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日子里，一次酒摊场上，同学们要我唱陕北民歌。面对着一张张期待的面孔，从没见过世面的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我试着调整了一下心态，闭了眼豁出去的吼出了一股陕北的磅礴之气：“朝前了妹妹天有点雾，朝后了妹妹山堵住；远远地了见不敢吼，扬了把黄土风刮走”。我是用一贯在家乡神木之北的那个小村唱民歌时的民间节奏唱的，是用带着风声、带着水声、带着山野清新之气的手势，扭秧歌一样且歌且舞的。闭上眼的那刻，我的紧张就没有了羁绊，像天空中自由走过的流云和沙蒿林中惊起的飞鸟一样随意。我感觉到我是面对着陕北的山和水在唱。我觉得这样唱着就是幸福的、宁静的。

     民歌有时候真像一件远古的器物，它带着泥土的痕迹、爱情的痕迹、山和水的痕迹、带着人类童年时期的痕迹。我唱着唱着想起了陕北那块土地，想起了儿时的一些事情……我出生在陕北信天游的故乡，神木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听母亲说，那个七月的早晨，正值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沙丘尖上时，哇…哇…哇…我的一声动听的声音打破了这个不知沉寂了多久的小山沟！乖乖，好大的嗓门！有种。来了—他来了----我爷爷按捺不住期盼已久的喜悦，一个人蹲站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他那老旱烟嘴，口里还不停的嘟囔着。嘟囔着嘟囔着就开怀地吼出了信天游：“太阳哟、出来哟，一杆子高噢，我照见—我的格孙孙他来了……”这最美妙动人的信天游，也许那时我根本就没听见，也许就是打那时侯起，信天游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在农村，每年整个正月是闹社火的日子。“吃饭端个黑老碗，粗布衣衫身上穿，锣鼓唢呐一哇哇的声，扭秧歌拧烂脚后跟”。扭秧歌只是腰鼓、霸王鞭、踢场子、水船、龙舞、狮子舞、打花杆等一百七、八十种陕北民俗舞蹈中的一种。古书上记载“秧歌”的“秧”是“阳光”的“阳”，同时，“秧歌”的“秧”也是“插秧”的“秧”，这说明秧歌与生产劳动有关，是老先人在做务庄禾、寻常过日子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秧歌舞步简单，基本动作有“十字扭”、“扭腰步”等二十多种，虽然形式简单，一看就会，可舞起来却丰富多彩，其乐融融。它的基本形式有集体性活动的“扭大场秧歌”、“敬神秧歌”、正月十五晚上表演的“转灯秧歌”（也叫转九曲）等十余种。打记事起，每年正月整个乡村燃起的都是熊熊的热情之火，几百几千人的队伍踢踢踏踏的过来了，人没有到，遮天蔽日的黄尘先来了，漫天飞扬的黄尘把日头染成了一片金黄，把乡村的历史也染成了一片耀眼的金黄……“对对锣来对对鼓，对对唢呐叫号头”，“四十里响声三十里炮，五十里路上好热闹”。汉子们头系的白羊肚手巾迎风飞舞，黑红黑红的脸上汗珠挥洒而下，扑簌扑簌地落在脚下的土地上，他们张嘴呐喊，声震天宇，惊飞了枝上落着的鸟儿；他们绽开的笑，宛如这土地上随意生长的植物，朴素、自然，却又给人希望和力量。几百条汉子迎风而立，手端冲天的唢呐，古铜色的脸上是充满力度与淳朴的开怀之笑，腮帮子一鼓，惊天动地、如泣如诉的唢呐声响起来了，汉子们的双眼眯缝着，豆粒大的汗珠扑扑而下，古铜色的脸庞真如天人下凡了，真像西北大地上迎风矗立的箭杆杨，给这大地上增添了充满力量的一景。

     “一圪嘟葱，一圪嘟蒜，一圪嘟婆姨一圪嘟汉，一圪嘟秧歌满沟转，一圪嘟娃娃就撵上看”。我的堂哥是闹社火的鼓王。这让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涌起了莫大的荣耀感。我跟在队伍的后面，肩挎着与自己极不相称的大腰鼓，跟着跳、跟着敲、跟着叫，俨然一个小鼓王。红绸子飞舞着过去了，扳旱船的摇摆着过去了，踩高跷的大踏步过去了。后面跟着的我也眯着双眼，跟在这雄壮的队伍后面扭着。我的眼里，燃起了一片扭动的火焰，漫卷着风声、漫卷着人们的呐喊和跳跃，席卷了整个心灵。

       那时，村里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唱戏。这是乡村盛大的节日，对于村人们来说，这意味着大家又可以见到十里八乡的熟人、亲戚。人们扶老携幼，全家老小都来了，他们站在戏台下，手搭凉棚，望一望远近周围有没有相熟的人，一但看见了，大家便惊喜地凑在一起，家长里短的开始拉起来。戏台上下是拥挤的、热闹非凡的。老人们神情凝重，耐心地等待着节目的开始；俊俏的后生和漂亮的女子们则交头接耳，你扭我一下，我掐你一下，场地上不时传来小伙子爽朗的笑声，再看时，一朵红云飞到了姑娘们的脸上，她们把头一低，两手缠搅着衣角，还不时的用脚蹭一下地，然后又着急地抬头望望台上，盼着演员出台。盛会是大人们的节日，更是小孩子们的节日，看那些半大小子，还有那些唇边坠着鼻涕的碎娃娃们，他们满场跑来跑去，绕着大人们的腿，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在那边，有的踩了大人们的脚，青皮脑瓜会被啪的拍一掌，他们不在乎，反正好玩就行，照样儿疯跑疯跳。小商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各种风味小吃的味道缓缓地钻到了人们的鼻子里。有人实在没有耐心等了，就蹲在摊边儿，要一碗凉粉，撒一层通红的辣椒面儿，埋头吸溜一阵儿，鼻尖上就渗出一层密密的汗珠，那个痛快劲儿。小孩子们成群结队逛来逛去，跳着、叫着、闹着，像过年一样的快乐。每当这时，别人在玩，我却着急地站在戏台下，等着开始。炸麻花的香气、凉粉汤的香气、姑娘们的脂粉气，这么多的味道都往我鼻子里钻。可最打动我的味道，还是戏台上那些角们身上穿的、嗓子里散发出来的味道、锣的味道、鼓的味道、梆子的味道、钹的味道，这些欢乐的味道，最令我心动。终于等到戏开场了。台下的人们把等待的那股劲儿都用在了鼓掌上。场中叫好声会不绝于耳，好像旱地惊雷，响彻全场。站在前面的人不停鼓掌，站在后面的人看不见了，纷纷跳起来，探头探脑。有人踩了别人的脚了，有人碰了别人的头了，咣一声；孩子们以为台上发生什么事了，哭叫着让大人把他举过头看。遇到演文戏，我就和着锣鼓的节奏，摇头晃脑，仿佛在品一碗老也喝不够的黄酒。台上的演员伸出双手十指乱抖、须发散乱，台下的我也咦咦呀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武戏开始了。孩子们不再满场乱跑了，他们开始争着抢着往前挤，跳起来看。台上热烈绚烂、台下人声鼎沸，台上台下一片热烈欢腾的气氛，一片欢乐的海洋。我也目不转睛，看演员们穿着的厚底官靴、看他们的龙袍玉带、冠冕堂皇。台上演绎的那些奸臣害忠良、秀才找姑娘的悲悲喜喜，在我的心灵深处折射出无数神奇而绚丽的光芒，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在前台看还不满足，顽皮的我就钻到后台去，掀起帐篷，将头伸进去，看人家化妆，一招一式都看得很仔细，有时候看得出神会忘了是在人家的后台上，人家几次喊让我下去，都像没听见一样，所以经常被戏子们用细棒条打肿额头。看完戏，我回到家就开始自己唱戏，先是一个人打扮成各种角色：老生、小生、武生、小丑、花旦等，有板有眼，有模有样地吼上一气，次日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唱。没有服装、道具、锣鼓器乐，就自己想办法制作。田野里生的长的那些植物就成了我们最好的道具。玉米缨子成了老生的胡须，将向日葵杆子连根拔起，用斧子劈掉侧根，再把主根劈成扁状，把杆子削光滑了，就是猛张飞的丈八蛇矛点钢枪。到干木匠活的邻居王二那里央求王二用废木片子削成刀或剑，再用烟盒的锡箔纸一粘，那刀、那剑锃明瓦亮，与真的一样。再将向日葵盘子做成冲锋陷阵的头盔，拿着刀剑、挥着长矛，扮演武生，就彰显出十足的威风，满身的豪气，接着把破床单一披，就唱上了：“北关当马杨门将……”有时甚至连家里人纳鞋底的衬里也长在了帽子的两边，成了七品芝麻官的乌纱帽翅：“苏三起解好凄凉……”起初害羞，只是小伙伴们自己玩或唱给家里人看，家里人乐呵呵地看，觉得自家的孩子唱得还真是那么回事，有板有眼的。后来，村里人也知道我会唱戏，纷纷来看，看得有滋有味，说这孩子唱戏是把“好刷子”哩……

小孩子爱热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我爱热闹却爱得和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热闹完之后，一定要把这热闹重复一遍。村里有时来个耍猴的，我第一个冲出去看，猴子往哪儿跑，我往哪儿跟，猴子跳，我也跳；猴子颠，我也颠，之后就开始学，学什么是什么。有时候，学校里排练一些诸如《兄妹开荒》、《赶牲灵》之类的小演出，我大老远跑去看。学生们在台上正式排练，我就站在底下暗暗地学。孩子们有时候成群结队出去玩儿。玩儿着玩儿着就恼了。恼了就开始打。可打归打，我从不恃强凌弱，很仗义，总是帮着那些弱小的孩子去打那些大孩子。小小年纪毫不示弱，打胜了就欢呼雀跃；打败了，一个人疯跑一气，跑到河边，独自伤心一阵，有时也掉眼泪，但过一会儿就忘了，忘了就又高兴起来，对着高高的山崖开始喊“崖洼洼”。我喊一声“哇哇哇哇哇——”，山崖也向着我回应“哇哇哇哇哇——”。这一下我更高兴了，索性开始对着山崖唱大戏，唱信天游，把自己从戏台上学会的词挨个儿唱一遍，山崖同样回应一场演出。唱完了，就默默地对着缓缓流过的河水想心事。最后，喊累了，也玩够了，站起来，对着山崖撒一泡长长的尿，跑回家去了。

     在辽阔的陕北大地上，丰富多彩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各种民风民俗的种子总是随风飘扬，并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我的七叔是说书迷，也擅说书。说书，这不仅是一项单纯的技能，更是困苦之时，人们赖以生存糊口的一项技艺。至今都很清楚地记得，我曾跟着七叔去外村说书的情景。那是在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一群人或蹲或坐，围绕着炕上盘腿而坐的七叔。伴着老旱烟那种辛辣的味道，七叔声情并茂地讲开了：“那武松武二郎在酒馆里一口气喝了十八碗酒，头戴毡笠，手提哨棒，摇摇晃晃走上景阳岗来。只见红日西坠，玉兔东升，呜的一声狂风过后，‘啊噢’一声虎啸，好似晴天一声霹雳，说时迟，那时快，忽然从松林里跳出一只吊睛斑斓猛虎……”七叔绘声绘色地讲述，听众们凝神息气地听着，两眼瞪得老大，两耳竖得倍儿直。老者忘了磕旱烟锅里的烟灰，旱烟早就熄灭了，还在用嘴吸着。我的鼻涕流出老长，忘了吸溜，毛眉竖眼，惊恐万状，老想往大人身边圪凑。窑洞内气氛紧张，就好像那猛虎马上就要扑过来一样……说到哀婉处，听得我禁不住泪光闪闪。七叔可以极为流畅而又神形兼备的把一个个传奇中的人物栩栩如生的表现出来，让我时而高兴、时而悲伤、时而紧张、时而轻松，时常让我听得如醉如痴。从此，我喜欢上了听书。在我的心灵深处，听书不仅给了我莫大的乐趣，更因为说书中的英雄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得到快乐的同时，我时常学着七叔给家里人说书，家里人每听到关键处，我头一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句说了百年、千年的套话，直教弟弟、妹妹们着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歌唱完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说我的身体像一台振鸣箱，歌声中有山的影子，有水的喧哗和山间的风声过耳。从此，我的陕北小调就成了鲁院每次文学沙龙中的一个保留节目。同学们说我每次虽然是唱同一首歌，出来的味道却不一样。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每次之所以唱同一首民歌有不确定性，是因为我知道唱歌就如一只自由的飞鸟，它的舞台在天上，在云间，它演唱的角度是俯瞰大地、仰望苍天，而不是萎萎琐琐的表演，它是唱给世间万物的，唱给自己的心灵听的，把太多的牵挂和羁绊放到自己的歌唱里面，美丽的歌声就不能如火中的凤凰、镜中的水月而自由自在……

