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离开乡村，借土养命于城市，我就像一只不断觅巢筑窝的鸟，已经搬过好几次家。但每次迁入新居，不论是宽的窄的、平层跃层，都住过很多漂亮的房子，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支配使用、心满意足的院子。于是，在梦里，常常想起乡下老家的院子。

　　老家的院子比老人还老。就连爷爷奶奶也说不清是哪年哪代建的，只知道是祖上传下的。院子很大，所有房屋正房、面房、厢房、耳房四面拥抱，构成了四合五天井。院里住着七户人家，四十人多，三、四代同堂，很是热闹。院心差不多有块篮球场大，全用石板铺成，中央分别矗立着两副石磨，一大一小，供全院人家轮流共用。院子边沿的各家屋檐下，家家都置有舂米用的石杵臼、木棒槌，喂猪的石猪槽。尽管有很多的农具、家具，但各家各户都心中有谱，不在院子里乱堆乱放，呵护着老院子。

　　老院子是块透明的镜子。虽然分你家我家，但关上大门几乎都是一家人。有时，家庭发生矛盾，邻里出现摩擦，总会有人出来劝说调和。哪家遇上病灾、飞来横祸，总是有人倾心帮助。不论是哪家红白喜事，全院子的人都“打熄火”，喜事登门祝贺，丧事不请自到，相互帮忙。几乎是一家炒肉，满院飘香；一人喷嚏，全院感冒。所以是福、是祸，人皆有份。谁家有好吃的，不论多少，都要逐家分发，尝个味道。尤其是我们娃娃，年幼无知，脚一抬就随便迈进了别家的门，都在邻居家里吃过、玩过、闹过。若遇家有客来，床铺不够，互相借被窝铺盖，小孩同睡，也是常事。桌凳、碗筷、锄镰、刀斧、篮筐箩箕、油盐、柴米，不论是吃的用的，不论是家具、农具，都可以互相借用，就连那些猪鸡，也经常一群一群窝在一起，一见哪家喂食就蜂拥去抢吃，主人手里的竹竿举得高却放得轻，只是吆喝几声。那些老鼠更是东家蹿到西家偷吃粮食。猫亦是如此，常把仔生在别家的糠堆里……一切的一切，谁家都不计较，都会像婴儿一样善待、服侍。

　　老院子是孩子的乐园，全村的孩子仿佛是些寻树栖居的鸟，常常会不约而同“飞”来，吵得老院子不得安宁。有时一群孩子像堕粪箕一样，一个搂着一个，玩“讨小狗”，选一个儿童逐一问：“你家的小狗给我一个养养来！”大家便异口同声回应“我家小狗还没睁眼呢！”结果，“哗”一阵狂笑，总是有人眯开眼睛，被问的人发现，睁眼的人就输了，必须立即起来扮演“讨”的角色，赢的补位，反复玩。或是一群孩子就地团团围坐，玩跳“花大门”。大家都把腿张成把大钳子，像栅栏一样拦着，挑战的人趁人不防，跳进栅着的圈内，再跳出来，不被人踢着才算赢，否则便是输家，必须轮流坐下，让别人挑战，个个都有机会当跳高的运动员和“花大门”的守门员。“摸瞎瞎”更有乐趣，任选其中一人，用块布或头巾把眼睛扎蒙住，让你看不到光亮，只能凭听觉判断，到处乱摸，直到摸着一个同伴，才算胜出，可以让别人来摸自己。“躲猫猫”则更考眼力，因为院子大，躲避的地方多，大门后边，石猪槽、石杵臼里、石磨下面，站着的、蹲着的、睡着的、蜷缩着的都有，总是要旮旯里细心搜寻，才能把小伙伴找齐。过年的时候，提前几天，我们一群娃娃就会高兴得打扫院子，要求大人在院子里栽上“年松树”，然后拿着父母给的压岁钱，互相换成晶亮的镍币，玩“丢钱窝”。就是按一定的距离，在石板上镌一个窝，各自拿出枚镍币，像抽签一样确定顺序，依次丢，谁把钱丢进石窝窝，钱就归谁，大家都愿赌服输，心服口服。还有一种游戏叫“拍菱角”，我们捡来纸烟壳，折叠成三角形，揣在衣袋里，遇见伙伴，就约着拿出同等的“菱角”叠成弧形，往石板上一甩，再用手“啪”的一拍，翻过身的“菱角”全归自己。还有像打陀螺、滚铁环、跳海、下牛角棋、豆腐棋之类的游戏，不知玩过多少次，我褪色的记忆里已不清晰。

