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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峁到杨家城
文/张凌云
一
周五下午,整理稿件之际,“寻食使”——一个客家方言词汇,突然活生生跳了出来,在我眼前伸了伸懒腰。
在我老家广东兴宁的客家方言中,“寻”不读“寻”,语音近似“丛”而音偏狭偏急促,“食”的发音则接近“拾”字,“寻食使”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赚钱谋生”的意思。
地处粤东的兴宁市是个小城,这个有118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是纯客家县。当地居民使用的客家话,属于汉语七大方言之一。
“寻食使十分难,唔好去禄人家。”爷爷谈做人的道理,最爱说的就是这句话。翻译成普通话,意思是“赚钱谋生很艰难,不能去影响别人(即不要挡别人的财路)”。
四十年前的那个暑假,爷爷沏好一壶茶,聊起了年少时北上“寻食使”的往事。那年我才7岁,听着退休在家的爷爷跟村人聊天。
奶奶是童养媳,爷爷13岁那年,外曾祖父发迹了,开了兴宁第一家牙医诊所,于是爷爷过去当学徒。当时兴宁城牙科生意并不好做,外曾祖父便带着牙医师傅和爷爷,背着工具北上“寻食使”。爷爷一行原想一直走到北京去行医,但到了江苏常州后,时值“七七”事变,外曾祖父从报上获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立即带着牙医和爷爷返回兴宁老家。
1947年,兴宁城改建,外曾祖父一咬牙,掏出多年积攒的积蓄,在新命名的中山西路买下一爿商铺开诊所,爷爷担任掌柜。
从爷爷口中,我得知外曾祖父乐善好施,常布施食物给无法“寻食使”的穷困百姓。爷爷当时给外曾祖父打工,并没有工钱,只是隔半月拎一袋粮食回家。为了“寻食使”,奶奶和曾祖母白天忙完农活,晚上还要轮流纺线;为了能挣点活钱,奶奶失眠之时,还常常摇纺线一直摇到鸡鸣头遍,才去歇息眯一会儿。
1956年公私合营,外曾祖父的牙医诊所收归国有,爷爷留下来成为城镇医院的牙医,从这时开始,爷爷才有了正式的工资收入。
而爸爸这一辈人“寻食使”则是背井离乡。从江西萍乡煤校毕业后,爸爸被分配在江西省安远县物资局工作。当他某次前往时任县长的家中向领导汇报工作时,意外得知县长家聘请的保姆是兴宁老乡。后来,这名热情的保姆牵线,将刚从蕉岭县前往安远林场投靠其表姐、寻找工作的妈妈介绍给爸爸。
在保姆的再三劝说下,犹豫了很长时间后,妈妈终于答应认保姆做干妈。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姐弟都喊她外婆,喊得甚至比亲外婆还要亲。1978年,父母先后从江西安远县外贸局调回广东兴宁之际,外婆也因年迈返回老家。由于其含辛茹苦养大的长子和长媳不孝,晚年外婆每当受到委屈,都会跑到四望嶂煤矿,在我们家住上一个月半个月。
这位被儿时淘气的我称为“天上掉下的好外婆”为人很硬气,她常常告诫我们做人要硬气:“我在县长家做保姆的时候,县长家煮了什么好的菜肴,县长夫人总会拉我上桌一起吃饭,我从来都不去吃,我只吃自己煮的咸菜下饭。”
外婆也常常谈起自己年轻时“寻食使”的往事。她很年轻的时候,丈夫就病逝了。两个儿子才几岁,为了将儿子养大成人,坚持不改嫁的外婆一咬牙跟着乡人,挑盐担上江西。
“一百八十多斤的盐担挑起来,刚开始连脚都站不稳。”外婆一边筛着豆子,一边回忆往事。当时的江西粮丰盐缺,兴宁至江西赣州大山横亘,水路不通,很多客家人为养家糊口,选择了走这条流汗流泪流血的路途,挑盐上江西,再从江西挑米下兴宁。