       我想，我对唱歌的理解（也可以说是文学的理解）来源于童年所经历的一切，来源于1998年前一直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河流、沙丘、朴实的乡邻、鸡鸣狗吠，这些最接近自然的事物。尤其是民歌和民俗舞蹈，给我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二

    陕北民歌《信天游永世唱不完》里有一句：“背靠着黄河面朝着天，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红崖圪岔胶泥地，谁不说这是金疙瘩来银疙瘩”。的确，神奇的陕北大地，创造了无数神奇。在起起伏伏的山山梁梁，秦长城和明长城的遗址像长龙般蜿蜒，向世人展示着世界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号称天下第一台的镇北台就在榆林城北不足十公里的地方。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大道经陕北毛乌素沙漠、横山山脉、白于山东支脉、子午岭而过，至今，它仍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对沿途交通、旅游、生态事业有综合利用的价值；像一头巨兽静静地横卧在连绵起伏的沙海中的统万城，它的险峻，它的沧桑，像院子里的鸡鸣在我们童真的心地上植入了一粒充满了诱惑的种子。延川县有个伏义河村，据说原本是叫伏羲村，传说这里正是伏羲的生存之地。站在一座叫讲经台的山冈上向下望去，黄河和两岸的大地刚好就构成一幅生动的太极图，令我们不能不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发出啧啧赞叹。而在离此不远的上游，白云山道观作为西北地区出名的道教圣地之一，每天在晨钟暮鼓里，向人们诠释着道家的真谛。再往北行进，有一望无际的沙漠内陆淡水湖红碱淖，一幅裸露在现实之上的蓝色意象画，会将旅人的心扩展成一脉清水的……皇天厚土，养育了这一方人、这一方水、这一方土。你只有到过陕北，你才能知道天底下有如此多延展不尽的山峦，沟壑纵横不能尽揽的峰岚，空旷、荒漠的丘垒。你也才能感觉自己的微卑与矮小。常年无雨的干燥，冬季如刀割般的寒冷，广种薄收的无奈，与外界相隔的大山，滚滚无尽的黄河，造就了陕北人不屈，坚毅的性格，“麻柴杆来豆柴火，三口两口吹不着”般渴望柔情，渴望渲泄的情怀。那天籁般的音色、奔雷般的鼓声、婀娜的扭姿和信天游里该柔则柔，该刚则刚，该粗则粗，该细则细，该泣则泣，该笑则笑的韵律节奏，不仅能让你能读懂自然，读懂地域，亦能读懂它所具有的文化，民俗与风格，更能读懂人性，人性的压抑与奔放，人性的柔绵与宽纵……

      山是雄伟的象征。生活在“山套着山”的陕北人本身就是一座座大山。陕北男人最忌讳说他松包、没出息的。陕北男人无论做什么，个个都是壹顶壹。壹顶壹在陕北方言里是能干的意思。明代吕坤《续小儿语》曰：“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这话好像是专为陕北男人写的。陕北男人的自信和自豪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出生在陕北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是陕北的一座大山，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大山。轩辕黄帝的出现，才有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出现。从衣食住行说，《世本》说：“黄帝作旃冕”。《古史考》：“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黄帝作瓦甑”。《白虎通》记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汉书》载：“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黄帝对农工商也作出了贡献。《路史》记载：“（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拾遗记》记黄帝伐蚩尤时“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关于文字、图画、弓箭、音乐等的发明，则有“苍颉作书”、“黄帝门户画神荼、郁垒虎”、“黄帝作弩”、“昔黄帝令令伦作为律”等等。自黄帝之后，强壮而剽悍的英雄像桥山上的一株株轩辕柏般一茬一茬地生，一茬一茬地长，他们的体内流淌着高傲不屈的血液。这与陕北的民族大融合有关。陕北这块地方，从来就是中原农业汉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长期战争、杂居、融合之地。先后有猃狁、鬼方、白狄、楼烦、羌、氐、稽胡、鲜卑、女真、蒙古、高丽、龟兹、粟特、匈厥、党项等20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奔突、厮杀，而后融入汉民族的河流。公元5世纪初期，匈奴族单于赫连勃勃从内蒙古草原旋风般挥兵南下，于公元481年一举攻克长安，并且在陕北兴建起都城，命名"统万"，国号大夏。公元1038年，从陕北米脂出生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再一次崛起，建立起党项民族的大夏国（后称西夏）。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宋代，陕北更是英雄辈出，神木出了精忠报国的杨家将，绥德出了一代名将韩世忠。清涧出了李显忠，保安出了刘延庆、刘广世。清涧出了王左桂、赵胜，安塞出了高迎祥，定边出了张献忠，而米脂的李自成则叱咤风云，竖起一面闯字大旗漫卷天下，差点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王朝。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时期，武将依然层出不穷。保安出了刘志丹，安定出了谢子长、阎红彦，横山出了高岗，佳县出了张达志，神木出了贾拓夫、李子奇、李智胜、王兆相、张秀山。陕北的子长是有名的将军县，一下子涌现出了9位将军。加上国民党方面的，米脂还出了杜聿明。

       武将济济，文豪亦然。远如绥德汉子马汝骥（公元1493-1545年），他的《西子集》选收入《四库全书》，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近有榆林张季鸾，他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代宗师，“对时代有大影响”（于佑任语）的报刊政论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一大批文告，就是他的手笔。后来，他在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岁月里，围绕爱国的抗战，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论和一簇短评，每天都拨动着国人的思维。神木出了王雪樵，其书法名列陕西第二。在1936年北平笔会中，其书法又名列全国第六。《陕西志》称其：“幼有神童之誉，时与李裳、于佑任齐名”；吴堡出了柳青，试看《创业史》营造的曾使无数读者疯狂倾倒的全新艺术，哪个同代作家可以与之比肩？清涧出了路遥，他的《平凡的世界》获得了中国最高小说奖茅盾文学奖。延安出了刘成章、史小溪，刘成章的散文集《羊想云彩》获得了国家最高散文奖鲁迅文学奖，作品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而像牧师布道的史小溪，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的中国散文的跨度史中，一直保持着第一流散文家的气度和个性,在陕北，在大西部空白的散文领域，建起了意象的堡垒，绘出了西部散文本体意义上的首次巨大革新与走向的线路图，重续了继上世纪30年代后中国断代散文史的辉煌，作品入选了大学、高中、初中语文阅读课本，使后学悉悟了散文用笔墨法之道，由他主编的《中国西部散文》（上、下卷），被中国散文界誉为1998中国散文十大事件之一。佳县出了高景德，他是我国留苏学生中出现的第一个博士，高压输变电专家，清华大学第24任校长，中科院院士。这样的科技精英，在满目疮痍的陕北这块土地上冒出来了。而那些经陕北皇天厚土滋润而出的名人则更是不胜枚数。毛泽东在陕北闹革命13年，是憨厚的陕北儿女用小米饭和南瓜汤养育了中国革命。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塑造出了陕北人民勤劳、朴实、淳厚、容忍的个性。在陕北人的心中，“马驹驹撒欢羊羔羔跳，哪达也不如这山沟沟好”。在陕北人的眼里，这里的男人是世上最好的男人，这里的女人是世上最好的女人：“陕北的山陕北的沟，好婆姨好汉就出在这沟里头。男有闯王举义旗，女有兰花花盖九州。陕北的婆姨陕北的汉，要多风流有多风流。”歌声成了一条充满信心的路途，伴着风声雨声，从拥有生命的日子开始，充满了阳光味道的信天游就已经孕育在这片厚实的土壤里。在起伏的山峦之间，在奔腾的黄河之畔，人是那样的渺小，但又是那样的伟大。人们面对的是干燥，是寒冷，是广种薄收的无奈。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他们面对的只有给他们雨水、日头、干旱、苦难的苍天。“荞麦辣子菜籽油，老婆娃娃热炕头”成了陕北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但黄河与黄土地，造就了他们钢铁的意志、如水的情怀，如天的阔大、如地的苍远。哭就哭，笑就笑，生就生，死就死。这是一种活法，更是一种精神。在歌声面前，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所有的崇拜都是软弱的。因为它来自一方水土深处，来自这方水土上生活着的人们的心灵深处……我的一个堂哥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歌手，但因长年在城市里的歌厅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当歌手，常得陪人喝酒抽烟，引发了扁桃体发炎，不得已做了扁桃体手术。手术后他的嗓子竟然失声很严重，不要说唱歌了，就连平时和人说话，别人也要很费力才能听清说什么。他就买了一架旧钢琴，回来老家勤奋地投入到练习发音中。不停的练、近乎于疯狂地练。窑洞里，经常能看到他孤独的身影。一边弹着琴，一边用鼻音练习发声，一个音符、一个音符、一个音阶、一个音阶。刚开始的练习无异于白搭功夫，练了半天，发出的声音还是喑哑而无力，还是听不清。堂哥当着我的面流下了痛苦的泪水：歌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命、精神的食粮、意味着我这个人做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意味着今后的道路。为安慰他，我就经常陪他一块练。堂哥为了练嗓子，饭吃不下，觉睡不好。人明显地瘦了，憔悴了。情绪也不好，常常唉声叹气。我就经常给他说宽心话，鼓励他。堂哥仍处于一种痛苦和无望的状态。像一个黑暗中的舞者，在寂寂的夜色中孤独地起舞，像一只折断了双翼的天鹅，无法在自己心仪的天空自由的飞翔。在村里的秃尾河边，我陪着堂哥时常在那坐着冥想，有时黑漆漆的夜色洪水一样漫卷了乡村的天空，直到那些树木的枝枝杈杈几乎看不清了才回去。在河边坐着坐着，堂哥的泪水就簌簌地落下来，一粒一粒，敲打着地面。每每此时我心里也特别难受：难道堂哥真的就这样消沉下去，一了百了，从此与歌唱艺术道别吗？堂哥还是努力练了下去，人练瘦了，树练黄了，孤独的窑洞里照旧还是孤独的他，单调的音符从钢琴里迸出来，喑哑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只有坚定的信念在陪伴着他。人练瘦了，树练绿了。单调的音符从钢琴里迸出来，有些响亮的声音从嗓子里唱出来。有一天，突然从琴房里听到嘹亮的歌声的我跑到窑洞里，看到堂哥沉稳地坐在钢琴边，双手十指有力地按下去，优美的声音从琴间流泻而出，堂哥张开嘴，一串更加优美的歌声从他的嗓间流泻而出。我不相信：揉揉自已的眼睛，的确只有堂哥一个人在唱。堂哥一会儿唱民歌，一会儿唱流行歌。唱得汗如雨下，唱得泪如雨下。半天，堂哥才转过头对身边的我说：我又能唱了……

