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馆 子

文/郝大鹏

早些年，去饭店吃饭都叫“下馆子”。

下馆子是件很奢侈的事，馆子不是什么人想下就能下的，穷人从来不下馆子，能下馆子的有这样几种人：承了祖业有些积攒的；经常做小买卖口袋里余富钱不断的；不过日子却好吃懒做的。那岁月没有老板，也没有暴发户，官员和百姓一样穷，那些下馆子的人多半是不过日子好吃懒做的。

馆子都在城里，农村没有馆子。城里的馆子也就三五家，都是国营的。馆子里没有包间，没有雅座，都是小方桌，小木凳，像今天的快餐店。下馆子的人不是想吃啥就点啥，而是要看黑板上写啥你才能吃啥。馆子里的服务员服务态度的好坏要看他们的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就给你一个点头示意，不好的时候对你爱搭不理的，看你不顺眼没准还要抢白你两句。那时候饭店服务员和顾客吵起来的事情经常发生。你要是不吃你就走，想吃你就得忍着。没人把你当成“上帝”。人家服务员抱的是“铁饭碗”，饭店不开张，他们也能发工资，饭店挣多挣少，和他们领多少工资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老家的小城街道原来只有一条，那几家饭店都在主街上。每天饭店里飘出的诱人香味弥散了整条街，闻得人口水直流，那简直就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我奶奶经常给我讲她年轻的时候带着我父亲和我大爷在沈阳、长春下馆子的往事，我奶奶是那个年代的有钱人。她经常说她那时候最爱喝红高粱酒，爱吃焦溜肉段。她说那红高粱酒特别有劲，喝上一口，一下就能热到脚后跟。我对她的这些描述不感兴趣，只想知道焦溜肉段是怎么回事。肉段还好理解，只是那焦溜怎么也让我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我就刨根问底地问：“是和辣椒一样炒么？”“过油又是什么？”“那是啥滋味？”面对我类似的追问我奶奶尽量地去描述，其实对她来说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道菜既有工艺又有滋味，而滋味是最难描述的。我奶奶就用一种滋味去比喻另一种滋味试图跟我解释清楚，可她说的那些滋味我都没品尝过，只好跟着她的讲述我把口水一遍一遍吞到肚里去，而焦溜是什么样子我还是没有概念。

有一次我妈从我姥姥家回来，对我奶奶说“他老舅，又被他姥爷骂了。”“他”指的是我，他老舅就是我老舅，他姥爷就是我姥爷。我奶奶问：“咋地了？”我妈说：“他老舅偷着下馆子，被他姥爷看见了，回来就被骂了一顿。”我妈还向奶奶学着我姥爷骂人的口气“你个不过日子的玩意，败家子，你看看那些下馆子的人哪有几个正经人？”我姥爷一向秉持勤快、节俭、本分的持家过日子的家风，他自然视儿子下馆子是不过日子的行为。

我老舅下馆子，我也看见过。有一次，我看见他坐在工农兵饭馆里吃饸饹，其实就是一碗饸饹，也没有要什么菜。我老舅也发现了我，就从柜台上买了两个烧饼给我送出来。然后，嘱咐我：“别告诉别人，以后老舅经常给你买烧饼吃。”我老舅平时对我最好，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他下馆子的事，况且我还吃了他的烧饼，更应该替他保守秘密。我也因此经常到那几个馆子门前转悠，有时爬着窗子往里看，看见我老舅下馆子我就能得到两个烧饼，有时还多一个两个的。

这次我老舅下馆子是被我姥爷无意中发现的，看来我吃烧饼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我也很难过。

我妈对我奶奶说：“他老舅不是不过日子，他其实很勤快。”我姥爷家住在城郊，勤快一点的人挣钱很方便。比如，去砖瓦厂推砖坯子，或者把家里的草木灰挑到砖瓦厂去卖，都能挣点零钱花，我老舅力气很大，就经常打零工，挣的钱全部上缴我姥爷。

“他老舅可能有时候偷着给自己留一点。”我妈分析通。我奶奶说：“他挣钱也不容易，偷着留点，留下来下馆子，补一补肚子，吃点荞面饸饹，也不算个啥。”

我姥姥在我老舅刚出生不久就去世了，老舅是我母亲带大的，母亲特别疼我老舅。

我老舅下馆子的事情败露不久，我母亲偷着给我老舅一点零花钱，我老舅就偷着带着我去了馆子。他带我下馆子我妈是不知道的，因为在她眼里下馆子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只有她老兄弟是个例外。我跟我老舅一人吃了一碗荞面饸饹，我老舅亲自给我浇上的酱油和醋，是先浇的酱油，后浇的醋。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当时的场景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几十年过去了，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很多年以后，我也记得很清楚。

我参加工作以后，每次回去都请我老舅下馆子，有时跟他提起第一次领我下馆子的事，可他却没有一点印象了。

那个年月，人追求幸福的体验就这样简单，简单到你无法辨别快乐还是辛酸的味道。因为一些苦涩的往事，日子久了也会变得更加醇厚。我们有时将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从记忆的树干上摘下来，一点点烘干，又一点点潮湿发酵，成为如今的茶，留我们慢慢品味，那味道就是苦中有甜。

