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帕米尔高原到秦岭，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地方，因我的一趟连续行走而连在了一起。回来后，我又得到证悟：帕米尔在青藏高原西北角，秦岭，则属于青藏高原的东端余脉，在地理关系上它们之间完全搭界。

　　这绝不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模糊概念。具体说，是长达5000余里的昆仑山，以一条脉络清晰的直线将两点联接：西昆仑到喀喇昆仑山向北，直接着帕米尔；东昆仑延伸至西倾山而通向秦岭。昆仑山，乃帕米尔与秦岭之来龙去脉是也。

　　我想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了不起的是高原本身，比如，整个东昆仑山系，又分别由北、中、南三列主脉组成。不妨悉数列出：北列为阿喀祁曼塔格山、祁曼塔格山、楚拉克塔格山、沙松乌拉山、布尔汗布达山、鄂拉山；中列为阿尔格山、博卡雷克塔格山、唐格乌拉山、布青山、阿尼玛卿山；南列为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这三列山脉构成青藏高原青海部分的地貌构架，通常都是数百公里长、数十公里宽的个头身架，让你听之不知所以，想之无法望其项背。

　　昆仑因何分作东西两段乃属地理学问题。我这里感兴趣的是，如此一来，帕米尔与秦岭之间，想必会有一个什么秘笈待解。

　　从空间规模上作一次廓清看来是必要的。昆仑山是个大概念，号称“亚洲的脊柱”、“万山之祖”。进而，也才得到了青藏高原“世界屋脊”的大命名。有了立体直观的缩影图，我们便可一览全貌——高原主体，以西南缘喜玛拉雅和东北缘祁连——阿尔金山为大轮廓，近似一个鹅卵形；在一南一北两面，又有横断山下斜和帕米尔、天山上拐，整个高原，呈一个巨型的类“S”形体。

　　进一步明确的是，帕米尔至秦岭，不单是地理上两大遥相接应的坐标点，很重要的，它们还是各自区域气候的大分界岭。再就是，在这之间有条闻名古今的道路，正是自西汉时期起通往西域的主要路线“丝绸之路”。人所皆知，曾经开辟和走过这条路的，历史上最知名的唯汉代人张骞莫属。

　　如下这些历史常识是我过了秦岭到汉中才得知的：张骞为出生在秦岭之南的汉中人氏，城固县有张骞墓，遗址保护完好。

　　亲临其境，感觉才甚是鲜活。那个细雨绵绵绿意盈盈的清晨，我们从蔡伦造纸作坊展馆出来又到了张骞墓。这两位圣人都是汉中人，一先一后时隔也不远，做下的大事一样令天下人拜服。纸张的问世告别了竹简绢帛，为人类文明带来新曙光，令我对汉中肃然起敬。当我还未从这个复杂严密的伟大科学发明中回过神来，张骞的事迹再次叫我震撼。如果说蔡伦给这个世界展开了奇异而精美的崭新一面，那么，张骞则以具体行为调动了那一段进程的历史脚步。

　　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丝绸之路起点偏偏也在秦岭脚下长安？为什么引领者不是别人而偏偏又是一个汉中人？为什么在长安大都市的他，竟会走到了八杆子打不着的帕米尔？为什么、为什么，我无法不如此反复盘问。

　　这样，从帕米尔高原到秦岭，一条活生生的人文纽带便被梳理出来了，两者之间，很早就相互牢牢系结着。

　　张骞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一生中竟不止一次走这条路出使西域。建元2年（公元139年），他经和田，翻越葱岭，到达“大月氏”（我的友人这样告诉我说“高手念‘大肉支’”）；20年后元狩4年（公元119年），他又经原路线过葱岭，这次他到达了更远的安息国（今西亚一带）。这个葱岭，即是帕米尔高原。

　　他这一步迈出的意义非同小可。由昆仑山东头走到昆仑山西头，他是华夏第一人。我方才弄清，自有了这个历史故事，秦岭便成为一个人文历史起点——从这里，从帝王都秦中走向遥远西北，穿过茫茫河西走廊，穿过高高天山，到达终点帕米尔，正合昆仑大地理的首尾，可谓是人心圆了地缘梦。这是一条不得不绕个大弯的路线。想象一下，能不能从昆仑山之首，沿着莽莽昆仑脊梁走到昆仑山之尾？不要说那时，即便现今，也是万万办不到的。

