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做完作业，在我的书橱东翻西翻，从尘封的记忆里翻出了一盘磁带。见上面有几个已经变得模糊的钢笔字：《高黎贡山的歌声》，儿子惊讶，问我这是什么歌?

    仔细辨认，字是我写的。是时间留下的痕迹。记忆便被触动了一下。

    我说：“你找来录音机听听罢！”

    石头上的青苔，是流水流过的痕迹；

    树叶上的伤疤，是虫子咬过的痕迹；

    阿妹心上的伤痛，是忧伤留下的痕迹；

    高黎贡山的歌声，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歌声缓缓流动，凉凉的，润润的。鼻子便突然有些酸，眼睛便突然有些涩，记忆开始复苏。身不由己地回到了十五年前，在高黎贡山，在一个傈僳族寨子。周围一片漆黑，我重新看到了那个被歌声和火把照亮的夜晚。

    这是山寨里为修通公路组织的一次演出。我记得到达时，两棵高大的皂角树下，原先的教堂遗址上，演出已经开始。然而，让我吃惊的是，四周山头上，一串串的火把，仍像一条条火的长龙，向着这里游动着、游动着，整座山都摇晃起来了。

    虽然时间已逝，但那场面的震撼至今仍保留在我的心中。对于生活在内地的我们，看场电影或演出，是件稀松平常不过的事，甚至很多人（包括我）都已经不进影剧院了。而在这高黎贡山山区，人们却像过节一样翻山越岭来观看演出，我的心再次在歌声中颤粟了！

    歌声缓缓流淌。记忆变得清晰。人群突然骚动了，有人在小声地说：“阿妮!”我见到了她，出现在舞台上，像一只燃烧在火中的凤凰。丰满而窈窕的身材，椭圆形的脸，泉水般明亮的眼睛。她羞涩地向观众颔首微笑，左边颊上露出了一个深深的酒窝。从观众的反映可以想见她是一位当地颇有知名度的歌手。

想不到十五年后，在这个凉风习习的夏夜，儿子意外的发现，又使我听到了她的歌声：

石头上的青苔，是流水流过的痕迹；

树叶上的伤疤，是虫子咬过的痕迹；

阿妹心上的伤痛，是忧伤留下的痕迹；

高黎贡山的歌声，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

    这是一种久违了的从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歌，不矫揉，不造作。歌声里流动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我忘记了自身的存在，像进入一条河，河水一开始浸及脚踝，渐渐便涨到腰部，再后来便淹没了腰部，一股琮王争作响的清流，从我身体四周流过。

    儿子也和我一样静静地听着。这样的歌声，在流行歌声中长大的他是很少听到的了。

    突然，我打了一个寒噤——

    音乐里夹杂着一阵低微的与音乐极不谐调的“哇哇——”声。我相信，即使不细心，也能感觉得到声音里所包含着的复杂的感情，有痛苦，有忧伤，也有向往。

    “这是什么声音?”儿子也听到了。

    我不回答。沉浸在记忆里。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了，在那个高黎贡山的夜晚！

    歌声缓缓流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曾用眼睛四处搜寻“哇哇”声传来的地方。在火光闪烁的空隙，我找到了她。她站在一棵黄角树下，目光定定地望着舞台，痛苦地翕动着嘴唇。显然，这声音就是她发出来的。

    她头发斑白、满脸皱纹，一付地道的傈僳族打扮，要不是这天晚上的经历，我也许早应该忘记她了。

   “她是谁?”十五年后，儿子有些急迫地问我。

   “一个哑巴！”我叹口气，回答儿子。

   “她是谁?”十五年前，在那个灯火闪烁的夜晚，我也曾问过陪同我们看演出的村干部。

   “一个哑巴。”村干部也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压低声音回答。

    现在，我的回答不能使儿子满足，他定定地望我。

    当年，村干部的回答也使我不能满足，我定定地望他。

    歌声缓缓流淌。儿子见我不回答，去十五年后的灯下，一边听音乐，一边翻他的书。

    歌声缓缓流淌。我重新回到十五年前高黎贡山那个被灯火照亮的晚上——

    当“哇哇”声停止，我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她时，只见她翕动着的嘴唇似乎停止了，两眼出神地望在舞台上，闪动着亮晶晶的光。我掉转过头来，那个被大家叫着“阿妮”的傈僳族姑娘正在弯下身子谢幕。我惊异地发现，她抬头时似乎特别关注地朝老大妈所在的方向望了一眼，脸上闪过一丝甜甜的微笑。

这一发现使我心里不安宁。演出结束后，一回到村公所，我就向支部书记普四益打听：“那个哑巴倒底是什么人?”

