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庄学本      1958年7月于青海大通

家乡铜盂人杰地灵，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辖内古迹建筑随处可见，素有“三山六湖——铜盂、潮阳灵山护国寺”之谓。漫步其中，既能深深体味那份古老质朴的人文文化，又可细细琢磨各种古建筑的工艺技巧。灵山寺又称灵山护国禅寺，由唐代僧人大颠法师创建于贞元七年(791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时称边远之地的潮州刺史，韩愈刺史来潮不到一年，却与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结为莫逆之交，其深厚友谊一千多年来被传为佳话。据有关地方志记载，唐长庆二年(822年)，穆宗赐额“护国禅院”。这里依山傍水，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是参禅悟道及旅游的好地方。区内不仅有著名的灵山寺，还有建于唐代的月眉桥、石拱桥、石板桥等100多座大小桥梁。

翻开铜盂这卷千年老书，真让人感到“名人镇”名不虚传。宋代知名学者苏州府教谕郭球，明代学者、唐宋潮州八贤之一许申是铜盂人，而自清末民初至今，就出了3名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圣约翰大学校长郭承恩，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红学家郭豫适；3名文职将军：民国少将郭承恩，解放军中将、军旅作家、曾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郭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电影艺术家萧穆少将。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位院士：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郭慕孙，植物学家、工程院院士郭豫元……这些名人都有独特的经历和令人敬佩的历程。此外，集星村有蔡楚生故居，蔡楚生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期，小学毕业后到汕头和上海当学徒，勤奋创作，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电影艺术家，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此篇要讲的则是以狂狷、拙朴画风独树一帜的现代岭南国画的领军者——郭莽园。

郭莽园，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现为西泠印社社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画院艺术顾问、中国手指画研究会顾问、广东华人书法院名誉院长、水墨村村民。

记得一次，我到邻居张又旭先生家聚餐时，跨进他家门厅看见“老子出关”翡翠，以及满眼的珍奇古玩。那么眼前的一切会告诉你，张先生非但不寂寞，还非常享受独处的时光。偌大的客厅中，青花瓷随意散落，名烟斗错落有致，各种名表零件散落一旁，还有那古灵精怪的鹩哥在学猫叫：“乖猫，乖猫”。如果鹩哥心情不错你还会听见“晚上挺好的”，也许这正是张先生的心声。落座后，他问我知道郭莽园先生吗？不仅认识，还是好朋友。我又说：“郭莽园先生的作品格调很高，有大师风范，用笔有力度，有书法的笔意。他研究了传统技法，在作品中不仅可看得到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八大的笔意，又展自身面貌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张又旭先生竖起大拇指说道：“兄弟，咱们观点一致呀。”

我还有幸被邀参加郭莽园先生于2019年12月25日在广东美术馆的个展开幕式。此次展览是继2012年《狂狷与性灵——郭莽园中国画展》、2015年《笔下乾坤——郭莽园的小品世界展》之后，郭莽园先生第三次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展览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西泠印社、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美术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共展出郭莽园150多幅作品。四个展厅分别以“衰年变法”“品高度远”“怀古求新”“真真有趣”四个关键词，浓缩体现了郭莽园70年艺术之路的心境、理想、趣味和格调。这些作品意境开张，气势雄浑，展现了郭莽园在传统中国画上的探索历程和新兴气象。尤其是“衰年变法”，郭莽园用对敦煌的致敬，体现了对中国画表现手段的大破大立。

近日，著名书画理论家、鉴赏家楚寻欢先生受邀去广州参加活动，出发前来电谈到当代岭南第一大家郭莽园，称赞郭莽园先生现在是岭南派领军人物。他到广州后还专程拜访了郭先生。楚寻欢评价郭莽园的写意“文野相交，有胆有魂”，不仅有文人画的形式，兼具文人画的精神。由此足见郭莽园先生在业内名气不小。

落笔不俗，大胆奇险，可谓“狂狷”；大写意诗情流露，气象高旷，堪称“性灵”。人生的颠沛坎坷，艺术的天然野性阳光满园，有着难以复刻的个性，而这些个性在他的作品中也能够得以体现。在京城著名艺术评论家陈传席口中，他是新文人画的代表。他的画被陈传席这样评价：“莽原的画建材而又出奇，所以我一见便为之一振。莽园生于汕头，长在汕头案场里，他的画应近于岭南一派，然而他的画却无一笔入‘岭南’。”这就表达了他的画与他出身不同，反而是与他的生活经历相关。

