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美

驼梁寨子

　　知道驼梁寨子，是在童年。

　　跟父亲去太平山迤西的山里，挖名叫秦艽的药材。初秋的风有些丝丝的凉意，山色开始发灰。而城南东山那列起伏叠涌的大峁上，整坡整坡的荞面花粉格艳艳，开得正浓，异常惹眼。荞面花之上，是状若骆驼的山脊，山脊上有个月牙似的圆圪梁，恍如旧的瓷盆矗在那儿，显得奇奇怪怪。

　　我指着那个圆圪梁，问父亲。

　　“哦，那是驼梁寨子。曾住过一个大智、大德的人。”

　　“谁？”

　　“陈定邦先生，字一卿。是我的老师，也是刘志丹的老师，教出了很多有出息的学生。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就埋在前山的阳坡上，我还给写过碑文呢。”

　　那天，父亲讲了一些驼梁寨子的事情，讲了许多陈定邦绅士的传奇故事。由此，一个英俊高大、国学深厚、盛誉远扬的文化先生，由渺远的过去走进了我的心底。那个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老先生，用人生完成了千百年来关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君子追求。我童稚的心里认为：父亲很了不起，父亲的老师就更了不起。

　　清朝同治皇帝登基的那一年，陈定邦呱呱诞生，家族大喜，备受宠爱。可是，安宁的生活并不长久，陇东的回民起义愈闹愈烈，终于在同治六年，北洛河发生了血洗式的“回乱”。所幸，陈家得消息，举家逃进了老林躲过劫难，而未及躲避的乡民，惨遭涂炭，死难无数，全县人口锐减。“回乱”平定之后，同治八年核查人口，仅有一百七十余人。

　　待民生逐步康健，社会恢复安泰后，陈家和其他大户一样，对文化充满了渴望和景仰。父亲在县城学堂给陈定邦报了名，期望孩子们有文化，能出息，光宗耀祖。陈定邦亲兄弟俩人，他为大，悟性高，好学，喜学，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累于精神、畏于文字、惧于戒尺，或逃课或半途而辍。这个孩子话不多，勤于毛笔，记性甚好，教书先生尤其喜欢，说你们陈家就看这个娃娃出人头地了。

　　孩子奔走于县城和柳树坪之间，天道酬勤，学满之后，陈定邦去延安府参加院试，荣登红榜，考取了秀才，年纪不过二十多岁。不几年，幸遇清朝为期十二年一次的考选拔贡，还在读书的陈定邦在家族的支持下，携上县衙门和延安府的品行鉴定书，在父亲的陪伴下，南下赶考。他们与长途驮队搭伴，穿崂山林区、过黄陵驿关、越宜君荒凉山岭，长途奔波七天，走进了长安城。经过严格试考，陈定邦又一次荣登红榜，被选为文拔贡。

　　以农为生的陈家出了大人才！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父子俩喜悦地登上南门的城墙，临风瞭望秦岭山的云雾；也踏上钟楼和鼓楼观看熙熙攘攘的人流；还骑马去了曲江，感悟唐朝时文人墨客的浪漫情致。可是陈定邦的父亲高兴不起来，当时，已是光绪末年，国家内忧外患，世事反复动荡，未来难以预测。整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苦难深重，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屡屡以坚船利炮进行侵略，丧权辱国条约一签再签，割土赔款也换不来和平。国内民众愤慨朝廷软弱，各地义军纷纷反抗，国家秩序大乱。所以，经过几天深思熟虑，陈定邦结合父亲意见，感到个人前程渺茫，决定不去京城朝考了，归乡兴教，造福故土。

　　陈定邦在“县学”当了教谕后，每天太阳出山，骑走马，去保安城学堂教书，一路串铃叮铛；下午，马蹄又掀起一路尘土，回到柳树坪和娇妻团聚。读书人不会耕耘，娇妻也不懂农事，由是，土地出租，主家二成，租者八成，以年底亩产收成估算，优厚的条件吸引了几家佃农，举家搬入了柳树坪。虽然，教谕低于知县，但是同属官宦阶层，百姓喜欢叫他陈贡爷。他是本地人，有些乡民犯事被衙门缉拿，只要前来祈告，都能经过斡旋，给予轻罚。时间一长，陈贡爷善于助人、救苦救难好名声传遍了乡里。

