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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兵/段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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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6.17

     父亲最辉煌的记忆就是在河州城0031部队当兵的经历。以前的河州城就是现在的甘南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南部。世代生活居住着回、汉、东乡、撒拉、土族等民族。

     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要塞和商市,河州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从秦汉开始,曾设制县、州、郡。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烽烟四起、军阀割据时,这里定是兵家必争之地,故有“河湟重镇”之称。以前,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茶马互市”、商贾云集之地。因而河州还享有西部“旱码头”之美誉。

     从这一点意义上讲,父亲作为一名共和国的老兵,在解放初期,和战友们一起驻守西北边关重镇三年。也是功不可没的。父亲参军前只有初小文化,在部队学习以后水平提高了不少,平时写写算算没一点问题。他退伍回来时还带了几本《解放军文艺》,成了我们兄弟童年时代唯一的启蒙读本。点燃了我野心勃勃的英雄梦想。那几本发黄褪色的杂志至今还藏在我大哥的书柜里。

     父亲唯一的宝贝就是他睡觉时枕在头底下的枕头匣子。那是一个中间凹,两头翘的红色小木盒,盒子上时常挂着一把小锁。那时我们家里只有一大一小两样家具,一件是我母亲出嫁时带来的木柜子。柜子接近正方形,里头放着全家人仅有的几件衣物。另外一件小家具就是父亲的枕头匣子。母亲的大柜子从来不上锁的,平时把栓子扣上就行了。枕头匣子虽然被父亲的头上的脑油弄得油渍渍的,可它是家里唯一上了锁的东西,总弄得我们心里痒痒的,老想知道那里头到底藏了些啥玩意。

   我是兄弟四个里头最费事的,排行老三,是个嘴尖毛长爱倒腾的家伙。

    大概在我上三年级时,在一个夏天的中午,大人们都下地去割麦子了,我独自一个人躺在炕上睡午觉。醒来时,正午的阳光从房檐上斜射下来,穿过糊在窗棂上的破纸片照在我的头脸上。光线里有些精灵状的东西在飞舞着,那是乡村上空飘落下来的尘埃。我翻了个身坐起来,睡眼惺忪不知所措地发呆时,突然发现父亲放在炕头的枕头匣子没有锁好。我使劲揉了揉眼睛,一下子来了精神,仔细看了看,又把枕头匣子抱在怀里连摇带晃。确定小锁子只是挂在那儿时,我的心里徒然涌出一种做贼的窃喜来。我下意识地朝院子里瞅了一眼,即刻动手打开了期盼以久的枕头匣子。那里头分为上下两层,上面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盘子。里面有些黑白照片,下面有一个红本本和两张卷起来的奖状。另外还有两颗子弹,黄澄澄的,挺好看。

      小红本子是“退伍军人证明书”,父亲的军衔是上等兵。小本子上面有部队里带国徽的大公章和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印鉴。两张有些发黄的奖状上印着毛主席头像和红旗,一张是奖励我父亲获得该部队“一级投弹能手”,另一张是嘉奖他荣获“二级优等射手”的奖状。看到这里时,我的心里有些英雄主义的激情在澎湃着。我继续翻着那些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父亲胸前端着半自动步枪,很有几分英武之气。

     发现这些秘密之后,我原本想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让大哥、二哥他们看看。又害怕父亲一生气把我收拾一顿,最终又把那些东西原款放了回去。

        过后不久,赶上父亲高兴的时候,我们缠着他打开了枕头匣子,里面的东西终于正式登台亮相了。父亲弄了一个小镜框,选了一些照片装了进去。还给我们讲述了他在部队上的军旅往事。

       父亲是1955年冬天入伍,1958年年底离开部队的。他们当兵部队条件十分艰苦。主要吃的是萝卜、白菜和土豆,逢年过节时有猪肉、粉条。冬天的甘南山区天寒地冻。父亲后来的风湿腰腿痛与当时的生活不无关系。父亲当时是步兵,除了苦练战术本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之外,部队上还讲习文化课。父亲当兵之前只念过不到两年书。在部队学习了三年,也就相当小学毕业了,这为他日后的生活奠定了文化基础。在解放初的年月,“备战备荒为人民”是共和国的主要任务。父亲作为一个上等兵,投弹、射击名列前茅。算是一个优秀的士兵了。父亲经常感慨万分地说,当初如果不是你爷、你婆他们再三叫我回来的话,到现在起码是个连长了。说这话时,父亲的目光深邃地眺望着西北方向的天空,仿佛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惆怅与悔恨。后来我们兄弟长大以后,他总是鼓励我们出去闯荡一翻。他说你们只要是好样的,就只管马跑鞭子扬,尽你们的本事闹腾去吧。