郭莽园先生有一幅《春醉图》，用色鲜艳大胆。在我看来，将人物与山水共创一幅画，别有新意，仕女不同于别人的置身于山水当中，反而是浓墨重笔地刻画出仕女安享睡眠的美丽模样，大篇幅的绘画在春光上。郭莽园先生的作品糅心性于笔墨之间，方寸间意味悠远，画面常于空旷寥寥中，一笔绘画出远山，营造出有无相生之意。主题形象的仕女也如我刚刚所阐述，简洁传神，两笔蹴成，面不留白，侧身回顾，顾盼生姿，花枝低垂，淡墨落叶，盆栽也和人一样有了郁郁寡欢之态。

在2020年的《莽原·画展》中，郭莽园先生在广东美术馆展出了自己的压轴敦煌系列作品，呈现了对中国画表现手法的大破大立。这批作品在题材上有了新的突破。郭莽园先生未曾到过敦煌，然而笔墨纸砚里全是敦煌的神采，他对敦煌的认知大多来自大量的书籍，画展和新媒体，这样也许局限了他为做实地考察的艺术判断的精准性，但是却又是这样一种距离让它产生了想象和异样的美感，所以在郭莽园先生关于敦煌的画作中，我们能捕捉到他在画中透露出的敦煌气韵意象，但是和其他的又不同，里面有他个性独具艺术表现手法。茫茫沙漠，悠悠行旅，僧侣香火所赋予的敦煌传奇故事，在郭莽园的画作里处处可见，似敦煌实景，而又非现实敦煌，这正是郭莽园先生画作的特点。

除了画作表现其心性以外，郭莽园先生还是一个鉴赏家。对于美食，他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次郭莽园先生接受原韩山师范学院林伦伦院长的邀请，与林自然先生、张新民先生在韩山师范学院烹饪系讲述如何做菜的话题。他说话的趣味性极强，说起美食来与其他人所讲方向大相径庭。他点评起菜肴的好坏来有理有据，鞭辟入里。他还把自己的美食观点告诉学生们：强调一定要掌握如何赚钱的本领，然后带着钱，找厨师去，吃他们做的菜。美食家与厨者有不同的味觉方向。厨者更主要从地方味道上去理解，皆因他视野角度和从事的职业有关，难以跳出职业的极限。美食家却不然，他们除了对味道具有灵敏度之外，他们具有食文化的渊博知识，并对其深入了解。他们走四方唯适口为美味，所以他们属于无方向的美食家。

人生处处皆艺术，就是这样一个画家和不拘一格的美食家，郭莽园先生的心性和作品，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回味。

古镇焕发光彩

据传说，千年古镇铜盂其名字源于当地一个叫“土尾潭”的水潭，状似钵盂，由此得名。

铜盂本镇人口有14多万，旅外侨胞和旅港澳台胞高达7万人，是潮阳区重点侨乡之一。铜盂人杰地灵，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辖内古迹建筑随处可见，素有“三山六湖一铜盂、潮阳灵山护国寺”之谓。漫步其中，既能深深体味那份古老质朴的人文文化，又可细细琢磨各种古建筑的工艺技巧。

灵山寺又称灵山护国禅寺，由唐代僧人大颠法师创建于贞元七年(791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时称边远之地的潮州刺史，韩愈刺史来潮不到一年，却与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结为莫逆之交，其深厚友谊一千多年来被传为佳话。据有关地方志记载唐长庆二年(822年)，穆宗赐额“护国禅院”。这里依山傍水，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是参禅悟道及旅游的好地方。区内不仅有著名的灵山寺，还有建于唐代的月眉桥、石拱桥、石板桥等100多座大小桥梁。

翻开铜盂这卷千年老书，真让人感到“名人镇”名不虚传，宋代知名学者苏州府教谕郭球，明代学者、唐宋潮州八贤之一许申是铜盂人，而自清末民初至今，就出了3名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圣约翰大学校长郭承恩，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红学家郭豫适；3名文职将军：民国少将郭承恩，解放军中将、军旅作家、曾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郭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电影艺术家萧穆少将。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位院士：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郭慕孙，植物学家、工程院院士郭豫元……这些名人都有独特的经历和令人敬佩的历程。集星村有蔡楚生故居，蔡楚生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期，小学毕业后到汕头和上海当学徒，勤奋创作，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电影艺术家，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这个铜钵盂村赖以命名、状似铜钵的土尾潭，经过历史的变迁，形状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潭水依然很深。土尾潭一带，早年是潮阳主要的码头和港口，是汕头、潮阳渡船和电船的停靠地，当时可谓商船云集。民国时期，有部分铜钵盂人，从这个港口出发到上海从事竹箴贸易，赚了钱后衣锦还乡，在村里留下了不少“四点金”或“下山虎”款式的老房子，让后人得以感受当年的繁荣。