　　社会变革，动乱自外而来。“红枪会”在陕北演变成了贫苦农民的“硬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洛河、周河、杏子河川集合了四千多“硬肚”，浩浩荡荡攻进了残垣断垒的保安城，打开县衙，建立新政，并传令四乡各村：旧衙已灭、天地一新。

　　面对庞大的挥刀舞棒的农民队伍，衙门不堪一击，知县带着公事人员逃出城外。而身材高大的陈贡爷则坦然不惧，从学堂的大房里走出来，不少本地的“硬肚”一看是陈贡爷，立刻肃然。只见相貌俊美的陈贡爷浓眉一抖，大眼凛然地环望过众人，叹了口气，双手操在灰色长袍后，昂首下了台阶，那条油黑的长辫子在他稳健的步履中一摇一摆，径直走到院子外的马棚前，翻身骑上，缰绳一抖，马儿便向柳树坪奔去。为避免意外，陈家老幼住上窨子，一呆就是十八天。直到知县从延安府搬来清兵的洋枪队，打散了“硬肚”，保安才又恢复了秩序。

　　又三年，哥老会起义，从西而来，烧毁了县衙。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县政府迫于世事动乱，废城难守，搬上永宁山寨。陈贡爷随民国政府到了永宁山寨上，继续教书育人。永宁山寨的窑洞潮湿，门外就是悬崖，不是妻儿安居之所。社会危机，土匪猖獗，农民起义频发。为防匪祸、保护家小，陈贡爷和附近的赵家、尚家、王家以及东山上的住户协商，共同在驼梁上修建寨子。利用驼梁地势，斩挖而下，形成了高四米的土墩，其上二亩见圆，筑了十几间木房，陈贡爷的家人和当地七八户人家就此常年在驼梁上居住。

　　这期间，“县学”改办为高等小学堂，课程也改革为新学，除了陈贡爷，还有一个毕业于西安师范学校的老师。除教授国文、历史、写字外，增加了算术、地理、音乐，学生增加到四十多人，教室设在永宁山寨门外的老爷庙里。课余，陈贡爷经常阅读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东方》杂志，常常激情澎湃讲给学生们。尤其是，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优秀少年，进入高等小学堂读书，气氛十分活跃。经过三年的学习，民国县政府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他们告别了陈老师，相继考入了榆林中学，开始了新的奋斗。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天，哥老会组织三百多人围攻永宁山县政府，要求减免羊税，被国民政府警察队打散，将辑拿回来的部分本地人，打得皮开肉绽，哭嚎连天，缴纳罚款后，才被家人从永宁山上的监狱里抬走。事后，警察局长接到哥老会“捎话”，才知惹了众怒，安全不保，主动辞职了。

　　警察局长职位空缺，谁来担任？县长本想让一位巡官升补，认为此人吃钢咬铁，能够依靠。但，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举荐陈定邦，说老先生满腹智慧，公道好义，百姓中威信甚高，在陕甘两省影响大，最有能力稳定社会秩序。由此，陈定邦由教育局长转任警察局长。

　　长期教书育人的陈老师，想不到命运又遣使自己管理土匪出没、兵痞袭扰、民怨载道的社会治安。别人看来这是个好差事，可他认为就是出力不讨好。社会好比一个大伤口，已经溃烂化脓，要结疤愈合，没有大手术不行。孙中山先生给社会动了一次手术，时间很短就在野了，之后，大总统像走马灯似地换，无法去腐生肌，社会依然民不聊生。

　　时在初秋，接到乡里传来消息，东岭聚集了几百人的“硬肚”，要攻打永宁山国民政府。县长立刻召见陈定邦，要求警察快速出击，驱散“硬肚”，将萌芽中的暴乱镇压下去。

　　陈定邦家在乡村，知道农民苦衷，进言说：“近十年来，屡次农民‘闹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遭逢天灾，干旱无雨吃不上饭，得不到赈济，不得不找活路；二是人祸不断，苛捐杂税太多太重，百姓危难，不得不‘闹事’”。

