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每个人拿起一本书来读的时候，他就已经戴上了他自己的“有色眼镜”，一并带着他自己的经验、学识和好恶，然后进入作者的领地，和着作者的一呼一吸，展开作为读者其自己的想象。人类的发达使得我们不断推敲和揣摩别人的意思，就像翻译一种语言，“信达雅”是个极理想的境界。翻译家也许会说：“能翻译出原著境界的80%，已很不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怕是比这80%的翻译境界还难。正如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所言：“每个词，都是偏见。”作者以其学识、性情、感悟等全部人生做背景进行创作，但我们能说他全部表达出来了吗？是否作者也常觉笔拙而意犹未尽？而批评者以另一个生命的存在试图触摸作者的世界，与作者产生共鸣，试图体会作者的悲欢，想象自己去经历作者的经历，把自己的快乐和痛苦与作者书中的描述相观照。那么，批评者看到了什么？毋宁说：批评者看到了自己。面对作者，批评者浮想联翩，他快乐着作者的快乐，悲伤着作者的悲伤，从书中他照见了自己的灵魂。大千世界每个人不都是孤独的灵魂吗？会有多少时刻，一个人不能理解另一个人？因你我的生命历程太不相同，甚至某一时期的某人不能理解另一时期的他自己，因时过境迁。一个人认为至关重要的事，另一个人却觉得无趣。甚至作者自身，能说已把自己的全部愿望和盘托出了吗？有时，我们对达不到的愿望，宁可闭口不言，不是吗？而这一切的推敲和揣摩，便仰仗批评者自身的人性和生命历程。每个人对经历过的，至少是听说过的，才能理解。

