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我，被云南一家国有矿山分配到专业不对口的下属集体企业——玻璃钢厂工作，美其名曰“下基层锻炼”。我放下身段，虚心学习，一年左右就熟练掌握了玻璃钢餐桌、茶几和画的工艺，受到兼任厂党支部书记的周厂长的肯定。该厂有50多名员工，准备成立工会，周厂长提议推荐我为厂工会兼职主席人选，如果当选了，将享受副厂长待遇。没想到郑副厂长在会上反对，说我来厂里时间还是短了一些，做兼职工会主席怕难以服众。周厂长退让一步，提议由我担任工会筹备小组组长，也算是对我进行考察，如果考察合格，就推荐我为工会兼职主席人选，由职工大会等额选举。郑副厂长不好再反对。于是，我成了兼职主席考察对象。

郑副厂长小学文化，但技术不错，我曾向他讨教过有关操作流程问题。我很尊重他，在厂里见到他，我都主动叫他“郑厂长”，他也点一下头用微笑回敬我。从办公室文主任那里获知内情后，我感到纳闷和气愤：跟郑副厂长无冤无仇，他为何反对我？更让我纳闷和气愤的是，自从我成了厂工会兼职主席考察对象后，他竟然不跟我说话了，而且还在背后叫我“小爬虫”。我也是有脾气、有个性的人，必须“礼尚往来”，从此也不跟他说话，也在背后给他取一个绰号：“老古董”。周厂长知道后，曾两次从中调解，收效甚微——表面上见面时互相板着面孔点一下头，但背地里还是互相叫对方绰号。

这样的关系僵持了1个月左右，我负责的厂工会筹备工作也基本就绪。一天，周厂长找我，说郑副厂长要请假回家探望生病住院的老婆，向他申请困难补助，他让郑副厂长找我先签字。当天，郑副厂长没来找我；第二天，他也没找我。第三天下班时，他磨蹭到倒数第二个走，将最后一个走的我堵在厂门口，满脸的皱纹挤出尴尬的微笑，迟疑地将申请书递过来，红着脸轻声地说：“周厂长叫我来找你，麻烦你签一下。”我接过他的申请书，笑了笑：“周厂长已跟我说了，我拿回去看看，明天上午上班时还给你。”

第二天上班后，郑副厂长从我手里接过他的申请书，一看，满脸的皱纹立马绽放出惊喜的微笑，突然向我鞠了一躬：“谢谢！”

过了10多分钟，周厂长叫我去他办公室。他问我：“按矿山的政策，郑副厂长只享受二等困难补助200元，你怎么批给他一等400元？”那时，我的月工资200多元，郑副厂长300多元，一等困难补助超过他1个月的工资。

“他老婆妇科病较为严重，两个小孩在读书，父母年纪大了且都患有糖尿病。他家在偏远的小山村，以种田为生，收入少，全靠他一个人工资养家，不容易啊！按照他家实际情况，他达到了一等困难补助条件。”我解释道。周厂长笑着反问我：“这些情况是他跟你说的？”

“他没有跟我说，他的申请书里也只提了一下老婆生病住院。我在整理员工档案时，通过他的档案对他家情况有了初步了解。昨晚我专门到坑口找他曾经的工友了解到他家实际情况。”我答道。

“他对你那样，你也可以不签给他。”周厂长依然微笑望着我，试探性地说，“至少不用签给他一等困难补助。”

“我俩是有点隔阂，但一码归一码，我不能公报私仇，不能昧着良心做事！”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没有看错你这小子！本来，工会没正式成立之前，我可以直接签字给他，他找了我三次，我对他说关爱困难职工归工会管，叫他先找你签字，就是想看看你怎么处理，同时也想借此机会缓和你俩的关系。你没让我失望，对你的考察通过了！”周厂长起身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一脸惊讶，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打开办公室的门出去了。

一周后，郑副厂长回来，工厂职工大会如期召开，我全票当选厂工会兼职主席。

一年后，在周厂长的推荐下，我调到矿党委宣传部担任矿报执行主编。在矿上偶尔碰上郑副厂长，我笑着叫他“郑厂长”，他笑着叫我“何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