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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皈依大地/吴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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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6.20

大理:千年的风雅与流韵


  大理是一个千年的风雅梦幻,轻轻的,在我徜徉于这个梦中寻找那些流年的历史文化和沉积往事时,唯恐脚步声和稚拙的文字会扰乱这里的一切。

  不知大哲学家黑格尔是怎么想起说这句话的: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历史。现在看来,这句意味悠长的话,就像一座灯塔,指引着我感动文化的心去寻找岁月的灵魂和根,培养一种人生智慧。

  大理的历史是有深厚文化背景的。“佛国妙理后,风花雪月禅”也许就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高度概括,而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大理的历史发展之上。

  大理虽地处西南偏隅之地,自古却是兵家重镇。唐代以来,朝廷一直认为“南诏是西南蕃屏,其叛唐导致吐蕃数为边患。”诏的汉语意思是“王”,南诏也就是大理南边的“王”之意。那时的大理境内,共有这样六个王国并列,及至南诏皮逻阁后,“势浸强大,欲吞五诏。”碎贿节度使王昱,密求合六诏为一,唐朝廷暗中支持了这一举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王皮罗阁借“六月二十五日祭祖,建松明楼以会五诏;宴次,皮罗阁佯下楼,举火焚之,五诏遂灭。”其后不甘寂寞的南诏变心,其“北结吐蕃,吐蕃以为弟”的策略致使唐朝对两邦在防守上很是紧张。贞元四年,因势小担心被吐蕃吞灭的南诏寻复归唐后,唐王朝才稍微心安,开始寻求与南诏联合用兵,共同对付吐蕃。贞元十年,剑南节度使韦皋与南诏兵胜吐蕃,复于神川大破吐蕃献捷京师,贞元十五年,再破吐蕃于铁桥,又十七年,复败吐蕃于泸西。太辉煌了,也总会有坠入深渊的时候;当晚唐像夕阳缓缓从山背后落下时,五代十国迈着欢快的步伐从历史深处深情款款地走来。后晋干贞二年,段思平自立,国号大理,自此段氏从思平到兴智,历经22主,开始了继南诏之后在云南长达315年的基业,直至公元1252年臣服元朝后才宣布寿寝正终。

  无论南诏也好,大理也罢,它们的兴衰和文化都与境内的点苍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点苍山在旧大理府城西三里,被蒙氏封为中岳;这里苍崖邃壑,萦云戴雪,每逢夏秋之交,山腰白云,宛如玉带,历史上一直是滇中名胜,也是南诏和大理弘扬佛教的重要场所。

  相传大理旧为佛国,一是以为这里是观音大士化身之所,二是以为这里是迦叶尊者入定之处。而崇圣寺(亦称三塔寺)在这里的兴建,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该寺在大理城西北小岭峰下,始建于南诏,其“基方7里,房屋890间,佛像11400尊,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之规模”。三塔耸峙成为了点苍山下一道绝美的风景,其中中塔最为著名。该塔呈“正方,砖石瓮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级。”两朝国君对佛教的大力倡导,使得世居苍山洱海的子民深受影响,致使苍山之麓,洱海之滨梵诵之声不绝于耳,暮鼓晨钟震醒红尘中的迷蒙与苦难之人,于是,这个地处西南边陲的小国,“佛土生光,山灵起色”,无论“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而大理王朝先后共有九个皇帝在这里避位为僧,这种浓烈的崇佛礼佛氛围,让大理在后来的历史岁月中,留下了“妙香佛国”、“佛教之齐鲁”等具有文化色彩的符号。

  流连在崇圣寺的三塔映月和菩提园内,在梵唱中踱步,我的心很是空茫,也想得很多。三塔映月,一汪面积不大的池水,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塔影收入怀中,佛法如水,水如人心,这池水在以它弱小的面积,容纳千年的佛塔,以及佛塔外红尘中的大千世界;仿佛记忆中“上关风,下关花,上关风吹下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印苍山雪”的对联也在印证着相同的佛理,所以,凝视这映塔池时,我感到佛性中那种寂静而强大的力量,疑叹“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境界,尽然如此吗?