因而，每个人读书，是在用自身全部的经验去读。批评者也一样，他的批评的背后，是他自己的人生体悟。

《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一书分为四个部分，把作者从懵懂孩童、青葱少年、流离中年直到怀旧晚年的人生之路历数了一遍，思乡之情和家国情怀，尽在字句间。正如作者书中言：“有人说，人在喜欢开始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不错，人老怀旧，每个老人怀旧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与作者同时期交游甚多的胡适，他中年后给《水经注》做考证，在美国期间虽无所事事，却仍怀有一番理想，等待时机出山。后蒋介石两次提任他作考试院院长，他婉拒了。最终蒋介石钦点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才起身应召。林语堂晚年也思念故土漳州。他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国民党政府为表示对名士的尊重和礼遇，在台北阳明山上划出一块地，让林语堂随意设计自己的宅院。胡适以其早年驻美大使身份及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确认了自己的存在；林语堂则接到了蒋氏的橄榄枝，被台湾称为继胡适之后的“第二位文化大师”而受到空前欢迎。而梁实秋拥有的是他的书房，他女儿在该书《序》中说：“他说我是个教书匠。”我们仿佛听到这个以书本为生的人在妻子的陪伴下，在写字台上留下了的“沙沙”笔声。作者在《我的家》中说：大家目我为落落寡合的怪物。“在《想我的母亲》中说：”我从小不喜欢喧闹。“又说：”母亲说我乖，也说我孤僻。“作者在其悼念故妻一文中说道：”我的确是恨不得一步就跨进我的房屋。我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吾爱吾庐。”又说：“我生平独来独往不向任何人低头。”作者在《清华八年》中承认：“我一向向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作者在清华学校受教育八年，之后远赴美国求学，三年后归国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此后分别在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去台湾后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7卷，于1967年出版。对于一个文人教师而言，这已经是很大的成绩。然而，作者不断自嘲“小时了了”。作者在《同学》中有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确是不刊之论。”作者在《我的家》中说：“大概我是属于‘小时了了’那一类型”又在《我在小学》中不厌其烦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如今想想这话颇有道理。”作者认为自己“大未必佳”，即使一直身为教授又是文学院院长。那么什么才是作者眼中的“佳“呢？作者在《北碚旧游》中说：“有一次我陪同业雅、衡粹、珊嫂游温泉，换上游泳装在池里载沉载浮了一下午，当晚宿于农庄，四个卧房全被我们分别占用。农庄是招待所性质，其位置是公园中之最胜处。我夜晚不能成眠，步出走廊，是夜没有月色只有星光，俯瞰嘉陵江在深黑的峡谷中只是一条蜿蜒的银带，三点两点渔火不断地霎亮，偶然还可以听见舟人吆喝的声音。对面是高山矗立黑茫茫的一片。我凭栏伫立了很久，露湿了我的衣裳。”作者在此景此情下浮想联翩，但欲言又止。作者又在《华北视察散记》中说道一行人至张自忠将军驻防处：“我还奉命讲了几句话，我很激动，力竭声嘶。”但为何激动？作者依旧没有说。让我们替作者说出来：”祖辈好不容易挣了些家业，却遭乱世中落，父亲希望我将来出人头地，妻子为我付出那么多，我如何回报？”做了大学教授算不算出人头地？依作者恐怕还不算。作者在《清华八年》中说：“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在《华北视察散记》中作者主动交代：“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并且说：“民国二十九年一月，我在四川北碚，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我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我接到了这通知之后，犹豫了一阵，复函婉辞”，但又考虑到“可以增长见闻，总是有益之事”，故“我终于接受了这一指派。”但紧接着朋友们纷纷以诗贺其“参政”。作者的愿望逃不出朋友们的“法眼”。但愿望归愿望，或因兴趣，或因能力，人生愿望十之八九可能落空。对“参政”这件事，作者可能是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尽管作者交代他对政治感兴趣，让我们这样理解他的话：“身为一个男人，我当然关心国家大事。”如此，作者这种对政治的兴趣其实无非是一般人对实势的关心，作者又有何必要花费笔墨交代他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我们只好这样理解：因为家道的中落、父亲的期待、妻子的付出，因他祖辈本一介百姓，因机遇和努力而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特别想“学而优则仕”。我们传统上就有着“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价值观。哪怕一个男人不做官，也应对社稷大事感兴趣。因而，尽管很多人羡慕作者的教授身份，但也许因作者读书期间接触过许多名流人士，他始终自认是靠卖力气吃饭的人，对此作者不能坦然视之，否则，他用不着反复申明他不进仕途。作者通过妻子季淑之口引一位朋友的话：“一身傲骨，断难仕进。”最终，身为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院长的作者，不认为自己成功。不仅如此，作者对此还偶有“酸葡萄”心理，作者在《脸谱》中说：“误入仕途的人往往养成这一套本领。”在《同学》中说：“其实同学少年这一段交谊不攀也罢”，因为“免不了要看人的嘴脸”。大凡古今中外，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度里，一个男人面临实现个人价值的任务。有官职的人，因其政治身份确认了自己的价值；有精深学术地位的人，因其学术身份了其终身。而像作者这样的教书匠，他如何确认自己的价值？对一个不做官的人，一个不喜交游的孤傲的人，一个学术有造诣但又不甚精深的文化人，也许三尺书房是他最终的栖息地。他以文字为工具，用笔讲述自己的一生。从童年写起，讲自己如何受教育，讲自己成长的心路，讲自己的婚姻，讲前半生的颠簸流离，一直讲到去台湾后的生活。作者这样说起父亲与他的私谈：“最后他提出两点叮嘱，他说他垂垂老矣，迫切期望我们能有机会在北平做事。”这里作者又含糊其词。让我们再次解读：北平是作者祖辈生活的地方，又是政治核心地，无疑这里是父亲对作者前途的期待。作者又说：“父亲关心我的工作，有一天拄着拐杖到我书室，问我翻译莎士比亚进展如何……父亲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最终作者以其《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作留名，以其讲述生平的散文留给我们一份厚重的情怀。作者于46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去台湾，因当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阻隔，一直未能再回大陆。作者这样形容妻子：“事实上她从来不对任何人有任何怨诉，只是有的时候对我掩不住她的一缕乡愁。”作者的乡愁难道不是更甚？彼时作者与同从大陆去的友人常聚会，“思乡”是无可避免的主题。友人赠诗曰：“昨日之日不可留，抽刀断水弄扁舟。”“忆昔嘉江同饯腊，银壶泻酒盘蒸鸭。”又曰：“一番风月更销魂，无计迟留，燕子飞来飞去。千古英雄成底事，等闲歌舞，花边如梦如薰。”作者又写道：“我们将双双的回到本国的土地上去走一遭。再过两年多，便是我们结婚五十周年，在可能范围内要庆祝一番，我们私下里不知商量出多少个计划。谁知道这两个期望都落了空！“作者在答丘彦明女士问中说：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亦有同感。如今我最希望的事只有一件：国泰民安，家人团聚。”这个表述是较为直接的“思乡”情怀。作者越是节制，我们越是觉得那份情感的重量。作者在《北平的街道》中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像这样的地方，还值得去想念吗？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忆起北平街道的景象。”如果这里我们再次替作者说出来，恐怕只觉肤浅。书中作者将自己的背景家世、天真童趣、少年情怀、清华八年校园生活与美国求学经历、战时磨难以及家国情怀娓娓道来，抒发其对师恩、友情及故土的眷恋。光阴此去不复返，回首间已是暮年。作者这个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年近半百时漂到了台湾，前半生的印记已刻在骨子里，无奈那人世无常的沧桑感。我们想象作者时常会有哲人般的发问：“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喜悦、那些哀愁、那些期待……作者这个心思敏感的人最终以他的方式确认了自己：一个以文章留名的人、一个成绩斐然的散文家、中国个人独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作者文章中多次提到他妹妹的同学龚业雅。作者在《北碚旧游》中说：“因为要在北碚定居，我和业雅、景超便在江苏省立医院斜对面的山坡上合买了一栋新建的房子……要给房屋起个名字，我建议用业雅的名字，称之为‘雅舍’。”在描写几个朋友打麻将时说：“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作者在讲到自己为《星期评论》写稿时说：“每写一篇，业雅辄以先睹为快……所以业雅看了特感兴趣，往往笑得前仰后合。经她不时的催促，我才逐期撰写按时交稿……我生平不请人作序，但是这个小册我却请业雅写了一篇短序……我引以为憾者，是特别爱读<雅舍小品>而又为撰序的业雅，根本没能看到此书之印行。“作者在《北碚旧游》中还写道：“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敌机轰炸重庆市区……景超上班未归，傍晚我与业雅正在闲谈，警报大作……业雅拉着两个孩子，我替她扛着皮箱……”