      “土里头埋着金疙瘩，珍珠玛瑙满山洼”（陕北民歌《陕北是个聚宝盆》）陕北高原是华夏大地上一片充满野性和力量的村庄，也是生长纯真和厚道的黄土地，不论什么样的种子，落到这片土地上，总会以最具个性的姿态和力度，把人从歉收的梦中唤醒的。让人惊奇的是盛产贫穷的陕北，同时却藏着愣多的宝贝疙瘩。名彻寰宇的神府煤田，开采出了一代代布衣的梦想；世界级的靖边气田，也延延绵绵地逸满了机声的惊喜；府谷圪里圪崂的高岭土折射出七彩的光，昭示着这块雄性的高原阳刚的内力。陕北人乘风破浪的背后蕴藏着“东亚病夫”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魂所在，我相信这种恢宏的音符曲调能够合着激涌腾飞的鼓点起舞，亦能随着奔瀑不息的黄河气势呕歌坚韧不拔，永不屈服。给我最真切感受的是2006年9月10日的那一次中国首届榆林民歌艺术节。那时，我的好友，一个浑身上下洋溢着激情与浪漫的民歌手、中国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赵大地给我了几张票，说有他的演出。我们一家三口前去观看。回到久违的生长爱情、收获民歌的这片黄土地，又是熟悉的风土人情和山川河流，又是四面八方熟悉的乡音，许久都不曾看过这样的隆重与热闹的我，眼泪哗地一下下来了。偌大的体育场里，是人的海洋、人的浪潮。此情此景，使我又想起了少年时的那偌大的山野场地上人挨人、人挤人的热闹情景。眼前的荧光棒像一片茂密生长的森林，不停地闪烁出大家内心的激情与期盼。那天，好友赵大地唱得是自己创作的陕北新民歌《陕北人》：“都说咱陕北人是座山\出门是山\在家是山\陕北人说话都带着山”一嗓子冒出，好似三伏天的一瓢山泉水兜头扬下来，观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欧”、“欧”的声波，像海浪一样席卷了全场。荧光棒挥成了一片彩色的海洋。大地的歌声是有根的，而这根粗壮的根就深深地扎在陕北这块大地之上。他是像平时乡人扭秧歌一样且歌且扭的。大家尽管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依然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起来：“男人真\女人憨\陕北人祖祖辈辈爱大山，说也是山\唱也是山/陕北人就爱喊大山\站着是山\躺下是山\陕北人生来他就是座山，山连着山\山套着山\龙的故事代代传\山连着山\山套着山\黄土地儿郎个个是好汉……”许久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激情与澎湃了！大地的歌声将我俘虏到生我养我的那个村，这种感觉是写意的，泼墨一般浸润了记忆的宣纸……我不由得鼓起掌来。我知道大地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陕北汉子，胡锦涛总书记曾在2006元宵晚会上听完他的陕北民歌演唱后，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小伙子我认得你，你来自黄土高原，你是陕北人，你叫赵大地吧，你的高音很厚重，很高，不错！不错！”陕北民歌实现了赵大地的人生梦想，让他站在了民歌的巅峰，让他从陕北的山乡之间，走向了世界艺术之旅的舞台。他唱出了陕北的形象——新时期陕北的形象……现在流行“代言人”一词。我想，大地就是陕北的代言人，用自己的歌声为陕北大地上这些祖祖辈辈勤苦劳作、生生不息的人们代言。还有我身后的黄河和陕北。

       “面打的浆糊糊比不上个胶，油点的灯瓜瓜比不上个电灯泡”，“大囤子圪堆小囤子满，新窑箍的齐崭崭”。是的，陕北这片皇天厚土告诉人们，这千沟万岔将有着怎样的未来；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将在未来悠远的日子里，用自己跳动的心灵，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用自己的低咏徘徊、用自己的仰天高歌，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诉说同一个故事，演唱激荡人心的同一首歌。我想，这种精神不仅仅是陕北的，它也是全中华的。它塑造着欢乐、塑造着“东亚病夫”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民族之魂和盘古开天地的冲云豪气……

三

      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表示调和而均匀的整体。无疑，陕北人就是一个竖着大写的“一”字与“二”字的组合。陕北的人与歌都可以用一个“土”字所概括。土得清新，土得可爱，土得热烈。陕北这块黄土地，不似江南水乡小囡的灵秀甜雅，但有巴山蜀水中马帮的豪爽亮直，即使不相识的人，他们也会做到“对面的好汉你过来，咱好吃好喝好招待，大碗举、那个小碗端，杯杯满、咱盅盅干，酒喝完再斟满，今朝不醉咱不还，扭一扭咱抖一抖，抖一抖就扭一扭，划拳喝酒交朋友”（陕北民歌《酒汉子》），他们会用“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红豆角角熬南瓜”招待你的。

       是的，陕北是一块憨厚的土地。陕北人的淳朴像是站在田头地畔招手张望的二妹子，悠扬婉转、缠人、动人。延安，曾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母亲的故乡，当年晋国发生内乱，沦为丧家之犬的重耳四处碰壁，甚至连农夫也用泥捏的馒头戏弄他时，是延安接纳了他，并一留便是12年，使他得以东山再起，做了中原霸主。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延安也深受其害，人口由开元年间的十万零四十八户锐减为九百三十八户，就是这样凄苦不堪的陕北，当颠沛流离的大诗人杜甫挈妇将雏来到富县羌村时，陕北母亲依然默默无言地接纳了他。

     “石榴榴开花石榴榴红，我实心心留红军哥哥你不盛”，“红军来了滚下一锅水，小日本来了埋下铁地雷”。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以敌报上偶然披露的消息，一路烟尘来到陕北。这时的红军队伍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下，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衣衫褴褛的区区6000人。陕北，这位贫困潦倒的母亲依然敞开胸怀接纳了这些远道而来的游子，一留就是13年。1947年，国民党投入数十万兵力，对陕北根据地进行空中轰炸和疯狂的地面围剿，人民领袖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在陕北佳县驻留98天，这个贫瘠的小山城根本就拿不出多少粮食来，毛泽东问当时的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这么多军队吃什么？张俊贤回答：粮食吃完，还有1000头大牲畜，1000多只羊。毛泽东感动万分，欣然挥毫：站在大多数人民的一面。

就是在儿时，中国因在搞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时候，陕北人的纯朴依然如旧。那时，吃粮按定量，到食堂吃饭要粮票，穿衣服要布证，大部分人都吃不饱。我至今清楚的记得家里每个月总有几天会断顿无粮的。每当遇到锅底朝天这种情况，还有点粮的邻居会毫不吝啬地借给母亲。遇到村里断顿无粮，母亲就无能为力，只能眼瞅着锅碗发呆。我则不然。当看到母亲发呆的时候，就一声不吭地，拿上大黑碗，拿条红柳棍，走七八里山路，到别的村子去乞讨。我乞讨的方式是进了人家院子，光打招呼，很有礼貌地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婶子、大娘甜甜地叫着，然后亮开童音，唱几声山曲。其实那时大家都在挨饿。但厚道的乡亲们可怜我，就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一些剩饭剩菜，或果子枣子等给我。要上了，赶紧回来和家里人一起吃。有时候天气不好，不能出去要，就只能饿着，挺着，坚持到下月能买粮为止。一次给生产队干活，母亲晌午回去喂猪，六岁的我将分给母亲的一铜瓢和菜饭一个人就吃完了。母亲来了没吃的，是邻居巫家婶婶给了自己家的一块窝头。

       在我三岁那年，只有十多岁的堂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为此，婶婶得了精神病，有时候，她一起来脸不洗，头不梳，走出家门，逢人便问：“你看见我的女子了吗？她穿得半新的红袄袄，绿裤裤……”不管碰到什么人，她都重复着那句话。有时她会反复唱着“干石板上栽葱扎不下根，我女子走了影无踪。心上难活对谁说，半夜抱住个枕头哭。洋铁桶桶担水爬不上坡，尘世上的苦命人少有我。”婶婶的声音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烫人的液体。唱音低时，如泣如诉、藕断而丝连；唱音高时，裂帛断金，悲嚎之声斥人耳鼓。那声音是物质的、是可感的、是可见的、是充满画面感的，勾的村里的婆姨们常常一个劲地抹眼泪。伯父怕婶婶走丢，就让我们一帮小孩子跟着照（跟踪），但我们跟着跟着就玩去了，婶婶会疯走出几十里地去寻堂姐，往往是邻村人看见了送回村里来。有时候，婶婶听到天上有飞机飞过，她会兴奋地飞身奔出窟洞，像个孩子似地张开双臂，对着天空大喊大叫：“噢！快来看啊！我的女子当大官了，她坐飞机回来了！是我的女子回来啦——”飞机早飞没影了，她还叫个不停，不论哪个邻居婶婶看见了，都会过来劝说好一阵，让她平静下来。

       我上了小学后，生活依然困苦，可活儿却很多。乡间总有许多做也做不完的活儿。我人小力气大，打连枷、扬场，许多农活做起来有板有眼，毫不落后。那时，村里遇到谁家春种秋收没完，做完营生的乡亲们会主动过来帮忙。1990年，我上了初三，假期家里箍窑，匠人们只管施工，工程用水要到一里地以外去一担一担的挑回来。一挑水160多斤，我一天要挑50多挑。还边挑水，边和相帮的乡亲们讲笑话、唱山曲儿。晚上，家里摆上摊场，辛苦了一天的乡亲们会自娱自乐一番：“大碗大碗咱摇一摇，大发大财那么那么笑。咱哥俩划拳讨了一份情，二人相好讨了一份情。六六大顺讨了一份情，你输了，我赢了，这盅盅烧酒算你喝了，喝完这烧酒咱拳来了”。富有层次感的划拳声一浪一浪涌来，像是夏日温暖的水波漫过人的心房，逐渐浸润，让人的内心变得明快、变得浪漫。那歌声是一种金属质地的声音，仿佛太阳的碎片，掠过金色的天空，为漫漫长途中的跋涉者高悬了明亮的航标，让一天的疲劳在拳来拳往中如礼花一般绽放……

       1995年，高中毕业的我在河湾的一个村子当民办教师。那个地方两边是沙梁，中间夹着一条窄窄的平川，川里散居着几十户人家。学校是坐落在村子中央的一排破土房，不远处还有一间破旧的土地庙。全校十几名学生，就我一个教师。那个地方的蛇特别的多，有的蛇毒性很大，而且还主动进攻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草丛中，屋梁上窜出一两条蛇来，吐着红红的舌信子，瞪着狰狞的圆眼睛，叫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特别怕蛇，有两个高年级学生就主动来跟我住在学校里。遇到上厕所，他俩的手里常拿着一根红柳棍子。一蹦一跳地在前面开路。一但遇到毒蛇，他们也不怕，红柳棍不抵事，就搬起石头砸，砸中了，蛇必死无疑，砸不中，也能把它吓走，就这样，他们成了我的贴身小卫士。村里的农民也相当厚道，不管是家里有没有学生在学校读书，锄地回去路过学校时，总会热情地给我丢下两苗白菜或是几掬豆角，几颗山药蛋。

       这些生动的情景日日夜夜、以恍恍惚惚的方式不停地栖息在我的梦境中，以至于我情不能自已。时下虽然是物质的时代，但陕北人的淳朴一如黄河水平静而汹涌地流过，到过那里的人都会感到黄河的水气，淡而无味，淡而有味。那淳朴让去过的人有如春风拂过面孔。乡亲们表达出的热情是那样的细腻，表达方式和所要表达的内容在他们的歌声里达到完美的统一……从1998年后，走出陕北的我听过好多舞台上的陕北民歌，但演唱者都是在表演，千篇一律地罩着白羊肚手巾，穿着羊皮袄，对着话筒唱，没有一点活泼性。每每这时，我的思绪像枝头的飞鸟，会以迅捷的方式忽拉拉飞翔在思念的天空，飞回到故乡亲人的身边。我仿佛又走进了安塞腰鼓那扇门，走进了陕北高原的内部。我又看见了那种生命中的张扬——在尘土飞扬的斜坡上，几百条汉子铿锵有力地起舞了，白羊肚头巾衬着红腰带，黝黑的脸膛洒落着明晃晃的阳刚，嘴里发一声喊，瞬间就似几百株箭杆杨戳向了头上的那片天，腰间那晃荡的腰鼓如同战鼓，响彻了整个高原……

        信天游是吼出来的，信天游更是像水一样流出来的。是的，有些时候，唱歌并不仅仅是唱歌，一首民歌也并不仅仅是由词和曲组成，在这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是人们所忽略和很难把握的，这就是歌曲的地域色彩、它的成因、它的表现手法的随意性等。如果不了解这些因素，那仅仅只能是张开嘴、发出声。歌者和歌曲之间是两张皮，无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达到纯熟完美的表现。但有谁会注意山野间的清唱，是陕北人骨子里的东西呢？有谁会注意陕北山野的每首歌就是一条河流呢？

