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雁萍

过  年

　　离过年还剩十多天的时间了，一向繁华的中山路上更见得人头攒动，挨挨挤挤。这不，就连平时那些较为冷清的小街小巷，也都不失时机地摆出了喜气洋洋的年货摊子，大小商品应有尽有。可以这么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最新消息，就连包饺子用的酸菜蛋蛋都很上排场地陪着它的老哥哥羊肉蛋蛋一起躺到了礼品盒中。至于那些过年所必须的标志性物品，如灯笼，对联，斗方，大字，中国结，更是红红火火地挂满了整条街。可不知怎么搞的，市场越是丰富，我反而越是怀念起过去那“家做时代”的年来。那时市场匮乏，老百姓手里又缺少票子，吃喝穿戴都得自力更生用双手来创造。腊月里那种积攒了一年的忙碌和期待，在今天，很多都变成了令人无比向往的深刻记忆。

　　时间逆流而上，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会儿一进十二月，村子里的空气中便飘满了年的味道，不管日子过得松还是紧，家家户户都尽其所能，热火朝天地宰杀蒸煮，煎炒烹炸，洗洗涮涮。淘黄米，磨麦子，生豆芽，换豆腐，压粉条，炸油糕，炖牛肉，烧猪肉，拆被褥，刷房子，做新衣，买年画，画窗花儿，写对子，糊灯笼……孩子们也没闲着，成天跟在大人的屁股后头一块儿忙，做一些诸如提水、烧火、打碳、烫猪头、拔鸡毛、剁饺子馅儿之类的壮工活儿，劳动并快乐着。那样的年过得才叫风生水起，有滋有味儿！

　　腊月里，闲了一年的杀猪匠忽然成了村子里头顶顶重要的人物，东家请西家叫，必要时还得分时段预约，简直忙得不亦乐乎。母亲一年不落，总会按时给我们喂出一口膘肥体壮的希望之猪来，那可是过年的主要支柱，也是一家人半年的油水。猪还在圈里发愣的时候，心急的主人早已把凉房里的煺猪水烧得翻起了热浪。可怜的猪被来帮忙的几个大汉摁倒在地，本想多哼哼几声，结果是匠人的手艺太过了得，不偏不倚不深不浅，一刀扎下去，立马就送它上了西天。接着，众人一起使劲，把个不怕开水烫的死猪扔到了煺猪案上。杀猪匠抱着划开一道口子的猪后腿，鼓腮瞪眼，一口接一口地吹。在孩子们的一片惊叹声中，那猪眼见得就膀大腰圆偧起了四条腿。好了，开水煺毛，檐下吊梯，浮石打磨，斩去头蹄，开膛破肚，清除内脏，最后，分扇剔骨。这时，香飘四溢的槽头肉烩酸菜正好上桌，一壶烧酒，庆祝杀年猪圆满结束。  当然，师傅酒足饭饱后，还会笑纳东家奉上的一块几斤重的新鲜猪肉，这是他忙碌半天应得的酬劳。

　　猪一杀过，母亲就更忙乎了。把五花肉切成半砖头一样大小的方块儿准备烧制，把后座上的瘦肉切成肉馅儿准备炸丸子，把前肩全部做成一碗一碗诱人的红烧肉，把猪血和猪大肠做成让人香得直流口水的灌肠等等。在做这些活儿的同时，心灵手巧的母亲还得抽空给左邻右舍画几张窗花，裁剪一下衣裤。不光这，自己一大家子九口人的新衣服新鞋也排着队等着去做。累了，母亲就坐在炕上喝口茶歇歇，然后接着做。可我从来就没见母亲烦过，她总是把里里外外打理得头头是道，令人赞叹不已。

　　最喜欢看母亲蒸馒头。一盆又一盆的起面，在母亲双手的揉搓下，转眼间就变成了点上俏皮点儿的白馍馍、豆馅儿馍馍和枣花馍馍。正月里看戏回来拿一个烤在炉子上，裂开了，飘出香味儿了，现在想起来都直咽口水。在使用手摇风箱和电风箱之前，我一直是我们家扛硬的火头军，拉得一手好风箱。不是我自夸，这可是馒头能闪亮出笼的有力保证。我见过拉风箱不卖力气的人家，他们的馒头蒸出来，懒洋洋趴在笼里，咬一口，粘牙。