  我到菩提园里的时候,这里的菩提正散发出一种智慧。

  灵山圣会,菩提树下,佛祖拈花,迦叶会意,道出的是何等深妙、何其何其深邃的禅机啊!

  园内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上,宽阔的叶片在阳光中闪烁银光,在风中轻摇。佛度有缘之人,这种智慧之树像一位慈祥的佛门大师,合什的双手,在为朝山拜寺的善男信女指引路径。瑞士•黑塞说过:“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交谈,谁能倾听它们的声音,谁就能获悉真理。”我想:那风中隐隐传来的一丝声响,不正是这位大师口诵的经文和梵唱吗?

  尽管此刻我无法听到树叶在说些什么,但我却领悟了宁静无为和心若止水的深刻内涵。

  在大理,深感文化的经脉就像榕树的巨根,根植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一样。“自为治理”的南诏、大理王国在其统治的数百年之间,因尊重人文,崇尚文化而获得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论语》上“文献不足故也”中的“文”指典章,“献”指贤人学之士,“邦”指文化发达,文人辈出之地。

  “百二河山双鹤拓;千秋文献一楼存。”

  大理古城“文献楼”匾额系云南提督偏图(汉名李羲瑞,辽东人)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所题,这与历史上的“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等典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献楼上现在还镌刻有大理文人周仁(1850~1931)撰写“?溯汉唐以还,张叔传经,杜公讲学,硕彦通儒代有人,莫让文献遗风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楼台而望,鹫岭夕阳,鹤桥小路,熙来攘往咸安业,但愿妙香古国常住于大世界中”的楹联,上联所提到的人物与掌故,见证了这段辉煌的历史,下联讲述的是佛教在这里的传播盛况。而文献楼东墙上镶嵌的“张叔盛览故里”石碑,讲述的是汉代司马相如到四川雅砻江一带讲学,“滇人外出接受儒学,以儒学传习于南中,实自叔始”的故事。同时,大理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文化兼容的城市,唐时,为了解除吐蕃在西面的威胁,需要缓冲地带的唐王朝支持南诏国统一大理,受恩于唐王朝的南诏从内心诚服唐王朝,在贞元十六年进“奉圣乐舞”之后,空前吸收和运用汉文化,把建筑、石宝山石窟,剑川木雕等艺术中的精华融为一体,绘制了著名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并揉合龟兹和南诏音乐创编了被列为唐代十四部音乐之一的《南诏奉圣乐》;1180年,大理描工张胜温画的《大理画卷》(又称《张胜温画卷》)被誉为“南天瑰宝。”明朝时,杨慎在戍滇六年中,与大理太和人元阳相互唱和,汇集成《苍山杂咏》诗集,泽惠后代。总之,在从南诏国到大理国的五百多年时间里,通过吸收、融合、发扬,汉文化在大理与白族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化成了南国花雨,满天弥漫……

  晚清时期,崇圣寺毁于地震。现今重修的崇圣寺以三塔为核心,庙宇将雕刻、绘画等运用其上,集唐、宋、元、明、清历代建筑风格精华,融合“禅宗”、“密宗”、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等元素为一体,这座曾经以“妙香佛国”闻名于世的寺庙,从此结束了地震之后近百年来有塔无寺的历史。

  佛泽千年。

  在阳光的照射里,在苍山之下,洱海之畔,古城外一片沉寂,城内却一片喧哗,这都是因为那条叫“南诏神韵”的溪水以及它两岸所特有的文化氛围。一座城市有了河流就等于有了幸运,有了河流,空间就变得更加复杂,人的心里就会变得异常丰富起来;有了富于特色的文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种富于特色的文化中,建筑是其中之一。

  大理古城是14世纪明军攻占大理后修筑的。文献记载其“规模壮阔”,一条主街贯通南北古城门,两旁是白族典型的“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民居。在大理栖息的一个早上,天刚亮我就出去拍片。在一户人家灰白的门檐装饰上,当我目睹了上面彩绘的书、笔筒、还有毛笔等物件时,心里有了一份沉甸甸的感觉;而更多的人家,窗和门都还保持着镂空花鸟的痕迹,白色墙上绘制用的黑墨散发出的油香,在这个古城中弥漫,给人的感觉是空气中碰撞的每一个分子,都是文化做成的,都在潜出一缕缕妙香余味。而城中大理王府墙上的那幅铜色浮雕图,让我感受到了大理文化当年的浮华;而古香古色的家什所透露出的文化气息,让我深感大理人把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风继承和发扬到了一种极致!