四

      “白生生胳膊巧格溜溜手，人里头就数二妹妹风流”、“白格生生脸脸太阳晒，苗格条条手手拔苦菜”。陕北民歌里的这些“白生生”、“巧格溜溜”、“苗格条条”词儿都是赞美人貌美的。人体美是美中之至美。罗丹在《艺术论》中说；“没有比人体的美更能激起富有感官的柔情了。”马雅可夫斯基也说：“世界上没有更美丽的衣裳，像结实的肌肉与新鲜的皮肤一样。”中国古代就有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誉。而“闭月”，就是形容陕北米脂姑娘貂婵的容貌之美。

       是的，“米脂婆姨绥德汉”，陕北人的美，首先是形象之美：“我妈妈生我人人爱，长头发剪成短毛盖”、“说你好来本来一个好，走起路来水上一个飘；白布衫衫来黑夹一个夹，爱的哥哥哟一个没办法”。陕北人早在生殖完成，养育伊始时，就是以他们的文化观念希冀使人的头部美化的。在处置婴儿的头型上，陕北人和中原人大异其趣。中原人头后部都有突出的一块，俗名“脑勺把子”或“后脑勺”。谁没有此一块，则被讥为“平脑”。所以婴儿一落地，便令其侧卧，禁绝仰睡。经过挤压，后脑勺自然形成。陕北人正好相反，最忌后脑突出，讲究“板脑”或“圆脑”。如果谁脑袋后部不平，不圆，则又被讥为“梆子脑”，意即此突出的一块恰似旧时更夫的梆子，只能任人敲击。陕北人为达头部平、圆之目的，婴儿一落地便给予特殊的处置，控制其睡姿，保证其仰卧。主要的器物是沙袋。沙袋呈长条形，长约60公分，直径约10公分。两头装上纯净的细沙，中间空起来，搭在婴儿胸腔上，装沙的两头紧掖置于婴儿两侧的炕上，因中间是虚而松的空袋，没有压力，不影响胸部的发育和肺部的呼吸。婴儿一旦思动滚翻，由于两头的控制和中间的牵扯，不易反侧。同时还在正对婴儿头部高处挂一个大而鲜艳的悬浮物。这也是避免婴儿斜视和侧卧而采取的一种积极诱导办法。婴儿和母亲睡的位置也是或一天，或两天，周期性调换，以免形成“偏脑”。中国古代讲究“天庭饱满，地阔方圆”，陕北人在长期的观察和摸索中，注意到这全与太阳穴的充盈与否有关。仰睡有助于通过挤压，使肌肉前移，两鬓和两腮丰满，颧骨收缩，呈“福态相”。陕北人希冀使人的头部美化观念体现了中国人对头面美的理想追求。

     “满天星宿一颗颗明，十三省挑下妹子一个人”，“三苗苗白菜一苗苗高，人里头挑人就数妹子好”在陕北，美女就是土豆萝卜，产量相当可观，用“人间春色”四字形容毫不过头。她们不像南方美眉有一种小猫样的温柔，隐隐地散出一种淡淡的、慵懒的、休闲的味道。也不是《西厢记》中崔莺莺那种“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更不是《红楼梦》中林黛玉那种“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那些婆姨、女子不会浓妆艳抹，甚至连轻描淡画也谈不上。她们的皮肤细腻而白净，凝脂一般。那毛花眼眼若月临水面，静而不荡；那红嘴唇唇如山野间的山丹丹花素而不俗；那小巧鼻鼻似沙梁梁上野生的沙奶奶匀而不隆；那眼则眉像春蚕曲而不滞，完全符合“一看眼，二看嘴，三看鼻筒四看眉”的评美标准。她们身材窈窕，天生丽质，一见就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过目难忘。在第56届世界小姐选美赛中国赛区，米脂姑娘杨冉就获得了最佳仪态奖和最佳上镜奖两项国际大奖。我在2006年9月的那一次陕北中国首届榆林民歌艺术节上见过一次杨冉。“二妹子好像一盆盆花，迷的个年轻人回不了家”的杨冉的确是“天然去雕饰”的原生态之美，用曹植《洛神赋》的句子形容，毫不为过：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绿波……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铺承权；

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杨冉亭亭玉立，高洁如荷、如梅。用陕北方言讲，那真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虽没开口说话，但站姿就表现了她内在的精神。举手投足，气质优雅，给人无限遐想。在这样的纯情和活力面前，任谁都无法躲避，任谁都无法遮掩自己的感动。目光停留在她“樱桃口口鹅眉眼”、“鸡蛋眉脸白生生牙”间，我恍若梦中，仿佛涉过黄色的荒野，倾听那些逝去的季节里山丹丹花开放的声音、热情拔节的姿态。从此，我落满尘埃的记忆，就有了生命中的那次灿烂的郑重摆放……直至“醋意大发”的妻子在背后扭了我一下，我才尴尬地收回风筝线一样长的惊讶。

      “要穿蓝来一身蓝，倒像个吕布戏貂蝉”是的，貂蝉是陕北米脂姑娘，而吕布也是陕北绥德的汉子。陕西作家肖云儒对陕北人的美有着十分确切的见解。他讲到陕北汉子的英武："那硕长、魁雄，在微卷的头发和疏密恰到好处的连鬓胡髭环绕中，中原汉人面部柔和的曲线不见了，全部化为充满力感的折线，而平滑的曲面则被一块块起伏有致的具有力感的棱面所替代。挺拔的鼻梁支起额头上微微的斜面、支起高耸的眉棱眉骨下略呈黄褐色的眼珠。眼光那么有神，那么有穿透力，每每使我懂得了，为什么黄色车灯被选为雾中行驶的专用灯”。那年，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民歌手乔振丰去宁夏参加一次全国民歌手大奖赛，我去助威。振丰一嗓子冒出：“白布衫衫哟白又白，你把你的白脸脸调过来；白布衫衫哟新又新，白脸脸带笑怪惹亲”时，路过赛场的游人纷纷止步，站在远处看他唱。振丰的歌声是灼人的、诱人的、烫人的。仿佛进入了梦境，梦境中的人，思维是无拘无束的、是天马行空的、是可以无限辽远而阔大的，在这样的境界中，振丰的歌声进入了一个高度自由的状态（这是艺术的状态和灵感迸发的状态），他的歌哀而不伤，充满了粗犷之风，他把一个陕北汉子的风采深深地烙在那里人的心间。人们听了他的歌声情不能自已，他们热泪盈眶、他们心神激荡，他们欢呼雀跃……当晚的篝火晚会上，主办方安排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让一个在当地工作的壮族姑娘抛绣球，而这个绣球安排好了是抛给观众席上的一位领导。这位壮族姑娘手捧鲜红的绣球，她甜甜地笑着，乌黑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把手中的绣球端起来，人们屏住呼吸，盯着她。我和振丰也不例外，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鲜红的绣球。她微笑着，顾盼之间，用力把手中的绣球抛了出去，人们一片吹呼。然而令人意料不到的结果出现了，这个绣球稳稳地落在了台下站着的乔振丰怀里。全场顿时一片安静，但仅仅几秒钟之后，全场爆发出了更为热烈的欢呼，中间还夹杂着人们开心的笑声。这个结果是振丰也没有想到的，他在那里愣怔了片刻，激动的傻了。抬头看去，那个姑娘正含情脉脉看着他笑呢。这个陕北汉子刷的一下脸就红了，多少大舞台上他也没有这么害羞过，他抱着绣球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后来还是主持人及时站出来打圆场，说这位陕北后生歌唱得太好了，都把我们壮族姑娘迷倒了，大家快来，取亲闹洞房哩……振丰穿上竹鞋，穿上壮族衣服，背着新娘跳，击出“咔咔”、“咔咔”的声音，大家尽情地欢乐。进“洞房”时，振丰忘了低头，在门框上“当”的撞了一下，额头上碰起了一个包，疼得生眼泪珠都出来了。但他激动的忘了疼，背着“新娘”乐。“抢红蛋哩”。随着主持人的一声喊叫，人们便争先恐后地涌向洞房，争抢礼品，抢到红蛋的人一一的向“新人”祝福。临别时，“新娘”依依不舍地送了“新郎”一个手绣的壮族挎包（壮族习俗，那是姑娘的定情物）……

五

        我的民歌手朋友赵大地兄来鲁院看我。席间敬酒，他唱了那首已成为中国民歌经典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大地兄情发自内心，气出自丹田，音随情走，情真意切，悲怆的曲调，节律中顿挫分明的哽咽，时而高亢昂扬，时而又柔细如丝的低吟，又时而像奔流不息的黄河的咆哮。歌声响彻充满温馨之气的雅间，音域起伏跌宕，惹得服务员都跑进来听。那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让只会重复“ILOVEYOU”的摩登女郎绝对的自惭形秽。跟随着大地那种金子般回响地歌声，我仿佛又回到了陕北，走在了故乡幽远而挚朴的路径上：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儿爱上一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三十里铺来修大路，戏楼这拆了修马路。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咱们二人没盛够。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人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三哥哥走了回来哩，有什么话儿你对我说，心里不要害急，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今天上前线，任务摊在那定边县，三年二年不得见面，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儿崖畔上灰塌塌。有心拉上两句知心话，又怕人笑话。

      歌声在雅间里回荡，歌声中有一种冥冥的神音在对我说：天之高远，地之厚重……承载诞生养育了这样一个民族，孕育着这种恒长，绵远的一种情爱精神……歌声带着泥土的清香味道，泛着铁青色的光芒，像是沾染了神的灵气，在向普天之下的爱情召唤，要人们看到爱情神秘而欢快的光……那年高中毕业的我去尔林兔吧吓采当村姑姑家，路过一个大草甸子。我边走边哼着信天游。唱着唱着，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好像有一双眼睛在有意无意之间老是盯着我看。带着略微吃惊的心情抬头，没看见有人，只有一群黑白羊子在低头吃草。可正当又唱时，又觉得有人在看。这种感觉很奇怪，我能感觉到这目光中有探寻、有追问、有好奇，也有仰慕。当我再看时，原来是一株柳树后有一个拖着长辫子的女孩子探出头正向着我的方向看过来。这时，我心中突然一震，一种略微异样的感觉从心底深处一点一点升腾起来，像是一种暖流、又像是一股清凉，我觉得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心跳的节奏也有点不一样了，忽快忽慢的，就连草甸子上羊叫声也忽然从我耳朵里消失了，世界在一刹那间静下来，静到只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我觉得自己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腿也在微微发抖。耳边响起一阵眩目的声响，像是小时候在老家听到飞鸟一掠而过的声音、又像是隔山传来放羊人的山曲、一丝一丝传过来；我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有些害怕，以为自己病了，快要倒下了，甚至听到了河水的声音在头脑里哗哗作响。就在我发楞的功夫，我突然听到那姑娘在喊，唱呀,怎么不唱了？回过神儿来，发现那姑娘正在看我呢。我有些不相信的揉揉眼睛。她正注视着我，眼睛里带着轻微的笑意，仿佛也在催促，你怎么不唱。那一刻，我鼓起勇气喊出了一嗓子：

     这么长的个辫子辫子探呀么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个妹妹呀见呀么见不上个面。/这么大的个锅来锅来下呀么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些火来呀烧呀么烧不热个你。/三疙瘩的石头石头俩呀么俩疙瘩瘩砖，/什么人呀让我心呀么心烦乱，/什么人呀让我心呀么心烦乱。

      既然唱开了，就什么也不想了，我的心里就盛满了歌声。她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盛满了我的心，仿佛西天上的那轮夕阳，深藏在心底，让我通体清澈；忍不住回头看她，看到远处站着的那妹妹像是一株兰草，或是一支芙蓉，气质高雅、神态恬静，秀美的长发缀满飘逸、明亮的眼睛闪烁着聪慧。我仿佛虔诚的信徒站在阔大的教堂里，听到了长长的赞美诗……第二天下午，我去村里的小卖部买烟。卖货的竟然是那个牧羊姑娘。那时，那个叫梅的姑娘在西安外语学院进修，假期刚回来。说读过我的散文集《魂牵梦系黄土地》。在这令人激动落泪的时刻，我孤独跋涉的心终于进入了长长的雨季，甜蜜的爱情就在这时带着天使一般的翅膀降临了……