       1958年阴历年底,父亲刚办完退伍手续,准备离队时,上级要求甘、青、藏地区部队延缓士兵退伍离队时间。连指导员也做工作让父亲留下来,要将他提升为班长。可是爷爷、奶奶死活不同意,他们发电报说我奶奶病危,马上就要咽气了。父亲犹豫再三,心里酸酸的把准备缴上去的“退伍军人证明书”收了起来,打起背包回家了。

      过了不久,西藏拉萨、山南等地发生了武装暴乱(阳历1959年3月10日)。他们团奉命紧急集结,从甘南出发沿青藏公路进藏剿匪平叛去了。在达赖等人逃亡印度后,其他藏区随后也连续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直到1962年3月,整个西藏叛乱才全部平息下去。父亲他们团人员伤亡过半,他们连队只剩下连长和两个兵活了下来。其中一个就是父亲最好的同乡战友老郑。老郑在剿匪战斗中脖子上挨了一枪,距离嗓子眼不到1公分。大难不死的老郑放着排长不想干了,转业到地方煤矿当了个保卫科长。现在退休后每个月还能领到1500多块钱的工资。

       大概从1994年开始,父亲他们这些老兵也能领到县上民政部门发给的几十元补助款了。听说现在每个月涨到了一百多块。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们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不仅是一名退役老兵得到国家认可和照顾的兴奋,更是奉献精神得到社会尊重的慰藉。父亲一有机会就跑到老郑他们家怀旧去了。老郑有时也搭车来找我父亲回想旧事。两个人坐在太阳底下抽着旱烟,喝着茶,高一声低一声地说着,笑着。两个人在慢慢逝去的时光里一起怀念昔日的战友。儿女们现在都大了,各忙各的事情去了。只剩下两个老人彼此陪伴着孤独的日子。老郑对父亲说:“老段呀,你虽然比我领的钱少,可你没有受罪呀,我的一千多块钱是用命换来的啊!”父亲无言的点了点头。我知道父亲是在感叹那一段丢失了的战斗岁月,是在后悔自己失之交臂的英雄时代。

       奶奶去世时,我正在村东头的小学校里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爷爷、奶奶用她们当初最原始的亲情方式挽留了父亲出征的冲动,无形中挽救了儿子的一条命,同时也打碎了一个年轻军人的英雄梦想。

现在,父亲的枕头匣子里又多了一个红本本,那就是县民政局发放的老兵领取补助金的证明。

      父亲回家以后,曾经在县上的综合加工厂、大队农场和公社宣传队干过一段时间。经管过集体果园,种过西瓜。还当过两年生产队长。他曾经搞过木材加工、水果贩运,挑着担子到矿区卖过豆芽菜的营生。由于他所处的年代距离市场经济非常遥远,他个人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一个家庭的贫穷现状。父亲最拿手的是修剪、嫁接果树的本领。每年春季,草长莺飞,树木发芽的时候,父亲显得格外的精神。村里村外的乡亲们前来请他帮忙嫁接果树,谁家房前屋后没有个几棵杏树、桃树的,父亲几乎是有求必应。手里拿上他磨得锋利无比的果树剪和刀片,用布条子一裹,口袋插着几枝芽眼饱满的秧条出门去了。主人家对父亲好吃好喝伺候着,干活时跟前跟后,临走时千恩万谢地送到门外。硬是给口袋里塞上半包茶叶或两盒纸烟。这时的父亲便有一种凯旋而归的成就感。真正让父亲修剪、嫁接本领产生经济价值的是1986年以后的日子。那时,渭北高原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苹果,林果产业成为当地主要经济支柱。父亲把我们家果园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苹果树品种及时进行了嫁接改良,大大提高了经济收益。父亲还在围墙犄角旮旯处保留下来几棵水蜜桃、梅子树、杏树和梨树,使我们可以吃到多种水果。我见过父亲修剪、嫁接果树的情形,他先在要嫁接的果树树枝上锯开一个茬口,再根据树枝粗细把准备好的秧枝削成斜坡状,严丝合缝的插接好以后,再抹上泥巴,包上塑料纸。确保保温、保湿。父亲嫁接的果树成活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左右。村里也有其他人会这种技能,但是他们不拿手艺当一回事。只有父亲用心去侍弄果木。我一直怀疑父亲是把剪刀当成了枪支那样爱戴,二者的区别在于枪支是用来消灭敌人、保家卫国的,枪支还可以造就英雄。果树剪是为果木服务的,修剪、嫁接技术可以让果树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对于果树而言,父亲就是一个无名英雄了。

