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4日，是内蒙古和乌兰察布地区著名新闻学学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我的恩师马树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每当提起这一天都令我悲伤不已，思念的情绪如潮水般袭来。多年来，他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帮助，他指导我学习新闻写作的往事，连同他那睿智的目光，微笑的面孔，一齐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时，泪水总会模糊了我的视线……

马树勋先生生于1934年，1993年3月24日因公出途中发生意外,不幸英年早逝，终年59岁。从1958年起，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乌兰察布人民广播电台、《乌兰察布日报》编辑、记者，《乌兰察布日报》副社长、副总编辑。1983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新闻工作者，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85年获内蒙古总工会自学成才奖。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会常务理事，乌兰察布新闻工作者协会、乌兰察布新闻学会副会长。他对青年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写作爱好者的关心、指导，也鲜明地体现在他三十五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成为他对党的新闻事业作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即以这一视角，重点撷取几个感人的事例加以记述，借以表达我对这位前辈深深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之情。

一是，马树勋副总编对基层通讯员非常关心爱护，特别重视对新闻后继力量的培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乌兰察布日报》特别重视对全盟重点通讯员的培训，如原内蒙古丰镇市政协主席杨鸿钧就是该报当时的骨干通讯员，曾在他的回忆录《笑对人生》中，特别感激《乌兰察布日报》对他的培养。他曾参加过报社的重点通讯员培训，这对他以后写作能力的提高和成为丰镇的一支笔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内蒙古凉城县广播站原编辑、记者张文绪，也表达了在一次参加乌兰察布盟盟委领导主持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马树勋副社长、副总编亲自为他的工作转正问题发言，而体现出对报社领导高度重视新闻人才的感激[见张文绪：《追忆高旺同志二三事》，载今日头条，北疆新闻网，2022年10月17日。

]。对于他们二位的经历与感激，我亦有同感。那是我1974年下乡插队后的几年中，通过给报社、电台投稿，我的新闻写作情况逐渐引起了丰镇县广播站、《乌兰察布日报》、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和《内蒙古日报》编辑的注意，而尤以《乌兰察布日报》时任副社长、副主编马树勋为甚。他在了解到我的上述情况和写作爱好后，鼓励我今后应继续朝着新闻写作这个方向发展。有一次我去报社拜访通联科编辑和马树勋副主编时，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无论任何时代，文化总是有用的，尤其是写作对你今后的工作特别重要。你在下乡期间要写的东西很多，要多练笔，发表不了没关系，写得多了你自然会熟能生巧，运用自如。这些鼓励的话，让我受用一生。

那是在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即1975年夏天，突然有一天大队通知我去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参加《乌兰察布日报》在该旗举办的通讯员新闻业务培训班，时间为十天。当时我是隆盛庄公社参加培训的唯一的一名知青通讯员，也是首次参加《乌兰察布日报》社的通讯员培训班。接到培训通知后，我异常兴奋，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在这次培训中一定要把新闻知识、写作技巧和发稿窍门一并收入囊中。当时的察右中旗府所在地科布尔镇还比较荒凉，全镇只有一条大街，经常沙尘弥漫，一刮大风能见度极低，十几米之内难辨东西。这些对我这个知青通讯员来说已显得无关紧要。对于这次培训，我从内心十分重视，每天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新闻学知识，认认真真地聆听外地请来的新闻学专家和报社编辑（记者）的讲课辅导，笔记记得十分详细，几乎足不出户，无暇观景，以至于到现在对察右后旗的科布尔镇也没有什么印象。整个培训期间，我总是白天晚上学而不厌，使得自己的新闻学知识和对新闻的认知水平明显提高。培训临近结束时，报社给我们安排了分组撰写这次学习培训综述稿的任务，作为此次培训班对学员的考察作业。我们学习小组推选我来完成这篇综述，但由于本人当时的写作水平有限，这篇综述虽未被入选刊发在报纸上，但我还是感到很满意，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来自报社的写作任务，能够与全盟那么多新闻写作高手齐聚一堂，聆听专家和一线编辑（记者）的讲课，当面相互交流写稿、投稿的经验和心得就很知足了，我明白自己对新闻写作的训练“火候”还不到，写作水平更谈不上。这次培训对我来说机会难得，对我真正步入新闻写作的殿堂影响巨大。尽管培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左”的东西的影响，但通过这次培训，我学到了系统的新闻学理论知识，进一步了解了报纸的功能，训练了作为一名通讯员所应具有的对消息、通讯、评论等多种报纸适用文体的写作能力，收获很大。据听说，报社通联科的领导和马树勋副主编对我在此次培训期间的表现都很满意。

