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硷畔上长着好多株大大小小的枣树，那些枣树的树龄都不怎么大，长的最久的枣树也就是四十来年的样子。只因为这些枣树最初是母亲亲手栽植的，并且亲眼见证了枣树的成长、滋生的过程，所以我常称硷畔上的这些红枣树为“母亲树”。

说起枣树的栽植，毫不避讳地讲，还有过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呢！

陕北农村过春节的时候，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习俗。每当除夕这天，家家户户都会把储藏好的红枣拿出来擦拭干净，用针线穿上彩色的布条、鞭炮、蒜瓣、糖果、铜钱、艾包……最后缀在新衣靠近肩膀的地方，像两根麻花辫子一样，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有时也会将红枣等一起串在一条线上，同样缀在左右肩膀上，像一张弯弯的弓背在脊背上。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往往都是家里年龄最小，父母最为娇惯的孩子才可以独享的待遇。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具有驱邪、积福的作用，寓意着新的一年可以红红火火。然而，这样的举动未必有些太过扎眼，特别是家里还有年龄稍大点的孩子，看见背着红枣辫子的弟弟妹妹不顾别人的感受，在眼前来来回回不住地晃悠，有时勉强坚持到过了正月初一，红枣糖果就会被哥哥姐姐们乖哄蜜达地生吞活剥了。

记忆当中，村子里只有三户人家祖上种植枣树，夏天枣青的时候，枣树的主人会乖哄蜜达村里的半打小子，让枣青的时候千万不要侵害，等到了秋天红枣成熟的时候会邀请孩子们一起来打枣。可事实并非如此，大概是枣树的主人打枣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长大以后慢慢地明白，能给别人吃东西也需要格局。小的时候经常会误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只能冒着危险去打挂在树头上主人用打枣棍都打不下来红枣，曾经用扔土圪瘩的办法打过红枣，也经历过不小心把小镢头挂在树梢的尴尬。

有这么一年，我也弄不清楚家里究竟是从哪里搞来的红枣，母亲在没有告诉任何家人的情况之下，把红枣神不知鬼不觉地挂在窗框靠近窑顶的地方。当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一根废旧的布条将一个小到极致的红柳筐系在两扇窗门中间的“窗逼子”上，这无疑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让我惊喜万状。可想而知，在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那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透过“咕噜咕噜”将咽的口水的诱惑，真的让人无法掩藏内心之中的那份激动。

我努力地去回忆，当时那么小的年龄，那么小的个子，我是如何将高至窑顶的红枣搞到嘴里满足自己的口食之欲。母亲又是如何隐匿了红枣晾晒、风干的过程而不被我们姊妹几个发现。等到了除夕母亲准备好了鞭炮、蒜瓣、布条之后，发现小红柳筐里的红枣早已不翼而飞。

至今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有点纳闷，难道就我一个人独享了这一盘丰盛的美餐！这其中也不排除哥哥和姐姐从中做过手脚，巧言难辩，背赃的肯定只有我一个。那一年春节，和村里的其他孩相比，我的脊背上少缀了两串大红枣。等过了好多年以后，母亲才告诉我，那是她在老庄的大婶秋天打枣的时候给我备好春节时要缀的红枣，按照母亲的生活的习惯，一定是拿家里的其他东西交换来的。当我和母亲再次提及这件事情，母亲勉强地笑了，眼角里满含着晶莹的泪花。

母亲从十八岁出嫁至李家，虽然当时母亲年龄尚小，但是打心底里把李家的光景当成了日子来过。对于家里没有属于自己的花果树，她种过杏树、桃树、果树，枣树也不例外。母亲下定决心，从大婶的枣树地里将滋生出来的树苗刨回来，然后栽在硷畔的土台上。就这样，一棵枣树，两棵枣树……母亲不辞辛劳地给枣树浇水。枣树也好像通了人性，母亲的善待换回的是枣树的成活，然后一年年长大，最后结上成串的大红枣。

季节轮回，四季更迭，我家硷畔上的枣树不断滋生，不断长大，年年结枣，已经成为提起我家不可不提的一片风景。每年秋季，大红的枣儿高挂在枝头，透过蓝天的映衬，显得异常的独特。因枣而生的食品也应运而生，家里自产的红枣可以满足五月端午包粽子所需；到了秋天，重阳节做枣糕可以用到新鲜的红枣；打下来自己用不完的红枣可以送给亲戚庄邻……枣树派上用场的事例不胜枚举。

母亲去世以后，还有父亲替母亲在家管理。现在，父亲也去世了，守护枣树的唯有春天，也应验了母亲曾经说的话：人的能耐再大，终究是活不过一棵树的。母亲的生命在阳界的延续全都托付给了她的子孙后代和这些枣树，唯愿硷畔上的那些枣树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长得更加旺盛。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