“讲到挑担心就酸,肩头又痛脚又软。”外婆很少唱山歌,讲到这里她轻轻哼着山歌,那时坐在一旁择菜的我应该还不到十岁,看着筛箕上高高抛起的豆粒落下,外婆那哽咽的嗓音扎进我耳中,也扎进心里。“人人问厓担脉介,言知担来做三餐。”“厓”就是客家话里的自称,“脉介”就是“什么东西”之意。每次回想到这两句山歌,我的眼窝便会蓄满泪水……
粤赣两地盐道翻山越岭,曲曲折折,且不提豺豹蟒蛇穿梭其间,且不提蚂蟥缠身的恐怖,仅仅就是途中遇到雷电交加、暴雨山洪的险境就让人猝不及防。盐最怕水,避雨不及时,谋生者千辛万苦的劳动就会血本无归。
在那个谋食艰难的年头,为了省下一分一毫供养儿子,外婆经常是炒好了一搪瓷杯咸菜,就这样拌着米饭吃上一个礼拜。
最令外婆伤心的是,很多同行的人走着走着,“咚”的一声,一头就栽倒在地,再也不能爬起来了……讲着讲着,外婆撩起衣角擦眼泪。
外婆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小儿子医药学校毕业后分到南昌市工作。她在年迈无法胜任保姆工作之时,返回兴宁刁坊镇居住。这个时期,她的大儿媳却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还把她安排在村人用来养猪的老屋居住。受尽委屈和虐待,外婆只有也只能赶到四望嶂煤矿,到干女儿家里来诉苦,跟她没有一丝血缘关系的妈妈,成了外婆晚年贴心的棉袄。
二
认的外婆这一生过得是那么苦,而我的亲外公亲外婆在那个峥嵘岁月中,也过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外公早在12岁时就单独下南洋寻找生父。刚到马来西亚,得知他的生父此时已病逝。一时沦为孤儿的外公只能寄居在叔父的橡胶园里。某天,性格倔强的外公偷偷溜了出去,流浪在大马各地打短工为生。
当外公的叔父终于找到他的时候,时光又过去了好几个年头。其时,外公正在一家定居南洋的潮州母女家里做雇工,他不愿随叔父回橡胶园。雇主家的女孩与外公年龄相仿,两人玩得很好,女孩的寡母也非常中意外公这样的老实人,有意将宝贝女儿托付给外公。
也许是缘分已尽,也许是命中注定,一次外公在外面闯了祸,不知是得罪了侨居的日本人还是当地的流氓……为了保住兄长唯一血脉的性命,外公的叔父在获悉之后,重金雇了一艘大船,又安排人高薪“聘请”外公到船上帮忙卸货。
当船开到距离陆地很远的水域时,外公不禁满脸疑惑。“你叔父送给你这几个皮箱的钱物,”面对外公质疑的目光,船长这时才说了实话,“他让我送你回去娶妻生子。”如五雷轰顶,瘫坐在船头的外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年轻的他哀求、绝食……无效抗争一段时间后,外公最终还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外公回到蕉岭过得并不舒畅。回国很久以后,他才娶了外婆。比外公小9岁的外婆是孤儿。外曾外祖父下南洋谋生曾回过一次,带回一对金耳环给外曾外祖母戴。外曾外祖父返回南洋不久,外曾外祖母去赶墟,孤身一人经过当地山脉中一处叫作“眠床石”的地点,遭遇拦路抢劫,惊慌中她连呼“救命”,结果被歹徒劫杀。那时,可怜的外婆还不到16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该起命案才告破。当地公安部门1950年在审查山匪路霸时,根据赃物线索破获了这起劫杀案。《蕉岭县志》有记载,当年曾公开枪决作恶多端的歹徒。
外婆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起来了,她虽然生得娇小,但因睿智能干明事理,中年后还曾被村人推举为生产队队长。
