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世界中，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其衍生的现代性问题也日益凸显，个体既没有完全摆脱掉传统的束缚，又陷入了极大的价值漩涡之中，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彷徨和困惑。其中，孤独感、恐惧感、恶心感、无助感等精神状态尤为严重，个体感觉自己是被“抛入”了这个非理性的世界，无力掌握自已的命运，渐渐成为生活的局外人，形成了一种非确定性的存在危机感。弗洛姆曾言，“他自由了——也就是说他孤独无助，备受各方威胁。天堂永远失去了，个人茕茕孑立，直面世界，仿佛一个陌生者置身于无边无际而又危险重重的世界里。新自由注定要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无能为力、怀疑、孤单和焦虑感”。在现实主义作家刘志成的散文中，便有着这样的一种思考。沉潜着生命热情，关注世俗生存的困境和日常生活的难题，在每一次对故土大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书写中，总能勾起心灵深处的惊心动魄。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在《待葬的姑娘》一文，不仅体现出作家强烈的苦难意识，而且融入了对人性视点的敏锐捕捉，在人生现实的关照和思考中，实现着作家对生存价值的深度挖掘。

一、苦难的主题

　　“苦难”是文学写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关注底层，书写生存和精神苦难，这是刘志成散文的核心之旨。生活的磨难铸就了作家独特的创作视域，在他的散文中，大多写的是孱弱群体的凄惨生活，特别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的多舛命运。

　　1. 落后的阴霾

　　“九月的风透着彻骨的寒意”，不仅吹打着濒临死亡的女孩，更禁锢着愚昧和残酷。

　　“在陕北，12岁以上的男性死了，就要埋入祖坟。倘是光棍，亲属会买来未出嫁女孩子的死骨殖，同其一起安葬。”这里不仅记载了一段落后甚至野蛮的历史，而且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依然牢牢揪住着这片土地，烙在角角落落，直至活体生命的深处。在这个日渐文明的时代，鬼魂之说在此似乎岿然未动，厚重的阴霾依然层层笼罩。这几年家里年年死大牲口，却肯在拮据的开销中挤出4000块钱祭奠莫须有的鬼魂，这是作者对苦难民族悲剧根源的沉重思考，凝结着对故土陕北地域文化和历史的痛苦思索，是对生存世界的发出的严肃拷问。“‘苦难’必得在‘见证’中作为无法回避的‘真’进入生活，成为我们真实生活的基础；‘苦难’也必得在‘见证’中得到神圣关怀而不至于消失在绝望的冰冷中”，这正是作家一贯的审美视野。

　　2. 人性的扭曲

　　《待葬的姑娘》一文，作者不仅挖掘出生存的艰难和悲戚，而且还通过独特的视角，在冷峻的叙述中审视人性，深刻剖析着人性的病态发展。愚昧和亲情交织在一起，沉重和悲凉渗透开来。“当时，姑母仿佛读出了我眼中那种并不轻松的东西。二栓的二叔死时，家里穷得买不起女骨，就草草地埋了。姑母解释时，眼圈里荡漾出郁郁的涟漪。”这种自责的泪花是贫穷所招致而产生的，本是应该勾起人的同情之心和悲悯情怀的，却因为有了一种叫做落后和愚昧的风俗，令人怒发冲冠，气愤不已。是该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怎一个凄凉了得？！“你姑父多方打听，才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里，和一户急着用钱娶媳妇的人家用4000块钱买来了那个病重的瘫子……”贫穷、落后所导致的远远不止于生活的凄清和沉寂，如果说这种顽固的愚昧带来的只是一种自我的落后和自我生存的封闭的话，那么面对一个脆弱的生命，他们这些同是“弱者”的身上所体现出的残忍、冷漠和恐怖，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的了。