  “建筑是世界年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乐和歌曲沉默时,建筑特别是古建筑仍然在歌唱。”大理在这样的论断中,像一只夏天的蝉,正忘情地欢歌着……

  在大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条从苍山之下潜出的、贯穿古城的小溪,它带着清纯沿着坡度一路流淌而下,衍生出古城居家人门前的沟壑。小溪两边大多是酒吧和卖工艺品的门面,夜间,大红灯笼内外都是,从山南海北赶来这里感受异域风情的靓男倩女,伴着流水,于灯红酒绿中尽情地欢愉,享受着人生的闲适,释放自己在城市里积存下来的压力……

  大理还是一个文化交融的城市。外来文化在这里也同样找到了适合它们生长的土壤,而座落在街中的中国戏台见证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痕迹。洋人街名副其实,外国人在这里多得数不过来,摊位上,男男女女或坐着喝酒聊天,或坐着吃夜宵,挥动的手势中,有说不尽的风情,也有说不尽的对这片土地的眷念,在外文歌曲的音乐背景中,白天城外的梵唱消失了,风中隐约传来苍山之下的暮鼓之声,头顶的明月和星星把苍穹装扮得博大深邃,大理的夜晚像“春江花月夜”一样地醉人……

  “佛国妙理后,风花雪月禅。”

  大理在风花雪月的故事之后,所显示出的一半美丽和另一半沧桑,很诗意地栖息在这片大地上。为此,我要感谢佛,感谢因缘,是它们在普度大理众生中,才让我在感受这份文化遗存中获得一份文化记忆,这一切一如绕指水流,看似柔弱,却可水滴石穿,其力断钢。正因如此,我才深信宗教浩瀚的力量,才更真诚地合什感谢佛祖,并轻哦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或许,这也算是我对佛启悟恩德的一种崇敬和顶礼膜拜吧!


轮回在丽江古城的水月与时光


  丽江是一个没有被物质同化、人文信息潜藏在岁月表面的世外桃源。

  记忆中,香格里拉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要寻找的圣山,而丽江则是顾彼得心中的圣山。当年在读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一书时,我曾被他所描绘的民俗文化深深地吸引住,于是,这个月光下玫瑰花飘香的小城,这个院落里分别用木墩支撑花钵、用石块砌成花池种满鲜花的小城,这个建筑上雕梁画栋的小城,这个民众淳朴率性的小城,这个杂糅着藏传佛教、道教和东巴文化的小城,这个河里水草像飘然长发一样飞扬的小城,就像一个化外的梦幻,深深地吸引着我的灵魂和神往。

  地处滇藏高原的丽江古城是一个寻访的高度。

  这座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旧称大研古城。其兴建规划是围绕由清溪水和黑龙潭水汇合而成的中河进行统一布局的。中河也叫玉河,当初在这条自然河流的两岸,分布着的是星星点点的自然村寨;元时因为发展需要,在茶罕章管民官时期开凿西河,便有了当今新华街,清初改土归流前,茶罕章宣慰司开凿东河,兴义街和五一街才相继出现。

  水是一种般若,一种生命哲学。

  玉河水像一滴墨珠落在宣纸上,顺着丽江古城北高南低的地形四处弥散渗透开来,于古城口一分为三之后,再三分为九,九分古城各个角落,犹如血液一样沿着筋脉,在沿屋绕流或穿墙过院中,那些四合五天井、三房一照壁构成的四合大院或一进两院、一进多院在户户垂杨,花木散香中变成了水绕的世界,河渠之上石拱桥、条石桥、栗木桥因势而建,幻成一种点缀的风景,古城也因此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动人魅力。可以想象:如若没有玉河水的滋养,丽江古城最多也只能算是滇藏高原上一个苍凉的小镇;毫不夸张地说:是水赋予了这座古城以生命的意义,才使得高原中这座深藏的古城因这些水流而幸运,因这些水流而洒落一地诗意,并生动鲜活起来。

