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时，我一笔一划地学会了写汉字，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她未满30岁，她是生产队饲养场的饲养员。曾经共青团员的她上过初小，自告奋勇兼职队里识字班教学。说是识字班，其实是大人们忙，未上学孩子需要人来看管罢了。

我已经不记得年轻时母亲的模样了，但至今清晰地记得在饲养场小黑板上，她教我们几个半大孩子们学写汉字：中国、共产党、祖国等。那时候条件极其简陋，教室就是饲养员住的土坯房，一个通铺土炕上方挂一块小黑板，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后来用土坯砌起一个长方形，上面用泥巴抹光，就是桌子。没有纸笔，就地取材，地面用脚抹平，一根树枝，边高声读边写。写完了，再把其他孩子写的字给用脚抹了，然后跳出去一丈远，哈哈大笑。

我的小学是村办小学上的，老师都是本村人。那个时候，只要上过初中的就算是读书人了，村上招录，公社统筹发一点微薄工资。到了八十年代末，他们有了一个百味杂陈的专属称呼：民办教师。

那时候的老师，真的是最可爱的人——自我要求高，教学严谨，对学生负责。我受益颇深的事情是从来不写错别字，笔画笔顺都不会错。甚至四十多年后的现在，打发一些无聊时光，想临帖写大字，愕然发现还是小时候的描红底子，写得好的字还是老师画了红圈的字，不由肃然起敬。

我的父亲当过八年民办教师，他先后在怀家沟、茂东沟小学教书，因爷爷奶奶60年代初先后离世，家庭缺劳动力，弟妹无人照管而离开学校，离开时已经是学校教导主任和公社文教专干了。

我自小就对老师很敬畏，当面从不忤逆顶撞，上课认真，作业从不拖拉。但出了教室则猴性使然，上房翻墙爬树，偷瓜捉鱼摸鸟蛋，无所畏惧。有一次，外面下雪，路上贪玩迟到了，冲进教室后，赵银花老师很生气，让我到教室外面罚站，我自然不愿意，她把我生拉硬拽了出去。此时，门外雪花飘飘洒洒，我的新蓝布褂子上，刚才抗拒时蹭了墙上许多土，雪花变成了泥巴水。我的新褂子弄脏了，我气的咬牙，刻在了记忆里，又变成了温馨的回忆。

这是一个民办老师受尊重的时代，也是一个受村民敬重的群体。村子里只要遇到红白事，写对联写礼簿布置新房及司仪等都是学校老师的事情，老师自然就是上席客。“功莫大焉！德何邵矣！”在此，提笔补叙我尊敬的启蒙授业恩师：张秀英老师、曾新礼老师、栾召才老师、毕秀芳老师，还有后来的赵学忠老师、赵银花老师等。他们都在坚守，直到九十年代落实转公政策，转公不仅仅是身份转变和经济待遇的提升，更是对他们最宝贵青春的付出肯定，村上有多少孩子从土坯教室里走出去，得到了人生命运改变。

我在村上小学上了五年，以至于当我从师范毕业后当了老师，遇到一些叔叔辈的大人称呼父亲叫“毛老师”时，有一种恍惚的反差——这就是那个严厉有余、慈爱不足、不苟言笑的父亲吗？他与曾经教过我的身边的同事们一点都不像，不过做事认真执着甚至固执，以身作则是不掺一点水分的。这凛凛的气场使我打记事起就对父亲敬畏而远之，不敢亲近。记忆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随意开玩笑的情景，这也是我一个无法释怀的心结，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已经苍老垂暮了，一些笑料话已经不适合说了。

严父慈母，这是大多数传统中国家庭的缩影，时代的痕迹与亲情的代沟显而易见，我的身上何尝没有这种烙印，当我读懂这道烙印的时候，当我的岁月年轮跨入没有代沟年龄时候，当我心中的千言万语想与父亲诉说时，父亲已经与我们天隔一方了。

2016年左右，国家开始为没有转正的乡村民办教师落实生活补助政策。一次吃饭时，父亲问我，看能否有希望争取，并回忆起那一段属于二十余岁的时光。每每聊起这一段，父亲如数家珍，眉眼间顿时光彩熠熠，仿佛回到了简陋的土坯讲台前。但第一次谈这件事我并没有重视，想也没有几个补助，事情不了了之。

第二年，开始落实第二批，父亲又提说起来，我把所有证明材料都找齐了，但因为这是地方政策，父亲已经享受了村干部补助，民办教师经历再不予补助。听到这个结果，父亲多少有些遗憾。父亲说，那份补助有多少钱并不重要，但不算，等于删去了那段八年的民办教师人生经历。到了2019年，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都落实了补助政策，但父亲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想，依照父亲的性格，他一定还是一名老师或村干部。

为师前，我不知道朱永新，也不知道他说过：“在我看来，教育的力量首先是让人成为人。”上了师范，读教育学，我知道了康德关于教育本质的名言：“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但不以为然。工作十余年之后，我知道了教育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事业，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发展走向。现在，我已经不在三尺讲台耕耘，但仍从事教育，我更知道了教育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寄托身心的精神生活，懂得了用教育的视野去看待身边的人与事，用教育情怀善待自己。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