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路遥《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一样，高考落榜后，我有幸在一九八二年的秋天，被陕西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一处一队招收为农民合同工，当时队部就驻扎在西安市太乙路延河无线电一厂大院内，距离路遥工作的单位陕西省作家协会（建国路路七十一号），也就是几站路。怀着对文学的热爱，我在参加工作不久，就主动去省作协认识了路遥，我俩的交往直至路遥去世，断断续续，就那么几年时间，路遥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里有几个我与路遥交往的片断，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着实令人难忘。

一、苦命人相遇，注定了相知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秋日，正值我休班的日子，我冒昧来到省协作七十一号门房，打问路遥的办公住址，看门房的老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找路遥做甚？”我一一回答了老头的提问。老头说：“路遥今在，外面下雨，他在后院平房看书，你去了就说没看见我，自己偷偷的溜进去的，不然他会怪罪我的”。我欣然答应，一阵小跑就找到了路遥。

见到路遥时，他正在看书，我慌恐地站在他的面前，自我介绍了一番，路遥放下手中的书，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支香烟，漫不经经心地问道：“你是清涧人，哪里的？”,

“没考上大学？在西安工作？你找我甚事？”我回答说：“我是李家塔公社的，咱俩家离家不远”。“我在省建三公司一处一队工作，找你没事，就是想认识你这个作家，我也喜欢文学”。路遥一边站着，一边拿出一个红皮本本，然后带着商量的口气说，“今天外面下雨，你来了，正好我也有了一个采访的对象，我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好不好，老乡？”

路遥问：“你家几口人？”

我回答：“原来七口人，我妈去世后，现在只剩六口，我们兄妹四人，爸爸在县里当炊事员，爷爷和我们住在一起”。

路遥问：“你妈是怎么去世的？”

我回答：“1977年农历7月7日，我妈妈为了在河里捞上两筐泡着的苦菜，结果被洪水推走，后来在邻村的一个水坝上找到，她已去世，大雨天里，乡亲们抬回村里，那时妈妈只有38岁，我16岁，剩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说着说着哽咽了。路遥一直在抽烟，右手不停地在做笔记。看到我伤心的哭了，他说：“哎呀，你也和我一样，天生是个苦命的娃娃。”我低了低头。

路遥问：“你会不会受苦？”

我回答：“会，一般农民会干的，我都会干。”

路遥问：“你都干了些甚活？”

我回答：“掏过荒地，提过泥包，背过石头，收过麦子，打过场，砍过柴，还有很多。”

路遥问：“跟谁干活？”

我回答：“在家跟爷爷和三大，在外和乡下进城打工的人。”

路遥问：“你先说一说背麦子的感觉。”

我回答：“正是夏季，骄阳似火，爸爸领我去离家很远的山里收割麦子，快到中午了，爸爸和我背着麦子，要翻过几架山，才能回到家里，爸爸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太阳一晒，浑身冒汗，但是不敢休息，生怕歇着碰掉了麦粒，一直背到沟下有水的地方，父子俩喝口凉水，就把麦子背到了场上，那是很累人的。”

路遥问：“你再说一说背石头的感觉。”

我问答：“背石头第一感觉就是石头压在背上一股刺骨的冰凉，因为上衣穿一件单布衫，二是人小石头大，压的腰都直不起，背几回就腿软的动不了了。”

路遥说：“真的，我也背过石头，就是太沉了”。路遥熄灭了烟，不再采访我了。他接着说：“时候不早了，你还得回去，咱俩认识了，以后有时间再来，我愿意认识你这个老乡，你在单位好好干，注意安全，争取转正，以后能留在西安就好了”。

这时外面的雨还在下着，我走在建国路上，心情格外的高兴，因为我见到了平生第一个作家，而且是清涧人，路遥平易近人的品质，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向他学习，希望能成为一名作家。

二、我也想当作家，路遥大力支持，可终究还是一场梦想

认识路遥之后，只要有休息时间，我就去与路遥攀谈，我俩约定俗成，只要白天他在家里休息，他的门上经常挂着一个纸牌，“请勿打扰”。这时我就轻轻地在门上敲三下，再等一会儿，路遥就开门了，我将建国路买的半斤水饺递给他，他高兴得喜出望外，没一会功夫，他就吃完了水饺，然后点一支香烟，使劲地吸，然后和我坐着交谈，他总是习惯地拿出那个红皮本本，在上面认真地记着我说的话。有一次我告诉路遥，我听说西北大学要创办一个青年作家班，招收学生，我想报名，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不具备，就是报名的人必须是省级会员，路遥听后，马上动笔给省文化厅处长马少亭写了封信，让他给我办理一个省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然后又给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建勋写信，希望他在同等条件下给予照顾。后来马厅长给我办理了会员证，刘教授我只见了一面，在西北大学正式公布录取名单时，我发现一块去的我和乔盛没有录取，只有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录取了，这样我的大学梦又一次破灭了，那天西安下着大雨，我站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泪流不止。工作的艰苦，生活的压力，使我不得不选择前者，将热爱文学的梦想压在心上，业余时间，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写作，而绝大多数作品没有发表。尽管如此，路遥刻苦写作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直至后来返乡务农，在农村的煤油灯下坚持写作，直至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作品，我一直记着他对我的热切期望。

三、告别了路遥，

我将文学视为神圣

路遥成名之后，我却返乡务农，生活的重负，使我正式成为一个农民，每天在农村种地，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这样的苦日子在老家农村过了几年，后来我不敢沉沦，坚持向报刊电台投稿，一九八九年十月，被原华能精煤公司大柳塔煤矿招聘为宣传干事，两年之后，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成了国家央企的一名正式干部，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诗选刊》《延河》《阳光》《中国作家》《工人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数百篇，先后出版了了诗集《人在旅途》《神圣的煤》《大地之光》《盛开的乌金花》《一座山的高度》；散文集《思想家园》；中篇小说集《峡谷太阳》。其中有两本诗集获得了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两本诗集入围第五届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本人被评为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这些荣誉的取得，都离不开路遥精神的鼓舞，路遥是我学习的榜样。

路遥去世的一周前，榆林市文联副主席张泊给我捎话，说路遥病重，住在西京医院，想见我一面。于是，我从神木大柳塔镇出发，坐了两天的大巴车，我来到了西安。找到了省作协编辑远村，是他领我去了医院，当时我给路遥买了日本富士苹果和梨，路遥见了我，猛得从病床上坐起，一脸惊喜地握住了我的手，“你咋才来？”我说：“知道得有点晚”。路遥说：“听说你转了正，咋闹好了，我可想你了，等这次出院后，我想到你那里，住在宾馆里，创作比《平凡的世界》更大的长篇，你支持我吗？”我说“没问题，一定大力支持”。啦了几分钟的话，护士就催着出了传染病房，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路遥。路遥去世之后，我悲痛欲绝，跑到大柳塔邮电局向省作协发了一份电报，“沉重悼念路遥老师！！！”之后独自喝了一斤白酒，醉卧在床，幸亏被室友吴玉明先生发现，才幸免于难。

人生短暂，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退休回家，每当想起路遥的形象，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副慈祥的面孔，他是天下最好的好人，可他却英年早逝。路遥一生无私奉献，扎根人民，歌颂人民，实现了作为人民作家的梦想，作为他的一位朋友和学生，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向他学习。路遥精神永放光彩！追求文学依然神圣！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