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枣树是野生的，高不过一米左右，枝条手指一般粗细，大都长在不起眼的地畔上或土崖上。果叫酸枣，圆圆的，念珠一般大小，先是青绿，成熟后变红。但念珠有佛性禅机，人手捻着会变佛手的，灵呢。而这不起眼的酸枣却死相，个儿小，核却又大，果肉便极其地浅薄，尤其干了，只一层皮儿，要吃呢，牙齿也显得多余，一咬会硌着，味又酸极，实是浪费时间，随手丢了便是。

      这样货色，偏又浑身上下长着刺儿，一不小心，不仅吃不着，还扎破手。这就有些讨厌，一旦挨事儿，毫不含糊地要连根刨掉，扔到深沟烂壑去。除过玩儿的娃们为了玩儿，便没人对酸枣树和酸枣感兴趣了。

     但，以卖炭为生的爷爷，烧不起炭，将那些酸枣树捆绑了，用一根木棍儿一挑，回家烧。他常常肩挑一捆，走在夕阳里，孤孤瘦瘦，走出一条长长的奇奇怪怪的影子。

   “干酸枣！”

   “干酸枣！”

     忽然叫声大作，得意洋洋的，稀奇古怪的，在他身边合围成势。爷爷知道人家叫自己，既不答应，也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该走还走该停还停，神态自若。这情形，让叫喊者感到不畅快，叫喊之声便会越发急促稠密起来。可无论怎样，爷爷总是面不改色，行不改踪。是认可吧？叫干酸枣也没啥不好，所以不反抗；但又似乎是拒绝，不回应，便于己无关，权当是叫别人呢；或许是忍耐，都无法确定的，反正他在这叫声中死去，已三十多年了，这秘密迟早也会变得无足轻重。

      事实是，爷爷从不回应，使叫的人得逞了什么似的，喊叫者叫一声心里生出优越之感，有病的叫一声不用吃药，无病的叫一声益寿延年，革命的叫一声更加革命光彩，反革命的叫一声也觉得洗心革面。但爷爷就是不愠不火，好像这叫声真得与他无关。

   我却备受伤害。

   干酸枣！

   干酸枣！

     和我发生嘴角的，边叫边跳，唾沫横飞，完全是爆炸式的狂轰。我的脑袋嗡嗡作响，面红耳赤，立刻败逃。见人便提心吊胆，仿佛有一个炸药包随时会在身后爆响。便极不愿与爷爷为伍，偶尔碰见，便走开。爷爷总要唤我小名，叫住了，定定地看我一会儿，身上乱摸一通，变戏法似地弄出一些好东西：糖果，糖馍，或者几个硬币。

    爷爷的头，确像一颗干酸枣，圆圆的，面孔干皱，皮包骨头。而身体像酸枣树，胳膊一伸，腿一迈，都像一条酸枣枝在风中摇晃，这外号可真形象。可又不像，爷爷身上没有刺儿，一点儿也没有，他拒绝合作化运动，毫无道理地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其实不过是无奈的防守之策，但在群众眼里，便是浑身长刺的酸枣树也望尘莫及了。

    在人们的嘲弄声中，爷爷默默无言，背上背着炭，走村串户去卖。当炭一次一次被他扔到地下，脚后踝被炭一次又一次砸破，旧的血痂未去又添新的血痕，连鞋子都穿不进去，把鞋后帮踏倒，像现代人穿的拖鞋一样，扑嗒扑嗒地走，叫卖。

   噢，卖炭！

   爷爷歇在一个村口的台阶旁，瘦干的身子从炭上剥下来，一手抹脸上的汗，伸长脖子喊。他的声音像裂帛，没有足够的底气。远一点儿就听不见，他便改变了叫法，把三个字缩减为一个：炭！效果依然不够显著，他便 一手提了一面破铜锣，一手捏了木槌敲，嗵，嗵，嗵嗵！炭噢！

    干酸枣！

    人们笑了，叫声柔和了几分，他依然不回应，买炭就买炭，不买拉倒，和谁也没闲话。

     随着岁月的流逝，耳朵聋了，一概听不见了，不抱怨，不焦虑，好像没啥要紧。那些喜欢作乐的人知道了，立刻发明了新对策：做手势。用手做出酸枣形状，在爷爷面前示意。或者在路上捡起一样圆的东西，诸如石子，羊粪珠儿，恰巧捡到的是一粒酸枣，效果更加显著。爷爷会突然地张大眼窝，定定地盯着对方，好像有所愤怒，但嘴角终于松开了，换成带笑的惊讶，似乎被人类的智商所感动。

     生活自然是极端地困难，大家都穷，除了过年和喜丧事，都不用炭；尽管他舍不得烧一斤，也难以维持。生产队念他成份好，历史清白，允许他开垦荒地。于是那些人畜不到的危险地方便有了爷爷的身影，忙不过来时，还会叫上我。每次爬过凶险的土崖，他总不忘记摘几颗酸枣赏我，得意的样子，仿佛说他赏的是金子。这东西得到也不容易，他也在这个危险的行动中撞上了他料想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死神。

     他从崖壁上滑下去，掉到深沟里，没有立即死，在我家的土炕上昏迷了几天，临死前清醒过来，但绝不呻吟，看着我，眼里仿佛有一丝骄傲，嘴角一歪一歪，歪出一句话给我：我…死后…你…甭哭，也甭…披麻…戴孝！虽不甚懂，却莫明其妙地震撼。但这也不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选择有所后悔。

      爷爷本名叫王文贵，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何以言“文”？贵也只是贵的幻想，他的活着跟干酸枣一样无用，毫毛一样轻微，但自知，从不害人，受到伤害，也以少见的善和忍耐作盾牌，这即便不是社会的福，也绝不至于是祸，应该感到人的尊严和无愧，可惜那时太小，没能这样回他的话。

        （责编：何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