　　陈定邦又建议：保安乃穷乡僻壤之地，收入来源就是羊子，税费太重，农民负担不起。这次压下去，下次还会闹，应考虑给予减少税费。

　　县长摇头摆手，说：“减不减免皇粮国税，上面说了才算数。反正你想法子先把“硬肚”驱散，不要让事态扩大。”

　　第二天，陈定邦骑了一匹马，独自下了寨子，沿周河而上，几个农民很客气地向陈定邦问安，当知道要去东岭找“硬肚”时，脸色大变，慌忙站在路中间，劝阻：万万不能去！听说有几十个外地的大师授法，念咒语、吞神符，练刀枪不入金刚身，乱得厉害，你一个警察局长去了，还不把你活吃了？

　　陈定邦哈哈一笑，谢过他们的好意，马头一偏，继续前往。

　　中午时分，拐进深沟，看硷畔上坐了几个农民闲啦话，上去讨水喝，农民认出了陈定邦，围过来问长问短、问世事新闻。陈定邦特意问了东岭“硬肚”的事，村民七嘴八舌地说，又闹起来了，聚了几百号人，整天练武，要和民国政府打仗。乱了，乱了，世事又乱了。

　　陈贡爷说乱不了，有我呢，我现在就去把他们赶散。

　　啊！！！村民们愣住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说：人家正等着收拾你们警察呢，你赶快返回吧。前几天，“硬肚”把一个骑马带枪的年轻人砍死了，你千万不能去。有几个老头，拽住陈定邦的胳膊不让走，红了眼圈，好言劝说。

　　陈定邦拧了眉头，挣开拉扯，抱拳致谢，策马而去。进了沟掌，翻上山梁，记起这里住着自己的一个学生，径直骑马进了院子。学生一看是老师来了，意外地瞠大了眼睛，赶忙迎回家里，舀黄酒，炒鸡蛋烙饼子。

　　学生看着老师吃饭，十分不解。“硬肚”正闹事呢，怎么警察局长一个人到这里来？就小心地告诉说：“东岭上聚集了几百名‘硬肚’，扬言要打开县政府，活埋县长，为穷苦人找一条生路。”

　　陈定邦说：“胡闹！那是一条死路。他们凭啥本事打开永宁山寨呢？”

　　学生说：“老百姓讲‘硬肚’练就了神功，刀枪不入，恐怕子弹也奈何不了他们。”

　　“什么刀枪不入？荒唐透顶！我就是要去会会这些莽汉，打县政府就是送死，拿性命当儿戏！”

　　“陈老师，你六十多岁的人了，绝不能去。自古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说完，咚一声，跪在地上，拦住陈定邦的去路。

　　陈定邦摇头慨叹：“我不驱散他们，这些莽汉和民团、警察队一交锋，就会被洋枪打死。都是乡里乡亲，活生生的命啊，我不能看着他们送死啊！”说着，抬脚欲走，被学生使手挡住；跨步，又被学生用头顶回。于是脚一跺，扬起马鞭将学生打翻在地，走出了窑洞，回头叮咛：“如果我出了意外，麻烦你通知我家人来收尸。如果我驱散了他们，今晚我来你家喝酒！”

　　在山路上纵马飞跑，一个多时辰就赶到了“硬肚”聚集的村落。只见一个大山弯里，错落的土窑洞一溜排开，住有几十户人家。村口的崾岘是一个天然的大平地，正有二百多人，个个头上缠了黄裱纸，腰扎黄布带，在锣鼓的节奏中，哈哈地练功。

　　陈定邦的到来，起先没有让“硬肚”在意，当有人说是警察局长，有人紧张地问带队伍了吗？这才让头领有些不知所措，急忙大声喝令：砍了警察局长！砍这个坏蛋！十几个穿黄马褂的头目，挥舞刀枪，吆喊众人围了上来。

