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山

       车子驶入那片熟悉的土地，葬着父亲那片山熟悉的轮廓就从远处冒出来了，先是一点一点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那山，故乡土地上一直沉留在自己记忆中的山。

       走近这片山，空气仿佛清新了许多，原本郁结于心中的许多沉闷在山中微风的吹拂下一下子就散失殆尽，转而升华为一段痴痴的梦，那种游子归乡扑入母亲怀抱才生出的绮梦。

       今年清明节，因为有了一天的假期，让我得以从容地回到故乡，得以从容地去祭奠那些已经作古了的亲人。路还是那条路，山还是那些山，而每次回乡，内心涌动着的却是不同的感受。

       这片山看上去比去年又荒芜了许多，很多本该长着树的地方现在都变成了一片光秃秃的野岭，野岭上一棵又一棵的枯树桩仿如大山上结痂的伤痕，狰狞丑陋地张狂在一片又一片嫩绿的草丛中，刺激得人的心隐隐发痛。

       树丢失了，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但是寨上人对树的丢失却又讳莫如深，我好几次把话题往“山上的树怎么没有了”上面引，结果都被陪同我上山的一位堂叔把话题给岔开了。他越是闪烁其词，我就越要刨根问底。几经了解，我才从一个堂弟那里打听到，山上的树都是被人偷砍后，卖到县上的那些木材加工厂去换钱，寨上的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做过这个生意。

       潜意识里我一直以为树应该是去年那场凝冻损坏掉的，没想刨根问底问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这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心理上去接受这个现实。我问堂弟卖这些树他们赚了多少钱，他说有的人家得几千，有的将近万把，有的只得几百。他的话刚说完，我真想质问他：为了钱，你们就这么心安理得地去毁掉这些树？但我终究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我虽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我已经远离了他们，我已经逃离了这片山，走到城市去过上了他们很想而又没有过上的生活。这片山是他们的，这些树是他们的，山上的所有日子都是他们的，我虽然同他们一样有着共同的血脉，但已俨然成为过客，过客没有权利去对主人说三道四。而回过头来看他们所过的日子，我更没有理由再去过多地指责他们。

       我问堂弟，树卖完了你干什么，他说去打工，很多人都去了，过完清明他也要去。

       走过那片光秃秃的山，我来到了父亲的坟面前，默默地把清明节该做的祭奠活动做完后，又默默地离开了那片山。记得前年十二月份安葬父亲时，山上还是郁郁葱葱的一片，如今才一年多一点，这片山上就什么都没有了。寨上的人把树砍得很彻底，彻底得山上连一棵手腕粗的小树都很难看到，能看到的就只有那些赢弱的小树小草，它们在微微的春风中左右摇晃，轻轻地哭泣和诉说，很难说得清楚这些小树或者小草，它们是不是也会招来一次灭顶之灾。

       要离开故乡了，再回首那些曾经熟悉的大山，越看心中越不是滋味。我不知道那些把树砍去卖的人是怎样想的，我更无法去揣度他们的心理。我知道即使我想挖空心思去寻求一个答案的话，他们也会这样对我说：我们的孩子要上学读书，我们也要找钱买肥料，找钱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在这片土地上，不叫我们卖树我们卖什么？而这恰恰是我最不愿听到的，因为我无力帮助他们。我唯一能做的是选择匆匆地来，然后又选择匆匆地逃离，然后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臆想一个从前的大山，那座一直存活于记忆深处满眼葱绿的故乡的山。

那　水

       记得距母亲坟不远的地方有一口井，井水清凉甘甜，喝下肚后让人清凉透骨，回味无穷。以前在家给母亲上坟，上好坟后都走到井边去喝个痛快，然后才沿着山脊慢慢地下山回家。

       清明回家祭奠祖宗，特意选择把给母亲上坟的时间推到最后，当把所有祖宗的坟都走了一遍后来到母亲的坟上，时间已到下午，此时的我和家人已走得又累又乏。来到母亲的坟面前，把祭奠用的东西放下地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往井边跑，想先喝个痛快再来祭奠母亲。

       但是我赶到那眼井曾经的位置时，却怎么也找不见那眼井的踪影，我以为井一定是被那些高高的茅草掩盖住了，就用手中的镰刀去把那些草割得干干净净，草被割掉后仍不见那眼井。口渴的生理反应就像故意与我作对一样，越找不见井就越感到口渴难耐，折腾了一阵，井还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水更是没能喝上。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母亲的坟边，随后赶来的堂弟问我去干什么来，我说去找水喝。他说那里早就没有水了，以前寨上搞自来水，把那里挖成一个水池，用水泥板盖上，然后通过水管把水引到寨上，后来不知为什么，两年过后水就不流了。从那以后那些水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连下大雨也不见水流出来，来来往往的牛把盖水井的水泥板踩烂后，那个地方就长出了茅草，那些引水的塑料水管也被人拆去干别的事了。