再一次下馆子是在我八岁那年，父亲带我去城里的医院看胳膊。那年我从树上掉了下来，直接把胳膊摔脱臼，父亲怕我留下什么后遗症，非要带我到县城医院看一看。

家里人用一条围巾把我的胳膊吊在我的脖子上。我和父亲乘上了通往县城的班车，班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得厉害，人随着车身摇晃。父亲怕我疼，就用他的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替我托着受伤的胳膊尽力保持身体的稳定。有父亲的帮助，我的胳膊因颠簸产生的疼痛减轻了许多。因为父亲那双手在帮我，自己就无法维持身体的平衡，身子随着摇晃的汽车东倒西歪，窜上窜下。父亲的个子很高，车厢很矮，头不时地撞在车顶上，有时前胸怼在前座的后背上，还有一次，眼镜也被碰下来，掉在地上。为了我，父亲把自己豁出去了。父亲平时对我很严厉，也很少像今天这样关心，感觉他平时对我都不如对他的学生好，想要讨他的一句表扬的话都很难。这些年，我甚至对他产生了一种疏离感，已不如我对奶奶和母亲的感情深厚。

父亲窘迫的状态让我很心疼，我想挣脱出双手去拉他一下，可是胳膊被他两只大手紧紧抓着，怎么也动不了。我无助地流着眼泪把头扭向一边，父亲问我：“你怎么哭了。”我说：“有点疼。”父亲没有继续问下去。下车的时候，他用一只手在我的头顶捋了几下，仿佛告诉我他知道我为什么疼，他的大手捋在我头上是理解也是安慰。

父亲领着我走进了老舅曾经带我去过的馆子，对我说：“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我想了想说：“爸，我想吃焦溜肉段。”父亲说：“再点一个。”我说：“炸丸子。”父亲看了看黑板上的“今日菜价”，说这两样菜都有，他还点了我爱吃的白面饼。两大盘菜和一摞饼很快被端了上来，我闷着头用汤勺代替筷子往嘴里填着菜，特别是我向往多年的焦溜肉段，金灿灿、油亮亮，嚼在嘴里又酥又香；还有那些丸子，也狼吞虎咽地一个一个吞下肚去。到最后，我拿着半张饼，把两个盘子剩余的菜渣和油星擦拭得干干净净，一股脑地塞进嘴里。我的肚子吃得鼓鼓的，全身的血管被充实得暖盈盈，两颊冒着火，头顶散着热气，眼睛变得模糊，我顾不上琢磨饱胀感为啥给我带来这样强烈的身体反应，只感觉有说不出的充实和畅快。

父亲根本就没吃几口，他一直看着我，看着我不停蠕动的嘴，眼神里满是温情和鼓励。仿佛我吃下去的每一口，都在满足他那含蓄的爱，满足他作为父亲的责任和能让我饕餮的慰藉，仿佛是我能多吃一口，胳膊也就恢复地更快一些。此刻，父亲满足的笑容是直接的，写意的，这也是他这些天来最快乐的时刻。打我受伤以来，他的眼神一直很黯淡，心事重重的，还不停地对比着我的两只胳膊哪一点不一样，怕我留下残疾。在医院的时候他也不停地追问医生：“医生，没事吧？”“医生，我儿子的胳膊没事吧？”

我和父亲在城里住了一个星期，父亲带我下了一个星期的馆子，把全城的馆子吃了一遍。

最后一顿吃完，父亲拿出手绢替我擦了擦嘴上的油说：“儿子，回家后，你妈问你，你怎么说？”我想都没想就回答道：“我妈要问我，我就说医生说了，胳膊没事，养些天就好了，落不下残疾。”父亲听了我的回答顿了一下：“你妈可能会问你花钱的事。”我看着父亲的眼睛，父亲躲开了我的目光没有正视我。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在招待所，看见父亲掏出钱包数钱，这几天我们看病没用多少钱，大部分钱都下了馆子。平时母亲持家精打细算，父亲花钱则大手大脚没有规划，他们在花钱的问题上总闹意见。

“我妈……我妈，要是问我，我就说，钱都看病了，这几天都吃玉米饼子。”说完把目光再次投向父亲，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父亲再一次把目光移开。父亲不愿教我说谎话，他回去要是和我这样说母亲又不大可能相信，至少我要是这样说了，母亲即使知道不是实情也可能不好说什么。毕竟看在我胳膊的份上，她也不会太计较。

父亲的确很纠结。

父亲顿了一会儿，又把一只手抚在我的头上捋了几下，怯怯地说：“你妈不问你就不用这么说。”

回到家，我等了几天，也没见母亲问我。我想，大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母亲也拿起我的两只胳膊做了一番比较，对我奶奶说，“估计没啥大事了”，又说：“这孩子出趟门，脸咋还胖了呢？”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