　　老院子见证着岁月的沧桑。正房里有户人家当生产队长，下乡来的干部，送信来的邮递员，家访的老师，敲着铜锣的劁猪匠，收换猪鬃、废铜烂铁的“货郎担”，都会跨进院子来找“老队长”。村里的娃娃读书要免学杂费，成人要结婚，写个证明、申请，都要来找老队长盖章。有时，村里开会或是有人来放电影，演戏都在老院子里举行，真是人丁兴旺。尤其是吃伙食团饭的年月，食堂就办在老院子西边的西房里，全村人的喉咙仿佛都由老院子掌管。因而老院子备受敬重，被人们口头命名为“伙食团大院”，每天两顿都要到老院子里来吃糠麸面、蒸汽饭，结果，很多人吃出了干肿病，伙食团不得不解散，而“伙食团大院”的尊称却一直叫到田地到户。更难忘的是东边厢房里住着的“老富爷”家，因成份不好，出牛厩、掏大粪之类的脏活总是轮着他干，很令我们小孩费解，特别是他家和我玩“尿窝”一起长大的长宝兄。那年夏收时节，我和长宝去收割后的田里捡蚕豆，长宝眼尖，比我多捡了些炸口脱壳落在草丛里的干蚕豆，被村里的“红人”保管员看见，硬说长宝的豆子不是捡的，而是偷的，当天晚上就在老院子里开会批斗长宝，说长宝根不红、苗不正，还让“老富爷”头顶一碗水，半蹲马步，站了好长时间的“软板凳”。后来，读书、当兵、出民工都没有长宝的份。从此，长宝成了个沉默寡言的人，一辈子以农为生。我每次回去，已当爷爷的长宝一见我，总是念念不忘老院子里的一切。

　　老院子也有生命。包产到户后，院子里的人家，都搬出老院子，盖了新房子。有的房子已被折掉，有的房子已经重新翻盖，留下的仅是残垣断壁和那些被岁月剥蚀得凸凹不平的石板，还有那个镌刻着清朝年间字样、后人搬不走的盛水大石缸。

　　不知什么原因，曾经千方百计要走出老院子的我，如今不论是住在高耸入云的电梯房里，还是住在村庄一样的别墅里，尽管精心装修，百般漂亮，但始终感觉自己就像一束插在瓶里的花，已经脱离泥土，沾不到地气，总是莫名其妙的想起那个被人喊着我乳名长大的老院子。

沉淀在记忆中的水

　　也许是久旱无雨的缘故。近些日子，我居住的楼房经常停水，不但洗衣、洗菜、洗澡不方便，而且卫生间也臭气薰人，很不是滋味。此时，我沉淀的记忆中就会浮现出小时候跟着母亲学挑水的那些琐碎片断……

　　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迤村外邻都有龙水。迤头的那个村庄虽在箐头高处，但人多田地多，水基本不外流，加之淌到我们村沟路较长，很多时候仅能享用到一点点漏沟水。外面的那个村庄虽然龙水较大，但在低处，也是水低田高就不上，担一挑水回家差不多有公把里路，费力又费时。自古以来，村庄的人、村庄的家禽六畜、村庄的庄稼禾苗、果树都很渴水。由于干寡缺水，人与人之间常为争水的事闹翻脸、发脾气，甚至打架，致人伤残死亡。所以，不论是生产用水，还是生活用水，都实行统一管理，一把锄头放水，祖祖辈辈沿袭至今，分水使用已成俗成规。

　　由于水贵如油，家家户户灶房里都置有贮水的石缸、瓦缸，还有两三对水桶和几副钩担。每天清晨，起床就要忙着去挑吃水，生怕先去挑水的人家把水搅浑了，或是挑干了，后来的人挑不到水。总会一个个争先恐后，往村脚的那眼井跑，赶早来回几趟把水挑够备足。母亲亦如此，每天总是鸡叫黎明前就起床，第一个来到井边，舀醒沉睡一夜的井水，一挑又一挑担回家，直到水缸盛满，才去做其它的活计。但是，死水经不住瓢舀，一天下来，全家人煮饭用的、洗脚脸用的、喂猪鸡的，唏哩哗啦就用去了大半，我放养在水缸里的小鱼和泡着的几节甘蔗也能见底。若遇干旱年景，不仅要遍河找水吃，而且就连洗脸脚的水也要积存下来，喂猪鸡牛马，人几天不洗脚，很长时间不洗澡已是常事。