现如今，铜盂古镇，世事变迁。古县邑风韵已消失在历史烟云中。她舒开长臂，迎接着来自闽粤各地的客人；她敞开胸怀，接纳粤闽各地的民风，数艘木船日日在她的目光下往返，多少海盐和水产品在此卸载，多少米谷在此起航，古县邑一派繁华。如今，古时风韵只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小石板街成了水泥大道，木板楼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楼，川流不息的小木舟不见了，小码头也仅存遗址，只有镇北面的灵山古寺，仍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山坡上一站千年。变了的是游子纷纷出走的村庄，许多昔年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如今或外出经商务工，或在家乡办厂耕山务农，人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挑着梦想出发，担着希望回家，枕着江风入梦，日子如诗如画。没有变的是优良的家风，护生爱绿的情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百舸争流。”新时代的铜盂继往开来，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在党的带领下勇做时代弄潮儿，奋楫杨帆，努力开创新局面，真抓实干作出新业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近年来，铜盂镇干群在铜盂镇党委柯传荣书记、镇长黄茂志以及副镇长陈建辉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乡村振兴为纲领，融入全域旅游理念，围绕千年古刹灵山寺为灵山片区、蔡楚生故居片区、灵潭片区制定铜盂镇文旅核心示范带发展构思：“千年水乡，人文铜盂”——铜盂乡村振兴示范带，激发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潜力，撸起袖子加油干；放开步伐奋力行，追赶超越谱新篇，铜盂人正在逐步探索一条具有家乡特色、文旅导向型的乡村振兴范式。在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在北山造林种果，在练江清污除臭，在村里栽花种草。当我们登上村前山峰时，但见青山如黛，山色空蒙，和风习习，鸟吐清音，蝉歌蛙叫，唱和成韵。村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练江水和龙潭湖水，这里成了鱼鳖温馨的家园。铜盂人就像一滴淡墨，浸润在宋代古寨这幅画卷之中。在即将过去的2022年，铜盂镇党委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急群众之所急 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困，成功解决了困扰辖区百姓的吃水难问题。

近年来，工厂污水排放，人民环保意识差。原来河流都严重被污染。群众生活生产饮用水主要依靠潮南区秋风岭水库供给。由于铜盂镇地处供水管道末端，日常供水不足，仙岐、屿岐两个片区12个村群众时常受到饮用难问题的困扰。“改革开放再出发，勇立潮头创辉煌”。为扭转被动应对局面，从根本上破解水资源对全镇群众饮用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问题，改善灵山千年古寺风景区风貌，铜盂镇委、镇政府下大气力实施了铜盂镇灵山水库引榕制供水及配套工程。该工程从谷饶镇引至灵山水库，并对原有部分自来水管道进行升级改造，覆盖仙岐、屿岐两个片区的供水管道，全长约5公里。满足全镇群众生产生活饮用水需求，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不足对群众饮用水和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保障民生，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开放包容的铜盂再出发！我们诚邀各位宾朋打卡铜盂，春赏樱、夏看荷、秋品桂、冬观梅，吃潮汕牛肉丸，游护国禅寺，分享希望之城的发展机遇，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垂钓“战术”

读了很多万伯翱会长的很多精彩文章，看了许多关于古今钓鱼的好文章，记载着鱼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是知心朋友。我就此来讲述几则关于钓鱼的趣闻吧！

最近，我读到万会长写的耿飚参谋长和官兵用步枪钓大鱼的动人故事。因为进入草地后，部队基本缺粮少食，只能靠想尽办法来充饥。不妨原文照录以飨广大鱼友和读者：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水沟里有点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里“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救命。用步枪通条磨尖，变个钩，随便抓只蛤蟆虫子当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鲶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当时他们身体虚弱，能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感觉是像在牵牛一样的困难。捕到鱼后官兵在少油无盐中捡拾野草枯枝，用钢盔洗脸盆煮了一盆盆散发着奇特香味能充饥救命的鱼餐。