　　陈定邦骑在马上，脸色从容而冷峻，环眼冰凉地扫视过人群，看到了几个认识的年轻人，也发现几个面孔熟悉的壮年汉子。面前，大刀片子在午后的太阳里闪耀着白森森的寒光，只见一些人仇恨地叫喊着，急步走到马前。陡然，枣红色大马立起前身，凌空嘶鸣一声，又重重落下。

　　陈定邦伸出大手，在空中压了压，洪亮地说：“你们惊慌什么？我一个人，没有带洋枪队，我们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死我？”

　　有几个声音说：“警察是压榨我们穷人的敌人！”

　　陈定邦豁然大笑：“我知道你们都是穷苦人，想寻找一条活路，我也知道你们想改变这个社会，我都能理解。可是，你们能变得了吗？你们对自己有把握吗？你们考虑过家人和孩子吗？”

　　“神灵保佑我们刀枪不入，你们的洋枪队我们不怕。”人群响起了“刀枪不入”的口号声，一浪一浪地在山梁之间回荡。

　　一些人又叫嚷起来：警察头子，你少啰嗦，快快下马受死！

　　“我既然来了，就不怕死。我一老头子，热心好义一辈子，死了也无所谓。各位头领，你们不相信，可以问问你们中间的保安人。”

　　人群寂静下来，起先有几个细细的声音说：陈贡爷好名望。接着，许多本地人七嘴八舌地褒奖陈贡爷。

　　陈定邦大声说：“凡是保安人，到我马前来，我想给你们说几句心里话。外地的朋友，请你们也听听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一时间，许多人挤在马前。陈定邦真诚地讲：“娃娃们呀，眼看庄稼熟了，庄农都在准备秋收，你们不急吗？谁给你们收割呢？谁又愿意庄稼折损在地里呢？你们很年轻，日子长着呢，统统散了回家吧，实实在在过光景去。你们在这里吆喊着吃饱了，你们的婆姨娃娃有饭吃吗？”

　　人群变得很静，耳畔只有风声。

　　头目听着不对头，挥了长矛直直刺来，陈定邦敏捷一闪，左手抓住矛杆，右手马鞭劈下去，啪的一声，穿黄马褂的人应声倒地，脸上被抽出一道血印。马鞭又在空中甩了几响，人群退出几步。

　　“看看，什么刀枪不入，全是骗人的把戏。真的和政府的洋枪队打仗，你们必然死伤无数，你们再看——”陈定邦左手将长矛一转，铁尖朝外，刺在那个穿黄马褂人的肩胛上，顿时鲜血直涌。

　　陈定邦喊道：“娃娃们，你们上当受骗了。相信我的话，保安后生跟我走，回家吧。”

　　刚才那一幕，众人看到了，纷纷质问头领：我们的神功哪里去了？几个头领见势不妙，挤开人群狼狈而逃。一场荒唐的“硬肚”起义，被陈定邦轻松地就地解除了。

　　民国十七年西北数省大旱，颗粒无收，导致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现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这年春天，刘志丹回到保安，和曹力如、王子宜秘密商议，决定夺取县民团领导权，把这支武装力量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于是，在绅士和群众中做舆论鼓动，宣传刘志丹的能力，联名上书请求改选团总，还向县长揭露团总贪赃枉法、苦害百姓的罪行。一时间，引发了激烈交锋，一些人说：刘志丹是共产党，不能让当团总，当了团总所有的枪支就保不住了。

　　在这改选与不改选的关键时刻，陈定邦站出来，出面给县长说：“刘志丹上过黄埔军校，带过兵，打过仗，是少有的人才。刘志丹若把枪弄走，我全家人担保赔偿。”陈定邦以自己的威望和铿锵有力的承诺，压下去了邪气。县长当即表态：同意改选团总。经斗智斗谋，刘志丹、曹力如当选为正副团总，抓紧时间整顿民团，加强纪律教育，民团作风大变。