　　小时候的冬天，家家都有一菜窖冬储——萝卜土豆大白菜，水果少见，绿菜罕见。过年来了客，能炒个木耳或是干豆角丝，饭后再上盘儿削了皮的心儿里美，简直就是上待。那时，除了自家杀的年猪年羊年鸡外，随便来个什么东西都是稀罕物。有一年入了秋，奶站的朋友送给父亲一只花鸭子。拿回来以后，我们就麸皮、菜叶的很是犒劳了一番，盼着它能在过年的时候贡献个红烧菜品。这个鸭子很懂事，吃得多拉得少，有价转换率极高。闪眼到了腊月底，一只小小的鸭子不足以请外人来杀，于是，极少干家务活儿的父亲便磨刀霍霍亲自上阵了。我记得很有意思，父亲左手攥着鸭脖子，右手紧握一把菜刀，把个鸭子提起来很是前后左右考察研究了一番，直到自认为胸中有了竹子，才果断地手起刀落。真不凑巧，这是个爱开玩笑的鸭子，头都没了，还撒着欢儿满院子狂奔，和我们做着血淋淋的最后告别。至于后来到底是不是红烧的，我忘了。

　　其实过年最大的工程莫过于打扫家了。1979年盖新房以前，我们住在前院儿需要糊顶棚和窗户纸的旧房里。每年的小年儿一过，母亲就加快了做年货的进程，因为一旦刷了房子糊了新窗花，就不舍得再动油锅和水锅了。打扫家很是热闹，那阵势，像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一样，翻箱倒柜，只要是能搬动的，一股脑儿都扔到了院子里，连炕席都不放过。我们姐妹几个负责搞破坏——扯旧窗户纸，母亲负责糊新窗花外带总指挥，来帮忙的人们负责用白土子水刷墙刷房顶刷炕板子。这个活动父亲向来没兴趣参加，早晨接见过“受苦人”后就出门去上班，中午也懒得回来视察，只等天黑了所有东西各就各位，父亲刚好推门而入。扬着头检阅一番，满意地说：“嗯，不赖，刷得挺白！”

　　等搬到上下都安了双层玻璃的新房里后，过年打扫家就省事多了，粉刷的活儿也开始雇人，自己只负责跟在画匠后头一遍又一遍地洗涮。那时的钱含金量高，两个人，五间房，工钱才要五块。过了几年，涨到十块。又过了几年，二十五，三十。

　　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却非父亲莫属，那就是写对子和写大字。不光给自家写，也帮忙给别人家写。每每那时，父亲便端坐在炕桌前认真地写，我们呢，在地下极其负责地一条条摆开来往干凉。大字比较复杂，写好后，还得在每个字的下方糊上两条腿，再间隔有序地粘到绳子上。不过，等年三十赤橙黄绿的挂到房檐下，入夜的那种招摇，红灯笼映着，风哗啦哗啦地吹着，孩子们小脸儿红扑扑、跑来跑去地念着：一元复始，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财源广进，福喜盈门，国泰民安……要再赶上飘点儿雪，别提有多么的诗情画意了。

　　忙得差不多了，母亲就领着我们五个孩子，去父亲工作的呼和浩特乳品厂职工浴室去洗澡。那时我们都小，又是属于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很缺乏与城里人抢水龙头的胆量和实战经验，一个个被人家像小鱼儿一样光溜溜地挤来挤去。现在看来，那会儿简直是缺乏团队作战意识。

　　没办法，只好劳累已经忙乎了一腊月的母亲。先从热气腾腾的人堆里拽过老大来搓洗一番，再从人堆里拽出老二也搓洗一番，还没轮到老五，母亲已摊在了浴室的地上。一同洗澡的家属们手忙脚乱把母亲搀扶到外间的更衣室，不一会儿就缓过来了。后来大了我才明白，劳累加浴室的闷热，让母亲发了个货真价实的黑眼风。

　　紧忙慢忙就到了大年二十九，该糊灯笼了。别人家的灯笼大都是用粗粗细细的铁丝造的型，我们家的却有点儿特别。大概做的时候是想让它经久耐用，将来也好熬成个国宝级的文物，所以，用的是比筷子还要粗的钢精，连焊工都上了手。说是个西瓜灯，可我一点儿也没看出西瓜的摸样。像个大圆球被切掉了六个脸蛋子，上下空着供串电线拧灯泡用，其它四面儿糊上红纸，只在那八个小角儿上象征性地贴上绿颜色的彩纸，算是所剩无几的瓜皮。

