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一个古老的民族发祥于湖北长阳的武落钟离山。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就是巴人。巴人最早有5个部落，后来巴氏务相夺得酋长之位，称为廪君。从此，“巴”由氏族名称演变为整个民族的称谓。在廪君的率领下，他们不断繁衍壮大，创造的文明堪与中原媲美。
    这是一个剽悍的民族。在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中，巴人以奇特的作战方式与悍勇的战场作风而载入史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歌舞的表现，引起后人的浓厚兴趣。一边是血腥的厮杀，一边却是诗意的弦歌曼舞、雅韵清声。两种不相谐和的图景，为什么会出现奇特而错位的拼接？我以为那是原始巫术在战场上的实际运用，也是巴文化最显著的印记之一。
    武王灭商之后分封巴子国，于是巴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号为“巴”，其疆域横跨长江中游的鄂、渝、湘、黔广大地区，国界东至鱼腹，西至 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是巴国最初的疆域。但进入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后，由于种种原因，巴国先是被楚国削弱，国势渐衰，最后为秦国所灭,曾经强大的巴国一夜消失。但他们所创造的堪称神奇的巴文化也一同蒸发了吗？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典故尽人皆知。“下里巴人”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巴国俚曲，楚国的士大夫很有些不屑。但它却在楚国都城里广为传唱，被楚人所接受，成为楚国的流行音乐，表明了巴文化对楚文化的浸染与二者的紧密融合。此时，巴文化与楚文化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人所说的楚文化，其实是巴楚文化的水乳交融。国家灭亡了，文化还在延续，却是以寄生的方式。这是巴文化的悲剧。
    屈原，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所有的教科书都是如此界定他的身份。但是，考察屈原身世，就会发现他的祖上曾是巴国的一个巫官，他其实是一个巴人后裔，后来才迁居到楚国的“移民”。也许，这也是屈原得不到楚王重用并最终遭到流放的一个重要原因。阅读屈原的作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其中那浓郁而又神秘的巫文化氛围。屈原的文学成就，标示着巴楚文化融合的历史走向，也可以视为一个被遮蔽的巴文化高峰。
而那些伟大的巴人，他们去向何方？
    根据零星的史料碎片，我们可以拼接出一个大致的历史线索，了解巴国灭亡后，巴人后裔的生存走向。败于强秦之后，失去家园的巴人溯江而上，向西迁徙，在长江支流重新寻找生存空间，进入鄂渝湘黔的边缘地带。而乌江、沅水等河流域，就成了巴人后裔避难和生息之地。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乌江流域栖息着巴人的子孙。
    早在巴国强盛时期，乌江流域就活跃着巴人部落。其中一支沿乌江支流的郁江而下抵达郁山（今属重庆彭水），开发郁山盐泉，占据这一重要资源。一支溯清江支流到咸丰，再沿冷水河等进入阿蓬江，到达黔江、酉阳。他们熬制食盐，打造土舟，运送到楚地获利。以酉阳为例，因为年代久远，有些酉阳土家族人已不知自己是何民族，只因世代居住于此，为与其后的外来客家相区别，而自称土家。
    乌江流域的史料中有“廪君之土舟”的记载。巴人打造的“土舟”，是乌江有史记载的最早运输工具。后代有的学者认为土舟就是陶船。以今天的科技常识，土陶易碎，焉能颠簸于乌江的险滩恶浪？除非他们掌握着比今天更高的科技。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土舟”即土人之舟。但至少说明，巴人在乌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文明。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世外桃源，当人们向往其至善至美的同时，又普遍认为是作者的一种向壁虚构。但我们如果变换一下阅读的视角，假定它是具有几分真实可能性的民间传说，结果就很有趣。因为陶渊明记述的，可能就是巴国后裔的故事。
    唐代梁载言撰《十道志》：“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为五溪蛮。”桃花源故事的发生地位于武陵，正好巧合历史记载的五溪地区。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人的祖先是躲避秦朝战乱而来的，也与秦灭巴国的历史背景大致吻合。他们不知有汉，亦不与外人往来，其行踪确实有点像国破家亡、隐姓埋名的廪君后裔。也许无意之中，陶渊明记述的就是巴人后裔生活的真实图景，至少也是“疑似”巴人吧。