　　第二年春天，刘志丹准备打入陇东民团搞“兵运”，借助国民党的给养发展共产党的武装，从楼子沟家里拿了一支手枪，又到驼梁寨子上拿了陈定邦买给寨子上防卫用的十三支步枪。很快，刘志丹在吴起一带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伺机兵变起义，被国民党发觉，结果被打散而失败，还遭到通缉。刘志丹骑一匹白青马返回保安，悄悄住进驼梁寨子。

　　在驼梁寨子的几十天时间里，陈老先生密约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人与刘志丹开会，决定武装奇袭甘肃太白镇陇东民团，夺取枪支，创建真正真正的红色武装。以刘约三、芦仲祥、马福吉等为骨干，把“兵运”时失散的骨干力量集合起来，从曹力如的县民团中选拔二十多名带枪的进步青年，从陈定邦的警察局中借用二十多匹骡马，在老林里进行一番军事训练后，打着“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以商借粮草为名，开抵了太白镇，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击毙了团总，击溃了民团，夺取长短枪六十多支，回到瓦子川，创建了游击队，经过整编后组建了南梁游击队，西北第一支红色武装就此诞生了。

　　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却武器短缺，经费无源，周围都是国民党的部队或民团，活动受限，供给困难。刘志丹一边派马锡五四处筹集粮草，一边派人向陈老师借钱买武器。正月里，刘约三带着刘志丹的亲笔信和五百大洋的借条，来到驼梁寨子。五百大洋对陈老师来说是个大数字，他的薪银有限，租赁的土地又收不到几个钱。想到刘志丹派人来借钱，一定是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动员家里女人把结婚时的拜礼钱都拿出来，才凑够了五百大洋。

　　想不到，游击队这次买武器，发生了意外。

　　刘志丹派人到山西太原，秘密购买了枪支后，运过黄河，到了镇川堡，被国民党缉私队查获，收缴了密信，陕北国民党军阀井岳秀十分震惊，立即命令驻扎在保安的高玉亭营抓人，立即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曹继之、高景山等五人被捕，押往延安，转榆林受审。

　　这五个人忽然被抓，全县上下震动。陈老师心急如焚，他们都是自己亲手教过的学生啊，出了这么大的闪失，凶多吉少。想到曾在保安当过县长的贺明堂，已经调至榆林任职，过去颇有交情，急忙写信，请求尽快摸情况救人。回信说：此案有关枪支，重则“通共”罪，轻则走私枪支罪，已列入要案审理，暂时无法通融，待后设法相救。

　　捱过春节，又至秋日。得到可靠消息，几番审问拷打，买枪案子定不了性，既然定不了性，就能够想办法保释。有钱能使鬼推磨，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家属们纷纷央求下，陈定邦安排了几件公事，向县长告了假，带上几个家长，骑马经靖边去了榆林。经过找关系，跑亲戚，投旧友，几番送钱交涉，回答是一样的：案子一时半刻难以了结，上面严令不能保释。但，可以悄悄地探视一下娃娃们。在监狱会客间，几个“危害民国嫌疑犯”，戴着脚镣，衣服上血迹斑斑，握着陈定邦老师的手热泪盈眶，感到自己的事让老人憔悴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陈定邦去榆林想方设法救人之时，驼梁寨子出事了，出了大事。

　　驼梁寨子孤立在山梁之上，也很显眼。土匪打家劫舍，兵痞掳掠抢夺，目标就是寨子或崖窑，他们认为寨子上要粮有粮，要钱有钱，住着大户人家，不会一无所获的。正是秋天收庄稼的季节，从杏子河川过来一支队伍，拉拉溜溜百余人，衣衫形形色色，枪支各式各样，还有人扛着刀，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哼哼晋剧调子，有的还破音直嗓地唱河南梆子，他们出了孙岔沟，发现了驼梁寨子，径直上山，围住呐喊叫门。

　　寨子上的人一看，这么多的“土匪”，又是吆喊，又是打枪，吓得再不敢露面。寨门上很快烧起了大火，女人们和小媳妇一片哭天喊地，害怕寨子破了遭欺辱，慌忙给自己脸上抹锅黑，弄得面目全非。