　　哑巴，瘫痪。人生的两大灾难降临到一个柔弱女子身上。这个女孩，仅仅就自身的身体缺憾来说，已是窘迫的境遇。对于此，或许是先天使然，或许是后天所致，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她今日的不幸，至少对于她而言，命运是没有丝毫的眷顾，可以想象，至少在她21岁的人生经历中，她承受着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殊不知，不幸并未因为她身体的残缺而终止灾难的降临，她成了牺牲品，一次交易的筹码，不是脱离苦海，而是被逼向死亡的边缘。在众人的期盼中，等待着生命的终结。“4000块钱”是她生命的价值，是她人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次战果。在这辉煌背后，是家人“娶媳妇”的运筹之策，交易完成她的价值即刻便转移为“姑母一家人”心愿的实现——早早死去，赎回“姑父”的饶恕，赢得家里的安宁平静。这便是她的宿命。在姑母一家的盼望中，女孩却出奇地生存着，尽管是苟延残喘。然而即使这种悲戚的生命依然还是逃离不了不尽的诅咒和嫉恨。“谁知养了半年还不死”，狠毒的背后，是无知的种子，在愚昧的驱使下，苦难挤压着苦难，生命的尊严被无情践踏，人性的扭曲在此暴露无遗，令人不寒而栗。

　　一个瘫女，弱不禁风，还要忍受着生命附加的灾难。“绳子拴在她的腰上，绷得笔直。”束住了她的反抗和追求。“涂了蜡似的脸色浮肿得如遭了霜的农作物蔫蔫地提不起精神。眼眶深陷下去，那种本该像雨后的玉米叶子的鲜活也不见了，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无法言明的浑浊”一个本该生机活力的生命却被摧残而过早凋零了。“干裂的嘴唇布满了血茄，一张一合地扯着微弱的气息。下身盖着一块极脏的红布，一角已被她抓在鸡爪似的手里，极慢地抖动着。半截沾满屎尿的裸腿露了出来，瘦得像沤过的麻秆。毡子湿湿的，那截露出的腿浸得暗红，被指甲抠得烂糊糊的，发了脓，已经看不出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了……”一系列生命被摧残被毁灭的意象，诉说着病态的人性状况，一个“红色”将生命的痛苦映衬得无以复加，呼应着外界生存境遇的荒凉，人性慢慢在残酷中褪色，瑟瑟发抖，一种沉重的抑郁感弥漫着整篇文章。

　　精神的迷惘与忧郁，在佛家看来，这亦是生存的苦难。

　　故事的每一次推进，都是“我”内心的一次次痛苦历练。患病的表哥二栓同那女孩一样，同是生存的弱者，却萎缩掉了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性的正直。在那“哆嗦着手”砸出的一拳里，爆发的是作家积聚已久的控诉和满腔悲愤。然而，“这才明白过来我是为了一个弱者把拳头砸向了另一个弱者。”这是谁的过错，谁又是悲剧根源的罪魁祸首，在思辨的世界，我们发现，作者留下了一个令人心悸的疑问。

  二、清明的希望

　　“绷得笔直”这是生命的力量，不曾放弃的抗争。即使有着忧郁、愤懑、无助和彷徨，但还是在搜索、抗争、追寻着温暖的希望，内心的煎熬前所未有，这是深刻的矛盾，却是希望的种子。老鼠和女孩的生死之交，一种微弱的依托和支柱。虽然是生命的弱者，却能给予彼此有限的呵护，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生的留恋，这是作家心中的亮光。刘志成深谙生命的价值，文中寄予了自己对生活、对人性的无限期待。

　　事实上，“待葬的姑娘”这是作者生命价值意识的强烈佐证。

　　首先，对生存的反抗。孤独悲戚的女孩被世界抛弃，却在生存的极限进行着不屈的挣扎，微弱的抗衡着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与女孩互动的正是与之相伴的“老鼠”，超越了现实的生命等级，只要是生命，都有生存的正义和权力。万物一体，生命平等，在看似脆弱的外表之下，蕴积着坚毅的生存追求，即使微弱，或许是螳臂当车飞蛾扑火，但却不息不止，力证着生命的厚度和强度，彰显出积极的人生价值哲学。