  在心里,没有水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感觉中,丽江的水不像江南那么古典和婉约,一如受过教育的、一个个琴棋书画皆通的处子,在弥漫的水雾中显示出一种受熏陶过的印痕;这里的水道也不像江南那样宽大,严格地说,中流分流后,那些房前屋后绕流的水道还不能称为“河流”,只能称为水渠,可渠中之水不似江南的微波轻漾,而是在穿街过巷、织成纵横交错的水网流动中充满了灵性,带活了铺地的五花石和纳西古典民居构建的丽江。因此,在古城感受水的流动,就宛如人在丽江的水景中感受时光和天地的旋转,就会感到出自玉龙雪山之水的天然清纯和率性竟然是这样的。同时,你也能体会出置身于河岸杨柳装点而成的江南韵味的丽江古城中,即使是做河中一枚招摇的水草,或一条摆动的鱼,亦或是岸边的一花一叶,都是一种幸福,因为再阔大的心胸,也无法盛下这种淳朴的、柔软的、散漫的自然之美……

  白天,丽江古城风中的阳光像古典佳人飘动的裙裾,透出曼陀罗花一样的芳香;入夜,月光中的古镇散漫着一种悠远的背景,像一张剪贴画。这样的时刻,人的精神生活往往因感悟而丰富,生命也因感动而精彩。河灯在小河中轻飘时,古城夜空中的明月不是一滴清泪,而是一个童话。童话里,古城是一个蓝幽幽的梦幻,月光像少妇的婚纱一样倾泻,玫瑰花香在刺穿夜空和月色中弥漫潜来,古城就这样笼罩在一份浓浓的诗意里,大地一片纯净悠然。今夕何夕兮,归期无求。置身古城,漫步小桥流水相依的街巷,在月下灯火的朦胧中,把身体留给月光剪成暗影,让灵魂任月光抚摸或洗浴,超脱凡俗的神性竟然如此吗?

  精神幻象中的丽江五花石恍若纳西汉子,水如丽江的情人。是的,没有五花石铺成的街,丽江就失去古镇的意味;没有水这样一位情人,丽江就没有浪漫,就活不起来。所以,到丽江来感受轻松和自由,最好的选择是和自己的恋人为伍,才能够在神秘、温馨、浪漫中享受那种难得的人生情调,才无愧于到这个玫瑰花飘香的古城走上一遭。

  “你们从远方来,我在这里等。”

  在丽江的一个小店里,我读到这样的话语时,感概良多,深为这句话背后潜藏的、丽江的那种没有羁绊难言的大美所感动。

  于是,对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在我动荡的人生中,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欣赏过像丽江那样的宁静、那样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那是天堂……”等文字便有了更深入的领悟和理解。

  “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越缺乏诗意。”

  闲适、自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追求,这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愿望,在现代社会中却又是那样地遥不可及,似乎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的一种奢望,甚至有时不得不把它当成一种乌托邦。

  丽江的束河是元代丽江路的第十个村寨,也是木氏土司当年聚集西藏、中原工匠,以供建设白沙城和丽江古城时的一个人才聚集点,茶马古道当年从经过这里,它是交通上的一个重镇。

  同样是小桥流水装扮的束河,现今已成为紧邻丽江的一个风景点,也是一个最能让人放松俗世梦想,最能让生命在这里自由绽放的地方。这里没有了丽江古城游人如织的繁杂,也没有工作和权利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累赘,街上行走的马能让人感受到当年茶马古道上的依稀景象,马帮后代的铃铛声常常把人的情绪定格在久远的历史中,使人恍若隔世;一小屋里有用土块装饰成的墙壁,壁上挂的是一些民族器乐,地面木地板上凌乱地铺着晒干了的稻草,两个穿着朴素的外乡人随意坐在地上,在吉他的伴奏下忘情地用手拍击架子上的鼓面,音乐充满了异域的轻快和惬意,让人在忘却人生的疲惫和烦躁时,时光愈显闲散;另一间小屋旁那些夸张的人形木雕,展示着异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氛围。值此之际,一种异域情调悄悄袭来,使人很想让宗教的光芒、高原的阳光、以及那种博大的包容和闲散刺透胸膛,而当所有的美丽都融汇在闲散的生活和宗教之中时,灵魂中剩下的只有对宗教刻骨铭心的敬仰。

  生命在这里可以随意而舞吗?