外公外婆一共养了两子六女,其中第三个女儿得白喉早逝,第七个女儿夭折。为了养活六个子女,外公靠搬运、载客、帮人治疗跌打损伤为生,日子过得很拮据。有一次他骑车载物时滚下山窝,流了一大摊血,幸遇好心人救起,才捡回了一条命。1960年前后,他的叔父,不断从马来西亚寄回钱粮接济,一家老小因此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
我的小舅在就任蕉岭县某局副局长之前,曾经前往“新马泰”走过一趟,大舅也曾积极联络过南洋的亲属,他们查证得知,那个潮州女子怀上了外公的崽,一直没嫁人,在南洋苦苦等了外公一辈子。
晚年的时候,外婆跟着小舅住在蕉岭,退伍的大舅把外公接到广州。在蕉岭的客家话环境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外公,到广州很快和附近认识的潮州人打成一片。最让大舅惊讶的是,他居然能用潮汕话向别人反复叙述着南洋的经历,还不时吐出一些带南洋口音的英文词汇。大舅曾以为外公具有极其独特的语言天赋,但是居住广州这么多年,也没发现外公学会很多常用的粤语。
——也许,几十年来,外公心底深处一直藏着那个潮州女人。在辗转反侧的失眠之夜,他都在偷偷地回味着年少时的初恋。否则很难解释,为何他跟贤惠的外婆一直“合不来”?为何晚年还能流利地使用少年时代只学过很短时间的语言?
到了青春期,我却在大人们喝茶闲聊之际,悄悄羡慕着外公的艳遇:哇,一辈子两个女人,就像张爱玲写的“红玫瑰”和“白玫瑰”……逐渐长大后,我果断弃绝这样的邪念。在一个失眠的冬夜,我听着窗外淅淅沥沥敲打着芒果树叶的雨声,又想起外公的情事,深深体验到他一直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无奈、愧疚和伤痛。
三
我“寻食使”的遭遇,也不比祖先们“逊色”。
中技毕业后我南下珠海打工,当时工厂订单很多,记得有一年,一个月只能休两天,半个月才换一次班,长期要上12小时大二班,即白班早上7时上到晚上7时,晚班从晚7时上到早上7时。冬天里早晨6点爬起来洗漱一通,就往工厂赶,骑自行车出门时天蒙蒙亮,到晚上7时下班回去时天又黑成一团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硬是在两年时间里啃完了大专自考课程,拿到毕业文凭。记得当时白班下班后,一些工友呼朋唤友出去滑冰、学跳舞,而我,都婉拒了,一个人待在潮湿阴暗的宿舍看书。
中年梦多,那个困窘的年月,8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的情景,一幕幕,总会隔一段时间就冲进梦中。还记得那个位于一楼、过道只有一米宽的逼仄宿舍,隔段时间,就会发生下水道堵塞事件,整个楼道和房间都是湿漉漉的脏水,有时,水面还会飘着楼上冲下的脏兮兮的秽物……
宿舍门上的位置有半米宽的水泥台,我搬进时人少,立即挑了靠门边的上铺,在水泥台上摆上一个装书的木箱,人站在床上,木箱箱面刚好到手肘的位置,这是一张天然的书桌。我趴在这里完成自考学业,读完了《百年孤独》《简·爱》《飘》等等名著,那时开始迷上写诗写散文,写了很多稿,也投了很多稿,但大都石沉大海。
有次凌晨三点下夜班,由于白天忙着写稿,没有怎么睡觉,此时十分困倦。骑自行车回宿舍时,软软的风吹在脸上,眼睛被像纱巾、像柳丝、像酒香的风儿灌得睁不开,只好眯着眼踩单车。刚开始,大脑还不断释放红灯信号:危险!我刹下车,狠狠地捏一下掌心,掐掐小指指甲两边,揉揉太阳穴解乏。但重新踩上车我还是睡过去了,只有双脚出于惯性继续踩着单车。
在那短短的一公里直线路途上,我居然接连做了几个短暂的梦。我梦见一位须发苍苍的老人,穿着道袍,拎着毛笔走到我面前,在我的掌心写下一个“艮”字;梦见游泳被水草缠住;梦见在山谷迷路……
“啪嗒!”一声,我摔倒在地上,撞上了一位骑车夜归的中年人。“你怎么骑车的?”他一脸的愠怒,“骑车还闭着眼睛?”
