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声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没有成为哲学家，就注定永远成不了哲学家。

　　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是一九七六年。一个星期下来，我对父亲说，爸，人活在世上第一重要的是吃饭，然后才是劳动读书什么的。父亲说，你小子这话很有哲学味道，周恩来就说过“民以食为天”这样的话。我说，周恩来是谁？父亲说是国家总理。我说，哲学是什么？哲学的味道是甜的还是苦的？父亲说，哲学是一门学科，哲学的味道有苦也有甜。我说，爸你研究过哲学？父亲说，我研究不了哲学，但有一个人专门研究哲学，这人叫马克思。我说，马克思是那个村的。父亲说，马克思是那个村的我不知道，只晓得那是个大胡子外国人，写了一本书叫《资本论》。

　　七十年代，中国处于“瓜菜代”时期，在我的家乡，瓜菜能够代替粮食似乎还是一种奢侈。大多数的时候，榆钱，槐花，苜蓿芽，野菜，草根，时常占据着我们丑陋的粗瓷大碗。坐在课堂里，能学会几个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放学后到那里挖野菜来填充自己的饭碗，进而添充自己的饥腹，这才是我首先考虑的问题。读了几年书，知识没学到多少，但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野菜不能吃，我掌握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是，我又对父亲说，爸，读书可以长知识的道理我明白，但知识不能当饭吃也是铁的事实。父亲说，你小子胡说什么。我说，一日不挖野菜就得挨饿，三天不读书没有任何感觉。父亲说，你小子……我说，aoe其实并不全代表汉语拼音，在一定程度上，它表达的是：啊我饿；ivu是：衣无余。父亲说，你小子，尽瞎捭阖。我说，本来嘛，没有一天我不是在饥饿中度过，一条裤头一件背心是我一个夏季的衣服，其它的季节里，还不都是姐姐哥哥穿旧的衣服才轮到我穿。那年秋天，姐姐的花衣服小了，染了蓝色给我穿，结果被雨淋以后，差点恢复了原来的花色，没少被别人嘲笑。我干脆不要念书了，在家挖野菜。父亲说那可不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国打倒了“四人帮”。我问父亲“四人帮”是什么。父亲说，是四个人组成的小团伙。我一听吓得不得了，父亲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经常与铁蛋、二牛、狗胜结成四人小团伙，怕也要被人打倒。父亲说，只要你们没干坏事，谁也不会打倒你们的。我说，怎么没干坏事，我们在饿极了的时候，就偷生产队的香瓜吃，还有萝卜、蔓菁、大枣。父亲沉吟良久说，只要你以后好好学习，再不做坏事，我保证不说出你们的秘密，自然就不会有人打倒你们。我相信了父亲的话，从此再没做坏事，专心一意地读书，学习成绩一路升了起来。父亲高兴，我更高兴。

　　我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成绩，父亲却没有改变我们家庭的生活状况，这我理解，其实父亲比我更努力，更勤奋。我家的生活状况日渐下滑，姊妹们相继失学，我也被挡在了校门之外，我很伤心，有一个人更伤心，他就是我的父亲。从父亲浑浊的泪水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贫穷可以扼杀天才，然而，我不是天才。

　　高考落榜那年，我扔掉书本，扛起锄头，简单而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学生娃变成庄稼汉的过程。我把种子一粒粒点种在地里，并用锄头不断地梳理它们。

　　庄稼成长，我也在成长，庄稼每天有人营务照料，我却要靠自己营务自己，我与庄稼的交流多数是通过锄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庄稼的想法极其有限，从未有过一年以上的打算，而我能把一滴水想象成黄河汹涌澎湃。

　　躺在黄河上/就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乳汁摇篮曲/这些孩提时的食物/如身下的黄河/在我体内/奔涌回荡/一如清香的民歌//我是民歌中一株/茁壮的庄稼/母亲的爱抚/父亲的期盼/浇注我/日渐发达的根须/使我在季节的沃土/逐渐成熟/于是我躺在/黄河上自豪地/做个梦。

