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丰

一字一句总关情

　　　　　　　　　　　　　　　　　　　　　　        　——以祁玉江先生为例也说官员与写作

　　最近一段时间，陕西官员写作现象突然被许多报刊和网络冠以“蔚然成风”一词而成为大众纷纷评说的一个热门话题，观点有赞许的，也有反对的，有“是否靠写作成名”的质疑，也有“不能本末倒置”的善意劝解……一时之间，也不可谓不“蔚然成风”。这让我再次领教了现代传媒的厉害。原本一件很正常的事，被传媒当作现象这么一炒，似乎就有些变味了。其实，一些官员公务之余将写作作为一种爱好，就跟其他官员和非官员工作之余有的爱好喝酒，有的爱好打麻将，都是依个人的性情而定。爱好有好坏之分，也最能见出爱好者性情的格高格低。将读书写作与喝酒打麻将相比，孰好孰坏明眼人一眼就能分辨得出，但奇怪的是，为什么非官员甚至官员喝酒和打麻将鲜有人指责，而对官员写作会如此敏感？问题的关键大概就在于，官员作家把“官员”和“作家”这两个在公众看来多少显得有些耀眼的头衔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

　　不知从何时起，国人的观念里开始将官员与写作截然对立了起来，认为做官须务实，而写作务虚，从文一定做不好官，一做官便不宜再从文。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暴露出国人心态上的某些痼疾，忌妒心理是一个，迂腐思想也是一个。说古代官员都是靠一篇文章登科的，已是很遥远的陈年旧事，也是一句迂腐的气话，但也不至于“进步”到不让现在的一些官员因为个人爱好于余暇时写点文章发表，而非得是喝酒打麻将才算合乎潮流，彼此才心照不宣，相安无事。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千百年来，我们国人做事真的是很容易走极端的，历史的进程常常是以一个极端否定和取代另一个极端的方式进行的。那么多历史悲剧的重复上演，前后看去何其相似，却总也不能避免，原因就在这里。

　　我觉得，看待官员写作，首先应该把心态摆正，不能想当然，其次要视具体人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也正是透过传媒对所谓官员写作现象各种各样的评说，使我在解读祁玉江先生散文创作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他在从政与写作上明显区别于单纯的官员和单纯的作家的优势所在。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祁玉江先生用艺术家特有的饱满激情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行政作为上大开大合，张弛有度，于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将一方水土治理得有声有色，有口皆碑；而在写作上，也因了他所从事的工作，视野开阔，对社会各个方面了解全面，文章写得既高屋建瓴又扎实沉稳。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艺术也逐步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纯个人化的自由抒写渐渐取代了过去高大全的一统创作模式，直至发展到今天形成泛滥成灾的局面，又普遍产生了“现实回避”的现象。于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文学报刊呼吁作家们，要从业余生活和业余情感中脱身，更多地去关注当代社会现实，关注民生。

　　祁玉江先生的写作从不跟风，但他一贯坚持摒弃纯个人化的抒发而以关注普通人生活命运的现实主义写作思想，恰恰与当下文坛极力鼓吹的文学主张不谋而合。这从他已出版的六本散文集中完全能够找得到印证。他新近创作的散文《回家的感受》、《米老庄的夜晚》、《雪夜任坪村》、《我的几位农民兄弟》、《我为他们祈祷》、《燃烧的生命》、《伟大的女性》、《星强，我为你骄傲》以及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歌唱寺洼》、《通往家乡的路》等等，更是他这一文学思想的完美体现。在这些篇什中，有对当前部分农村依旧贫困落后的忧心，也有对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的喜悦，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有对道德楷模和农村青年带头致富典型的激赏……这些出自一个官员之手饱含真情实感的文字，是不是要比由单纯的作家写出来具有更多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社会意义与价值？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又是不是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写作者在为官之道上的用心所在呢？这样的官员写作在当今社会无疑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作为县委书记，祁玉江先生公务繁忙，每天除过必要的会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一线搞调研，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研究因地制宜的致富产业，甚至为此经常牺牲掉双休日。凡见过他的人，无不为他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激情所惊叹和感染。写作作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却丝毫未能使他与工作本末倒置，相反，他已出版的六本散文集都是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于夜里累得睡不着时写就的，他戏称自己是真正的“夜余”写作者。而他散文所写又无不都是对白天工作中所遇人事的有感而发，其中尤以民生的苦辣酸甜最为牵心。“一字一句都关情”，这情是为民所系之情。情为民所系，权才能为民所用，利才能为民所谋。夜间的写作往往有助于他进一步反思和谋划白天的工作。他喜欢读书，常常利用出差途中、开会间隙把读书当作最好的休息方式。如此日复一日地坚持，读书和写作便不断提升了他在行政作为上的品格与能力。

　　祁玉江先生之所以坚持读书写作，也绝非如一些人所质疑的那样，是为靠写作成名。如今已是县委书记的他在回忆过去时说过：“1975年高中毕业的时侯，我的心愿是当个民办教师，那是我当年最大的人生理想，现在我都当县委书记了，我非常满意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想考大学中文系，却由于上山下乡荒废了学业，考了农校，而且是兽医专业。在农校，因为爱读书，毕业了就进了机关……这些年就这么过来了。”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年轻时没能上一回真正的大学，所以不得不在工作之余拼命地自学，读书和写作便渐渐成了他业余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一种习惯，也为他思考工作不断带来许多新的启发，从而使自己深感到读书对于一个行政领导的重要性。但这些年工作越来越忙，用于读书和写作的时间也还是越来越少。常听一些老领导抱怨退休后无所事事，难以适应，他相信自己不会，他想自己要是退休了，一定把这些年在读书和写作上欠下的课全都补上。但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和全部的心思就是如何能于在任期间尽自己所能为老百姓多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为群众多谋些福利。

　　应该说，像祁玉江先生这样的官员作家，对于同时作为普通百姓和读者的我们而言，不啻是一种幸运。我们没有理由不期待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官员作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