      作为一个农民,父亲犁、耧、耙、耱各种农具样样精通,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绿豆、红薯、苜蓿等农作物全都耕种过,父亲尤其喜爱瓜果蔬菜,门前的一排柿子树像父亲手下忠诚的老兵一样列队守卫着。院子里外还有一些笔挺高大的白杨树、槐树和桐树。它们当初是那样地弱不禁风,鲜嫩弱小。如今却已长成了粗壮巨木,成了可造之材。它们当中有的树龄资历比我们的年龄还大,它们默默无言地与老屋面对着,与父亲相依为命。它们扎根在家门口的乡土里,不因风雨的到来而躲避,也不因主人的迁徙漂泊而孤独沮丧。想到父亲百年之后我们兄弟大多出门在外,没有人陪伴他先前栽种下的果树林木时,心中颇有几分愧对先人的歉疚与不安。我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外边世界的嘈杂与拥挤。为了儿女们的成长与某种虚荣还是背弃了村庄和土地,也远离了父亲、母亲的喂养与共处。

      父亲一级投弹能手的功力在一次与人打架时发挥了作用。那时我才七、八岁,两个哥哥也不过十多岁的样子,一点忙也帮不上。那是197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看到父亲躺在炕上很生气,脸上一种愤怒的表情在蔓延。母亲在灶前一边烧火,一边叹气。开始我还以为是家里头两个人又吵架了,后来母亲才告诉我们——“人家把你大给打了”。那是一个贫穷而暴躁的年代。男人随便辱骂自己的女人,与自己看着不顺眼的男人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我们属于外来户,在村子里势单力薄。而父亲又是个脾气火暴,性格耿直的人,难免会有得罪人的地方。当时他又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分工、派活、分粮、分红薯的过程中难免有人不太满意。那天在打谷场上分玉米棒子时,村里有两个李姓兄弟找了个借口联手围攻父亲。开始父亲猛不防吃了几下亏,在社员们的拉扯下脱开了身。那是两个牛高马大的家伙,从力量对比上父亲占不了便宜。一拉开距离就好办了,父亲抓起乡场上的玉米棒子,像当年投手榴弹一样扔了出去。后来听村里人说,我父亲弹无虚发,两投两中。李家两兄弟腰背部各自被“玉米弹”击中了,在社员们的喊叫声中,父亲乘胜追击,操起一柄木杈顺手掷了出去,凝带着风声的木杈在距离李家老二脚后跟不到一米的地方落了下去。据说当时的阵势很吓人,要是父亲再稍微再用点力气的话,可能就会弄出人命来的。我估计父亲当时是手下留情了,二、三十米的距离应该在“上等兵”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

       在我们四兄弟里头,排行老三的我遗传了父亲的秉性。性格急躁,脾气不好,爱与人争强好斗。而且上学时擅长投掷铁饼、标枪、铅球和手榴弹(木制的,包有铁皮)。因为性情相似,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年轻时,我与父亲难以相处。为了家事农活,我俩常有争端。我曾经顶撞过父亲几次。生儿育女之后,深知为人父母日夜操劳的艰辛与不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与父亲越来越和睦融洽了,一种亲情相依的牵连日益明显。隔上十天半月不打上一个电话听听对方的声音,心里就有一种旷了课的感觉。

      对于军营,父亲曾经是一个能投善射的老兵。对于土地,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庄稼能手。对于果树林木,父亲像是一个老班长。对于后代子孙,父亲是一个老兵,甚至是一个营长。他和母亲给我们构筑过一个贫穷的安乐窝,就是我们出发远征的老营盘。以前的上等兵已经教会了我们这些小兵面对生活的困难时,该怎么在人海里单兵操练。老兵退役了,清净的过日子吧。

      1989年春季,我因为报名参军而耽误了高考,结果想当兵也没走成,两头落了空。实现英雄梦想的路子一下子被堵死了。心情一度沮丧到了极点,有种绝望的念头。到了冬天,我和父亲在苹果园里干活时,我说道:“人活着也没啥意思?”父亲看了我一眼,停下手中的铁锨望着我说道:“对于我和你妈来说,看着你们兄弟长大成人,就是最有意义的事了。”

      日子久了,我终于明白生育之乐就是延续生命的火种,生育之苦赋予一个男人活着的责任与希望。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过去那些穷苦的日子里,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一个退役老兵,一个农村妇女,能够养活大四个饿得嗷嗷叫的儿子娃娃,就是干了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所谓英雄其实是一种带着翅膀飞翔的思绪和理想,我们大部分日子是在平淡的光阴里播种收割。这就是生活的内核。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纯粹意义上的战斗英雄就难以诞生了。而我的军旅情结丝毫没有淡远,因为我的骨子里流淌着军人的血脉。

         (责编:白才)


作者简历:

      段遥亭,陕西白水人,毕业于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西部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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