　　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正凝视着一滴水珠。

驴子也有飞翔的愿望

　　说好堂兄骑摩托车来接我的，谁知来得是远房的堂叔，赶了一头毛驴来。

　　一股无名的怨气，陡然在我的心里升起：离开家乡仅仅几年，兄弟情谊竟至疏远到如此地步？从前每次打电话总是说盼我回家什么的，我真回来了，却又言而无信，不来接我。这也罢了，竟然派堂叔用世界上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来应付我？真是世态炎凉啊！

　　出于礼貌，我勉强与堂叔打了一声招呼，一面生着怨气，一面赌气徒步回家。历来讷于言谈的堂叔也没有说什么，拉了驴子在后面跟着。

　　我家距离县城有十几里的路程，几乎都是崎岖山路，自行车和摩托车是人们出行最好的交通工具。尽管从前我也是耕田犁地挑山背柴的一把好手，但这些年的城市生活早已将我的那些个“本事”消磨的所剩无几了。如今，别说耕田犁地挑山背柴了，就连走路也大不如从前了。堂叔不失时机地劝我以驴代步，我哪里听得进去。后来，勉强又走了几里地，实在没有勇气再走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由于连绵的秋雨，导致山体滑坡，前面已无路可走了。堂叔说必须绕道走，翻过前面十里大山才能回到原来的路上。

　　我终于明白了堂兄没来接我的原因。实际上，堂兄虽然耕种方面是一把好手，但若是让他赶着毛驴进城去接人，那是件很困难的事，这在几年以前，我就已经领教过了的。不知为什么，尽管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马，但却讨厌驴子。想必是在我年少不懂事的时候，驴子曾踢过我一次，于是对驴子憎恨无比。在潜意识里竟形成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宁愿徒步，也不肯骑驴。

　　这次，我算是被逼上了梁山，如果不骑驴的话，根本翻不过眼前的这架大山。堂叔看出了我的心事，不失时机地在一旁督促我骑驴，一面不住地说前面的路远着哪。看到堂叔殷勤的样子，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再加上自己早已精疲力竭，就答应了。堂叔见我答应骑驴过山，高兴的什么似的，连忙把我扶上驴背，拉了驴缰就往山上爬。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骑驴。也许是从小就对驴子存有偏见吧，今番骑着驴子，还仍不停地贬损它，什么蠢驴，笨驴，懒驴，倔驴，只配犁地拉车，卸磨挨刀……我一路骑，一路损，直损得再也找不出什么可以贬损的词了，这才罢休。

　　“哪山不想成为名山，哪河不想成为名水？”。一直默默无语的堂叔，突然说出了这样一句令我意想不到的话。就在我琢磨这句话的时候，堂叔回头看着我，又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以释怀的话。

　　驴子，也有飞翔的愿望！

感谢小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投身文学创作以来，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了，期间，零零总总写了几十万字的东西，什么体裁的也有。当我沉下心来，回味这些年的创作历程时，难免在心头产生一个常规性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我写出那几十万字的东西？

　　作为一个偏僻乡村的农家子弟，对于生活，我没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只求温饱安逸足也，什么买洋车，住高楼，拥抱荣华，是从未敢向往的，就是搞文学写作似乎也是一种奢望，然而，在颠沛流浪中，我居然踏上了文学的道路，而且一走就是十几年。最初学写作是从写诗开始的，写诗最多的时期应是香港回归那一年，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完全是因为有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而是因为我遇上了小人。那是一个风骚女人，她把持着我所在班组的权柄，而且非常势利。我有两个不为他人所认同的处事观念——疾恶如仇，鄙视风骚女人。因这，我从不愿接近风骚女人，甚而至于风骚女人主动接近我，我也是极力避之。我的这种态度当然受到风骚女人的仇视，于是就有了穿不完的小鞋。我曾试图和风骚女人对抗到底，结果发现和这样的女人较劲除了惹一身骚，你连什么也得不到，唯一的办法还是躲着走。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你躲，她以为你怕她，反要变本加厉地欺负你，宁和君子打一架，不与小人吵半嘴。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既然争不得让不得，干脆中庸处理——请个饭局呀，送点礼品呀。这一招还挺管用，可笑的是这一招打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时常得请客送礼，要不然你的日子一样的不好过。后来，干脆不去理她，爱咋就咋，用笔把心理的愤懑抒发出来算了，于是接二连三地写了起来，竟然一鼓作气写了过去五年的总和还多，愤怒出诗人，这话确实有道理，可惜的是我不是诗人。

