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秦巴咽喉、栈道之乡”的汉中，自西汉以来历数众多的历史遗存当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汉中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十三方摩崖石刻精品，即“石门汉魏十三品”。

今年七月末，我几乎每天都置身于古汉台汉中市博物馆石门汉魏十三品展厅。每每仰视这古老、沧桑、厚重且散发着石墨芳香的摩崖石刻，凝望着那从二千年前飘来的犹如闲云野鹤、自然飘逸的古风汉隶，仿佛在静静地倾听着那从石缝中、刻字间发出的跨越千年的诉说。

对话，原本是指面对面的语言交流，而当我面对的是两千年前的摩崖石刻时，对话似乎就成了心与心的交融，当你用心读懂了它，它也似乎会告诉你自己的前世今生和宝贵价值，不信？你听：

汉中市博物馆如今陈列的石门汉魏十三品，是20世纪七十年代，汉中兴修石门水库时，文物专家从原刻于褒斜栈道及石门隧道周边180余方摩崖石刻中精选、凿取的十三方精品摩崖石刻，辗转运送并陈列在这里的，其中包括了汉刻八品、三国时期一品、魏刻一品和宋刻三品。时间跨越了公元66年至公元1195年的一千余年，刻石内容主要反映了历次褒斜栈道通塞修复、石门开凿、河堰整治过程中的人和事，以及对参与者功绩的歌颂与褒扬。其摩崖刻石的书法价值更是表现了千年间中国书法从秦篆到汉隶，再到魏碑、唐楷，由繁及简的演化过程，具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

走进庄重宁静的陈列厅，自左向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品：汉隶石刻“石門”二字。它原位于石门隧道北口西壁，相当于现代的标识牌，因没有书写或刻石者姓名，后人推测：一为公元66年隧道开通时，取自汉明帝刘庄御诏中“石門”冠名之书；二为后来刻《石门颂》时，将其中“石門”二字单独刻于洞口，以为标识。

第二品为《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俗称《大开通》。其原刻于石门南侧山崖上，记载了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至九年，汉中太守鄐君奉诏率劳工狱卒，重修褒斜道，用火烧水激之法，在褒谷口七盘山下，开通人类首条人工穿山交通隧道——石门，工程用时、用工的情况，是一方言简意赅的“竣工报告”，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摩崖石刻之一。它是古代书法由篆转隶、由圆笔转为方笔的标志，体势古朴、严谨、紧凑，而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此刻石逐渐隐于山崖草苔之中。

直到千年之后的南宋，南郑县令、山东临淄人晏袤在公元1194年，于褒谷口山崖上无意中发现了《大开通》刻石，兴奋之余，欣然为之撰写释文并书丹刻石，誊录《大开通》原文并讲述了刻石的重现过程，此乃石门石刻之第三品《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又称《小开通》。“大小开通”刻石虽相邻陈列，但时间却相隔了一千多年，且唐楷兴盛，而晏袤善文工书，又在汉中为官十年，多习汉隶，于是这方刻石难免有楷法入隶、隶中带楷之风。

而第四品就是大名鼎鼎的《石门颂》，它与汉中略阳县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此方摩崖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它长宽各两米有余，原镌于石门隧道西壁，书体属“八分”汉隶、隶中有草，乃汉隶极作，汉语工具书《辞海》二字就集自其中。《石门颂》由汉中太守王升撰文，王戒书丹，颂扬时任东汉司隶校尉、与王升同为四川犍为人的前辈杨涣（字孟文），在朝为官，公正无私，为民请命，力主复修褒斜栈道，并顺乎民意、开通石门、便利商贾的千秋功绩。

又过了二十多年，公元173年（东汉熹平二年），又是四川犍为人、在洛阳任黄门（相当于侍官或宦官）的卞玉在回乡途中看到了《石门颂》，不禁回忆起犍为杨氏家族祖辈有杨孟文力主整修阁道、凿开石门之功，孙辈有杨淮、杨弼表兄弟“二君清廉，约身自守”遂被推举为孝廉（后升任司隶校尉），任上清正廉明、体恤百姓、政绩杰出之事，有感而发，当即书文刻石于南侧石壁，后人取名《杨淮杨弼表记》。其书法体势与风格和《石门颂》有相似更有新意，此为石门十三品之第五品——《杨淮表记》。

自石门凿通以来，褒斜栈道逐渐取代了子午道，成为连接洛邑到巴蜀的重要通道，确保栈道畅通显得尤为重要。石门十三品之第六品《李君通阁道表》摩崖，体形虽只有半米多高，却是石门西壁一篇记录公元155年，时任右扶风丞（今宝鸡）的犍为武阳人李禹负责监修褒斜道秦岭北麓宝鸡段工程，并使“行人蒙福”的事迹，而因原石书刻年代久远，碑文清晰度较差。