  灵魂在这里可以随缘而栖吗?

  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想起了大地。因为,“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在与生俱来的意识里,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她的儿子。可当那些水泥和钢筋浇灌的地表和高楼像一座座人工岛屿无休止地延伸时,我们脆弱的心在这岛屿周围或边缘根本无法找到一点大地的影子,这就像儿子寻找不到母亲一般;在这样的无奈中,哪怕是想嗅一嗅童年马粪熏人的气味已成为一种奢望,诚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说:“世与我而相违”啊!

  束河能让人与众不同的是:你可以在这犹如童年的时空中任意做你想做的事,你可以彻底地放松你被俗世羁绊和被禁锢的生命,这是一个能招魂的天堂,也是一个能让灵魂“安息”的地方!

  一片自然风光是一个心灵的世界。

  然而,没有人文的自然风光,却总是让人感到有一份残缺之感。

  丽江却不一样,在家家门巷出清泉,户户宅院溪水流淌的背景里,在高原上的时光于岁月深处自由流转时,这里的历史和人文信息在岁月的表层下散发出来,在其神性山河之后,这里同样也在为世人构建着一个神性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感知到这里异常丰富的人文和历史,古今中外的多元文化显现出的水乳交融状态,这是文化丽江厚实的基础和根。

  在丽江,不去“木府”就等于枉此一行。因为“木府”从元代以来,至清代“改土归流”的470年间,见证了丽江古城的岁月风霜。公元1253年,忽必烈由丽江顺势而下转攻大理期间,尤古年的第23代孙麦良受封副元帅,后就任茶罕章管民官之职;麦良之子阿良阿胡在茶罕章管民官改置茶罕章宣慰司、茶罕章宣慰司改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时先后均世袭官位。公元1382年,朱元璋通过其干儿子沐英赐予阿良阿胡的后人阿甲阿得以“木姓”和府印,以示安抚;清初吴三桂坐镇云南还依然视丽江为驻防重地,亲自到“木府”进行走访。

  木府是木氏数代人在近470年的统治中,集人力和物力资源在长达369米的中轴线上置地数百亩,建造了集议事厅、万卷楼、护法殿、光碧楼、玉音楼、三清殿等建筑物于一体的古代建筑群,旧籍中有“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记载,徐霞客来这里后也在游记里由衷感叹“其内楼阁极盛,”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巨大;时至今日,依旧可窥其貌。

  “腹有诗书气自华。”

  木氏在丽江能维持数百年的基业,与他们重视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据说,其始祖尤古年的21世孙麦琮生于13世纪,7岁能识纳西象形文字和鸟语,长大后通晓汉文和藏文,并创制了一字一音的、符号程度较高的格巴字,成为“推诚服众,敦德化人”的尊主。元代设云南诸路学校后,汉文化和儒学在丽江得到了重视,蜀地知识分子云集坐馆,文人王惠、王升父子先后到丽江大力倡导,到了丽江路军民总管府设置时,木得土司更是倡导习汉文、学汉俗,他曾为一地名取汉名为“文笔峰”,因为“研”与“砚”在汉字中相通,他为丽江取名“大研城。”而头戴毡帽的土官木曾捐款在鸡足山兴建悉檀寺和藏经阁,派向导引领徐霞客到丽江作客,点评自己的汉语诗作,教其子读书,为鸡足山编修官方志略。这种流风意绪延续到清代后,促成了丽江人读汉书时,开蒙必读《三字经》,而每逢小孩满周岁时,其母必盛装背负着新孩童购买《三字经》和笔墨,其意预祝孩童长大后读书明理;因内地运送的书满足不了需要,导致了丽江吴家以刻印《三字经》为业,撑起了半边天;木府门前有一坊,上书“天雨流芳,”汉语的意思是“去看书吧”,由此可见木府尊重人文,崇尚文化的劝学理念。