　　我由此总结出对待小人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把小人当作路旁的一堆狗屎，只要你不去碰它踩它，它是惹不了你多少臭气的，倘若你能善加利用的话，说不定可以用狗屎培育出一朵朵艳丽的思想花朵。我常常把自己的作品比作禾苗，认为朋友给我的帮助就像雨露的滋润，而小人给我的帮助则是肥力的效应。真的，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中，不知遇到过多少小人，他们有男的也有女的，而每一次小人的出现，都会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动力。可以说，没有那些小人的出现，我的那些作品也就不会产生。孔子有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话我不赞成，但要说小人难养，我是完全认可的。尽管如此，我依然打心眼里感谢小人。

风骚女人吃得开

　　山上，有一个女人，有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终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用一双勤劳的手，栽呀，种呀，硬是将一座荒山变成了绿洲。女人的名字在市里省里的各大报刊红极一时，除了上级领导偶尔带人前来参观外，植树女人总是形单影只。

　　山下，有一个女人，一个风骚的女人，在路边开了一个饭馆，生意火得了不得，过往的司机扎堆往风骚女人的饭馆里凑，他们知道风骚女人不值钱的眉眼、骚话、唾沫星子，实际上是掏他们钱包的钩子，却不知道植树女人栽种的树木，为他们遮挡了多少风沙，带来了多少凉意。

　　斗换星移。山上，植树的女人依然形单影只；山下，风骚女人的饭馆依然车水马龙。有一天，植树的女人去世了，乡亲们草草地埋葬了她，没有几个人为她送葬。有一天，开饭馆的风骚女人猝然死了，送葬的司机排起了长龙……

　　这是一位小说家笔下的故事，但我从未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尽管我知道小说是可以虚构的。风骚女人吃得开，是因为司机旅途孤单，没有消遣娱乐的机会和条件，风骚女人的眉眼、骚话、唾沫星子，临时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这很正常，也合乎情理。再者，什么环境造就什么人，所谓环境使然也。

　　我刚参加工作那阵子，我们班组里有一个女人，人长得不怎么样，特会卖弄，上媚下谄，说话嗲声嗲气，大家给她起了个绰号——“妖”。妖好象从来没有时间观念，想什么时间上班就什么时间上班，想什么时间回家就什么时间回家，班组的规章制度于她形同虚设，不过她的工资不少领，奖金不少拿。妖也有积极的时候，那就是无论单位搞什么活动，她是绝对不会拉下来的，而且总是冲在最前面。尤其是每当单位集体会餐的时候，她就成了红人儿，正襟危坐在领导的旁侧，狐假虎威发号施令。这是酒场饭局开场的时候，一旦面红酒热以后，妖的骚言浪语就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听得人人面红耳赤。酒喝到一定程度，妖就居然开始说领导，这成了她的拿手本领。我以为，妖完了。现实的情况是，妖没有完，不仅没有完，而且成了我们的直接上司。我们不再说妖的风流艳话，我们说，妖吃得开。

　　风骚女人吃得开，咱不妒忌，但让一个风骚女人做上司，总觉得自己仿佛是失去自由的嫖客，有一种说不出的窝囊，宁愿自己炒自己的鱿鱼。所幸的是，在往后的工作中，再没有风骚女人做我的上司，这并不等于社会上就没有了风骚女人。其实，风骚女人无处不在，她们不是环境造就，而是她们有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一般女人是不具备的，就像山上那个默默植树的女人，至死也不知道风骚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