      我的心随大地的一口陕北方言而波动。有如清香的茉莉花茶，细细咀嚼，从舌根至双唇之间的清香便会散发开来……我知道《三十里铺》既是一首情歌，又是一首革命民歌。让人唱起就心里酸酸的《三十里铺》，现在常在电视里被歌唱家们演唱，但很少有人提及这首民歌的作者常永昌，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首歌的产生背景：1937年，只有30户人家的三十里铺村，有一对年轻人四妹子王凤英与三哥哥郝增喜自由相爱了——“三颗颗荞麦九道道棱，人世上就看见三哥哥亲。”“半碗黑豆豆半碗米，泪珠珠掉到饭碗里；墙头高来妹妹低，照见墙头照不见你。”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惯面前，无疑是一种过头的举动。他们最终还是“满天的云彩风吹散，咱俩的婚姻人搅乱；脚踩上石头手攀墙，眼泪珠珠滴在布鞋上。”郝增喜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儿子同凤英来往。郝增喜被迫与父母包办的另一女子结了婚。增喜与凤英的两颗相爱的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但他们只有在心底默默地相爱。1940年，已属解放区的绥德县征兵，增喜当兵走时，凤英站在自家的硷畔上依依不舍，流泪为他送行，增喜也是一步一回头。此情景被村里擅长编民歌的常永昌看到了，他根据这一情景编成了《三十里铺》这一民歌。之后，常永昌又邀请了另外几位长工，你一言我一语，改改唱唱，最后仍由常永昌配曲，用男女声对唱的形式编成了最早版本的《三十里铺》。从此，《三十里铺》就流传开来。它那像绵延的黄土塬一样悠长酸楚的曲调，向人们娓娓诉说着“三哥哥”的善良，叹息“四妹子为三哥哥受了凄惶”。

      陕北人是从不禁讳谈情说爱的，他们敢恨敢爱，敢做敢当：“不挑丑不挑俊，单挑那实心的有情人”。但直至现在，陕北依然还有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惯。我就差点成了《三十里铺》里的三哥哥。那时，梅的家人知道了我们的事情后，就开始出面阻挠。据梅说，她父亲曾苦口婆心地劝她：“如今找对象不时兴门当户对，更不能父母包办，讲的是自由恋爱，这些我们也很赞成。这自由恋爱，双方的条件也应大致相当，不应相差太大吧？经我们调查了解，小刘这个人倒是不错，但他无职业，他本人及家里的经济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他文凭也不高，将来有甚出息？他的父母是农民，自古到今‘穷农民’，能有多少积蓄，将来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肯定给你们也贴补不了多少。这样，将来的生活肯定也好不到哪里，现在是经济社会，物质年代。虽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可是万万不能的。你有大学文凭，不愁有称心如意的工作。为什么要降低标准，找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土棒子后生呢？”梅还告诉我，她母亲也用同样的内容开导教育她，母亲以过来人的身份，从正反两方面，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其情真意切，用心良苦简直无与伦比。但不管岳父岳母如何施展他们的才能，梅就一个总主意：“我看中的是他那纯朴敦厚的秉性，善良诚实的心地。而不是其他。我觉得他有责任心，有责任心的男人才是我将一生相托的伴侣……”我的岳父岳母见他俩劝说无效，就叫亲戚们轮番劝说，并分头四处给梅物色他们认为的好后生，今天你引来一位漂亮的小伙，让梅相看，明天他带来一个英俊的后生，要梅去会见，但梅始终不为所动。梅给我说这些时，我深深地为之感动，为了这份美好而纯真的爱情。我决心和碌碌无为告别，立志在文学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我决定为梅写一本书。越想写，越是写不出来。连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索性放下笔，来到了无人的秃尾河对面的长满沙蒿的沙梁上。一个牧羊人的歌声飘了过来：咱地方是个聚宝盆，祖祖辈辈挖不尽。那声音像从遥远的地方一点一点慢慢升起，像朝阳初升的情景。先是一种灿灿的光芒，然后是温暖的色彩，像条丝线，从高远的天际一点一点被抛出来，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哗一下到了你的眼前，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与感觉。我忽然心里一动，觉得民间的东西不就是很好的书写题材吗！于是，一本《塞北风情录》的民俗散文集在我脑海里开始构思……一年后，我带着写完的书稿，拿去给梅看，梅翻了书稿，安慰我说：“放心，我决不会离开你的。我当初看中的不是其他，就是你这个人。你的眼睛告诉我，和你这样的人将来生活在一起，能让人有依赖感。我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到大山的影子、大河的影子，能看到一个坚定、踏实、有上进心的男人的影子”。听了这话，我觉得无比激动，为自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好恋人而感到由衷的喜悦。我们俩就这样拖着，从不轻言放弃。我们的诚心感动了梅的家人，经过一番周折，我们俩最终幸福地走在一起。

      因为大地的歌声，回到鲁院302那个房间后，我又上网查了民歌《三十里铺》的资料。我这才更清楚地知道三十里铺村位于陕北绥德县城东部，因距县城15公里路而得名。《三十里铺》里的主人公郝增喜参军走后的第二年，同样是由父母作主，凤英嫁给了绥德辛店乡黑家洼村的一位农民。之后，“把妹剁成八疙瘩，魂灵也要跑到哥哥家”的凤英仍然进行过奋争，但最终她都没能与她钟爱的“三哥哥”走到一起……这首歌唱尽了天下的缠绵悱恻。爱情能到了“盘畦子韭菜清水浇，泼上性命咱好到老”的忠贞不渝，我无法想象和体会，四妹子和三哥哥在面对人生这两桩绝难融合的事物时，是怎样的心境。不经意向窗外看去，就看见了托在远楼顶上的半钩弦月。我关了灯，月光凄清而孤冷地射了进来。《三十里铺》里的风花雪月，风清月白随着万籁俱寂的月光流进了我的心里。增喜与凤英离别的身影，像孤寂的树木缠绵在月影里。在瞬间，爱情在歌声里舒展、开放。这种悲怆之中的欢愉，带着泪花的欢笑……

六

      周末晚饭后，同学们在鲁院餐厅自发组织去跳舞了，因我不会跳舞，就一个人在校园中的那个仅有二三亩地的小花园里心情萧索地散步。餐厅里的卡拉OK声一浪一浪地涌来，尽管他们那种潇洒，那种浪漫，叫我心驰神往，羡慕不已，但不太喜欢流行歌的嗜好还是排斥我去接近。后来，音乐突然转成了陕北民歌《兰花花》：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即蓝得发亮耀眼），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人。五谷里（那个）田苗子（庄稼苗），数上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呦），就数（那个）兰花花好。

     歌声尽管是稍有些陕北的味道，但我的人在小花园里站着，心却早已飞到了故乡那块土地。我知道兰花花是一首十分动人的反封建情歌，是陕北民歌中流传最广的典范作品之一。民歌里的兰花花不甘于封建势力的压迫，自找了“情哥哥”，并信誓旦旦地宣布：“咱们俩死活长在一搭（一搭：陕北方言，即一起）”，其实就是陕北人对性生活毫不忌讳，行为放纵的体现。他们骨子里豁达乐观，是把人生视为行乐的。我曾在解读陕北民歌的一篇文章里谈到这方面的认识：“《走西口》不是一般的情歌，它不仅表达了陕北女人对朦胧的陌生的远方的惧怕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荒睡时无法抵挡孤寂的另一种恐慌：家园的荒芜，尚能和男人共同承受，夜晚的荒芜，一个人堵在心里，又有谁来分担呢？年轻的时候，那种激情的把夜晚收拾的水灵嫩秀的尖叫和呻吟正旺得很，人却要分开了。老了，即使在一起，它也蔫了，夜晚除了尴尬和干燥，还会有什么呢？”是的，性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在陕北民歌里，这种境界表达的淋漓尽致：“只要和妹妹搭对对，铡刀剁头不后悔”；“一疙瘩云彩朝后走，谁要丢谁瘟神爷收”就像不敢背叛天上的太阳，谁敢背叛这样的歌声和爱情呢？

    “食、色性也”，食和性是人类生存的两大要素，陕北人的活动最基本的就是生产活动和性活动。陕北人对性交的崇拜决不是像现代人所认为的是猥亵、下流和“色情狂”，而是能使人享受其他任何事物都难以替代的一种快乐：“我要拉你的手，你要亲我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俩山圪落落里走。圪落落里走，胸前的白馍馍摸揣格够”。性，人们往往趋之若鹜，这可以说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陕北人本身就有一种欢乐和活泼的本性，他们常常是直率地表露自己的情欲，追寻生动而强烈的快感：“一搭死来一搭里埋，一搭里咱上望乡台”、“走不完的大路过不完的河，快刀也斩不断你和我”。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中，常用“阴”、“根”泛指男女的生殖器，如男阴、女阴，男根、女根。“阴”有时专指女性生殖器，而“根”则明显地具有崇拜的意味。在《聊斋志异林氏》中，林氏要求丈夫和她过性生活，笔语曰：“凡农家者流，苗与秀不可知，播种常例不可违，晚间耕褥之期至矣！”陕北多山，陕北人的“根”崇拜就是“山”。陕北人也是以田地象征女阴，以种子象征男精的，把男女性交称为“播种”、“耕褥”，习惯于把某人的子女说成这是他的“种”。陕北人认为如果男人不同婆姨交配，婆姨就不会生孩子，男人对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享有完全的荣誉。胎儿完全是由男人的种子形成的，婆姨只为它的发育提供了一个场所，就像一个植物的种子植入大地可以生长一样。陕北人讲究吃啥补啥，把子女多视为男人性功能好的一种炫耀方式。性爱对于陕北人来说，不仅是快乐，而且是为造就财产和血统的继承人，发展生产力。陕北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倾向于把子女看作一种自我复制品和自我延续。这种男欢女爱是黑暗中的舞蹈，虽然舞姿谁也看不见，可是黑暗看得见，夜色看得见、夜色中的那些精灵看得见。即便是真的在自己手上没有实现理想，他们也会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陕北人对生殖和性的崇拜，使得性文化深深渗透在了每一个领域。陕北的大唢呐就是一个男人的阳具形状。唢呐吹起来的确高亢悦耳，尖利直达天宇，有一种男人的气魄。没有这种气魄，吹出的声音是缺乏钙质的，无法站立，更无法行走，在城市的水泥地上摔一跤就骨折。那些吹唢呐的汉子，将唢呐高举在手，眯缝着双眼，鼓起腮帮子，用尖锐的语言，虔诚地祭拜着头上的苍天。娶媳妇儿时，他们用唢呐迎回一个新的希望和开始；埋死人时，他们用唢呐送走一份哀婉和孤独。悲也吹，喜也吹，他们用唢呐和先人的灵魂交流，他们用唢呐向身边的黄土地释放自己满是汗味和尘土的能量。

     餐厅里的乐声在热烈地漫来：“手提上（那个）羊肉怀里揣上糕，拼上性命我往哥哥家里跑。我见到我的情哥哥有说不完的话，咱们俩死活呦长在一搭”。那词让我听得有一种张开臂膀、拥抱高山的冲动……这首歌太能彰显陕北民歌的气派了，它向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陕北的真正大门。农人的多少粗糙的真诚、带着热血的呼喊在时光流逝中浓烈而炽热的涌来。我感觉出这歌是一种注解，是对生命快乐的深刻注解。我是在1994年为我的梅写那本《塞北风情录》的民俗散文集去采风时知道兰花花的创作背景的：1919年出生于延安南川临镇街的兰花花原名姬延玲，小名叫叶子。她从小就心灵手巧，长得俊秀，到十五六岁时已出脱得端正水灵，像雨后马兰花一样惹人喜爱，人们给她送了个绰号叫“兰花花”。当时，红军中有个搞宣传工作的战士与兰花花一见钟情，偷食禁果。因红军过山西东征，红军战士只得和兰花花难分难舍地暂时告别。兰花花与红军战士相爱偷情的事被张扬开来。兰花花的父母认为女儿败坏了自己的门风，便托媒人把17岁的兰花花许给临镇后街富户任老五的的小儿子任小喜，兰花花不从，在父母的威迫下响吹细打抬进了任家。任小喜长得很小，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后因在宜川抢劫杀人被处决。第二年，兰花花又被父母强迫嫁给了临镇一个姓石的富户人家。石家的小子生得十分丑陋，满脸大麻子，他看上了兰花花的美貌，不惜花钱把兰花花买去。兰花花在石家受尽折磨，她日夜思念自己的红军情人。因精神过于苦闷，终于在1942年正月病死，死时24岁。红军战士东征胜利后回到陕北，得知兰花花被迫嫁人，非常难过，但又怕给兰花花带来麻烦，故也没敢去看望兰花花，只有苦在自己心里。以后又听到兰花花病亡，悲痛欲绝，一病不起。在医院治疗中暗自构思怀念兰花花的相思之歌。出院后，他恰好又转业到固临县（今延安市临镇）。他还朝思暮想兰花花，便把在住院时编的兰花花歌曲整理出来（全长84句），把任家改为周家。教人们演唱、传诵。《兰花花》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唱至今天，受到几代中国人的喜爱，家喻户晓，久唱不衰。