据载，自周秦以来，素有“蜀道之冠”的褒斜道即是通蜀入川的最古老、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更是东汉、三国间最著名的军事要道。途经褒谷口的历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莫不被这里的山石险峻、水流湍急、路途风景所打动，留下了不少名人题字及榜书刻石。除“石門”外，第七品《玉盆》摩崖，据说是“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见此“水清如玉，地势如盆”，遂题刻“玉盆”二字。但由于水冲石击，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后宋朝人在原处题刻汉隶“玉盆”，体势也由横变竖，陈于此处。

而第八品汉隶榜书“衮雪”二字则更是由鼎鼎大名的曹操所题刻。曹操曾于公元215和219年两次到过汉中，一伐张鲁、二伐刘备，此碑推测是其伐刘备失利后，驻扎褒谷口，进退两难、举棋不定时，见河水翻滚、浪花如雪，遂题“衮雪”，且故意少写三点水，称以河水代之，传为佳话。至于碑中落款“魏王”，也许只能说是他人所为，因为曹操虽刚封“魏王”还不至于如此“高调”吧。其下方的第九品《石虎》因有“郑子真书”题记，应是西汉隐士、关中谷口人郑子真所题刻，其位于石门对面的石虎峰下，有“石门对石虎，金银万万五”之说。

到南宋时期，褒斜道作为“国道”，在承担繁重的交通压力的同时，受自然灾害及战乱损毁严重，曾经历了数次较大规模的通塞整修和道路变更，也形成了许多纪实性的摩崖石刻。石门十三品中第十品《李苞通阁道》（又称“小字李苞碑”）就是当时留下的见证。南郑县令晏袤在任期间还有考古雅兴，《李苞通阁道》摩崖就是他在石门南侧山崖之间发现的。这方摩崖与展厅中的“小字李苞碑”相比，所记内容相同，但是字更大，内容更多，又被称为“大字李苞碑”。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两晋泰始年间的《潘宗伯、韩伯元通阁道题名》刻石，记录了潘、韩二人主持的栈道大整修，晏袤立即对刻石内容进行释文、书丹、刻石，形成了第十一品《晏袤释潘、韩、李通阁道》摩崖，还原了当时的整修情景，对研究古代交通栈道通塞史具有重要意义。可惜，至清末，以上原刻石已不知所踪（“小字李苞碑”虽在，却只剩下两行残刻），因此《晏袤释潘、韩、李通阁道》碑记就显得弥足珍贵。

第十二品则是体现中国书法技艺由隶入楷阶段的完美境界，被誉为“不食人间烟火之仙品”的《石门铭》。它原刻石位于石门隧道东壁，是记录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诏遣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左校令贾三德通复石门、修治褒斜道，并改道连云之事。由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丹、洛阳石师武阿仁刻石，其书法上承篆隶、下开行草先河，隶意犹浓、金石味重、气势斑斓、书刻俱佳、珠联璧合，被历代书法名家尊为典范，顶礼膜拜，世代研习。

至于《石门铭》旁的一方小碑，与《石门铭》原为一体的补记碑，意在补述和解释《石门颂》里提到的“永平”年间开石门和《石门铭》里提到的“永平”年间复通石门，同为“永平”年，其实前者为东汉，后者为北魏，两者相隔了近五百年。

最后，也是单体最大的第十三方摩崖石刻，也是晏袤又一精品石刻《山河堰重修记》。其实，山河堰最早是西汉萧何、曹参引褒河水筑堰分流至南郑、城固，灌溉了汉江平原万顷良田，也称萧曹堰。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汉中太守章森、南郑令晏袤等官员心系民生，对水毁的山河古堰多次踏勘，并主持重新整修、疏通山河堰时，记录所用工、用料及筹资情况。其书写自然丰富、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笔势开阔、极具匠心，将隶书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南宋隶书第一人”。

走出汉中市博物馆石门汉魏十三品陈列厅时，再一次回眸仰视这十三方摩崖石刻，我仿佛听到了那发自二千年前摩崖石缝中的声音：“我们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见证者、文化史的记述者和文字史的活化石，我们虽古老但依然鲜活，虽历久但也弥新，虽遭劫难但又逢新生，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必将重放异彩，光耀古今！”

扪心自问，作为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这穿越千年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吗？如果听到了，我们又该怎样回答它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