　　这一了不起的历史性跨越衔接，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宣告完成。换言之，是汉时的俊杰们把秦岭和帕米尔从头至尾连了起来，虽说是也许能够肯定，那时他们并不一定了解秦岭到帕米尔是一脉相通的。

　　当我回到青海高原，帕米尔的干燥荒芜与秦岭的湿润葱笼，反差之强烈一直在脑子里不能抹去。帕米尔草木稀缺，而秦岭，从北麓终南山到宝鸡、太白，到南麓的留坝至汉中，亚热带植被覆盖密集。我们的高原则全然另一番景象：草原连草原，草山连草山。河水青，湖泊蓝。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不时进入视野的佛塔和经幡堆。我发现，这两样事物在帕米尔和秦岭是完全看不到的。反映出，它们在文化宗教上处于不同版块。时空就这样转换，在时间上它呈现为自史前延续至今的面貌，在空间上则呈现为地理的分布格局和领域区别。在精神视野里，它呈现的又是人类多样文化宗教的共生与并存。从帕米尔到秦岭，地理的板块之上必然有相应的文化板块，这一大地理视角给我提供了大文化视角。

　　经幡，就是用绳杆支撑拉起的印有藏传佛教经文的经布经旗。一整座插满经幡经旗的山，称作“经幡山”。哦，它完全超乎你的想象之上，一座大草山，甚至连续数座大草山，缀满五颜六色式样不同的经幡，望上去无比奇丽壮观。人们放置它的本意，是为一方人畜祛灾病求平安。蓝天白云下，山峦江河畔，座座经幡群永久祷念。望上去，能强烈感受到，它既是在敬奉祈祝神灵上苍，更是在尽显人们全身心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膜拜。

　　在我眼中，经幡和经幡山，已不仅仅是一道宗教人文景象，而几乎就是世界第三极的一个终极标志。

　　就这样，我一不小心重走了张骞路。只是此次我走得太快了，通过汽车、火车和飞机，先从西宁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又乘飞机到伊犁，再乘飞机到喀什。接着乘汽车经盖孜、公格尔和慕士塔格雪峰到塔什库尔干，到红其拉甫达坂。然后，又重返乌鲁木齐，到敦煌、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到兰州、天水、宝鸡、西安至汉中。从帕米尔到秦岭，我如此完完整整走了一遍。请看，古人用几年、十几年行走的路程，叫我几天、十几天就跑完了。当年张骞他们靠两腿和马匹走了若干年，艰辛之极惊险之极，亦英雄之极豪壮之极。我这个走法实在太轻松，因此我无法体会其中凭想象怎么也找不来的感受，哪种会像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般的感受！

　　人类的脚步自开始行走起，就在不停跋涉翻越。史籍中穆天子至春岭（史学观点认为春岭即葱岭）的记载说明，有更多更早的人在先行。因此说，我们脚下的道路，绝大多数是先人已为我们开辟确定好的。道路，常常是一种最古老的历史遗存！想一想在每条大路、小路上，多少人曾经走过？又有多少人从小一直走到了老死？还有多少人由这里走出，走出很远再没回来？每条路包含的大量生命信息，是前前后后人们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去去回回的愿望和祈求。在走过的道路上，有的愿望和祈求实现了，有的则没有实现。在那条条大路上，有多少人满载归来？又有多少人空手而回？

　　道路就是这么一种人类活动史的硬件载体。从初始，它就成为直立行走的人生存形态的伴生物。人类学判定，人能站立行走是进化的一个重大分水岭。而这一走就像一部永动机再也停不下来了。那么接着，如果人只知行走而不知修路，如同只知修路而不知制造交通工具一样，亦终难能从蒙昧中开化出来。于是不厌其烦探路、开路、筑路，像不停地治水、整水，乃是早期人类文明活动的重大内容和主要贡献。

　　探路闯路的人要尊重。修路筑路的人要感激。走路赶路的要关注：一切在照常中进行，那匆匆身影即是现在时的你我他——反之，如果路上空无一人，那就相当于这里没有路，本该延续的生活之路，或遭到中断，或已拐往别处去了。

　　不知自何时起，道路问题已从实践上升成为一个理论问题，成为人类理性臻于完善成熟的标志性概念。走什么路、如何走，已然从实际活动走向抽象辩证，而在人们谋求发展的思想精神领域持续摸索着、拓展着。直至今天，对路的思维与要求一点都没有放松。就像不希望一条路走不通，也不希望一条道很快就走完了，人们更愿意长久和随心随意，更愿意时间多一些，空间宽一些。如果道路无止境，必然前景也无止境，人们的这种心理期诺，源自生活的经验，也源自生活的理想。