　　那时的我认为挑水是很好玩的事，若是中午或晚上母亲去挑水，我总要撵路，尾随而去。只见母亲来到井边“扑通”一声，就手握钩担，把井水一桶接一桶打了上来。然后一弯腰，担起微波尚静的水桶，三步并着两步走，小跑往家赶。我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第一次看见母亲挑水的样子很漂亮，钩担闪悠闪悠的，水桶里的水微笑微笑的，母亲的手一前一后像“人”字握着钩担索，忽高忽低越过一道道石坎路。迎面来人，母亲则挺直腰杆，把手放下，演杂技一样展示自己挑水的高超技术，扎实惹人眼目。转眼我已有母亲的肩头高，第一次跟母亲去学挑水。因个子矮，从挑空桶，掌握钩担开始，全由母亲“导演”。为了不让桶撞到地上，母亲把钩担索上挂几扣缩短，或干脆把钩倒挂折扣，拴稳桶梁，尽量避免桶左右摇摆。可没有经验的我每当挑起盛有半桶的一挑水，总是像个醉汉，脚不依使换，摇来荡去，水不时溅出来，泼湿了挑水的路，淋湿了自己的鞋子。有时上石梯不熟练，撞着桶，掌握不好钩担，重心不稳，桶倒人歪，“哗啦”一声，水全部流光，让我一场空喜。慢慢的我才发现，挑水需要技巧。特别是打水，再深的井，再低的水位，只要桶能逐到水面，母亲总是能一次成功打满一桶水。而我则再满的井水，因不会用巧力，打水时桶总是浮在水面，最多能打起半桶水，还得另请前来挑水的人帮忙，反复添加，才能盛满两桶水。有时，打水不小心，铁皮水桶滑离担钩，沉入井底，要让母亲想不少办法，费不少时辰，才能打捞上来，被搅浑的井水，常常惹得全村人不高兴一两天。最难忘的是井水即将见底时，母亲常用根绳子拴住我的腰往楼房深的井底坠放，让我下井一瓢一瓢舀水，然后一桶一桶把水提上来，最后再把我吊上岸。为了水，母亲真是别出心裁，让人刮目相看。

　　尽管如此，生长在那片干旱缺水土地上一天天长大的我，参与母亲挑水的事越来越多。傍晚放学回家，经常和母亲去浇菜园。起初，母亲只让我挑水，不让我浇菜，我想不通，便随手就浇，结果舀在瓢里的水一条线泼出去，泥土全糊溅在那些幼小的菜心里。母亲一边抱怨，一边给我作示范，只见母亲撒出的每一瓢水，都像雨花一样均匀，直到用脚尖顶起桶底倒出最后一瓢水，每一个动作都让我铭刻在心。

　　对于我来说，浇烤烟看似简单，挑水却十分艰难。因为每年栽烟都是夏日炎炎，耕翻细垡久晒的烟地几乎在冒火星，栽下的烟苗不仅要浇扎根水，而且要浇好几茬水，才能接上雨水。加之都是一些坡度形的“台子田”，埂高坡陡，与家门前挑吃水的路相比，更是坎坷不平，挑一天的烟水回来，肩头已经像针戳一样的疼，两三天就塌了一层皮，成了“狗屎疮”。疼我的母亲只好用家里打酒的塑料桶，装上水让我用竹篮一趟又一趟地背，去浇那些像摇钱树一样支撑着全家人来年经济收入的烤烟。

　　流光逝水，转眼我已离开乡村二十多年，生活在“吃水不见井”的城市里，不仅再也没挑过水，而且办公室、家里喝的桶装矿泉水，只知其商标，却不知水的源头在哪里。倒是那些远去的钩担、水桶和母亲挑水、浇水的影子，总让我挥之不去。

　　想起这些，我干枯的思绪如入水的粉丝，全是潮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