膝盖生疼,有一种滚烫的液体流过,出血了。从地上侧身爬起时,我在心底默默背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寻食使”难,难的并不是一个、两个“心比天高”的人,难的是一群南下的打工者。回想二十余年前,八人挤住在一间小房间的工友们,他们何尝不“艰难”呢?看看对面的下铺,那里住的是杨大哥,他在半个月才有的一天假日里,跟着同乡去帮人焊防盗网,赚点辛苦的血汗钱。
有一次,杨大哥在工厂扭了腰,我照顾了他半个月,说是“照顾”,其实无非是帮他按按摩,打来热水擦身,洗洗衣裳。下班后从床底拉出煤油炉和小锅,在狭窄的过道煮一锅“西红柿龙头鱼面条”,请他一起吃。龙头鱼一直是菜市场最便宜的鱼类,比蔬菜还便宜。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举手之劳,一直被杨大哥铭记心底。14年之后,举家搬到昆明的杨大哥做义乌小商品批发生意发达了,开拓了老挝、柬埔寨市场后,他专程请我们小两口乘飞机到昆明玩了一周。
杨大哥上铺睡的是小张,他住的时间不长。有一次睡梦中翻了个身,居然从一米半高的床上摔到地上,他痛得“哎哟哎哟”叫了半宿,第二天居然不舍得请假又赶去上班了。
我上铺旁住了一年的是曾哥,当年新婚不久,他妻子在前山一家手袋厂打工,每周会过来一两次。曾哥每到这时,就会把我们几个逐一拉到门外,请我们到外面蹓跶两小时。考虑到工厂工资低,酒店钟点房贵,大伙心照不宣相约去散步,冬天时就跑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但时间久了,同室一位工友心里很不平衡,看看手表,时间过了将近四十分钟,他便提议回去,我和杨大哥都认为不妥,制止了两次,却没能阻止大伙的行为。最后我也抑制不住好奇,跟着大伙回去。那位工友的钥匙轻轻插在门上,警醒的小曾就高喊一声:“谁?”然后是响亮的一声:“别开门,等我们两分钟。”两分钟后,门打开时,穿戴整齐的曾哥脸红红的,大伙的脸也红红的。曾哥催他妻子回去,他妻子却躺在床上扭扭捏捏,不起来,也没吭声,曾哥一下子就冒火了,啪地一巴掌扇了过去,在大伙多此一举的劝解中,他的妻子气得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回想起当年的荒唐事,真是有些后悔。又过了一个月,曾哥和妻子到工厂附近的江村租了间小房子。
那一群窘迫“寻食使”的工友们,如今都去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大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吗?
四
1998年下半年,我在珠海某报开了长达数月的专栏,引起市文联一位领导的关注。他得知我的窘状后,写了一封盖章推荐信给一位企业副总经理。领导本意是能写能拍的我可以胜任工会企宣工作,没想到副总经理上上下下打量我一会儿后,只是为我安排了一间单人宿舍,我依旧留在了繁忙的流水线工作。
这节点恰巧是我申报自考本科学业之际,当时又有一个小小的机会来了,珠海那年月有无线与有线两个电视台,双方围绕收视率展开肉搏战。略处下风的有线台在新主任接手后开展改革,首推“身边事”栏目,对外招聘能拍会写的通讯员,通讯员并无薪水,只是发稿后能拿到稿费。其时,在珠海电大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刚应聘到一私立学校当校长,校门前一条烂尾多年的道路令校长痛苦不堪,于是找到我。我借来该校的摄像机,拍了雨季师生们磕磕绊绊走在泥泞的烂尾路上的画面,又写了条七百余字的新闻。有线台播发这条时长两分多钟的“身边事”后,立即引起珠海市市长的高度重视,专门批文指示相关部门整改。初战告捷,我又连拍了驴友家里养的小懒猴等几条趣味横生的新闻。可惜,这个节点,依旧没人留意到我的努力,私立学校又没有适合我的岗位,失望之极的我,依旧待在已经开设三班倒的流水线上“寻食使”。