万会长写了近三十多万字的《元戎百姓共垂竿》，里面记载着上至帝王、元勋、名人，下至普通钓手的各种有趣的钓鱼故事。该书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逾十万册，可谓是畅销书籍，也是他的经典代表著作。著名文学家苏叔阳、画家范曾都称赞其“开了钓鱼散文之先河”。书中写过朱德大元帅在长征中为解决口粮，甚至用缝衣钢针钓过鱼，这些美食远胜过沸煮六七个小时难吃的皮带、皮鞋等皮具来充饥；也写过在敌人的飞弹中有位胡子伯伯——贺龙元帅在长征中被围困却能稳操鱼竿“几次垂钓上鱼”再从容撤退的情形；还写过“乾隆大帝南巡垂钓西子湖”。万伯翱会长创作态度非常严谨，为写乾隆钓鱼的这篇文章，他将近花了一年时间，钻进清代史书查阅相关资料，又请二月河等清史专家帮忙把关，自己亲自三下江南到乾隆当时钓鱼处取证，察看地形地貌，捕捉创作灵感，力求创作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根据。

此外，万会长还写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被德军围困时“斯大林垂钓西伯利亚”、《列宁垂钓记》《鱼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是知心朋友——又读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精彩文章。这样扎实的文学功底，超凡脱俗，在文学方面取得极高的文学造诣，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前几天，万会长对我说：“钓鱼是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休闲运动。我国开国元帅中的聂荣臻曾将垂钓视为他长寿的四大秘诀之一。除了聂荣臻，老一辈领导人中还有朱德总司令的垂钓‘战术’，刘伯承元帅垂钓的思索，贺龙元帅的高超钓技，徐向前元帅对垂钓的迷恋，陈毅元帅垂钓的瘾头，叶剑英元帅垂钓的意境等不少老钓迷钓鱼的‘战术’。”

戎马一生的朱德总司令战功赫赫，同时也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他总是擅长从自然物象中汲取灵活机动的军事智慧。在此，我们就来讲一讲朱德总司令垂钓的“战术”。

长征路上非常艰难，但是朱老总从来没有忘记苦中作乐，非常关心大家的文娱生活。

不过嘛，长征途中没什么文艺兵，没有啥文娱活动。于是朱老总就建议大家一边走一边唱歌，鼓励大家前行。有了歌声做伴，长征的寂寞困苦也瞬间一扫而空。

除了唱歌，朱老总还会利用另外一个活动来激励大家，那就是钓鱼。

在艰苦的雪山草地长征路途中，红军带的粮食吃完了，朱德总司令也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嚼草根。一天下午，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生下二女儿（任远征），由于奶水不足，孩子饿得哇哇直哭。正在陈琮英发愁时，朱德把一盆热气腾腾的鱼汤亲自端到了她的面前。

任弼时惊奇地问：“老总，哪里来的鱼？”朱德回答说：“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是我在河边钓的！不过，钓鱼也是要讲究‘战术’的哟！”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提出了歼敌主力的“钓鱼战术”，即要用“引鱼”的办法，用“诱饵”将“鱼”引来，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消灭它。他把“钓鱼战术”的用兵原则通俗地解释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

国民党的几个主力部队，有的被我们搞掉了，如整编七十四师；有的搞得差不多了，如新一军、新六军；有的也遭到我们的严重杀伤，如五军和十一师。今后还要想一些办法把敌人的这几个主力部队彻底搞光，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大半。特别是我们要研究如何对付五军、十一师和七师等敌人主力部队。朱老总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时，尚未疲困，拼命地挣扎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精疲力尽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你们一定要下决心钓到一两条这样的大鱼。”

在朱老总看来，打仗与钓鱼相仿，我们不是完全不打硬仗。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人就打什么仗。如果敌人是弱的，我们可以来一个猛冲，在敌人没有展开、没有占领阵地以前，一冲上去就把它吓也吓倒了，战斗能很快解决。红一军团总结出来的三猛战术，是红军中的基本战术之一，今天也还适用。但要解决比较顽强的敌人，用这一套就不一定有效，甚至还要吃亏，还是用钓大鱼的办法好。这种办法是合乎辩证法的。再说一遍，从钓小鱼与钓大鱼的办法不同来看，就可以理解打弱敌与强敌、打小敌与大敌的不同。打小敌、弱敌，可以用比较简单而直接的办法；但打大敌、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战斗开始必须懂得摆布它，懂得用迂回曲折的办法。这是真理，要好好牢记、研究。