    “她嘛——就是阿妮的母亲。”支书普四益一面抽着烟，一面慢吞吞地回答。

    “阿妮?哪个阿妮?”我几乎跳了起来。

    支书很快地望了我一眼，好像怪我问得奇怪，半晌才说：“就是我的女儿。”

    我简直懵住了——阿妮、哑巴、支书，这三个概念竟这样矛盾地搭配在一起。同时也感到歉疚：竟然当着支书的面，把他的妻子叫作“哑巴”。慌乱中我碰翻了火塘边的茶罐，连忙找了一句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你女儿的嗓子真不错，简直像一只百灵鸟……”

    歌声缓缓流淌，儿子在十五年后静静地做他的作业。

    歌声缓缓流淌，我继续着我十五年前的回忆——

    我看见一缕忧思突然闪过支书的眼睛。他出神地望着火塘里的火苗。窗外，有个傈僳族小伙子正在吹着“笛哩吐”（僳僳族的一种笛），婉转的“笛哩吐”声，伴和着傈僳族姑娘的歌声，融合着夜来香的香气，在寨子上空悠悠地回旋着，溶合在蒙蒙的月光中。窗内和窗外，简直变成了两个世界。

    我正要找话来打破这难堪的静默时，老支书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冲着我说：“你以为阿妮她阿妈生来就是一个哑巴?唉，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阿妮她阿妈原来也有着一付好嗓子……”

    “病哑的?”我同情地问。

    “得什么病哟!还不是教堂造的孽!”他气愤愤地说。

    看到我疑惑不解的神情，他古怪地笑了一下：“你刚来，对这边的情况不熟悉。别看这里山高林密，是个虎豹遍山跑、毒蛇遍地窜的地方。解放前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美、英、法、德四个国家的传教士都来过这里，他们霸占山林，强派民工，修盖教堂，要傈僳群众信奉天主教、基督教。”

    他从茶罐里倒了两杯浓茶，一杯给我，一杯自己喝。我猜想我刚才的问话一定触动了他的心事，喝完杯中茶，他的话突然多了起来。于是我的记忆里便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一年，唔……是属狗年。阿妮她阿妈刚满十八岁。寨子里来了一个洋人。他给土司黑利瓜送了一驮茶叶、两驮盐巴、三驮洋布，黑利瓜就把灵魂卖给了‘上帝’，当上了洋人的‘密支扒’。（基督教管事）

    “傍晚，黑利瓜领着洋人，在寨子里转圈子，撵着大家跑，要寨子里的人去听‘福音’。

    “你们去了吗?”我急迫地问。

    “鬼才会踏进他的门坎!”他狠狠地啐了一口：“我们傈僳人当时流传一句话：‘草乌的花好看，牧师的话好听；草乌的根吃不得，牧师的话听不得!’

    “后来，黑利瓜告诉洋人，寨子里的人晚上都围拢在阿恰付家——阿恰付就是阿妮她阿妈——听阿恰付唱歌，他们就动了坏心眼……”

    “他们把她的嗓子弄哑?”我失声惊问，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的心。

他摇了摇头：“洋人才舍不得把她的嗓子变哑哩。他把阿恰付抢进教堂，把基督教教义编成傈僳调，叫阿妮她阿妈演唱，招引寨子里的人。阿恰付咬紧牙关，死活不肯唱，洋人就用手杖拼命地打她……”

    “后来呢? ”

     “后来，阿恰付就喝了哑泉的水!”

    哑泉，在亚莫岩下，我来时曾经过那个地方。亚莫岩阴森冰冷像一副歹徒的脸，哑泉的潭水却清澈诱人，但带路人一脸郑重告诉我这水不能喝。我对他的话始终半信半疑。想不到这泉水与阿妮一家人的命运发生了联系。

    火塘的火渐渐变暗，支书用颤抖的声音讲起了阿妮她阿妈变哑的经过。

    阿恰付被洋教士抢进教堂后，日夜思念着自己的心上人。但洋人不准她回家，洋人说：阿恰付已经变成“圣女”。“圣女”是不能同世俗的凡人在一起的。阿恰付跑了几次，都被抓了回来，洋人不给她吃饭，罚她跪在碎石子上。阿恰付瘦了，两眼失去了光彩。

    一天，阿恰付去给洋人背米，回来的路上，突然听到亚莫岩下一阵叮叮咚咚的水声，她心里一动：这里不就是哑泉吗?她来到泉边，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然后慢慢俯下身去……

    故事在我的想像中继续着——

    她俯下身去，清澈的泉水照见了她憔悴的面容，照见了她失神的眼睛，照见了她额上的斑斑伤痕……

    她心里一酸，眼泪刷刷地掉了下来，哑泉瞬间发出了一阵“叮叮咚咚”的响声。她哭了几声，又笑了几声，她为什么哭，只有她心中明白；她为什么笑，这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说出的谜。她用手掬了一捧泉水，水面的影子碎子，高黎贡山碎了，她的心也碎了。猛然间，她扑在泉边，啜泣着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从此，阿恰付哑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说到这里，支书冷冷笑了一下：“洋人拚命地用手杖打她，但上帝的手杖再灵，也不能让阿恰付发出声音来了!”