学校的摄像机不能总扛在我身边,后来,我又借了堂叔的摄像机玩了好几个月。年底,我咬咬牙掏出多年积蓄,买了台摄像机拍“身边事”。此时,自考本科刚过两科,但我再也没有精力去应付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快递行业还没起来,每次挤公交车回电视台送录像带、拷贝录像带影像要花费大量时间。这一放,本科自考就被耽搁6年之久,直到2005年我才重拾书本去考完剩余的科目。
2001年有了一些积蓄,我不愿再待在工厂浪费青春,于是跳出来做自由撰稿人。2002年参加公务员考试,我考了笔试第一,分数比第二名、第三名高出十几分,但在面试阶段却惨遭淘汰。面试之前,曾有人打电话恭喜我,当时担心是骗子,我没怎么吭声。错失机遇后才有很多人“点拨”我,应该逮住那个电话带来的机遇。
也许,怪自己没经验,也许,真是“文憎命达”……总之,磨难的阴霾,依然笼罩着我“寻食使”的人生旅程。
五
还记得,2016年有长达十个月时间我都是被阴云笼罩:老爸先是摔断股骨颈,做了更换股骨颈手术后,2008年曾治愈的鼻咽癌因实施手术,很快转移发展成口腔癌……老人长时间住在医院里,当年从三月中旬至六月、八月至十月底我常常在晚上十点至早上八点,要待在医院陪护老人,因为请的护工总是让老爹不满意。
临走前一个多月,老人浑身散发着恶臭,那是一种无论用热水和沐浴露怎样去擦,都擦不去的味道……在这种艰难的背景之下,我白天在母亲替换我守病房之后出去采访,晚上回来陪夜,在极其难熬的背景下,每月依旧完成了采编工作,超额完成通稿、网稿任务分和海外报刊转载落地率,在广东各支社发稿排行中位列第一,并持续保持三年多采编的新闻“零失误”的优良纪录。
特别令我伤心的是,老人在奄奄一息中,只要能透出一口气,他就会挥着手赶我去工作……老爸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希望在生前能看到我解决编制问题。
2016年10月21日,我在休殡葬假,当天将老爸骨灰罐送到公墓后,我打开手机看到邮件有中航通飞传来的重大通稿,于是在这个孝子人生最痛楚的时刻,在汽车逼仄的空间里,我愣是放下一切悲痛,拨打手机采访涉事单位负责人,将连发“黑板报”都嫌啰嗦的企业稿件,改成对海外播发的文字稿。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小时候,爷爷常常对我说起这句话,他也以身作则。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爷爷牵着我在村里村外散步,遇到熟人都会主动了解收成情况,一听到村人讲到“寻食使”难,上顿不接下顿,或孩子读书学费都凑不齐等等,爷爷就会主动掏钱资助村人。
村人千恩万谢离去之后,爷爷对着我质询的目光,常常叹气道:“寻食使难,寻食使难!”然后他又说:“长大以后,你要记住孟子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后,他又细心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
我虽一直“穷”而未“达”,也愿意力所能及地“济济”天下。
我用新闻资源帮助过很多求助的人,甚至帮助挽救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女孩的生命。2014年7月,我在采访中获悉,一位11岁女孩和父亲从湖北随州农村赶到珠海,她患上重症造血功能障碍,其生母无法承受打击离家出走、离婚再嫁;女孩父亲花尽了身上最后的积蓄,无奈之下决定满足女儿最后的心愿——带她南下看海。面对摄像机,小女孩提出死后将捐献器官——于是,我在现场采访后一连写下十几篇追踪报道。这些追踪报道引发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热心转载。一时之间,全国网友纷纷捐款,小女孩的生命终于保住了。
我在这家媒体工作的八年时间里,几乎没休过假。可是当我正在治疗因多年劳累造成的疾病时,却被炒了鱿鱼。
——现在我不但“兼济”不了别人,连自己都难以“独善”了。
六