      《兰花花》对心灵的召唤，对爱情的召唤是含蓄的，又是热烈的。歌里涌动着一方百姓的苦闷、欢乐、满足与期盼，如同那绵延千里的黄土高原一般深厚。爱情的影子若有而若无，爱情的呼唤那样微弱而渺小。胜过死别的生离，令人无可奈何的、悲怆而深情的呼喊。这样的表达胜过多少捶胸顿足、胜过多少仰天长嚎呀……走在小花园环形的石板小径上，我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今天的陕北，就像一年后鲁院将要搬迁的别处，不再拥有这块小花园一样，不会再有产生做爱一样痛快的民歌土壤了。物质的冲击，让一拨一拨的年轻人都涌向了城市，一个又一个村子都快成了废墟：过去上千人的村子里只能见到几个颤颤巍巍的老年人。我知道是那块贫瘠土地上的闭塞与沉闷使人性中自我表现、感情抒发等受到了压抑，而人们又无时不在寻求机会来宣泄情绪，体现自我意识，喊、唱和做爱的方式才形成了特定条件下陕北人的惟一选择。他们只有俯下身来，攥住一把黄土，捧起一掬水，歌声从心中飞出，像自由的飞鸟，不受任何羁绊，就以温柔的身姿和锐利的速度，到达相爱着的男女心灵深处……

       我知道陕北民歌像文学一样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了。鲁院毕业回去后，我想，自己应该为民歌的传承再做点什么了。

七

     梦境是人类留给自己的一块私人空间，陕北人的梦境就是经由民歌这条小径释放出的。对陕北人来说，民歌是奔腾的大河之水飞溅而起的浪花、大山之脊为人们立起的精神的座标。“一声信天游，八尺的汉子热泪流，出嫁的婆姨也回头”。陕北男人的特点是粗犷，女人的特点是细腻。唱起歌来，男人站得稳，挺得直，吼得响，拉得长，顺风势歌声可达十里之外，在那沟里梁上荡漾不息，回荡着陕北空阔的独特凄凉与悠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有过一次长达3年之久的走村串户的采风。我走访了陕北榆林地区的12个县。关于这次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曾在一篇写陕北民歌的散文里说过：“我像一只鹰，滑翔在陕北的山山峁峁里，在三年多痴迷的搜集中，那望不到头的山梁，时常令我热泪盈眶地看不够。骨子里氤氲着山间大寂静的我，在走访390多位民歌手中，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无法表述的亢奋，一生中，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是的，一生中，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那些隐藏在民间的艺人。他们朴实而厚道，他们面色黧黑，深如刀刻的皱纹里藏着如海深、似山高的民歌宝藏。可他们又是腼腆的、藏而不露的，面对着我热诚的目光，他们面色发红，木讷无言。可他们的眼神分明是热烈的，是跃跃欲试的。那天，我在瑶镇乡黄土庙村采风，走近那个村子时，正是黄昏日落之时，黄尘弥漫的沟壑间，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声音伴着姹紫嫣红的彩霞，迷漫的暮霭，扑面而来，飞进了我的耳朵：

     好事难成咱功夫缠，最难不过的是光棍汉。

     满身的灰土一脸的汗，再熬也得自个儿做饭……

     唱歌的是位三十多岁，腿有点瘸的羊倌，他边走边唱，浑厚高亢的男中音带着风声、带着土声、带着水声、更带着心声。那来自天籁的声音，宛如在我眼前摊开了一幅朴素的铅笔画，凸现出很强的质感。听着歌，我进入了一个澄明的世界。我分明觉得瘸腿羊倌是一个行吟诗人。他在怀念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土地上奋斗、歌唱、流血流泪的陕北人。怀念一群在歌声中延续生命、在苦难中咀嚼苦难、在黄河之畔、高山之巅唱响欢乐之歌的、有着坚韧质地的伟大的歌者。

      当晚，我就借宿在羊倌的家里。热情豪爽的羊倌用黄米捞饭，炒鸡蛋款待了我。饭罢，羊倌又拿出一瓶老白干，捞了一盘腌苦菜，两人盘腿坐在炕当中的小桌旁，开怀畅饮……羊倌告诉我，他的妻子，曾是一个容貌俊美，温柔贤惠的媳妇，前几年因难产去世了。心灵受到难以抚平的创伤的他只有用唱山曲的形式来表达对自己妻子的怀念，来宣泻心中的苦闷：

     前半夜想你睡不着格觉，后半夜想你泪圪蛋蛋泡；

     想妹子想得迷了窍，抱柴禾跌进那山药窖……

     月光如水，泄在窗格上。歌声如树生长，仿佛从时间的起点出发，一路春风相伴，一路驼铃相随。我听到了动人的爱情满山绽放，看到旺盛的生命漫天漫地而来。在陕北，女人就是男人的月亮。在莽莽苍苍的高原之间，月亮至上，它照亮高原上每个孤寂的夜晚。歌声像这片宁静的山村中所有的风景和人，朴素纯洁一如原始，一如村边的秃尾河滔滔而去，每天的太阳喷薄而出。但在爱情的天空中，它划破了那片空蒙和宁静。我知道，只要陕北男人们心里有一轮山里的明月，这歌声就不会衰老，一直会伴着他走到生命的尽头。

     那羊倌是标准的男中音，嗓音浑厚高亢，音域宽广，优美，山曲儿唱出来，有的借物抒情，有的直宣心意，有的哀婉倾诉，余音袅袅中，我享受了一顿别开生面的民歌艺术的美餐……羊倌上过中学，才思也很敏捷。肚子里装得尽是山曲。他和我谈一阵，唱一阵，临晨四点多两人才睡，几乎唱了一夜，可唱了这么多，那羊倌也没唱过重复的。

     第二天，热心的羊倌又让我去相约二十里的早早沟村找一姓王的民歌手。翻过一个又一个沙梁坡，我被毒辣的日头晒得喘不过气来。就在我绝望的想往回返时，我突然看见了一汪水。强打起精神，冲了过去。一看，原来是个只有两米方圆的水洼，洼里的水浑浊不堪，水面上飘浮着一些来路不明的生物，呈现出灰黄的颜色。太阳光强烈地照射在水面上，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这样的水里竟然有两条金色的小鱼，在微微地摆动着身躯游来游去。举目四望，沙梁周围基本看不到一星半点儿的绿意，虽然才是五月的天气，但这里的灼热已经让人感到难以忍受。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竟然有这么一片水洼还没被晒干，在这没被晒干的水里竟然还有两条鱼在游。水洼里剩下的水也不多了，这两条小鱼在水中呼吸困难，金红色的身躯微微摆动，嘴巴一张一合，吐着一个个的小气泡，眼看是不行了。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条鱼还是用嘴巴互相碰着，安慰着，仿佛在为自己的同伴打气，又仿佛在发出阵阵无声的哭泣。我是个好动感情的人，看到这里，眼眶不禁有些湿润。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我被两条小鱼之间这种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所打动……我为自己打退堂鼓的想法羞愧。我想起了作出收集民歌决定前和爷爷的那一次谈话。

      那一天，在家门前的那株三个人都抱不回来的老柳树下，私塾出身的爷爷和我闲谈。你说艺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了想说，对于一个艺术家,那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全部。爷爷笑了笑说，你只说对了一部分，那不仅是他的生命，而且是他生命的延续。你想啊，历史上有多少搞艺术的人，在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艺术还被后人代代相传，他们的事迹还被人们津津乐道，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成就；这就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的功能。他们活着叫名家，死了叫丰碑，这样的艺术生涯才令人无憾哪。否则，人死了以后就连这遍地的石头都不如，多少年后，石头经过风吹雨敲会变得更加坚硬，人就烟消云散了，在世上什么痕迹也没有了。总的一句话，你娃娃记住：人活得要比石头强。这一席话给我的触动太深了。我一个人来到绵延不息的秃尾河边，望着流淌不止的河水，陷入对人生、对艺术深深的思索之中。我觉得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变得有些疏于读书写作了，成天忙于一些琐碎的俗事，惰性开始一点点侵蚀自己曾经无比坚强的意志。人的生命不过是短暂的过程，不可能像这河水一样万古奔流，怎么样才能抓住这短暂的一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一个作家的写作资源就是他的根。就像河与岸的关系。失去了岸的制约与引导，河水只能四散漫开，像脱缰的野马，最后只能不知所终。我的根在陕北。陕北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但其丰富、深厚的民俗文化，由于受经济漩涡中泛起的虚无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冲击，许多民俗事项和民歌正在传承中逐渐消亡。我觉得该为这块土地做点什么了……

终于到了早早沟村。但那个汉子听说我是来采风的，腼腆地不敢唱。我就出来，买了酒去拉话。几杯酒下肚，胆子壮了，话也多了。他朴实的面容也像外边儿的那些树一样，绿意盎然，迎风飘摇。如水的音乐先是慢悠悠的漫出来了，继而如火一样燃烧起来了，把我们两个人的脸膛都烧得红扑扑的。我就把随身带的小录音机偷偷开了：

羊肚子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面面儿容易，哎呀拉话话难。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那话儿哎呀招一招手。了见那村村哟了不见个人，我泪个蛋蛋儿抛在沙蒿蒿林。我泪个蛋蛋儿抛在沙蒿蒿林。

在浩如烟海的陕北民歌中，这首歌算是一首老牌的情歌了。也正因为其老，才更具有了如许的魅力。那个姓王的汉子唱得宽放豪纵，又能够如细水柔流。该高则高，该喊则喊，该哭则哭，歌声像老家闹社火时的鼓点，一声一声都敲打在人的心底深处，医治了我一如现代都市人在压抑，紧张，激烈，茫然的氛围中的那种浮躁。我觉得我的内心却已经被喜悦盛满，被陕北大地的风声、梦想和音乐盛满。我把自己听成了一道风景、听成了一朵绽放的诺言。萦绕于怀，久久也不能散去……

在陕西有个说法，不曾学得两句《三十里铺》，不曾听得一曲《走西口》，乃枉去陕西一遭也。从前陕北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艰苦，男人成群结伙到外省给人揽工，即“走西口”。丈夫临走之前，妻子多方叮咛，其音娓娓动听，情意绵绵，抒情色彩极浓：“走路你走大路，/莫要走小路。/大路上人儿多，/拉话解忧愁。//住店你住大店，/不要住小店。/小店里贼娃子多，/操心把你偷……”“走西口”的人一去几年不回，家里的妻子想起丈夫时，或手摇纺车，边摇边唱，或立于门前，低吟浅唱，抒发他们对远方亲人的眷恋之情。这首歌我是在经过一块糜地时，听一个老妇人唱的。那声音是流淌出来的，如丁香一般动人和委婉。老人边唱边流泪。那声音像驶在水上的犁，犁开了这无始无终的泥浪、犁开人生这无边无际的苦难。听着歌，我仿佛看到眼前飘扬着一面旗帜，红得夺目、黄得耀眼。仿佛在眼前打开了一坛陈年的老白干，喝一口，就像喝进了一堆火，在瞬间燃着了胸膛”。我知道“走西口”是一首通体透明的诗歌。如一轮圆月，用自己清泠泠地光芒映照着心上人的眼睛，让所爱的人心如大海、通体澄澈。老人的一曲《走西口》，萦绕在我耳畔的是爱情召呼，是斑驳的道路，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愉悦在飞奔而来，是深沉的节奏在耳畔回响。在一种尽情的宣泻中，遥远的西口变得触手可及。它是妹妹的红衣裳、它是哥哥的白羊肚手巾、它是满山摇曳的山丹丹花。它是思念、是距离、是追寻、是满足、是宁静、是奔放、是天真、是纯朴，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企及的梦想。