此外，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等等，也都是重要的战术原则，都要很好研究。还有一些条件也要善于掌握，例如在内线作战，后方有群众，可以打几个机动歼灭战；出击到外线，条件差一些就要打运动战。以后条件改变了，就要学会攻坚战、阵地战。整个敌我条件对比，还会有更大的变化，我们也要估计到，要作必要的准备。过去国民党军队的条件很好，上有飞机，下有汽车、火车，水里有轮船、兵舰，它的“腿”长，走得快，所以很神气。我们只好不同它正面硬碰，只好丢掉一些地方。去年转为进攻以后，砍断了它几条“腿”，它就走得慢一些了。现在还要继续把它的“腿”全部砍掉，那它就只好用脚来赛跑。大家都是一双脚跑，它就跑不过我们了。将来我们的“腿”也会长起来的。

在炮火纷飞的岁月，朱德总司令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就习惯找个有鱼的河边一边钓鱼一边思考。他认为这样不仅有助于考虑问题，也是一种乐趣，侧面反映出他鲜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他总能用通俗易懂的案例由浅入深的讲解深奥的军事斗争智慧，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军民的信心。大家相信：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渡过严冬。

核潜艇之父——彭士禄

海陆丰是广东著名侨乡，旅居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约百万人。在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也是我国的核潜艇之父——彭士禄。

试问大海碧波

何谓以身许国？

青丝化作白发

依旧铁马冰河

磊落平生无限爱

尽付无言高歌!

这是著名词作家阎肃在2014年为中国核潜艇设计专家黄旭华院士写的赞词，我认为这首词同样可以献给所有新中国的核潜艇人。他们的名字迟为人知，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比较巧的是彭士禄院士与黄旭华院士既是老乡，又是同事，他们都是广东汕尾人，又共同为新中国研发核潜艇。黄旭华院士主持核潜艇的设计，而彭士禄院士则是核潜艇的动力研发工作，他们与核潜艇研发团队的同事们，通力合作完成了新中国的核潜艇事业。

名列“感动中国人物”的彭士禄，在他小的时候生活是异常艰难的。他出生于汕尾市海丰县，三岁时，母亲遭反动军阀杀害，而后被送到了革命群众家寄养，先后辗转去了20多户人家，最后才被敲定，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家，由他的母亲潘舜贞抚养。但几年以后连同潘舜贞一起，8岁的彭士禄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送到了监狱。两年后，出狱的彭士禄在潮安当起了乞丐，生活过得颠沛流离，可一年之后他又被抓进了潮安监狱。1942年，17岁的彭士禄自愿报名前往延安当护士，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因为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突出表现，被评为模范护士。在此期间，他患上了肺结核，组织将他调离医院，派他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但是由于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刚到学校的时候，他连三角函数都不懂，经过刻苦的学习，成绩很快就提升了，组织上让他去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他安心学习。因为当时得了肺结核的缘故，血都咳出来了，尽管如此，骨瘦如柴的他还是天天申请去前线。他20岁时，因为表现突出在预备期间，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在焦化厂工作。解放后，他先后在哈工大和大连大学学习，被保送到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留学。在6年时间里，彭士禄通过自身的努力，36门课程有33门均为优秀，在毕业时以全优成绩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的称号，两年后以优异的学业回国，开启了他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彭士禄说他的一生只有核潜艇和建核电站，在1955年一条巨大的“黑鱼”从美国新伦敦潜艇基地启航后，仅仅用了90个小时就航行2200海里，抵达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潜航速度超20节，这是之前的潜艇技术远远无法完成的目标，而这也就是人类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核潜艇的出现立刻就引起了大国军界的高度关注，由于采用了核动力，潜艇的航程和隐蔽能力大大增强，再配上已经成熟的战略核武器，这意味着水下打击力量将成为改变大国之间军事平衡的重磅砝码。有军事专家曾经说过，只要有一艘战略核潜艇，就可以让一个现代化国家退回石器时代。而在鹦鹉螺号出现之后，美国立即着手制定军用核潜艇研发制造计划，另外一个大国苏联也不甘落后，核潜艇发展计划空前庞大，很快全世界每一个大洋底下都隐藏着这种致命武器，犹如抵在咽喉上的匕首。当历史的指针指向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正在经历着空前严峻的安全威胁，在南部越南战争已经爆发，美军遮天蔽日的战机将南部邻国城市、农村甚至雨林炸成一片火海。在西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边境战争，北部边境陈兵百万，更致命的威胁是东部，由于当时新中国海上力量较为薄弱，敌视中国的对手几乎可以逼近海岸线边缘，造成致命的威胁。