二是，马树勋副总编十分重视把报纸办活，力争让读者喜闻乐见，因而积极倡导评报工作，对报社聘请的评报员严格要求，并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我下乡插队的后期，在《乌兰察布日报》通联科的推荐下，报社选我担任了评报员。这为我以后从事理论文章和文艺评论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受益良多。让我担任评报员，可能也是报社看到了我在撰写评论稿方面的潜能或在这方面尚值得培养。事实证明，《乌兰察布日报》和马树勋副总编是发现并培养我提高写作评论能力的“伯乐”，因为在我担任几个媒体的通讯员时，几乎没投过新闻类的稿件，即使偶尔投上寥寥的几篇，也是“泥牛入海”而无结果，可见我不是写新闻报道的料。然而在写新闻评论（包括写评报文章）方面就不同了。在这一新闻种类中，我如鱼得水，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要写好新闻评论、评报文章，首先要熟悉新闻，熟悉现实生活；其次要多读、细读报纸，才能及时写出新闻评论、评报稿件。自《乌兰察布日报》选我当评报员之后，每月的月底报社都要把本月的报纸悉数寄给我，有时，马树勋副主编会亲自给我寄报，一直持续了数年。对于收到的《乌兰察布日报》，我大约用一周的时间读完。实际上，作为一名评报员，我真正将评报意见诉诸《<乌兰察布日报>通讯》（后改刊名为《采访与写作》），却是在1981年12月大学毕业后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最初三四年间。记得在此期间，我曾在《采访与写作》1989年第5期，发表了一千多字的题为《把好文字关更上一层楼》的评报文章。文章对“机制”一词的用法和对民间惯用习俗名称的科学使用提出意见，受到报社的重视。此后，报社专门在《采访与写作》刊物上设立栏目，鼓励编辑、记者和通讯员就文章写作中如何正确使用汉语词汇、进一步把好写稿、发稿的文字关等问题进行新闻业务讨论。《采访与写作》编辑还专门给我发来约稿函，邀请我定期为《采访与写作》撰写有关方面的文章。为此，我结合当时正在阅读新版《鲁迅全集》的情况，为《采访与写作》写了《谈鲁迅著作中的词语》一文，发表于该刊1990年第1期,据说很受欢迎。遗憾的是，后来因为经费等原因，《采访与写作》这份办了多年，深受作者、读者和通讯员欢迎的新闻写作适用读物，被迫停刊，为此我郁闷了很长时间。事实证明，当初《乌兰察布日报》选我做评报员，对我而言确实起到了引路作用。我以后之所以能够取得科研和写作上的一些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乌兰察布日报》，归功于马树勋副总编对我的教导和影响。

三是，马树勋副总编与我在新闻学研究上是莫逆之交，他的新闻学研究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可以说，马树勋副总编对《乌兰察布日报》通讯员的关怀和专业指导无人可比。他的新闻学论著，在民族地区的办报、办广播的实践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几十年来，我从一名知青通讯员成长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见证了马树勋副总编怎样从每日辛勤审定报纸清样，殚精积虑地主持报社的全面业务工作，再到研究报纸，研究民族地区的新闻实践，探索在民族地区如何做好新闻工作的规律，进而成为“民族地区新闻学”创立者之一的卓越的学术贡献。