这片动人的梦想漫过黄河、漫过草原、漫向大青山。想到小妹妹在那遥远的那一头，哥哥心头能不泛起了黄河波涛一样惊天动地的情愫吗？发一声喊，那声音能不赛过声势夺人的安塞腰鼓吗？我知道这是生命在燃烧、是爱情在开放、是可供我咀嚼一生的粮食。我仿佛在歌声中看到怜悯、看到无奈、凄凉、看到无穷的思念，如水一般涌来。多少奔波流离的爱情在歌声中相聚、多少望穿秋水的眼睛在歌声中复明、多少躁动不安的心在歌声中变得清凉。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因为有了爱情的召唤，似乎一日就可以回还。这是只能在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歌声，只有黄河水才能养育出的歌声。这是风和帆、这是云和月、这是浪和岩、叶和花。歌声和陕北高原的沟沟壑壑依依恋恋、恩恩怨怨，是倾吐、印证、寻找，是撕心裂肝。老人的声音是跃动的，又是宁静的。跃动的是生命，宁静的是心态。动静之间，摇曳生姿。隔着歌声，我听见了寂寞中的喧闹，为爱跋涉千里的冲动，若隐若现的美丽。老人的声音也是敞开的，阔大的，只有这样的声音才配得上纯洁的爱情。老人天籁一般的声音在向我们昭示，等待不是一种形式，等待就是爱情、就是忠诚、就是生命的本质。就像一股清凉的泉水注入干渴已久的土地，让人心变成绿叶，让世界变成春天……

那些日子，我急步流星地奔走在乡间，一次又一次聆听了黄河水日夜不息的声音，仰望了大山深处那些流云一样飘过的民歌，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到家乡的闹社火等活动中，热火朝天地扭秧歌，英姿勃勃地打腰鼓……在跟陕北民俗艺术及民歌老艺人们请教民间艺术、人生信仰等一系列的东西中，我重新审视和认识了陕北这片充满神奇与魅力的土地上长起来的民歌——这一伴我长大的事物的内在精髓和神韵，让我深深领略到了这片土地之上风土人情之美妙、民间文化之厚重、人性之淳美善良。我觉得在我和陕北民歌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默契和缘份。从前陕北民歌好像在远处默默等待自己的一位知己。现在，我们终于相遇了，相遇在家乡这片圣洁而又充满热烈的土地上……

八

《东方红》是一首充满了色彩的歌：赤橙黄绿青蓝紫，绚丽夺目，光彩照人。这首歌以陕北黄土地的历史变迁为脉络，以陕北生活为背景，从纵横两个方面着力表现陕北民歌的大苦大乐、大喜大悲、大情大义，它的惊人魅力产生了史诗般的效果，达到了弘扬黄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

这来自高原的天籁之音，这阳刚的、粗犷的、充满了质朴和剽悍的气息，这充满了魔力的精灵，早在孩提时爷爷的无数次如月亮般阴晴圆缺、如海水般潮起潮落的歌声里，就打湿了我的心房。1994年的那次采风中，在陕北佳县，我找到了《东方红》词作者李有源的孙子李景鹏。这个中年汉子很热情地告诉了我举世闻名的《东方红》产生的大背景：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上卷起了一场特大的“风暴”，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这场风暴也毫无例外地席卷了陕北高原，它把那里的社会彻底翻了个个儿，把“世事颠倒了”。社会的激烈动荡、变革，为陕北民歌的演变和发展谱写了新的一页。我的爷爷李有源出生在佳县城北五里的张家庄，我们祖上家贫无田，三辈佃户。老爷爷（李有源的父亲）常年给地主当长工，家境非常贫寒。为了一家老小有个安身的地方，全家人一块块地打石头、背石头，才箍好了一孔窑洞，老爷爷终因生活贫困，劳累成疾而死去。老娘娘（李有源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爷爷他老人家从幼年就担负起了全家的田间劳动。他老人家仅上过一冬冬学，但生活的重担，并没有阻挡他念书识字的愿望，炕上、地下、河边、山坡都是他学习的课堂，说本、唱本都成为了他学习的课本。经长期自学，他竟能看书写字。1940年佳县民主政权建立以后，爷爷翻身得解放，满怀激情编创了许多民歌、快板、小剧宣传革命。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歌还没有把自己和劳动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充分表达出来，他朝思暮想要创作一首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好歌。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爷爷担着桶到县城去担粪。此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霞光万丈，浑身顿觉得温暖起来，他心中一动，兴奋地自语道：“对！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最好不过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正像这东方升起的太阳，红光普照着大地，温暖着每个劳动人民的心房，引导人民永远向前进！想到这儿，他不由得笑起来。然后，甩开大步，继续向县城方向走去。到了城里，又见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标语。晚上，他在土窑洞的煤油灯下开始构思一首新歌，经反复推敲，他套用陕北著名的民歌“骑白马”的优美曲调，完成了一首新歌《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在李景鹏的叙说里，我开始还原李有源创作陕北民歌《东方红》的场景。我想，李有源的表情一定像是原始部落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时一样虔诚。是啊，这些朴实的农人，他们在一年之初，是要向着供给他们雨水、温度、大风、雪花的上天顶礼膜拜；是要向着供给他们粮食、丰收、喜悦、爱情的土地顶礼膜拜；是要向着让他们翻身作主、挺起腰杆作人、抖开嗓子高歌的党和人民致谢。李有源胸中满溢的是无尽的喜悦、无尽的感激。他这种朴素的情感让他的身上充满力量，让他的歌声充满力量，让他的舞姿充满力量。

陕北民歌《东方红》原曲有几种版本，我曾听爷爷唱过：

A、蓝格英英的天飘来一疙瘩云，三哥今天要出远门，红豆角角双抽筋呼尔嘿哟，谁也不能昧良心。（东方红原曲）

B、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我没有汉，咱们俩好比一圪嘟嘟蒜，到死也分不成个瓣。（白马调）

C、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打日本就顾不上。（骑白马 挎洋枪）

D、山川雄，天地兴，送咱亲人去延安城（移民调）

      这让任何具有生命的牲灵都颤栗不止，啼泣不止的音符，同样以那难以名状的奥妙留给我一种特殊的美感享受。尽管爷爷的嗓子是嘶哑的，但异常炽热、丰富、复杂的感情透漏、冲奔出来，明快直接的倾吐，给人以更加强烈、有力的感受影响，灌注生命和寄寓着一种和传统文化联结的悠长人生的色彩。并且让我窥视到陕北人怎样去爱情和仇恨，怎样去繁衍和生育。但有谁会知道像河水一样缓慢而悠长的信天游，竟然承载起了那么久远而厚重的性历史，那么朴素而动人的乡土爱情呢？

     我知道《东方红》的几种版本，是陕北大地上响彻耳鼓的高音。它是用心、用血写成的，它是用来唱的，它更是用来诉说和起舞的。它有着横扫一切的气势，它又有着伏地而拜的虔诚。刚与柔、歌与舞，一切力量和气势都蕴含其中。听着这样的歌声，我们只能被其中耀眼的光芒和灼人的温度所热血沸腾、所慑服感染、所泪下。

      而《东方红》则是用如椽的大笔绘就的一曲绝唱和心音。从产生之初到现在，许多位艺术家不知唱过多少遍，每个人的演唱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都唱出了自己的特点。一首好歌固然可以久唱不衰、魅力无穷；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应该在其中注入新的元素，以此来适应人们新的欣赏品味。而我的好友，被誉为新一代西部歌王的赵大地就做到了传统与时尚并存，城市与乡村共融。我曾在全国七大古都艺术节上听过大地的演唱。那天，天气正好有些阴沉，灰雾雾的。他像洪荒时代的原始人，头顶日头、脚踏黄土，站在古拙的长城垛上，面对着黄灿灿的土地，他张嘴一吼：我说东方你就一个红、太阳你就一个升。一嗓子刚抖出去，就惊起了附近树上的一群鸟儿……他不仅是在唱，更是在演。他起舞，伸手之间带来了陕北高原上呼呼的风声；他跳跃，飞扬的身姿让人看到了黄河的影子。他的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间都是浓浓的陕北味儿……他刚把“东方红、太阳升”两句唱完，太阳竟然穿过云层，慢慢地升起来了，眼前就晃动着一片耀眼的红。这首歌在赵大地的口中唱出来，仿佛变成了一匹色彩绚烂的丝绸，哗一下展开在观众眼前，不仅对人的听觉是一种震撼，对人的视觉也是一种极大的冲击。在耀眼的日头下，赵大地赤裸着自己的灵魂，用充满蛊惑的身姿翩翩起舞，他的声音像风拂过无垠的田野，像梦悄然降临在失眠之人的眼里，像印记，深深地烙上了陕北这块充满苦难、充满野性、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大地的胎记……

     《东方红》经由赵大地唱出来，如高山之巅的一株兰草，生长在多雨的季节，美不可言。和这歌声比起来，河水的声音太弱、流沙的声音太弱、时间的声音也太弱。歌声中有一颗光彩夺目的心灵，耸然站立在蓝天的鼓舞里，歌中的一切，像一首古老的诗谣，被闪亮着青春的脸时而低咏、时而高歌；一种怀想、一种渴望，在期盼辉煌的日子；像是一句庄重的承诺，期盼它能像晨曦中的朝阳，冉冉升起在心的海洋，让挚热的生命在乐观与向上中盛开。在扭秧歌那样一种充满动感的氛围中，他完成了对陕北那片土地的演绎和歌颂、完成了对伟人近乎顶礼膜拜的虔诚仪式。他的声音具有强烈的画面感。仿佛不仅是用来听的，也是用来看的。深情款款的浅吟高唱，直叫人泪下。李有源的一首老歌谣，在他的歌喉里流出来就有了闪亮的青春，有了生命的开屏。他的歌声有物质的、朴素的引领精神，我仿佛看到了羊群、爱情、谷物、黄土，这些让人魂牵梦绕的事物。

    《东方红》成为了唱给阳光和雨露去听的歌声。1943年春节闹秧歌时，由叔父李增正在佳县山城第一次演唱出去，李景鹏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1944年春，叔父任佳县移民队副队长，带领我们村农民到延安开荒种地，走一路唱一路，传到了延安，经文艺工作者加工整理，形成后来的《东方红》，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唱红了全中国，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在李景鹏的叙说里，我听得悠然神往，并对《东方红》有了一个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李有源是陕北的第一代歌王，陪同的佳县宣传部部长插话说。那第二代呢？我禁不住好奇地问。第二代陕北歌王是李治文（1931--1994）和马子清。李治文是绥德县城关镇人，被誉为“黄土高原的歌王”。他七岁开始学唱民歌，嗓音特好，能编善唱，很有才气。五十年代初入中央农民歌功颂德合唱团，一时唱红大江南北。三年困难时期，返乡务农。他多次参加了地方和全国会演并多次获奖，还曾为《人生》、《黄河谣》、《巍巍昆仑》等影视片配唱。李治文很有创作才能，《拉骆驼》、《跑旱船》、《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等许多陕北民歌经他加工再创作，格外增辉，妙趣横生。《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是不是咱演秧歌里的那首歌词？我问。是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作者是我们佳县荷叶坪人李思命，他家贫无地，弟兄四人皆以扳船为业，常年奔波于包头至潼关的黄河惊涛骇浪之中。李思命性格豪放，才思捷敏，嗓子特好，是佳县当地出色的民间艺人，也是唱秧歌扳水船的高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1920年左右，他与张士铭同演“扳水船”，李思命以老船工与陈姑娘对歌的形式，唱出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和《扳船难》，观众纷纷叫好。后经著名学者李绍华记录整理，词曲基本固定下来，很快流行于陕北和晋西北各地，同时也成为陕北闹秧歌的传统曲目。庄部长，您接着说，我忍不住插话说。在我的催促里，那位佳县宣传部部长又开始了他的介绍：李治文的演唱独树一帜，以情带志，声情并茂，体现了朴实、自然、真切的美学原则。权威专家称他是“真正的中国民歌演唱家”。同时代的歌唱家马子清，她是绥德县人（1935年生），天生一副好嗓子，从小爱唱民歌。1953年入中央歌舞团民歌合唱队任领唱。后到陕西省歌舞剧院歌舞团合唱队。她演唱陕北民歌质朴无华，独具风韵，有创造、有改革。尤其是她演唱的《三十里铺》、《兰花花》、《走西口》、《红军哥哥回来了》等，影响甚广，唱片、录音带很受欢迎。她还为电视片《万里长城》、《黄土魂》、《黄土舞诗》等配唱了民歌。可以说马子清对陕北民歌的普及和提高有突出的贡献。第三代陕北歌王是贺玉堂和王向荣。贺玉堂是安塞县人，    1948年生，他继承传统又不断改革创新，是极负盛名的陕北民歌改革者、演唱家。他曾把《走西口》、《摘南瓜》等很多传统民歌，进行修改提高形成自己高亢、宽野、深沉的独特风格，多次在地方和全国比赛中获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民歌大王”的光荣称号。他曾为《黄土地》、《黄河》等影视片配唱，震撼了音坛。发行的演唱磁带，深受欢迎。而王向荣是1952年出生于府谷县一个父母都是民歌手的农民家庭。他从小跟着大人学唱民歌，上学时已显露了唱歌的艺术才华。他因生活拮据而中途辍学。在掏炭、烧砖、赶牲灵、跑口外的艰苦生活中，他结识了许多陕北、山西、内蒙的民间艺人，向他们学会了许多山曲、蒙汉小调和二人台曲目。他在国内外演出很受欢迎，曾荣获过全国优秀节目奖，并参加了《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悬崖百合》、《泥土芳香》、《陕北民间艺术》等电影电视片的摄制和配唱，引起强烈反响。他擅长编山曲、改民歌，老歌经他一唱便有了新意。他音域宽广，真嗓假声，变化自如，给陕北民歌增加了新的光彩和时代气息。《你把哥哥心扰乱》、《一年四季浪里钻》、《十对花》、《上香》、《参神》等旧民歌，经他修改再创作而演唱，热情奔放，神韵独特，轰动了国内外歌坛。听着庄部长的介绍，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知道陕北民歌这一艺术奇葩，是黄土地的母语和精神家园，更是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但更应该成为各种文化腾飞的羽翼……

