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清明雨

□云南/张 伟（彝族）

  故乡的清明节很少有不下雨的时候，今年又逢淅淅沥沥的小雨，可这小雨拦不住我对父亲的思念。

  父亲离我而去已九年的时间了，我时时想念为我们儿女操劳了一生的父亲。

  九年来我是第二次给父亲上坟，与其说我这是给父亲敬孝，还不如说我是被自己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疏于父亲的坟头，对一生为儿女含辛茹苦的父亲感到了深深的愧疚，而到父亲的坟头寻求一份原谅，一份心灵的慰藉。

  站在父亲的墓前，听着小雨轻轻敲打坟头发出的“啪、啪、啪”的声音，竟像是一条长长的丝带，紧紧牵拉着我内心深处的那根神经，让我不由得想起…… 

  我的家坐落在大山深处一个叫水卜龙的彝家山寨，那里绿树成荫，鸟唱蝉鸣，但叮咚的山泉并没有为父老乡亲带来殷实的生活，相反我的家乡穷得连老母狗也找不到食。

  我缠足的小脚奶奶与中国贫穷山寨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在简单、贫瘠的山村生活里，向往着多子多福、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把生育儿女当成实现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件大事而苦心经营着，不知疲倦地在她短暂的二十二年的生育时间里，噼里啪啦、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生了十三个儿女，最后成活了三男三女。

  我父亲是家里的长子，是奶奶的心肝宝贝，他从小就很调皮，偷别人家的梨果时他鬼头鬼脑、机灵敏捷、从不失手，与其他小伙伴打架时他是小头目，组织有方、冲锋在前，活像山寨王。隔三差五邻居到奶奶那里告状，奶奶总是陪着笑脸，说我好好教育，下次一定不让他犯。然而，奶奶只是说说而已，她对父亲最大的责罚就是让父亲跪在地上……

  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淡淡的薄雾似一层白纱轻轻地盖在水卜龙的上空，一片茶树林在白纱中若影若现吐露着翠绿。像往常一样，父亲三嘴两嘴扒完奶奶单独为他准备的早饭，嘴角挂着残余的饭粒就冲出了家门。而奶奶边收拾碗筷，边把父亲吃掉在桌上的饭顺手拾进了嘴里，心满意足、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幻想父亲突然长大，为自己擦去满头的汗水……奶奶此时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使原本干练、刚强的奶奶平添了许多妩媚。

  正在忙着剁猪食的奶奶突然听到门外一阵嘈杂，随后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叫骂声乱成一团，奶奶边用粗糙的手撸撸额上的头发，边想“又是谁家的孩子淘气了……”不等奶奶再想，那阵阵嘈杂就直冲家门而来，奶奶好像意识到什么，站起身，把双手在裤腿上一擦，就迎了过去。此时，奶奶看见邻居三狗妈拉着满脸牛屎的三狗冲了进来。“张大妈，你家小祥把我儿子整成这样……太欺人了，你管不管啊？”奶奶急忙搂过三狗，边伸手从瓦盆里抄水给三狗洗脸，边满脸怒容地说：“这小杂种，我饶不了他。”

  吃中午饭的时候，父亲提着鞋子，光着糊满泥巴的小脚丫，顺着墙角低头轻轻跨进了家门。一抬头，只见奶奶手提棍子，眼睛圆瞪，手中的棍子高高举起，随着一声脆响，重重地落在了旁边的桌子上，奶奶大声对父亲吼道：“你给我跪下……”。看着战战兢兢跪在面前的儿子，奶奶流泪了“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吃饭时间过了，看着依然跪在门口耷拉着脑袋，满身泥水的儿子，奶奶心疼了，忙系上围裙，涮锅、捡菜，取下悬挂在门头的一小块腊肉……饥肠辘辘的父亲接过奶奶端来的一碗比往常更为丰盛的饭菜，狼吞虎咽地饱食了一顿。这样的因“祸”得“福”助长了父亲的野性，父亲更为跳皮捣蛋地施展着自己的“个人魅力”，尽情表演着自己策划、创作的闹剧。

  父亲的生日过了七次，这天奶奶在家堂神龛上敬完香，拿起不知哪个朝代留下的一本不知印了些什么在上面的书，吹了吹灰尘。她决定要叫父亲去找先生读书识字。不知道读书的课本是长的，还是方圆的奶奶竟然让父亲去读书，我至今也不明白，奶奶是因何有这种超前意识，而做出让她的孩子读书这一壮举的，我为此佩服奶奶佩服得不得了。