       堂弟的话让我目瞪口呆，想不到一个水井的消失竟是这样容易，说干就干了，而且干得很彻底，不留一点痕迹，也不留一点念想，不光流不出水，连井的原貌也来个彻底改变。我想这决不是大自然给人类开的玩笑，也决不是像堂弟对我说的那样，在修自来水时挖坏了龙脉那样简单，这其中一定有一个我无法深谙出来的理由，这个理由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中是清晰可见的，只是我等凡夫俗子还无法悟透罢了。堂弟还告诉我，不光这眼井不在了，就连家门口那眼井的井水，也无缘无故地缩了一半，不再满到井口。

       从母亲的坟上回到寨上后，我特意跑到距老屋门口不远的井边，看到曾经一直是满满荡荡的井水现在果然缩下去只有原来的一半多。对井水的消失，寨子里的人都觉得无所谓，因为现在大家喝的都是自来水，而且水是从寨子背后不远的山上一个洞里引下来的，洞里的水长年不竭，清凉如甘露，更得寨上人的青睐，所以再没有人来关注这眼井，堂弟也是在一次无意间才发现井水下缩。对于井水的下缩，寨上人除了感到惊奇外并没有更多的想法，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做他们该做的事，走他们该走的路。

       从老家出来后，一路上凡是记忆中有水井的地方，我都下车去看，结果一路经过的六眼井里，有三眼还看得见井坑，有两眼已找不到踪影，只有一眼井里还残留着一点水，那也是决不能饮用的水，水里不光爬满了虫子，还铺满了一层层腐烂的茅草和枯叶。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井，那些曾经给予寨上人或路人解渴的水井，它们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那　树

       这里的树指的是寨子背后的那棵保寨树，那是一棵曾经要三个人牵手才能合抱住的树。

       保寨树是一棵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大树，当地人把它称作石栗树，树的学名到底是叫石栗树还是叫别的什么，以我那点有限的植物知识是没办法了解得清楚的。

       就是这样一棵树，什么时候干掉的，寨子上人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去年，有人说是前年，还有人说是很早以前就干的。只有当过村民组长的一个堂叔说得还稍确切一点，他说树应该是大前年干的，当时他看到树开始落叶后就想叫大家出一点钱，找人来救这棵树，结果这个想法还没有对大家说，树就彻底干了。

       他的话也不能让我全信，从这棵树干死的程度来看，树死至少不下五年，因为树上原些那些大的枝干都已从树上脱落不见，整棵树现在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树干早已经被蛀虫啃得七零八落，很多地方不光树皮被啃得干干净净，就连皮里面的树身也被啃得烂糟糟的不成样子，整棵树看上去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原来几乎要三个人才能合抱得住的树干现在两个人合抱都还绰绰有余。

       一位把家安在这棵树旁边的堂哥心中很是不安，他担心哪一天死树会倒下来砸坏他家的房子。特别是下雨刮风的日子，他都要提心吊胆地站在家门口望着树，深怕树倒下来。为此他曾去找过寨上的老人们，希望能有人来把这棵树砍了，他出点砍伐的钱都行，但是寨上没有人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寨上人认为保寨树是砍不得的，只能让它自行腐烂后倒掉。堂哥说他自己也不能去砍这棵树，他怕把树砍倒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寨上人就会怪罪他，到时他说不清楚。他说他天天从这棵树的旁边经过，看见树一天天地烂下去，心中也没有什么办法，唯一只是希望这棵树倒下地的时候，不是朝着自家房屋的方向，倒到没有房子的地方就万事大吉了。

       还在家的那些日子，这棵树留给我们那些孩童的，不光是神秘，还是希望。石栗子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些把牛赶着经过树下的孩童，都会睁大眼睛朝着高大的树冠仰望，总是希望能看到树上有成熟的石栗子落下来，让我们好一饱口福。而这种仰望直到我离家到外地去求学都还念念不忘，以至于每到周末放学回家，经过树下时都会不自觉地仰头向树上张望。

       我问当过村民组长的堂叔当时为什么不叫大家集钱治树，他说他去问一位懂树的人，那人告诉他，这棵树如果早治的话，也许还能活，现在才去治，已经太晚，树已经没办法治活了。旁边一位学过点中医知识的堂叔为了卖弄他学到的东西，不光附和了这位堂叔的观点，还文绉绉地向我们在场人解释了一通“疾重难治”的道理。