  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引用了一个汉族人的话说:“宝石是多面体的,每种宗教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这是一句在简单中寓予深刻内涵的话。佛教传入丽江后,纳西族高层恭请藏传佛教活佛讲经,容纳避难的喇嘛传教,捐资修建庙宇,并于明初创办东巴学校,请博学佛教徒为东巴教徒传授佛教文化。

  丽江纳西族所创造的东巴文化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结下了不解之缘。1924~1928年,受聘来到丽江的洛克起初的任务是为美国农业部采集植物标本,其间他为《国家地理》拍摄图片和撰写了十八篇游记见闻资料,这些文字后来成为了希尔顿创作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的素材,“香格里拉”之名顺应而出。其后,洛克发现并被博大精深的纳西文化吸引了眼球,自觉地做起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丽江22年的日子里,他不但撰写了《中国西部的纳西族王国》一书,还系统地挖掘、研究博大精深的东巴文化,这使他获得了“世界纳西学之父”的荣誉称号,他在玉湖雪崧村留下的洛克故居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每一个为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

  我在丽江行走的每一天,都在被这里的人文历史感动着,也在进行不断地思索。有时,我感到在异域氛围中的文化面前,我是那样地矮小,那样地卑微,这一切时时压在我的心上,让我刚刚寻找到的放松的心旋即变得沉重起来,同时,这一切又让我的内心装满了丰盈,因为被文化感动,要比被物质和虚名诱惑实在是高尚得太多……

    环水泱泱,

    石榴满枝,

    不见稻田稻花香,

    天高气爽好丽江。

  离开丽江,想起了美国现代诗人庞德的这些诗句,再回首所见和所感,心中不自觉地冒出一种渴盼:没有堕落在物质文化和被世俗污染的丽江,值得人此生用灵魂重来;而于我,在流年的光景中,我依然会以一种顽强跨越时空轻唤:

  丽江,我还会在高原找你。


雄关胜境引苍茫


  从盘县平关沿着群山中蜿蜒的古驿道攀爬而上,荒草在脚下就像远去的昨天,正被一页一页地翻走;阳光中渗透的薄薄烟缕像散不去的历史风色,在身边长久地逗留。此刻,我还能想什么,还能说什么呢?

  苍茫中来到胜境关前,两山之间的关卡就像一把锁,把山河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东面是贵州,西面是云南。我在心里暗问:咫尺天涯竟然如此吗?

  这是一座雄奇的关隘。关口长37米,高7.8米,城门半圆拱,门洞书有“胜境关”三字,旧时曾筑有关墙和楼堡,被称之为滇黔锁钥;自元明清以来,它是由黔入滇、或由滇入黔通往京城的要道,砌墙的石头在见证关隘于岁月风霜中所处地位的同时,也在演绎着岁月深处渐行渐远的那些令人兴叹的故事……

  这也是一座神奇的关隘。“彩云深处划黔疆,岭上茅分古夜郎”,在现实生活场景中,胜境关不仅是一条地域分界岭,而且还是气候分界线,古人“山界滇城,岭划黔疆,风雨判云贵”的说法,让人不言而明。这种“黔江烟雨、滇界风霜”的不同候征是由“山谷川原,候同气异”造成的。而这种异常精微的变化,常常被那些情感细腻的人捕捉到,并留下了精辟记录。杨慎在《滇侯记序》中描绘道:“日月之阴,经寸而移,雨场之地,隔垄而分。”“西望则山平天豁,还观则箐雾瘴云,此天限二方也。”清•徐炯在《使滇日记》中记载说:“行滇黔分界处……忽觉山平天阔,大道坦夷,山川明媚,林树青葱,心目廓然。”不同的气候给人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受又让人心生出不同的情愫,正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平彝县县长蒋绍封感概不已,他曾为此撰联该关木柱云:“咫尺变阴晴可见人情真冷暖;滇黔本唇齿何须境界太分明。”联语中所饱含的情感让人读来顿生唇齿相依之感,真乃触手可及。