　　不多时，寨门被攻开了。一群人冲上来，到各个瓦房里搜寻。

　　陈定邦的夫人搂着两个儿子，依偎在炕上，看着这些人掳掠，极其伤心，又哭又骂：“你们出去！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算什么本事？有胆量和民团打……”

　　此时，骂也不顶用。为首的一个大胡须人，一把揪住陈定邦的大儿子，用力拉下了炕来，这孩子却站不起，踢了几脚，才知道这孩子是个瘫子。松了手，扑上炕拉陈定邦的二儿子，拖出门外，绑了，扬长而去，摔下一句话：拿五百块银元赎人！

　　这支队伍在山下住了一夜，西去翻过陕甘分水岭，驻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他们对陈定邦的儿子不打不骂，给吃给喝。晚上，将他装在毛口袋里，让蹲在地上睡觉；白天，队伍出去活动，让他给白发伙夫搂柴、洗涮、干杂活。白天除了院子里的哨兵，就他和伙夫俩人，这孩子干活肯卖力，对伙夫大叔大叔地叫，闲来装烟递水，讲三国和水浒故事。伙夫发现这孩子有文化，朴实大方，父亲又是拔贡，正去榆林监狱保释被羁押的学生，心里就有了同情。

　　老伙夫问：你为什么不跑？还从炕上的被子下抓出了一把女人头上的银首饰，塞进陈定邦儿子衣兜里，说：“娃娃，拿着路上换饭吃。你跑吧，你妈妈一定急坏了。你装着出门搂柴，如果哨兵醒着，你就搂一抱柴回来。如果哨兵睡着，你就悄悄向坡下的梢林里钻。”

　　在这位老伙夫的帮助下，陈定邦的儿子钻入梢林，朝着家园的方向急行，辗转回到了保安。陈定邦从榆林回到家里，对儿子的安然归来悲喜交织，思来想去，辞掉了警察局长职务，回家务农了。对孩子们说：当今社会动荡，还是做穷人好，穷人平安，平安就是福。此后，陈家不收地租了，还把过去租户耕种的一部分土地就此给了租户。

　　过了三年，七十一岁的陈定邦再次去了榆林，与好友贺明堂出面联保，王子宜、赵耀先、高景山、曹继芝等四人才得以出狱。看着年迈的陈老师，白发苍苍，咳嗽气疽，弯腰马趴的样子，还为学生奔波，禁不住围了老师流泪。

　　1936年夏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选择保安定都，红军大学二科在陈定邦老先生居住的柳树坪村办学。陈定邦老先生动员家人和邻里，积极给红军大学二科提供方便。陈家带头让出七八间房子，腾出十几孔窑洞，还捐出水桶、灶具、木板等，使二科在办学上获到了很多的便利。 

　　过度操劳，陈定邦病了，到了冬天已经卧床不起，毛泽东知道后，说：“陈老先生对西北革命有功，对我们中央红军也有功，是觉悟很高的文化人。”指示警卫员贺清华和县长刘景范买点补品，代表他去看望一下老先生，并转达问候。

　　岁月无情，第二年夏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陈定邦老先生静静地辞世而去，享年七十六岁。一个大德大智的人，就此驾鹤西游了。亲戚和无数得到过陈老先生帮助的人，痛哭而来，柳树坪村里村外站满了人，葬礼异常盛大。

　　我少年时，因为勤工俭学，曾走上驼梁寨子。寨墙已在风雨中滑塌变形，庞大的土骨架依然壮阔。不见曾经的瓦屋和房舍，只是一片平地而已，生满了芦草，散遗了一些石头，岁月悄悄地藏起了所有的秘密，只留下空空荡荡。

　　我中年时，怀着对历史的敬仰，又特意走上驼梁寨子，凭吊我父亲的老师，心情十分复杂。历史在许多人的涂抹中悠远了，过去的一切似乎被人们遗忘，大家只关心当世和未来的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以为拥有了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经验，可以傲慢地睥睨过去。也许我们的知识比前人多了，知道世界的新闻比前人快了，但从智慧和道德上来比对，我们离前人的差距真的很大，缺少了忘我济世的品格，也鲜有急公好义的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