　　其次，是人性的复归渴望。面对麻木、冷漠的人们，除了秉持本有的善良，还在用自己无言的行动敲打着世人的心灵。“我看见女孩的眼睫毛上浮起了丝丝缕缕的忧伤”，为老鼠、为自己、也是对扭曲人性的深重忧虑。人性褪去热度和光泽，她却竭力散发着自己些微亮光，指引着生存的方向。“生命在本质上是相互成全的，每个生命在共同体中都有其意义——作为成全者，它是对其他生命的祝福，而作为被成全者，它是目的性存在。”因此，与其说女孩是被动的受难，倒不如说用自己的行动拯救着世人误入歧途。“我忽然发现鼠死后的面部很安详，嘴角犹带着笑意”，生与死，希望与绝望，人性的善良和正义究竟隐匿何处？如果是被遮蔽了，是什么缘故？又该如何解蔽？这种拷问来得强烈而无法躲避，直击生存本真。

　　第三，是希望之光。虽然整个篇幅布满了凄凉、彷徨和深深的悲痛，但我们依然能够通过字里行间，发掘出作者的乐观主义和人道情怀。前文提到，“一块极脏的红布”，这是暂时被遮蔽了的希望和光明。这不仅从“我”不断的自责拷问中发现端倪，在彷徨和怀疑中更是逐渐坚定了追求的意志和穿越的决心。虽然微弱，却不曾放弃。“窑洞浸在发霉的阳光里”，尽管是发霉的阳光，但只要是阳光的质地，耐心晾晒必会普照大地。正如结尾一段所写，穿过窑洞的裂缝洒下阳光，无疑是返璞归真最好的确证。如箫声般虽低沉委婉，却终能在幽远的遐思中顿悟到希望并得以升华思维意识。

　　由此可见，作家在女孩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自己鲜明的生存价值取向，饱受苦难却能坚守信念，以无私和豁达救赎着病态的灵魂，在微弱的生命边缘竭力地抗争，抵达涅槃。

三、不懈的生存追求

　　读刘志成的文字，会带来思想的清冽冲击。文章中象征、隐喻、借喻、拟人多种手法的运用带来的是多元思维的跳跃，以至于有种离奇的荒诞感和意识流感。

　　对于荒诞，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研究，阿尔贝•加缪认为“荒诞”的实质就是“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的灵魂深处竭力追求合理之间的冲突。”反映到作品中，有一种很强的哲学文化意蕴。他在创作中所要强调的并不是荒诞世界中人的无可奈何，而是在面对荒诞世界时人所迸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敢于与命运作斗争的非凡魄力。在《待葬的姑娘》一文中，我们看到作家刘志成采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反思生存现状的创作尝试。

　　“荡漾”晕染出的是一种美丽、轻松、淡泊的雅静之美，文中紧跟其后的却是“郁郁的涟漪”，看似悠闲的情致，实则是千丝万缕的哀伤和无可奈何。“默默地用蓬乱的目光展开了一个午后的光芒”这种巧妙的语言嫁接豁然打开了文章的阅读空间，有些新鲜，还有些迷茫。“我忽然发现鼠死后的面部很安详，嘴角犹带着笑意”，丝丝寒意渐渐扩散开来，还夹杂着疑惑和震撼。正是在这种离奇的令人惊愕的情节中，诱发出莫名的荒诞感和沉重的悲戚感。剥离出生存的经验世界，人类开始了自我世界的反省和洗涤，直达救赎旨归。也正是在这种游离的荒诞中，在悲哀、令人绝望的价值日渐消亡的世界中为自我的存在与价值进行着坚韧的抗争。一个卑微渺小的人、孤独的人、病态的人，通过日常个体的生存体验，却获得了更深意义上的崇高感和悲剧美，在她灵魂深处投射出的是不屈的人性之光和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生命力。正如现代派大师奥尼尔所言，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空。

　　在面对生活和心灵的苦难时，“诗人何为”？“凡没有担当在世界的黑暗中追问终极价值的诗人，都称不上贫困时代中真正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也该如此，在文中我们看到，作家描绘生活现实的荒诞不经和不合理社会现象，对于现实人生有着深切担忧和哲学关照。通过揭示人与世界的冲突，反思人类生存的整体境遇，进而来揭示形而上的终极指向和最高的人文关怀。值得提出的是，荒诞感也只是作为一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和借鉴，作家并未局限于现代派作家的虚无与悲观，对于生存怪相，始终能够保持清明的理性和坚定热情，即使是一种沉重的希望，恰恰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忠实关注和深刻体察，这正是《待葬的姑娘》一文的深度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