  气候如此,土色也理当发生骤然变化。

  清•王昶在《滇行日录》中说的“土皆赤埴,山石若朱皴然”的特征,当今依然存留蛛丝马迹。也许是“雨师好黔,风伯好滇,贵州多雨,云南多风”的缘故吧,在近距离中观察时,有心人就会发现:直到现在胜境关附近的土质,靠贵州的一边偏黑,朝云南的一面翻红;贵州方向的石头或植物都长青苔,云南方向的则是布满了红尘。这真是奇了,怪了!

  在关门口小憩,印象中城门洞像一把锁孔,古驿道像一把长长的钥匙,在阳光中牵引着我的思绪,让我的心流连在雄关苍茫的氛围里;从东往西,关隘城楼、石龙古寺旧址、牌坊被古驿道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其间的距离不过500米,可就在这短短的距离中,却包含了厚重的文化积淀。

  关楼与碑坊之间,山塬台地大树疏落,竹、棕树、梨树、沙糖果树间杂着生长。我很喜欢这种冷寂孤清的氛围,更喜欢阳光中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情调。明代诗人何景明在《平彝道中》一诗中写道:“崖悬白云薄,山小路仍斜。古陌苍松里,参差几树花。”诗以白描的精到,言简意赅地渲染出关隘附近的景色风光,确实是匠心独运。

  风物里最让人留念的是万里亭和石龙古寺。

“龙岂池中物,何来岗上眠。”万里亭旧称石虬亭,明万历二年,因是处两条露出地表形如石虬的石灰岩而建;同年,云南巡抚洪弼派人在地龙旁建关圣宫,院内按八卦方位种植杉树八棵。于是,亭和庙就连成了一个整体,并且也因此被赋予了一系列的美妙传说。

  一说石龙是当年穆天子西巡时不听使唤留下的;另一说是讲关坊之间是一方风水宝地,一个贵州美女前来探虚实,爱上了云南的俊友,互相争劝对方到自己家乡,鸡叫时无法回家,贵州美女化成雌龙,云南俊男化成雄龙,在安然中交织在一起,至今还呈现出“石兮由来几万载,陵谷频迁石不改。骨相嶙峋黛色深,掉尾常欲赴东海。乍起乍伏势攫拿,半皱半瘦鳞斑驳。山前怪石分成个,小则鸱蹲大虎坐。一龙夭跷踞其巅,清高稳坐南阳卧”(李恩光《石虬》)的形态;为了感谢上天的好生之德,他们在身旁流出一股清泉,用以滋养世人。

  关圣宫其实就是万里亭北面的石龙古寺,因关隘与武卫联系紧密,才供奉关圣。

  这同样是一处令人流连之地。

  清•包家吉在《滇游日记》中记载:“(武帝庙)门上有联云:‘黔疆烟雨,滇界风霜,终古兼圻威一镇;魏国山河,吴宫花草,于今裂土笑三分。’” 进门后是神态毕至的哪咤太子像,壁门后韦陀像,手持降魔杵,殿内塑关公,设神龛,壁上绘十八罗汉,廊下赤兔马极有生气,庙前有石虬亭,柏树甚巨,而葱郁如盘。石虬亭中两条石龙蜿蜒似活,汇聚灵气,联称“古柏參天,风声入座;虬龙伏地,云气凌宵。”庙内的菩萨均有机关牵引,一不留神,人就会在机关发动中被围上来的菩萨困住,“石龙寺里面的菩萨会走路”,数百年来就这样一直在民间流传。

  神也罢,物也罢,终究都成空谈;只有关帝庙内“魏吴争雄,终成英雄空幻影;人情冷暖,何须境界太分明”的庙联,至今还让人三思;透过眼前的山树风色,和旧驿道上镶嵌的有字石块,以及当年石龙古寺遗留下来的断碣残碑,兴废之情,沧桑之意便会如烟云般向眼底扑来……

