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夏至，连日阴雨。

傍晚，几声炸雷过后，雨势更猛，像用脸盆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功夫不大，院子里成了小河。忽然，生产队门楼上的大钟响起，脚步声，淌水声，说话声，从院墙外传来。好像是说河涨下来了！河涨下来了！不一会儿，我家的大门敲打得咚咚响，民兵排长杨二小喘着气叫我:“姐！快拿铁锨去石河岸上加坝堰！”我匆忙穿好雨衣，雨鞋，拿好铁锨和手电筒出门，门口邻居妹妹富梅已在等我。

我俩手拉着手，深一脚，浅一脚，摔倒了，爬起来，顶着头上的大雨，脚下淌着半腿深的泥水，跌跌撞撞地向灯光集中的地方走去。雨声，水声，说话声，交织在耳边，好像是隔壁牛大哥的说话声，走近一看，果然是牛哥，他们正在挖泥，装沙袋。我俩上前帮忙，我张开沙袋口，富梅妹和另一同伴铲泥往袋里装。正干着，突然发现河上游白茫茫一片猛扑过来。队长大声高喊:“扔下东西！快往两边跑！快跑！”大家扔下沙袋和工具向两边奔去！耳边传来“我的鞋！我的帽子！我的腿”的叫喊声。说时迟，那时快，三分钟不到坝堰被冲开一个大口子，无情的河水直冲向一百二十亩的麦田。队长蔫了，老社员哭了，年轻人不知所措。

大家默默地站在岸两边，眼看着成熟的麦子被大水淹没，大家无计可施。突然有人说:“我们把麦田里的水放到砖窑圪洞里。”当时，谁也没动脑筋，大家打着手电筒，拿着铁锨直奔砖窑厂。殊不知，这一举动，铸成了大祸。

路南是麦田，路北是砖窑厂，近两米高的路基在一百多号人的刨，挖，凿下，不一会儿，马路被挖通，河水像失了缰的野马，直冲砖场。洪水漫淹了砖场，泥沙淹没了砖机，烧砖的窑洞里进了水，半成品的砖坯全毁，砖厂损失惨重。

第二天上午，雨小了，但天还是很暗。我正在家，听到喇叭里叫李海、杨二小马上到大队部开会，我就感觉情况不妙。傍晚，父亲回家对我说:“公社李书记很生气，大骂了队长和民兵排长。”公社李书记说:“砖场的收入，那是全公社社员一年的指望，这下好了，全泡汤了。”公社书记要撤民兵排长的职务，队长说:“全部责任归我，与其他人无关，请领导批评我一个人就行。”很多年后，我才在富梅妹妹那里知道，当年事情处理结果，队长李海，被党内记大过一次。

第三天上午，天放晴了。社员们都站在麦田泥泞的田埂上，面对一片狼藉的现场惨不忍睹，一百二十亩成熟的麦子，浸泡在水中，有的只露出头，有的麦穗被洪水浸泡，队长讲:“这样下去，不出七天，麦穗就会发芽！”砖厂更惨，烧砖用土多，坑很深，水流入后，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湖，水的深度不知多少？但从上面看，水面多漫到厂房的窗户，挖开的路段，水还在不停地往里流。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第四天上午，队长领着全队社员在麦田里剪麦穗，鞋都脱在田埂上，裤子挽在大腿根，人站在半腿深的水中，用剪刀，或镰刀，剪下麦穗，装进围在身上的挎包里。单靠队里的百十号人，恐怕麦穗发了芽也剪不完。好的是，公社李书记号召全公社各大队民兵连参与抢剪。地头立着“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周围各村民兵都参加，有河西大队民兵连，有阳邑大队民兵连，还有大专院校的学生志愿队……各队民兵连的红旗，在麦田的田埂上迎风招展，麦田里人头攒动，参加抢收麦穗的人越来越多，有剪穗的，有装穗的，有运送的，还有负责麦场晾晒的，队长安排专人负责，剪穗只用了三天时间，这场夏至抢收大战才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任务是翻晒，打麦，晒麦子，交公粮了。

多年后，我回忆起这段经历，心里还很后怕，它已成了我人生一段难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