记得我刚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前几年，《采访与写作》仍是我最喜欢阅读的刊物之一。一次，我从《采访与写作》刊物上看到马树勋副总编发表的一篇题为《谈短新闻》的专业文章，我为作者的选题和新思感奋不已。于是我不揣浅陋大胆地对该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索性直接在《采访与写作》上修改了起来，并将此期《采访与写作》刊物又回寄给了作者。不料作者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来信说我改得好，欣然采纳了一个后辈学子的修改意见，并经整理后，将该文重新发表收入到他的论文集中，受到读者和通讯员的一致好评。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他只要有大作写出，必先寄我征求意见。这一时期，他的新闻学研究成果越出版越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率先于1986年5月，出版了他的重要新闻学专著《民族新闻探索》，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欣然为该书题写书名。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区内外新闻理论界专家和新闻媒体的高度评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戴邦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作者马树勋同志是一位少数民族干部，他热爱民族地区新闻工作的事业心，他积极探讨民族地区新闻理论的特殊爱好，都值得我们学习”。马树勋副主编的该项成果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0年，马树勋副总编出版专著《民族新闻纵横谈》《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主编有《民族地区采访经验谈》等著作。论文《民族地区报纸要有民族特色》《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发展概况》分别发表在1983年和1984年《中国新闻年鉴》上。部分论文被译为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发表。他的学术业绩被载入布赫主席主编的《内蒙古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杨慧云教授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和马永真主编的《内蒙古自治区志·社会科学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此外,我还荣幸地受邀撰写了三千多字的《新闻学园地的一朵奇葩——简评<民族新闻探索>》，发表于《采访与写作》1987年第6期，为阐释民族地区新闻学的重要理论内涵及其学术社会价值发挥了良好作用。同时，为保持对马树勋先生的永久纪念，除他赠送我他的著作外，我还将他出版发表的著作、论文，他与我之间的上百封书信等一一收集起来，妥加珍藏，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

还有，马树勋副总编十分重视抓报纸的可读性问题，要求办好办活《乌兰察布日报》文艺副刊。由于我上大学后，包括到社科院工作的前十几年，学术兴趣主要转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方面，写新闻评论文章减少，写文艺理论文章和文艺评论增多。在马树勋副总编的鼓励和支持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副刊,《内蒙古日报》《乌兰察布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包头日报》《鄂尔多斯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文艺评论、文学随笔，如在《乌兰察布日报·大青山》发表了《作家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个批评家》《冈察洛夫描写笑的艺术》等十多篇文学随笔和文艺评论，受到读者的好评。其间，我在《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上发表的文艺评论《<纺织厂女工>的审美情趣》发表后，湖北画家王顺华的一组漫画作品《纺织厂女工》获得《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年度奖。自此以后，我与王顺华画家成了未曾谋面的好朋友。

总之，作为一名曾经的知青通讯员，岁月没有负我，尤其是在《乌兰察布日报》和《<乌兰察布日报>通讯》（《采访与写作》）的培育下，在马树勋副总编辑的引导教育下，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经过努力，成为一名让前辈、老师和亲朋好友们称赞的社会科学专家学者。2016年，我被评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我想，我的一切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曾经帮助过我、教导过我的前辈，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恩德。

斯人已逝，其风范文章将永存。虽然马树勋先生离开他心爱的《乌兰察布日报》、离开他热爱的新闻事业，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仍在关注着我的每一个进步，关注着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的精神、人品和文品，将永远是他留给我的一份最珍贵的思想财富，我们永远缅怀他！

王向军散文印象

看了视频《王向军散文中的精神世界》，结合阅读近年来王向军发表的散文作品，我对鄂尔多斯散文作家王向军及其作品的了解就更深入了一步，特别是从他以叙事散文为主体的散文作品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其散文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语言风格。

王向军生活、工作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他的散文作品叙事性强，无论是写家乡的人和事，还是写自己的学习、工作经历，都反映出浓郁的家乡味道，反映出与家人家庭的亲情、与家乡同事同学的友情，读后令人感动、羡慕。这些都构成了王向军散文的鲜明风格。

为了佐证上述印象，我又将他发表在《西部散文选刊》2023年第4期的散文《那年寒假返程路》读了一遍。这篇散文好就好在体现了王向军一贯的创作风格，其中包含的该文对叙事题材创作主题的精妙构思，白描式的人物描写和简约的场景描述，以及对西部地区城乡人们耳熟能详的语言的提炼和运用，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些经过提炼的“经典”语言不在多而在于精，因而使西部地区之外的读者也能读懂，对其含义也能较好把握。总之，从该文创作的各个侧面、点点滴滴，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用心良苦，以及作者对自身创作的高品质要求，等等。

总之，王向军散文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唯有此，再加上他深厚的生活积累（包括对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入观察、语言特征的把握和文字锤炼），以及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的执着和不懈的实践追求，终于成就了只属于他自己的散文创作风格。

为此，我们期待着王向军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创作道路上取得更大更好的进展和成绩，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