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九岁以前的青春，是在家乡的山坡上、田野中、水沟边肆意挥洒过的。至今，我仍恋恋不舍那三月的梨花雪舞，桃李盈枝，念念不忘那紫色野菊花和果实喷香的秋天。当然，这花，这果的背后，更不能遗忘的，是父辈们顶着烈日忘我的辛勤劳作。

我的家乡汉源，地处横断山脉北段东缘，以山地为主，盛产大樱桃、花椒、苹果、蒜薹等，也是金花梨的主产区。在四围的高山之上，满是层层的梯田，水源相对充足的田里大多秋种大蒜，春种水稻，田埂上则栽种着果树或花椒之类的经济林木。家里合起来也就一亩多的两块田所属的那一片梯田，几乎清一色种着金花梨，这些梨树，绝大部分种植于我出生的20世纪八十年代。理想状态下，一棵修剪成大约五六米高的成年梨树，能结三五百斤的梨子。而要想获得这样的好收成，是需要在春日里多次授粉的，不能一步到位，是因为梨花的花期较长，同一枝上的花也是次第开放的，有些花快要凋谢了，旁边的却还是花骨朵儿。

每年三月，置身于这宛若仙境的花之海洋的乡邻们总是熟视无睹地自顾着从一棵树上下来又爬上另一棵树，甚至都来不及歇息一下。如此反复，在约莫半个月的时间里，在家里的一两百棵甚至更多的梨树上一棵不漏地上下两三次。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根两三米长的，末梢毛茸茸一团的竹竿，胸口挂着一个瓶子，挂瓶子的绳子，有妈妈们织毛衣剩下的零散的线，有捆绑蒜薹用的粉的白的塑料做成的绳子，还有三四股交叠着的从装化肥的口袋上拆下来的白色的棉线。瓶子呢，几乎都是感冒清或是其他家庭常备药的棕色或白色的塑料瓶子，瓶子里装的，是那淡黄而又细腻的鸭梨花花粉。

田里的蒜薹，除了匍匐在地的已经收割了的，其余的都眼巴巴地望着主人，从直愣愣的嫩绿直望到弯曲曲的苍老，最终变成了嚼不动的老蒜薹。可是没有办法，花期不能等呀！权衡之下，父辈们也只能厚此薄彼，为了秋日满树的梨子做着最大的努力。

爬上树后，授粉人通常背靠一根结实的树干，脚蹬另一根粗壮树干，通过两个支点获得身体的平衡，将双手都解放出来。先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胸前的瓶子，将盖子放到衣兜里，然后用竹竿上那毛茸茸的一团轻轻蘸上花粉，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沾了花粉的那一面向上翻转，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花粉洒落，然后根据花的远近调整好手握竹竿的位置，即便是平时豪放惯了的男子，也能以一种温柔的轻抚，将花粉抖落到朵朵梨花的雌蕊上。

竹竿上那毛茸茸的一团，一开始是用最柔软的鸡毛扎成的，鸡毛不能是沾过水的，得直接从鸡的身上拔下来，很多人家用的鸡毛，都是从大年三十餐桌上的那只鸡身上攒下来的。后来也有人用撕成类似蒲公英样子的香烟的过滤嘴，而且还得是没吸过的，而我，喜欢理解为没有受到烟雾污染的过滤嘴才能配得上这些圣洁的梨花。有些人家，也会用曾经见证过一代人精神生活的黑白电视机上废弃的天线杆替换竹竿，还可以长短伸缩，收放自如。

大概点上五六下，估摸着花粉耗得差不多时，又去瓶子里蘸一下，然后再一遍遍重复从蘸到点的动作。有经验的农人是游刃有余的，而那个时候作为小学徒的我，却只能凭借良好的视力去观察。一枝授完，再换另外一枝，直到把这个方向的完成了，再换个方向或是继续往树的中上段爬。期间，如果花粉瓶子没有盖上，还得小心花粉洒落，对于农人来说，那可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呀！

其实，长时间待在树上一点也不好受，和单纯为了爬树取乐是完全不同的体验。除了树枝会磕疼皮肉，还要饱受已经很不友好的三月的阳光的反复煎熬。“攀西阳光第一城”的春阳也不是好惹的，晒在身上，竟有些火辣辣的味道了，眼睛，更是在一圈一圈的光晕中闪着金星，以至于看周围的东西都有些模糊了。而那个时候的墨镜，还是农人遥不可及的洋盘货，即便在地摊上买下廉价且效果大打折扣的山寨版，那也是需要在心里反复纠结的。