      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艺术之路上作着不断的思索和总结。总是把生活中的所有感悟，所有历练，都化为艺术的动力和有效成分，最终变为一种艺术的高度自觉。我开始重新揣摩（研究的意思）《东方红》这首歌。我觉得《东方红》是一首起航的高歌。我终于理解了好友赵大地歌声里为什么会有生长饱满的谷物的香气，会有漫天飞舞的黄土气息……

九

     “千年的老根黄土里埋”，“黄河畔上灵芝草”。听民歌，知民风，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民歌就是深扎于这块土地上的千年老根，是乡亲们心中的一棵灵芝草。有什么心里话，他们总是说给它听；有什么愿望，总是讲给它听。他们的生命像燃着的大火，他们的歌声就是供这大火熊熊燃烧的木柴、河炭。他们的歌声更是旗帜和力量，是乡人们的血气和魂魄，尊严和奋斗。

     记得童年时，无论是站在高山头，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匠人们用土生土长的歌声来装饰那单调的石夯声：“头一下轻，二一下重，三一下就把那土打定。（打夯歌）”；农民们用歌声来驱逐寂寞和忧愁：“青草开花一寸高，唱上个山曲解人焦”；赶牲灵的人将那悠扬的歌声洒满崎岖的羊肠小道：“白脖子哈巴狗朝南咬，赶牲灵的哥哥过来了”；多愁善感的小媳妇用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倾吐心中哀怨：“太阳临落放着个火，引上抱柴了哥哥”。就是日常生活服务中，也能听到民歌的倾诉。货郎用歌声来叫卖：“打开一包明朗朗，赛过王贵和李香香；打开两包明晃晃，赛过孔明诸葛亮”（《卖针》），农民用歌声来祈雨：“咚咚咚，雨点点，龙王想吃个揪片片；咚咚咚，雨点点，扁豆捞饭献卷卷”，逢年过节时用歌来庆祝、娱乐：“单品定宰，双耳又挂铃，鹿鹤定同春。七巧八马，底洞有九门，冷酒一口吞。五魁首呀两眼红”，男婚女嫁用歌来举行仪式，用歌来进述历史故事，用歌来搞社交，用歌来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用歌来记叙新人新事，甚至上坟哭灵也以歌代哭。

       那时小孩子嘴馋，那时候没一点儿油水的饭怎么能填饱正在发育的我的肚子。我和小伙伴们跑到田野里捡骨头，一边捡一边唱：“骨头也能换钱哩，一换换下半簸箕”。捡够一定的数量，就去小卖店换零食，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小孩子嘛，也没觉得有多么艰苦、多么辛酸。那个时候，因为嘴馋，更因为饿，一群孩子走在外面，想得最多的总是怎么能弄到许多好吃的东西。扫视一圈，没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最后一群小孩把目标锁定在我爷爷的果树上。怕被认出来，我们找来湿泥巴抹在脸上，像猴子一样爬在树上，边吃边乐：“出哩出拉（快的意思）爬上树呀，大红果果摘下来呀，你一颗哟我一颗哟，倒叉叉（衣兜的意思）就鼓起来呀。”我虽说吃不饱，但精神很好，不愿在家里呆着。大人一不注意，就出去玩了。陕北黄土高原，一出门不是山就是沟，我跑出去不是上树摘果子，掏鸟蛋，就是下沟底的小溪里捉蝌蚪，夏天要经受风吹日晒，冬天则会冷寒受冻。如果不小心掉下悬崖，更是九死一生。另外，由于爷爷是地主成份，我也受到牵连，出去玩，邻家的孩子就欺侮我，骂我是“狗崽子”，有时还追着打我取乐。有一次，有一个半大小子端着半盒滚烫的开水，硬把我的手按到滚水里说洗我的“狗爪子”。那天母亲正好在家，是她听到了我没命的嚎哭，才赶走了那个愣小子，将我被烫伤的手放到冷水里浸泡了一会儿，又给涂抹了几次鸡油，才没脱皮，但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不久，我又不幸得了黄胆肝炎，家里没钱送去医院治疗，略懂医道的爷爷就搜集了一些民间偏方，利用当地出产的草药给我治，六十几的爷爷，走遍了村子周围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采来了阴陈、麻黄、艾叶，服用了两个多月，病情开始好转，三个月以后，黄胆肝炎被彻底治愈。只是吃了三个多月的中草药，非常虚弱。一惯调皮聪慧的我显得无精打采，还有点木讷呆滞的样子。爷爷为了让我的身体强健起来，又常常到山上逮刺猬，捉半鹚，捉到了给我烧着吃。这样吃了几次，我的身体果然好多了。

     爷爷年轻时就有炸麻花，烙月饼，做糕点的技术，那一年，爷爷在家私下制作了一些麻花，逢集赶会，爷爷每次走都把我带上，一是为了锻炼我的体力和毅力，二是让我帮忙。这样，我跟着爷爷走山路，身子骨越来越强壮了，几十里山路，我活蹦乱跳地跟着爷爷，比走平路还快。

       稍大些时，冬季一到，如果下了雪，一大帮孩子就到山地里套野兔或野鸡，套的办法是我从爷爷那里学来的。买一根指头粗细，十多米长的尼龙绳子，再买点细米丝（铁丝），用细米丝制成带有活扣的圈套，把这圈固定在尼龙绳上，再把安有圈套的尼龙绳固定在兔子出没的小路上，然后几个伙伴绕远了，咿咿哇哇地唱着瞎编的词：“下了格这边坡坡哟，过了那边河。撵起格大灰兔兔哟，美美地吃顿那个肉”。从四周围赶轰兔子或野鸡，赶起的兔子路经埋绳子的小路时，百发百中地被套住，大家就能美餐一顿兔肉。有一次，我只叫了一个同学去套兔子，那天运气好，我俩套住一只肥大的公野鸡，我俩兴奋地争着去解那只野鸡，我抢到了，只顾高兴，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滑倒在地，并顺着山坡滚下去。同学连忙来拉我，不想也被带倒了。俩人一路滚，刹也刹不住。那可是陕北高原上的山坡，摔下去是什么后果，谁都不敢想象。但我一只手死死地抓着野鸡不放，惹得野鸡叫声呱呱惊起，撒下一路。惊出一身冷汗的我经过一团被雪覆盖的植物时，不由自主的探出双手去抓。那是一株柠条，因滚势太猛，抓住的两枝柠条被连根带起，套来的野鸡也跑了。值得庆幸的是，半山腰上恰好有一棵树，这棵树正好拦在路上，我只觉得腰间一痛，就停了下来，树在同一时间也晃了几晃，摇落了一树雪花，落在了脖子里，我觉得冰凉冰凉。正想站起，随后滚下来的同学又撞在了我的身上，惹得树在同一时间又晃了几晃，又摇落了一大片雪花。这棵树救了我俩的命，我们站起，才看到雪地上留下了一片多么令人心有余悸的痕迹。这时，我才发现手已被柠条刺扎得稀烂，满手是血。我们俩的衣服都被滚破了，滚湿了，寒风一吹，冷得直打哆嗦。

      童年关于民歌的记忆，让我更加相信在这块土地上的确是“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歌声里有躁动、有期盼、有分离、有相聚，有缠绵悱恻、有向往。乡人们的喜、怒、哀、乐每一种情感，都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朴素、自然、大方，充满了原生态民歌特有的那种风味。乃至丑闻千里，以歌传之；奇人怪事，以歌颂之。陕北的地域、民俗，让人震颤。陕北民歌只所以有力而又绵软多情，是因亢奋坚毅的曲调同独有的陕北地理，民风，文化结合在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里。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咱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山曲儿好比没梁子的斗，甚会儿想唱甚会儿有”。我知道信天游是由浓厚的陕北味道组成的歌。苦难的味道、欢腾的味道、挣扎的味道、奋争的味道、黄河的味道、黄土的味道，流淌在心灵，漫漶而成了歌。在城市呆久的我，已很清楚地认识到陕北民歌那种民间艺术的特有的可贵品质，在奢华绮迷的流行城市里无疑是一阵清新自然的大风，它不仅为我吹散了那种软绵绵的、毫无力度和美感可言的流行音乐里不好的因素，更让我重新审视到一个毫无遮拦、朴实无华而又凝重大气的陕北。

十

      傍晚，我站在鲁院的那颗参天的银杏树下，咀嚼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句话陷入了沉思……陕北是我的故乡，那片高原让人真的有一种魂牵梦绕的思念，二妹子思念三哥哥一般。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将绵绵的思念和恩爱全都纳在厚厚实实的千层层鞋底里，灯花花一跳，赶牲灵的三哥哥回来了。这是盘旋在我脑海中抹涂不去的一幅图景。“三春的黄风数九的冰，心难活不过人想人；心里头想来心里头念，睡在半夜还梦见”这片高原到处都在生长阳刚的呐喊和撩人的思念，山丹丹花一般，长满红艳艳的野性和风姿。陕北汉子的歌声最适合长在陕北的厚嘴唇里，栖息在陕北的咽喉里。这种呐喊、逼人的张扬，气势恢宏，非陕北汉子们不能发出。在电视中，只能听到掺着颜料和糖分的信天游，陕北高原是无法移植到别处的，人工是造不出壶口瀑布那份飞扬的气势的，城市喧嚣的子宫是无法孕育出高原的沉静和厚重的。我想，这也是信天游里为什么会有一种浑然天成、不事雕琢的大气之美。

     德谟克利特曾说：具有一个好灵魂的故乡，就是整个世界。我知道我的成长与陕北浓厚的民间文化气息和丰沃的文化土壤是分不开的。灵魂的颤栗必将要有一片生长的土壤，从拥有生命的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就已经和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道路上所产生的文化之痕，教化之痕，艺术之痕的影响是深远而不可估量的。我的文学梦想将与大地、森林、河流和天空一起，寂静而又热烈地活在美丽而舒展的陕北民俗舞蹈之梦里……

      银杏树已落光了叶子。枝桠间粘着的几片，也已枯黄微卷。冬天的寒凉与肃杀一如我此刻的心情。我想，鲁院回去后，我的创作该到了真正在民歌中寻找穿凿民族灵魂、骨骼和精神的时候了。　　（责编：白　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