  说到读书，我父亲是绝对“优秀”的，他读了六年才读完小学二年级，小学课程别人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他却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勉强毕业，活生生由一个懵懂不知事的小男孩读成了十七岁的大小伙。在他这体现“优良”的十年里，老师布置背诵的课文他没有完整地背完过一篇，老师三尺长的篾片常常与父亲握手。放学回家吃饭时父亲不肯伸手接碗，唯恐奶奶发现后招来责骂。每次看到父亲那连鬼听了都会淌眼泪的成绩，奶奶也只是轻叹口气，依然无怨无悔地供我父亲读书。

  尽管这样，只是小学毕业的父亲也算是我们山里的知识分子了。十八岁那年他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哈播粮店，当时能在粮店工作是极为了不起的，这让年轻的父亲高兴得走起路来也是昂首挺胸，仿佛从奴隶变成了一个骄傲的大将军。此时的父亲，憨实的眼神露着聪颖，魁梧的身材显出彝家汉子的神气，乌黑的头发有些凌乱地扑在不失英气的脸庞，把脸庞黑红的父亲衬得格外青春、朝气、健康、阳光。

  十八岁是人生多梦的年龄，父亲也有过五彩缤纷的梦，美好的理想和甜蜜的初恋让他精神振奋。就在哈播粮店工作期间，父亲年轻、朝气及山里汉子独有的勤劳、真挚和热烈让父亲赢得了一个内地姑娘的青睐。那姑娘是他的同行，芳龄十七岁，身材苗条，一头瀑布似的黑发披在肩上，如雪的白衬衣穿在身上好似一只白娴鸟歇在大青树上，那一双黑里透亮的大眼睛总是欲说还羞地向父亲扑闪着，让父亲完全迷恋在内地姑娘的娇羞与含蓄中。父亲想“我一定要好好工作，今后要与这姑娘结为夫妻，生儿育女，孝顺父母”。从此，父亲无论干什么都抢着干，浑身似有使不完的劲，为此，父亲在得到了上级的表扬的同时，还得到了内地姑娘的倾心，内地姑娘羞涩地将一块红旗牌手表塞给了父亲，手表的“嘀哒”声，每分每秒都好像向父亲不断叙述着内地姑娘的心里话，父亲心中像灌满了蜜。这块表被父亲视为宝贝一直珍藏着，我长大成人后，父亲多次让我看那块表，我知道尽管他们没有走到一起，后来各自有了家室，但父亲从来没有忘记那姑娘，毕竟那是他的初恋。

  奶奶知道这件事后，用她在我们家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把我父亲的初恋枪毙了。

  从我们家乡至哈播粮店有八九十公里路，当时全是崎岖的山路，牯子牛一样的男子汉走路也得两头黑，所有的货物及邮件都是靠马帮驮运。一天，马帮给父亲捎来了奶奶托的话，说是她老人家病危，要父亲即回。父亲跟领导请了个假，还没来得及与内地姑娘道别，便急速往家里赶。

  当夜幕笼罩崎岖的山路，父亲满身大汗摸黑回到寨子，推开家门时，只见奶奶正在灶台忙着，奶奶确实老了、黑了也瘦了，皱纹深深地刻在本应圆润饱满的脸上，头发已被汗水湿透，轻轻地贴在宽宽的前额，不过奶奶脸色红润，一点也不像生病的人啊？父亲奇怪地看着奶奶。

  奶奶眼见儿子回家来了，放下手边的活计，一改往日对父亲的温婉，对父亲厉声说：“你还晓得回家，翅膀硬了，不管我们老人了，告诉你，从现在起好好在家里干劳动种田养我，不准你参加工作，我养的儿子不在家里干生产劳动而去参加什么工作，这是不孝！”奶奶指着灶旁烧火的彝族姑娘又说“这是阿糯寨最好的姑娘，我给你讨的老婆，明天你们一起做活计，你的行李我会托马帮运回。”这时，父亲才注意到家里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一个彝族姑娘正在灶门前烧火，火光映红了姑娘桃红色的脸庞，一双大眼睛在火光映照下更水灵明亮，彝家姑娘素有的青春活力，从她身上穿着的那旧布衣的补丁中掩盖不住地显现了出来。虽然这个彝族姑娘也端庄秀丽，可父亲心里一百个不愿意，父亲几夜没睡好觉，但他不敢违抗奶奶的命令，只好认命了。