　　这就是为什么早在很远的年代，前人就把该走能走的路，基本上全都给走完了。后来人们在道路上所做大量工作，多是在前人老路基础上的重复。诚然，路的层次质量在不断提高。路越来越直、越来越平、越来越宽。现代人把道路修建得无比阔绰，表明人们在道路问题上的坚定决心和抱负无比远大。

　　我敬重现代人，但更对古人心生久久缅怀之情。早期的人类活动，行迹已见广阔通达；贤明的先辈们，气魄胸怀比我们想象的实在要大得多。要说那时他们的西行举动确实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浪漫色彩亦十分浓厚。不是吗？身为大国，已经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却仍还要坚持认为需要到西方取真经所谓佛法真谛，即便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也非取回不可，以汉唐为盛的这种求索心，这种以学为贵的执着劲，又何止一个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能概括！

　　更为甚者，是如梦如痴地长时间认定昆仑山乃诸神之居所，从尧帝到大禹到周穆王，纷纷不远千里万里，上昆仑、赴瑶池。来做甚呢？来拜晤华夏神祖，用现在话说，就是来转一转看一看，与东方美神西王母欢聚作人神相会。尊贵的人文始祖如此看重昆仑之旅，可知昆仑西王母及其领地之魅力何其巨大。

　　我想上述一系列活动应不是虚传。由此得出的重大文明成果是，与希腊神话比肩齐名的昆仑神话从此诞生。昆仑神话作为华夏古神话的主题和灵魂，在《史记》中有详实的记载，在更早的《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等古籍里就已完整成形。

　　这样一想，巍巍昆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承载都同样分量无比！昆仑，既是中国大陆地质的脊梁，也是中国史祖文化的脊梁。能去一回昆仑山的东西首尾，实属三生有幸。

　　张骞之远行，是秦王朝覆灭后的历史进程使然，代表了一个从春秋经历战国后无序到有序的尘埃落定，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称雄争霸时代的光荣结束。累遭涂炭的百姓家国该消停消停了。是的，大一统的国家已经出现了，历史终于到这儿拐了个弯，一个将自己的眼光和脚步向外转移的时代也来到了。秦因其寿命太短而未及担当这一新角色。这个统一了中国之后赶紧转而倾全力修筑防御工事的朝代，为世界创建了长城奇迹。那个时候，长城整体宣示着：这个好不容易创建的帝国从军事战略到治国方针，必然十分坚固封闭而不会松懈开放。

　　事情还是要回到汉中去，回到被认为正宗正统的大汉帝国的地理发端去，回到刘邦、张良、萧何、韩信和随后的刘景、刘彻那儿去。张骞作为使者，汉中不仅成了他个人人生的起点，也成了他所处社会的新起点。这些史实均向我们大有深意地记述着，怀揣开放、交流和包容情怀，一个朝气蓬勃坚韧不屈的民族的远行里程碑，是就此开始的。重复一遍：是由秦岭向帕米尔而去的。这是一个不小的天机，大地理的脉象与一段人类文明的走势神秘重迭并起转承合，开始演绎出愈加感天动地的史诗长卷。

　　这又似乎在说，汉代人张骞走过两千多年后，到今天我才顿悟了这些情况和道理。如是，那我们就不能不为许多类似的解读滞后而汗颜，更为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的遗忘绝版（这大概是肯定的）而感到可怕心痛。说到这儿，我想我真的是有点大言不惭了。我只是做了一个记载与说明的工作。我想，写作必须关注基本事实中的基本意义，对，关注意义，如果这也称得上是一种写作方向和写作路子的话。

　　大昆仑上的经幡山，华美尊贵、气度如虹而彻底超凡脱俗。让人感觉，古老的神话传说就在眼前。走近它，一如进入神话殿堂：听经旗经布哗哗作响，就知道，贯穿古今的生命气流在鲜活传送——就知道，隆重欢悦的情绪和意境至今不衰，那仅是高原众生固有的话语方式和表述过程。印满文字符图的五彩飘带，漫山站立是在轻吟，聚拢一起是在高唱……

　　　　　　　　　　　　　　　　　　　　　　　　　　　　　　　　　　选自《延安文学》201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