了几万精英，而所谓的《四库全书》删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性，使3000多种不符合满清统治者口味的图书遭到彻底毁灭。于是，纪晓岚和刘墉就成了清朝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是只会给皇帝唱无耻颂歌的奴才，一个是只对同类知识分子耍横的皇权的帮凶（刘墉任金陵知府时，曾迫害诗人袁枚，夺其“随园”）。今天，我看到这两个可耻的东西在电视上大红大紫，我为当代知识分子毫无正气、无视现实的趋于金钱和乐于媚众、媚俗而恶心而呕吐！而继承封建专制的“极左专政”打着“阶级斗争”的罪恶旗号，对中国大地上的正直的精英进行了从1954年到1976年为期二十多年的残酷摧残、折磨、扼杀，鲁迅的嫡传弟子胡风在狱中20余年，多少有才华良知的才人死于非命！身受极左的摧残的史小溪用诗一样的语言说；“心灵忍受着残酷的抽打，却还要拼命地宽恕这种抽打，拼命地怕摆脱这种抽打；不是为自己的灵魂和存在活着，而是为某种抽象的思维和说教活着。这不悲吗？不蠢吗？”是蠢，是悲，可是他至今没有写出可笑、可悲的细节的真实。那么，在史小溪本节开头那段谈“思想冲力的强弱，是由作家的主观视野，生活经历，艺术素养，气质，良心，个性特征所决定的”话后面，应当在“良心”后面加上“勇气”。由于极左集团的残酷嚣张，中国知识分子的胆子被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舍、傅雷、张志新、李九莲、林昭的血吓破了，当年敢于痛骂蒋介石的文化精英郭沫若在残暴的“阶级斗争”的震慑下，变成可悲的纪晓岚那样的“南书房行走”，何况其他人？中国文学的“思想冲力”要恢复是何等的困难呀！史小溪先生以畅酣的激情只写了自然的陕北，人文历史陕北，展示了作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陕北高原的骄傲、挺拔、深沉、纯厚、潇洒、天真的风貌，他尚没有写人，处于本世纪急风暴雨中挣扎在陕北高原上受苦受难倍尝辛酸的人之历史。所幸他没有参加对伪饰的“革命”的滥情的歌颂，他也没有用如椽巨笔揭开伪饰的革命下掩盖的“血腥”。最近我看到这样的文章：“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作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9人中有7人参加革命，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可是，在土地改革中，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死亡。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太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妻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作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见《山西文学》2005年10期《“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这些血腥的事实说明了极左理论的错误与荒谬到“惨无人道”的地步，而今只有不是作家的当事人敢于叙述此事，我感到敢于叙述此事的作者比那些空喊“思想冲力”的作家勇敢，他们的思想已经“冲破了牢笼”，他们敢于面对真实和良心。而中国作家中有胆力的也大有人在，如以《昨夜西风凋碧树》获鲁迅文学奖的徐光耀先生，他秉笔直书，放胆直言，一一指出当年罗列罪状想置他于死地的人的姓名和事迹，使得被指出的刘白羽向其谢罪。徐光耀只是秉笔直书，没有深刻思想分析，虽然也有一定的“思想冲力”，但是还不是大的冲力。以史小溪先生读这样多的书，有这样惨痛的经历，再加上天纵其才，只如实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就会成为千古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