       保寨树就这样死了，死得让人可惜，它的死或许也是自然规律的选择。如果当初堂叔他们能凑到钱，能对树进行医治，我想那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那种深藏于树中的痼疾是不可能靠钱来治好的，即使治好一时它还会有爆发的一天，最终树还会在这种痼疾的折磨下走向死亡。

“疾重难治”，我没想到在这样的乡野小村还能听到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这句话不光用在树身上，用在疾病本身，我想它还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用在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揣摸堂叔的这句话，我突然间就悟出了许多道理，而几天来一直郁结于心中的不快也豁然开朗起来，让我明白和清醒了许多。

那　人

       这里所说的人指的是寨上那些比我小、与我一般大或比我稍大一点的人，之所以要说他们是因为我到家时已经看不到他们，他们都离家到外地打工去了。

       今年从寨上走出去打工的人，是前所未有的多，整个一百五十多人的寨子，现在已经剩下不到五十人，很多人家几乎都是人去房空，稍好点的人家也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更多的人家外出打工时都是选择把孩子也一同带走。就拿我们这一大家子来说，原先家中有十九口人，但是除去打工和跟随父母打工外出的孩子，现在家中只剩下六口人，六口人中只有两个还能上坡干农活，其余的都是老弱病残，这样的家庭情况让人很是担忧。

都走了，很多人都走了，有的年轻人自从走上打工路后就没再回来，只有那些在寨上结了婚的走后还能在春节回家来看看。碰到一个回家挂青的堂弟，他告诉我他本来也是在外面打工，想到清明节家中没有人去给老人挂青，才请假回家来。昨晚半夜在独山下火车，早上九点多钟才赶到家，挂完青后他要立马赶回去，明天必须要赶到厂里去上班，赶不到就要被扣工资，旷工时间长还要被除名。他就是这样匆匆而来然后又匆匆而去，连住一晚陪孩子的机会都没有。

       在当地镇政府工作的叔叔告诉我，寨上的年轻人都走光了，现在连找一个人来做村民组长都找不到，没办法，镇政府只好把已经退下去且已六十多岁，曾经当过村民组长的一位堂叔动员出来，让他重新当村民组长，协助村领导管管寨上的事。

       年轻人走后，很多舍不得土地撂荒的老人们仍然在土地上辛勤劳作。虽然是清明节，可是我上山时一路上还是看到很多在地里干活的老人，同他们打招呼我叫他们休息一下再干，但他们都说趁天气好要多做点，现在人少了不抓紧时间，季节一过就什么都做不成了。为了不影响老人们干活，每到一地碰见一个干活的老人，我都是匆匆打过招呼后就立马离开去做自己的事，以免影响到老人们的进度。

年轻人不在家，地里的活是次要的，最让老人们头疼的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碰到一位带着孙子去挂青的堂叔，在路上和他攀谈起来，他说现在这些孩子很难管，打又打不得，讲也讲不得，稍微管重一点，就离家出走，或者去做别的坏事。堂叔的两个儿子和媳妇都走上了打工路，把四个孩子留给他，堂婶几年前已经去世，堂叔一个人管四个孩子，又要干农活，又要管他们的吃喝拉撒，一天忙到头。结果孩子也管不好庄稼也种不好。去年其中一个孙子和别人一道去偷别人家的鸡来杀吃，他就骂了他几句，结果这个孙子就离家出走，他把儿子从打工的地方喊回来找了几天才找得到。

       跟我说这些时，堂叔显得很无奈，他说我以为老了应该有几天清静日子过，结果老来比年轻那个时候都还要忙还要累。

       谈到去打工的子女，堂叔的脸上又露出了自豪和满足，他们在外一个月除去吃用外还可以挣到一千五百元钱左右，好的时候可以拿到两千六左右，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可以有三千多元钱的收入。这个数字对于有一份固定工作的我来说，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工作近三十年，每个月领的工资，全部加起来都还不到两千元，除去吃用外恐怕连一千元都不到，这让我对打工者也生出了一种羡慕。

       这些年寨上出去打工所得的收入都体现在了住房上，当村民组长的堂叔告诉我，寨上那一幢幢楼房，三分之二以上都是这几年盖起来的。但是我却注意到很多楼房都是关门闭户，人去楼空，只给老家的土地留下一个显著的标志性建筑。我想，如果这些房子有灵性的话，它们一定会发出抗议，一定也不愿去做这种没有人烟气息的摆设。

       我也走了，祭奠完所有逝去的亲人后，我也离开了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就像我在《回家过年》那篇散文中说的一样：我们这些外出谋生的人，离家的路只会越走越远，越走越长，越走越与故乡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