对作者与龚业雅的关系，当时就有传言，但从作者文章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作者的坦率。他不解释，不回避。我们甚或可以这样想：作者生活在妻子“恩德”的庇护下，他没有干一番“大事业”的能力，只能做个教书匠，在书房里消磨光阴，他更没有理由“招蜂引蝶”。作者婚后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胡适请吃花酒，作者写道：“入席之后照例每人要写条子招自己平素相好的姑娘来陪酒。我大窘，胡先生说‘由主人代约一位吧’。约来了一位坐在我身后，什么模样，什么名字，一点也记不得了。饭后还有牌局，我就赶快告辞。季淑问我感想如何，我告诉她：买笑是痛苦的经验，因为侮辱女性，亦即是侮辱人性，亦即是侮辱自己。并且：“这是我在上海三年唯一的一次经验，以后也没再有过。”这活脱脱是作者对妻子检讨一个男人的“本能”。也许作者觉得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窝囊”，但他只能在文字中抒发一下。不信吗？让我们看他曾引同学的话，该同学对他说：“当年清华学生中至少有四个人不是好人，一个是努生，一个是昭瀛，一个是区区我，一个是阁下你。“。自己鼓吹自己不是好人，我们只有从反面理解了。

家里家外，一切全由妻子打理，作者当然不能坦然处之。作者说：”我但愿能不辜负她的愿望……在季淑充分谅解与支持之下我于一九六六年夏奉准退休，结束了我在教育界四十年的服务。作者明白他必须做出成绩，以“不辜负她的愿望。”每有愿望和期待，就是一种重负。我们不否认夫妻二人的亲密情感，但身为一个人，又是心思细微敏感者，相信作者太能体会到那种压力。作者在答丘彦明女士问中说：“我六十五岁时依法退休，结束我四十年教书的生涯，回顾过去实在没有成绩可说。……决计编写一部《英国文学史》，作为我四十年教书的纪念。”又说：“文学史写到十九世纪末，文学选离适可而止的地步尚远，然而我已精疲力竭。”最终，妻子季淑遭意外亡故后不到一年，作者开启了新的恋情。尽管外界大感意外，并不看好这段感情，但转念想想，是否也在意料之中？我们缺失的，总想弥补。上一段感情中，作者背负着期待，要尽全力回报。这一段感情中，作者已成为有成就的男人，他可放下他的“累”，去被一个女人仰慕和崇拜，而这个女人是身为女明星的富家女，这也满足了贫民出身的作者的心理。与其诟病作者忘旧情爱新欢，我们宁愿祝福他的在天之灵。

读作者的文章，感觉是平实的，光芒隐在文字间，不显山不露水，而骨子里又自成其开明与自信。八年清华学校的学习，给作者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和英文基础，促成其中西合壁的风范。作者的文章有度量，有涵养，体现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坦荡和学养，同时又自然而然显示出简单淡泊的生活。作者的文章可谓雅俗共赏，广为流传。

1987年11月1日，作者突觉心脏不适入住台北医院；1987年11月2日，台湾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987年11月3日，作者去世。早已做好返乡准备的作者，至此与北京故居那棵红枣树和重庆北碚的雅舍擦肩而过。这时间点的巧合，是造化作弄人吧！在宇宙的无限中，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都只是一粒尘埃。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遗憾，于我们是大事，但在大自然眼中都是子虚乌有。如果作者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确信了自己，那么以作者的学识和度量，我们深信他在天国对此也能一笑了之。

《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是一代大师梁实秋经典的散文作品集，也是迄今为止其最完整的自传体作品集。

——选自《花溪》（下半月）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