  父亲直至离开人世也再没有见到过他心爱的内地姑娘。 

  我得感谢奶奶，要是父亲没有慑于奶奶的权威，没有无可奈何地讨我妈做老婆，我这被我妈生在木薯地里的“优秀”长子就是别人了。

  从此，父亲由吃皇粮的“工作队”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就像关在牛厩里的一头牛，失去了自由。但我的父亲没有抱怨奶奶，而是老老实实地与素不相识的彝族嫫（我妈）栽田种地，生儿育女。父母共生育了我们四个儿女，我是家里的长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了父亲肩上，父亲起早摸黑地劳累着，从不叫苦叫累，用他的全部精力演绎着山里汉子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忠诚真实，为我们儿女树立了一个朴实敦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

  父亲爱喝酒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的五、六个酒友在我家喝酒至深夜，酒友一个个瘫软地斜靠在桌子边，有的眨巴着嘴巴喃喃自语，有的嘴边挂满了涎水，有一个居然还发出了雷鸣般的鼾声，把本就不太牢实的饭桌也震得“吱吱”怪响。父亲挺直腰板，睁大喝得血红的眼球，用手使劲拍拍朋友的脸，嘴里嘟哝着“老子正在兴头上，怎么就都喝醉了……”，边嘟哝着边把他的朋友甩在臂膀上一个个扛回家。

  父亲是朋友来了喝酒、高兴时喝酒、悲伤时也喝酒，就连我们家乡谁家有个喜事什么的，首先想到的还是我的父亲。我们家乡有这样的风俗，谁家儿子讨老婆，必须是连干三碗烈酒才能领走姑娘，这对于好客、善酒的山里人来说也算是一件难事了，不过没关系，只要父亲亲赴“战场”，没有打不败的对手，帮助小伙子讨老婆对我父亲来说就像到山上摘多依果这般容易，在这方面父亲在寨子里的威望是极高的。

  别认为我父亲只会喝酒，其实他做起事情来也是很细很投入的。

  那天来了一队红卫兵，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还这么穷，是因为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才使我们受穷，我们必须先革命……”父亲想：为了吃饱肚子，当然要革命，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作为我们寨子第一生产队队长的父亲，放下锄耙，莫明其妙、稀里糊涂地成了开展伟大运动的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水卜龙第一生产队的社员也投身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

  那段时间，父亲与村民们充实得没有时间打理田间的劳作，整天忙。有时跑回家，拿起瓢在水缸里打瓢水“咕噜、咕噜”一气喝下，他们又扛起红旗、高举语录遍街跑，好几天不下地了，父亲心里堵得慌，于是他扛了把锄头，跑到田地里去看。天啊——庄稼荒废了，草长了好高，农民不用干农活，秋后吃什么？父亲在一阵茫然之后竟伤心地落泪了。

  当时父亲是无法搞清楚这场运动的好与坏的，在这方面父亲可以说是辨不清赤、橙、黄、绿、青、紫的“色盲”，但随后，父亲不愿意不干生产而整天扛红旗了，原因很简单，农民不种田，那是要饿肚子的大事。

  1969年的一天清晨，太阳刚冒出山头，田野里弥漫着清新的空气，父亲吆喝着牛准备犁田，突然有两个十三四岁的红卫兵把田头栽种的已红透的辣子连根拔起扔在田里，父亲见状对那两个红卫兵说“干嘛要这样？小孩子不要做缺德事。”两个小红卫兵理直气壮地对我父亲说：“张队长，这是地主婆栽的，我们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父亲说“地主婆栽的也不能这样啊……”那天晚上，大队长带着两个基干民兵到我家宣布：“张正祥你支持地主婆走资本主义道路，撤销你第一队队长职务，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个民兵随即用一根棕绳把父亲的双手反捆了起来……

  以后，父亲那张也算是能说会道的“乌鸦嘴”像用牛皮胶贴上那样尘封了起来。

  父亲更离不开酒了，父亲无论到谁家喝酒“战斗”到深夜，我妈都像战争年代解放军守护阵地那样坚守岗位、尽心敬职地守护好父亲。半夜里，只要父亲说一声肚子饿，我妈就会迅速掀开热火火的被子，翻身起床煮东西给父亲充饥，以往喝酒从不醉酒的父亲变得常常醉醺醺的，而我妈成了父亲醉酒时的出气筒，可我妈面对对她痛打出手的醉酒父亲从不顶嘴还手，只是常跑回舅舅家里，没几天父亲会领着我们兄妹到舅舅家叫我妈回家，父亲总是说：“小娃他妈，打你是我不对，可你不是不晓得我喝醉了吗？你不看我，也要看看这些小娃，还是跟我回家吧……”周而复始，这样的事我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