    如果桃花源的故事让人将信将疑，那么位于沿河县境乌江西岸的蛮王洞传说就逼近历史的真实。与酉阳龚滩隔江相望的蛮王洞，传说很久以前有个蛮王和他的部下逃亡到此。他们最初居住在洞中，先是与当地人发生摩擦，但最终结为友邻，和睦相处。传说年代久远，记忆已模糊不清，但蛮王也许就是逃亡到此的一个巴人首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神秘的巴人墓群。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小田溪，乌江西岸台地。二十世纪后期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几次考古发掘，惊醒了那些巴人祖先沉睡的灵魂，部分揭开了巴人之谜。
    在这里先后发掘了多座墓葬，其年代从战国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印证了《华阳国志·巴志》“其先王陵多在枳”记载。古称为“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涪陵。出土的随葬品，可以用“丰富”来形容。不仅有绳纹陶片、错银铜壶、铜斤、铜凿等生产工具，以及铜釜甑、铜镜等生活用具，而且有铭文铜戈、巴式柳叶剑、矛、弩机等兵器。更令举世注目的是，出土了巴式编钟、虎钮淳（金旁）于、铜钲等战场乐器。编钟，祭祀和宴饮最隆重的礼乐乐器。虎钮淳（金旁）于形似圆筒，是一种可供悬挂的军中乐器。其虎头饰物，具有独特而浓郁的巴文化特征。虎仰首翘尾，身有文饰，是典型的巴式文物。《后汉书》说“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巴人便以白虎为图腾，这也许是因为敬畏而产生的崇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国军队那前戈后舞的情境。在二千多年前，信巫祀鬼的巴人，为何选择乌江河畔作为他们灵魂的寝宫？小田溪巴人墓群，隐藏着太多深奥的文化密码。
    难道所有的文明都能够埋进地里？不。礼失而求诸野吧，我们不妨走进乌江两岸，翻过重重叠叠的山坳，在那些白帕子白裤腰的老头老太脸上，捕捉远古巴人的遗传基因；在土家吊脚楼飘出的哭嫁歌中，感受巴文化的流风余韵。
    而最让人血潮涌动的，莫过于流传在乌江流域的薅草锣鼓。无独有偶，清《龙山县志》也可见“土民自古有薅草锣鼓之习”的记载。古到何时？其源头自可追溯到远古巴人。又说“往往集数十人，其中二人击鼓鸣钲，迭相应和。其余耘者退进作息，皆视二人为节。闻歌雀跃，劳而忘疲。”这种薅草锣鼓习俗与乌江流域是一脉相承的。
    在贵州的沿河、思南、德江和印江，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劳动的岁月里，薅草锣鼓依然风行。这是一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民族习俗,遍布湘鄂渝黔边区。风和日暖的天气里，男女老少几十上百人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上山，集结在苞谷地里。他们携带的不仅有锄头镰刀等薅草工具，另外还有些锣鼓乐器。形而上的音乐和形而下的生产劳作,会有怎样的结合呢?
    在蛮荒的山野里,锣鼓声总会突然铿锵响起，那些本很懒散的薅草人便突然似神灵附体。最有趣要算打锣鼓的两人，上蹦下跳、又说又唱，活像两个精灵。紧锣密鼓的青纱帐里,但见手舞足蹈，锄头翻飞。真真是挥汗如雨了，但不是挥袖成云。因为本来就赤膊上阵，根本无袖可挥，那是地道的“肉莲花”啊！喧腾的锣声、紧密的鼓点、野性的山歌，具有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染力。无论内在节奏怎样急徐或张弛，那延续一天的锣鼓与歌唱，始终与薅草的劳作相生相伴。情到高潮，总是一呼百应群起而歌，起伏的歌谣像汹涌的浪潮在山头与田间回旋，仿佛土家人灵魂深处发酵千年的激情被熊熊点燃。只有当日影在山、即将收工的黄昏，锣鼓声才会渐行渐弱、曲终人散。
    这击鼓鸣钲、载歌载舞地劳动的奇特习俗，与古代巴人在战场上前歌后舞的情景何其神似，让人思接千载、浮想联翩，古代巴人歌舞而战的情景如在目前。所不同的是，生存方式从渔猎进入了农耕。歌舞依旧，而手中的戈矛化为锄头，战场厮杀变成田园耕耘，原始巫术也嬗变为民间娱乐。退居山野的巴人后裔远离了战争，但民族的文化记忆并没有因此消亡。我们今天所见那些充满生死之悲的丧葬歌、下里巴人的竹枝词与仪式化的哭嫁习俗等，其实都是巴人非物质的文化遗存。而音乐、说唱与劳动伴生在一起的薅草锣鼓，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方式，较为完整地演绎了一段巴文化的千载传奇。
辉煌或悲怆都已成为过去。乌江，河谷或山野——廪君的后裔们生生不息。

作者简介：

安元奎，土家族，1963年5月出生，贵州省思南县人。毕业于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在《山花》《花溪》《散文世界》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30余万字。散文入选漓江出版社《当代青年散文散文诗一百家》等。出版散文集《行吟乌江》，作品曾获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现供职思南师范学校，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