　　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悬挂的位置。那时我们住在桥靠村83号老房子的前院儿，爷爷和大奶奶她们分别住在后院儿的房子里。为了喜庆，父亲每年都把这个身强力壮的大红灯笼挂在横跨于前后院之间的两股电线上，正好迎街。由于跨度大，再加上它超乎于众灯笼的体重，你就看吧，从初一到十五，没风还好，一旦起了风，那个大红疙瘩就兴高采烈地拽着电线荡起了秋千。我这个人生来就爱瞎操心，每逢这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它拽断电线一个跟头栽下来跌个稀巴烂。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永远是多余的，它每年都会在我的担心中不负众望地坚持到正月十六。可它终究没有了变成文物的可能，因为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它的地位早已被一代又一代可以自由张合的纱灯所取代，留着又占地方，所以早归到废品里卖了破烂儿。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过年排队买供应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买烟排，买酒排，买苹果排，买豆腐排，白糖和碱面儿排，就连用不着供应的酱油醋也得排。那种九曲十八弯的购买大队，有时就坚守在新城或旧城的寒风里。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指责，仿佛一切都是应该的。不像现在的人们，哪怕前面只站着两个人，也总是眉头皱一皱，同时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大有举报和投诉浪费他时间的嫌疑。

　　终于盼到了除夕夜。一群穿得花里胡哨的男女娃娃们，手里提着小灯笼，嘴里吃着瓜子儿花生，零嘣地放着小鞭牡丹红，房前屋后跑来跑去，父亲说，这叫跑大年。其实到我们这茬六○后已单纯剩了个“跑”字，父辈们跑大年却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每每回忆起来，父亲总是很形象生动地说：“哎呀，打闹那点儿东西，真不容易，一晚上不停跑，能累死你！”

　　我们就问：“都打闹了些啥呀？”

　　“还能有啥，就是些黑枣、核桃、柿饼子！”父亲笑眯眯地说着，言语中透出的，是一种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最原始的满足。

　　熬年的高潮是点旺火、放炮、接财神。每年不到十二点，就有性急的人家开始放炮接神了，尤其是村子西边儿的内蒙古医院家属区和村子东南上的林学院家属区，他们过年的激情似乎比我们还高。我们不急，父亲压得稳，总要等别人家忙乎一阵子后才开始给早已蠢蠢欲动的旺火浇油点火。母亲戏言说：“让他们先接吧，现在响炮的太多，炸得财神爷满街跑，昏头打脑不知道该进哪家的门，等一会儿财神爷清醒了，咱们接那个最大的！”

　　旺火着红的时候，我们请爷爷出来和我们一起烤。爷爷边烤边提醒我们说要前后左右、手心手背都烤到，以图“旺气冲天”。接财神的时候，大人们还会提前叮嘱我们不许说“呛”，怕把财神爷给惹恼；接完财神到初一天亮前不许洗手，不许扫地，不许收拾桌子，初五前不许扫院倒垃圾，怕洗掉福气，扫掉运气，倒掉财气。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讨个好彩头，预示在新的一年里家家都能丰衣足食，人们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日子越过越红火。

　　接下来是破五。这一天，大人们天一亮就起来，拿着笤帚把院子里那些从年三十就积攒起来的尘土、炮屑、以及早已燃尽的旺火通通清扫出门。然后，手提一挂点燃的鞭炮，响遍院子的角角落落，直到走出院门，左左右右下来，所有的穷鬼穷气便都被毫不客气地赶跑了。

　　当然，那时过年最红火的还是要数唱大戏了。

　　从历史上来说，桥靠算得上是呼和浩特有名的文艺之乡。早在解放前，我们村儿的龙灯和高跷就已名声远扬，到了七十年代，将近五十人的村剧团一场接一场地精彩演出，总能把以桥靠为中心的这个片区的正月搅个热火朝天，喜气洋洋。相对于现在来说，那时的娱乐活动单调得几乎和没有差不多，所以，每到正月，来看戏的亲朋好友便坐满了家家户户的热炕头。每天开场前的锣鼓一敲响，村道上便涌起了洪水一样的人潮。再看看戏台前，黑压压的除了人还是人，就连趾高气昂的寒风也被无情地挤到了大队院子的彩门楼外头。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虽然社会的发展和娱乐的多元化早已让这种淳朴的乡间文艺活动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对美好事物的回忆却永远是荡漾在心头的一种温暖。

　　戏唱着唱着就到了正月十五。把凉房里所剩无几的鞭炮通通拿出来噼里啪啦放掉，然后吃过元宵，再闹过红火，人们便开始慢慢收回已经海吃海玩儿了半个月的心思。孩子们忙着赶剩假期作业，各行各业也都书归正传，做起了新的一年的打算。

　　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滋润了，吃好的穿好的，天天都像过大年。买东西不用找人走后门儿，更不用排队等供应。相反，商家会为了促动消费给你大大的优惠，减价，搭赠，免费品尝，送货上门，不满意还可以退货。过去一说就是什么也买不到，现在一说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单从过年看，就知道我们国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可不知为什么，越是这样，我却越是怀念那已经渐行渐远的 “家做年代”的年，也许，这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被称做“怀旧”的人之常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