  我讨厌父亲这种不讲理的大男子主义，我默默地想：等我长大，一定要为我妈报仇，好好收拾父亲。然而母亲常对我讲，你父亲有许多难处，他也不容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爱？会有这样深沉、这样沉重……

  那个年代，布票、粮票、酒票、肥皂票等这些废纸片成了每个中国人的命根子。这些救命票在我们寨子里是按人头发的，其中地主富农只发一半，而酒票是按男性年满十八岁人数多少发，我们家爷爷和父亲每月可以领取4斤酒票。显然这些酒票对于酷爱喝酒的父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父亲很有办法，竟然用4张肥皂票换得2张酒票。一次我妈实在忍不住问父亲：怎么每月都不见我家买回过肥皂，父亲哈哧着酒气，神秘地告诉母亲“衣服不一定都用肥皂洗，用灶窝灰泡过的衣服可干净了……”母亲愣了一下，第二天真用灶窝灰泡起了衣服。我想，要是在今天，我父亲这个洗衣服亘古未有的创举可以申请专利了。

  我7岁时，我们寨子进驻了一名解放军（军代表），因为我们寨子穷，安置军代表成了大队长的头疼事。大队长一阵苦思冥想，一拍大腿，命令我父亲把军代表接回家，条件是每月多给父亲4斤酒票，父亲很高兴，因为他又多了个喝酒的朋友。可当时我家吃的全是杂粮，军代表付给我家一餐饭两角钱五两粮票的伙食标准，着实让父亲难为情起来。不过当初还没有把吃喝二字连接起来，真实、贫穷的生活反让军代表觉得充实，耿直、豪爽与朴实的父亲也成了军代表的好朋友。

  这军代表可是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打出威名的英雄十三军某连队的指导员，那时，不懂事的我整天缠着军代表讲战斗故事。军代表老家在山东，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小名叫“娃栓子”。

  父亲在军代表的帮助下，没日没夜地干工作，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喝酒也有所克制。1972年，父亲恢复了党籍而且还被提任为大队文书。

  1973年，军代表圆满完成了在水卜龙大队的工作，临走前与父亲喝酒谈心整整一天一夜。他对父亲说：“老张啊，我看重的是你是条汉子，但做人做事不要蛮干，要多用用脑，切忌不要因酒误事……”，并把跟随他多年的一个军用水壶送给了父亲。

  然而，令父亲伤心透顶的事发生了，军代表坐的解放牌车在不到南沙七、八公里的地方翻车了，军代表与其他6名工作队员无一生存。听到消息后，父亲与二叔一起走路到南沙阿土渡口，守他的好朋友——军代表三天三夜。蒙自军分区派军运送遗体时，几天来一直没哼一声的父亲大哭了起来，这嚎哭声犹如炸雷般惊天动地，揪人心肺，在场的许多男子汉都随着父亲的哭声流下了眼泪，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以后的日子，父亲憔悴了许多，仿佛老了好几岁，他比以往更加疯狂地喝酒。

  或许这就是父亲常说的“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的真实写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人标准，我无法界定父亲这种生存与做人的好与坏，这比我读古典名著《红楼梦》更难读懂。

  父亲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酒，喝醉时同样打我妈。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拿出军代表送给他的那个军用水壶，用袖口轻轻擦去壶上灰尘，然后递给我，让我帮他到新街子买酒。平常装两斤酒的酒壶，我只买了1斤，在回家的路上，我提着酒壶来到田边龙潭水处，用龙潭水灌满酒壶，然后背回家，把酒壶小心地递给父亲。那天晚上，父亲的几个酒友纷纷说“这酒没有辣味，好像喝水”。那天晚上父亲没有打我妈，因为他没醉。

  第二天中午，父亲开始审我，当我如实地把灌水在酒壶里的事坦白后，父亲随手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我的左脸上（在我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顿时我像文工团里男高音练嗓般地嚎哭了起来，声音又高又亮。都说爷爷奶奶爱大孙子，这话一点没假。奶奶听到我的哭声，拄着拐杖颠着缠足小脚一拐一拐地拐到门口，伸手把我揽到她的怀里,用手摸着我脸上印出的红红的巴掌印，怒声叫父亲跪下。真没想到经常“镇压”我妈且在我心目中的绝对的“领导人”还真就跪在了奶奶的面前，奶奶的权威震住了我的父亲，也震住了我，我的哭声戛然而止，我睁大眼睛，愣愣地看着跪在奶奶面前的父亲。原来我以为父亲是我们家的“领导”，但此时，我终于明白，我们家至高无上的“领导”其实是奶奶。 