待在树上的人，不仅要圆满地完成授粉的工作，确保每一簇花都能沾到花粉，还要保证花粉的安全和自身的安全。花粉洒了，最多就是在父亲失望而又略带凶狠的眼神的笼罩和压抑下，挨上一顿臭骂。倘若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撞上横斜的树枝，不仅会毁掉不少孕育中的梨子，还会重重地摔倒在自家的或是邻居家的田里，挫伤皮肉和筋骨，生生地疼上好几天。还有些人，摔下去，或许就再也没能爬起来。留给家人的，是在继续忙碌中夹杂着的无尽悲凉。

梨树中，又数鸭梨开花早一些。为了金花梨果形饱满，产量稳定，趁着鸭梨花的雄蕊还是饱满的紫红色，我们匀下多余的花朵，带回家里用牙刷轻轻地刷下来，去掉多余的杂质后交给爸爸，放进热量来自于一个25瓦的灯泡的、用一个纸箱铺上一层白纸做成的温室中。那个时候，我们家唯一的一件和科学沾边的物件——温度计就派上用场了，而我们也像是在做着一场不容失败的科学实验，近距离地观看温度计上的红线慢慢拉长，达到花粉破裂的理想温度，也就是18-25度，如果没有遭遇停电或是灯泡下坠导致增温的意外发生，历经24小时的恒温烘烤后，花粉就制好了。

家里梨子丰收的那几年，我和妹妹正在上中学。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农忙假了。中午放学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可以回家吃午饭的。即便在妈妈的调教下，我和妹妹都是能够下得厨房的人，回家做饭显然也是不太可能，于是，我们迅速地去街上排队买上一些馒头或者锅盔，亦或是汉源特有的锅圈子（一种近似三棱柱状的馒头，其中一面因为贴着铁锅而形成黄澄澄的厚厚的锅巴），直接送到田里去，和父母亲一起就着早上泡好带来田间的粗茶吃上两三个，就算是完成了午餐，时间早的话，我们还可以帮忙授粉半个小时。周围的邻居家，也和我家一样，当然，也有不少是有祖辈帮衬的，饭菜分开送到田里，还外加一份解馋的酸菜土豆汤，自然就丰盛得多了。那个时候，我和妹妹是很羡慕别人家的田间午餐的，好希望我们的奶奶也能帮我们煮上一两顿中午饭。可是奶奶，她一直都不太喜欢我们这两个孙女儿。

事实上，父母亲是非常疼爱我们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舍得我们做农活的。我家离镇上的中心小学很近，周围好几个村子的人都会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只需要花两三分钟时间蹦跳着爬上一个斜坡到达学校，甚至在预备铃声初响的那一刻立即弹射向学校的方向，也能在正式铃声结束前赶到教室，而家住在我们遥望的大山上的那些同学可能得天不亮就出发，才能保证不迟到。区位的优势并没有带来成绩的优势，学校的好几位老师都下过这样的定论：学校周边的学生能靠读书走出去的屈指可数。为了打破这个谶语，骨子里透着倔强的父亲希望我和妹妹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严格到离家出走的想法曾经在我的心里反复酝酿和发酵，最终还是因缺少勇气这一催化剂而宣告失败。所幸我和妹妹最终都定居在成都，也算是破了当初的这个魔咒。而奶奶，也终于看到了孙女们的乖巧和孝顺，常常盼着我和妹妹回家，也关心着我们的冷暖，并以93岁的高龄在我家仙去。

那个时候，父亲是不允许我们伙同我家所在的大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疯玩的。好在我们三点多就放学了，在父母回家之前，我们还有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些时间，我们通常是直奔山坡地头而去的。春天可以摘樱桃和桑葚，夏天有灌木丛中香气馥郁的黄色覆盆子，还有爬满坡坎的掩藏在小芭蕉扇一样的叶片下的地瓜（有点像迷你版的无花果，但味道更美），秋天自不必说了，那是一个水果管饱的季节，即便是萧索的冬天，我们也可以挖几个遗漏在田间的红薯，就地烤着吃。

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神力，让我和妹妹在父亲的严管之下依然热爱着学习，在山间的恣意奔跑和尽情欢歌中，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承受的压力消弭于无形。如今，大部分时间困在钢筋水泥的建筑中被中规中矩的城市压抑得灰头土脸，灵气尽失的我，内心深处却真切地渴望着回到童年，回到那个可以放飞自我的年代。而我们这一代对于孩子的梦想，和父辈们相同又不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未来和我一样被苑囿在几点一线的单调中，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我宁愿他们不被禁锢在城市之中，有更多奔向野外的自由，像我的童年时代一样，在奔跑中露出久违的笑容。

不知道他们的外公知道了，会是怎样的想法呢？

——选自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