在这样一个危机的环境，中国对于核潜艇的研发计划还没有任何的计划。1958年，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工程启动，中国代号09的第1个核潜艇工程上马，一位40多岁的共产党员在不久后被任命为这一工程的第一位总工程师，国之重器系于一身。世界上两大军事集团同时开展最严酷的技术封锁，国内的资源和人才极为匮乏，国内经济困难连吃饱饭都成为问题了。彭士禄院士和他的同事们满怀激情，遵循着科学原则，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刚开始人们还寄希望于苏联，希望苏联能够给予帮助。但是苏联没有答应，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说：“核潜艇所需的技术很复杂，中国人是研究不出来的。”这句侮辱性极强的话，仿佛给中国的核潜艇事业画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但中国没有放弃，彭士禄团队受命主持研制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他的团队对核潜艇的印象只停留在几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图片和一个玩具核潜艇上面，中国对核潜艇的技术几乎为零，外部的帮助也没有，研制核潜艇的事业非常曲折。但这并没有使彭士禄团队放弃，没有资料，那就参考国外核电站搞研究理论方案设计；缺乏专业人才，就边研究边打造人才队伍。为了验证一个参数，他们常常不眠不休地轮班换人，夜以继日地辛苦好几天。作为核潜艇研制的总负责人，彭士禄带头通过实践解决问题，他说：“科技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要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

很多需要数据计算，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先进的计算仪器，于是彭士禄带领自己的团队，硬是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算出十几万个数据，最终确定了核潜艇所需要的100多个关键数据。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核动力装置上面的基本参数设定已经被彭士禄完成了。在团队里，他的绰号也被称为彭拍板，原因就是因为他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事情确定下来。在核潜艇进入安装阶段的时候，彭士禄一反常规决定要制作水上和水下两套设备进行测试，他的这一想法直接让我国的核潜艇早诞生了两年呢。

1970年12月26日，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都十分震惊的日子。核潜艇长征一号缓缓地驶入大海，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核潜艇技术的国家。这艘核潜艇从小部件到大的机器，没有用国外进口的一根螺母，全部都是我国自主研发。

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58岁的彭士禄，又亲自挂帅出征。国家决定在广东发展核电，于是他便欣然受命，带领自己的团队，在艰难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完成国家的核电事业。在同事担忧他的身体时，他也只是一笑：这辛苦算什么？如果核电站早日建成，那就太值了。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必胜的决心和争分夺秒的奋进，最终高效率地完成了国家派下来的任务。

之后，彭士禄又不断参加到我国核电站的开创、研究建设和管理中，秦山1期、2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核电事业的开创和安全，无不凝聚着彭士禄院士的心血。实现和平运用核能是彭士禄等核动力专家的心愿。由于核潜艇制作作为国家最高机密，参与核潜艇制作的人员名字也是保密的，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从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直到数十年后，隐姓埋名30年的彭士禄才作为中国核潜艇第1任总设计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有人称彭士禄为“中国核潜艇之父”，对于这个称呼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在他看来他只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2017年，彭士禄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但他却将全部的奖金捐献出来，作为人才奖励的基金，奖励在核动力领域取得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他的女儿开玩笑戏称，如果将他获得的这些奖金分一点儿给她多好。但是彭士禄教育孩子说：自己荣获的这个奖金是国家的，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到现在应当回馈给国家。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也许是因为属‘牛’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越糟糕，悲矣！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没有白活。”除了作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外，彭士禄还有另外一种身份：他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驱、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彭湃的儿子。正是有了父亲这种矢志不渝奋斗终身的理念和信念在血脉中传承，所以即使在造核潜艇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彭士禄院士依旧不畏艰辛，不怕困难，在摸索中前行，终于铸就了国之重器，名垂史册。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在《英雄核潜艇》的歌声中，他完成了最后一个遗愿，将骨灰撒向大海，永远守护祖国的海洋。从烈士的遗孤到中国核潜艇之父，他陪着中国的核潜艇一起成长，将生命奉献于中国的核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他好像海中翻腾的浪花一样，卷起的层层波浪，承载着中国的核潜艇不断前行，护卫祖国，一路远航！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