  我们寨子320户人家1600多人，父亲是头一个坐飞机的人，这是他唯一感到骄傲的资本。那是1974年初，县里组织大队文书到四川考察沼气，说是这门技术在农村不用烧柴也能煮饭。尽管父亲不相信这些天方夜谭的故事，但转念想想毕竟没有出过远门，此次出去对外面的世界多个了解，也不枉来这世上一场。

  到了成都，带队的领导夸下海口：谁能一口气把我酒壶里的1.9斤白酒喝干，我就让你们坐飞机回昆明。父亲一听来了劲，“此话当真？！”父亲一把夺过酒壶，用嘴咬掉瓶塞，然后仰起头一口气把酒壶里的酒喝了个精光，手举空壶指着领导说：“领导这该算了吧？”那领导惊得目瞪口呆，连说：“算了，算了，真没想到啊！没想到……”。最后，父亲他们16人真的坐上了飞机。别的同志把我父亲当作打了一场大胜仗的大英雄，对我父亲的豪举佩服得五体投地。

  由于父亲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加之算盘打得好，新街公社领导安排父亲到距我们家乡很远的马街乡麒麟台信用社工作。父亲无论到哈尼寨、彝族寨、傣族寨放贷收贷都能与老百姓同吃、同住，而且都能顺利完成任务。在他从事信用社工作的三十年里，各种荣誉获得了不少，奖状拿了十二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晚上与同事喝酒，父亲包里的信贷存根和4000元现金不翼而飞。领导认为父亲是因酒误事，让父亲停职检查，这是他人生长河中的第二次检查。母亲知道后很着急，丢失国家4000元现金是要坐大牢的。在牛角寨赶街的当天，母亲叫不满11岁的我与到牛角寨赶街的大人一起走30多公里路到牛角寨告诉我舅舅，（当时我舅舅在牛角寨公社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我舅舅知道此事后，写了封信要我亲自递给新街公社革委会主任，新街公社接信后立即组成调查工作组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最终丢失的信贷存根和4000元现金失而复得，父亲也因此流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眼泪。父亲常常对我说“大儿子，你参加了工作，这是我们家的骄傲，你要好好听领导的话，服从分工，而且要争取加入党组织，但不要去考虑当官不当官的事，我们家祖辈都是安分守己的，没有谁当过什么官，只要平平安安就行。”我默默地想“父亲你儿子要学历没学历，要知识没知识，要人才没人才，这样一个猴样能当官吗？你不要抬举我了，我的优秀只是你认为，但我知道父亲是要我做人做事要踏踏实实、清清白白”。父亲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但我的父亲永远没有被击倒，父亲就像是一座伟岸的大山，庇护着幼小的我成长，鼓励青年的我奋发，教会成年的我平实、真诚地生活工作。

  父亲很心疼我，因为我出生在那个年代，在他的孩子中，我的身体最单薄，长相也最对不起观众，因此他总是很内疚，觉得他没照顾好我。父亲也很相信我，因为在他的四个儿女中，唯一把初中读完，丢掉锄头参加革命工作的只有我，我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大儿子。父亲年轻时的事情只对我讲，他多次讲那内地姑娘，而且在他离世的前三天把内地姑娘送给他的那块红旗表递给我，要我好好替他保管。我理解父亲的用意，但我能替他保管爱情吗？在他去世装棺时我把他心爱的表安放在了他的枕边，永远地陪伴着他。

  父亲生病住院期间我没有离开过医院，手术后的他睁眼看到我时，再三交待等他出院后要我请医生吃饭，我答应了父亲，然而我的父亲哪里知道他患的是直肠癌，我已用颤抖的手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我的大名，我不敢也不愿告诉父亲真相，因为作为长子的我还没孝顺过他，还没让他过上一天清闲舒适的幸福生活，我希望我的回避和心存的侥幸能让父亲多活几年。父亲离世前拉着我的手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睁着双眼望我，他一定想说“大儿子，父亲上了你的当，你是不孝之子……”无论怎么说，父亲是再也没有能力施舍宝贵的时光让我孝敬了，我这一辈子欠父亲的太多、太多了。

  父亲走了，拉扯大四个儿女的我的父亲，辛劳了一生的我的父亲，永远地走了。

  清明时节，雨帘中的云山雾海就似正被泪水冲刷的脸庞，那样的沉痛。凄凄冽冽的雨越下越大，我任泪水伴随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的雨水洒落大地，浸透深沉、厚实的泥土，把哀思寄给长眠于地下的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