爷爷刚退休那些年,每天晚上家里都是人来人往,他喜欢讲古,谈年轻时北上“寻食使”的往事,但他谈得最多的还是几代人的“寻食使”经历。据爷爷述称,我的高祖父是晚清秀才,第一次赶考不料适逢母亲病逝,他只好返家奔丧守制。三年之后即1895年再度赴京赶考,高祖父却又追随康有为、梁启超,与千名举子、秀才一同联名上书,呼吁清廷拒签和约,共同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返乡后他抛弃功名,转身开私塾教新学。曾祖父则从事风水堪舆。一些大户人家经常请我的曾祖父去看风水,预约时间常常排到数月之后。据说,当地广为流传着一个段子,我的曾祖父给人看打井,说挖几尺的土就只能挖几尺。当地有一个愣头青硬是不信邪,挖到位之后又挥了一锄,这一锄真不简单,井水不是缓缓冒出来而是喷出来的,鸳塘那里于是留下一处来不及砌砖的水井。鸳塘罗氏后来出了很多人才,众人都说是我曾祖父给看的风水。曾祖父有五个儿子,风水之学却没传给子孙,因为当时风水堪舆不能发家,爷爷13岁就送到亲家那里学当牙医。
爷爷和四叔公都是牙医,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爷爷和四叔公两兄弟成为名震粤东的知名牙医,八十年代初连赣南、闽西等地都不断有患者慕名来兴宁城镶牙。爷爷的牙医技术并没有传下,爸爸是读书出身,成了国家干部,在广东省矿山建设公司工程师岗位退休,亲叔叔退伍后到了煤炭系统,他生前在坪石组建了一支建筑队南下广州承包工程。到了我们这一代,哥哥是司机,我做了多年记者,堂弟则选择经商。
爷爷生前常常感叹“寻食使难”。他称从高祖父、曾祖父到他,在他们依靠傍身之技时,都无法赚钱,只能苦苦维持生计。高祖父开私塾,当时周围民众都穷,只能提些粮食来读书;曾祖父名震兴宁,但在那个举国艰难的岁月,也就谋点糊口的钱而已。到了爷爷辈,好不容易手头宽裕点,但是,要建新房还是很难。
现在想想,爷爷那一辈靠做牙医谋生真是艰难,尽管名震粤东,但当时能花钱去镶牙的人很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做一颗烤瓷牙也就三五元钱而已,我爸在矿山的月薪是七十多元,比社会各行业的综合平均工资略高一点,做一颗烤瓷牙约占月薪的二十六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左右。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做一颗烤瓷牙的价格大约是八千元至一万元左右,相当于全社会各行业的综合平均工资的两三倍,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现在的牙医诊所常常是人满为患,随便一家牙科诊所的普通医生,从业几年就能赚得盆满钵盈。
“也许是家运,也许是宿命,”爷爷晚年曾跟村人抱怨称,“家里几代人干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就属于同时代的没落行业。”想想也是,别说祖父曾祖父那几代人了,爸爸从江西安远县调至位于四望嶂的广东省建一处,不过几年,省属单位迅速没落;到了我从国有企业跳出来,从事媒体工作,传统媒体这些年却被互联网、自媒体冲击到犄角旮旯,记者从“无冕之王”一下子跌到“码字民工”的可怜境地……
常常有人嘲笑我们兄弟几个为何不跟爷爷学医,这可怎么说呢?爷爷1989年去世,当时我哥初中毕业后不愿学,我又刚读初中,堂弟还在读小学。爷爷在病逝前曾做好规划,他想让城叔(四叔公的小儿子)学医,准备让我未来去跟城叔学。但任何规划都赶不上变化,城叔学会后调至珠海医院工作,先是安排在采购岗位,牙医技术荒废了几年,这个时期国家开始对执业牙医出台了很多规定。后来,城叔离开医院时,就干脆改行去学开油车了。他也没想到2005年以后,牙医一下子就成了国内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选自《天津文学》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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