歌声缓缓流淌，流淌出一段早已逝去的记忆。

孔雀虽然比山鸡、斑鸠漂亮，

却没有漂亮的歌喉；

山鸡、斑鸠虽然没有孔雀漂亮，

却有着美丽动人的歌声。

山林没有孔雀的羽翎照样百花盛开，

没有山鸡的叫声山林就会冷清了；

山溪没有孔雀的舞蹈照样潺潺流淌，

没有斑鸠的歌唱山溪就会寂寞了。

    我的心开始隐隐作痛。一张傈僳族少女破碎的脸。一潭突然被搅乱了的心情。我想起了“尊严”这个词。诗人于坚不久前来大理，曾打开电脑给我看他网络上的文章《诗歌的尊严》，这是他诗歌得奖的感言。他说：“今天，诗歌的声音已经降到最低点。人们必须弯下来，跪下来，爬下来，才能听到诗歌微弱的声音。诗歌的声音已经降低到草叶的高度，泥巴的高度、盐粒的高度、甲壳虫和稻米的高度，这正是大地的高度，自古以来，诗歌就是在这最基本的地基上发言的。”他的话触动了我，使我想到了阿恰付的故事——她的歌声也许不属于虚幻的“天堂”，只能属于她脚下的“大地”。她只能在“最基本的地基上发言”，这就是她的命运！

歌声继续流淌。清冽的潭水在我眼前晃动。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当我和支书各自躺到床上时的情景。我失眠了，一个头发斑白、满脸皱纹的傈僳族老大妈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着。对面床板也格格作响，我疑心老支书也睡不着。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无法入睡的夜晚，它充满玄机和神秘意味。正当我迷迷糊糊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声音再次让我睁开眼睛，只见支书立起身子，像在侧耳倾听着什么。我注意地听了一下，窗外夜的阴影里，口弦声、笛哩吐声、琵琶声，响成一片，其间夹着一个姑娘的歌声——我听出来了，是阿妮的歌声。歌声穿过窗外茂密的麻桑蒲树的浓荫，飞进了我的耳朵：

是山鸡就发出山鸡的叫声，

山林因为你的叫声而变得热闹； 

是斑鸠就发出斑鸠的叫声，

小溪因为你的叫声而变得欢快。

不管你是山鸡还是斑鸠，

寂静的山林不能没有歌唱。

傈僳心里的歌声比树叶子还要多，

九天九夜也唱不完唱不完唱不完……

    渐渐地，我听到很多声音的加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无数的声音，从麻桑蒲树、皂角树、大青树的叶片上滴落，在高黎贡山的星光下闪动，汇成一条条涓涓溪流，最终又聚集成了一条大江，比高黎贡山脚下奔涌的怒江还要明亮。我的心禁不住颤抖，我听到了来自真实的大地的声音。这是一个生活里不可能没有歌声的民族，是一个用自己的歌声为自己的民族命名的民族！

    歌声继续流淌。思绪变得复杂。突然想起一位长者曾用复杂而暧昧的口吻对我说，当年传教士们，是背着鼓鼓囊囊的行囊，攀着悬崖、渡过溜索，来到这不毛之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吃苦和献身精神令人难以置信。某些传教士也给怒江带来了某些文明，比如医药和文字——傈僳文就是传教士用正、反、颠倒的大写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话自然有他看问题的角度。可是我后来却从资料中阅读到，这些传教士们自以为在播下文明的同时，也亲手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怒江曾发生过几次驱逐传教士的事件，仓皇逃走的传教士在逃跑途中被傈僳族蘸着毒液的弓弩射死，在过溜索时被追来的傈僳人砍断溜索落江而死——他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也许就在于想用强制性的手段急功近利地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用一种声音扼杀另一种声音。

     歌声继续流淌，心久久不能平静。电光石火般地一闪，在这个窗外凉风习习的晚上，我似乎有些明白高黎贡山的乡民们为什么打着火把像过节一样来看演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