  旧籍记载,石龙古寺前面有左右坊两座,“左曰:彩彻云衢。右曰:滇南胜境。”“彩彻云衢”坊已毁,“滇南胜境”坊尚在,只是不再是原来的模样。旧时的“滇南胜境”坊坊高13.32米,宽11.2米,十二楹柱,九级斗拱,西面书“滇南胜境”,东面书“固若金汤”,系木结构,楹柱前后各有一对石狮,为明景泰四年(1453年)云南巡抚洪弼所立;现在的胜境坊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运用了新材料,凸显出高大和雄峻,为雄关增添了厚重的文化色彩。

  漫步在雄关古道上,关隘和古驿道在我心中就如同一根长长的线,牢牢地系住中原和边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展现了王化推衍的过程,上演出一幕幕让人心酸的往事……

  画面转到洪武十四年秋天,胜境关古驿道上旌旗漫卷,穿铠甲的军士如附蚁般在被称为“滇界风霜”的山岭中行进,匮乏、疲惫没有掩住这支军队的锐气,相反,在行进中他们展示出的是中原王师的王化之威,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永昌候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统兵30万远征云南的壮举,慑服了沿途的边民,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

  随后,这条古驿道上就迎来了更多的宦旅和商旅。尽管在文献资料中找不到记载,但我相信明朝那个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到云南时,也曾从这条古道上经过;可怜的是那些宦旅,谋官也好,贬谪也罢,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被他们用纸笔一路记录下来,为我今天的阅读提供了一个揣摩的机会。

  不可否认,文人事实上是很难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关山道远中,再美的风景也会因人的心情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在托物言志中,他们总会把自己的情绪含蓄地流露出来,织成这条大道上悲喜交集的诗歌交响。欣喜时,他们吟咏 “行尽黔阳路,南中自一天。仆夫力愈劲,稚子喜从偏。落日留残照,疏林起暮烟。旅吟犹未懒,回首竟茫然”(明•蒋金銓《晚进滇南胜境》);惆怅时,他们低徊的是“双穗桥边别,此情倍可怜。山容分面背,河势限滇黔。策马心仍恋,怀人意自联。不堪回首处,遥听水潺潺”的诗章(明•袁文亮《二过滇南胜境》之五);更多的时候,他们抒发的是面对困境的豪迈之气,如“夜半平彝馆,风悲气始萋。月光皎东壁,白露寒蜇啼。凭高视中原,但觉众星低。长路心益壮,浩歌天之西”(明•何景明《平彝》二首之二);“山路日多雨,我行犹未休。碧溪云不定,青草瘴仍浮。客久旌旄落,天空鹳鹤秋。卜居何以赋,长啸揽吴钩”(明•张时彻《入滇》之二)。古驿道上发生的这许许多多叠印出生活原色的故事,成为了胜境雄关文化碎片中不可丢失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悲伤,幸福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条古道行走的宦旅中,其中有不少人的人生就像荡秋千一样,总是在起起落落中沉浮,甚至在慑服于生存压力下,其足迹如风如霜,迭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明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中旬,二十四岁就中状元的杨慎因1524年7月,为“继统不继嗣”两议,跪请嘉靖坚持国家制度,不要任私恩而弃义不顾,遭到新任翰林学士张璁“自古非天子不议礼”的攻讦后,被杖责成重伤谪戎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县)。当其之际,他在“高秋凉风发,吹我出京华”中告别妻子黄娥,纵怀满腹经纶,可还是在饱含辛酸,一路风霜中颠簸而来。

  在胜境关,杨慎深感虎落平川受犬欺的残酷现实:守关卡的哨长威逼他次日枷械上路。要不是石龙古寺的明月道长仰慕其大名,为其求情,为其疗伤,劝他过完元宵之后再走,杨慎也不会遇到新任云南巡抚的黄大人,也不会读到夫人黄娥用薛涛笺撰写的《三春花柳》绝句:


  燕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透过这血泪斑斑的文字,杨慎仿佛看到了夫人那张消瘦、憔悴的脸,读透了她的百转千肠。他的心在疼痛,在流血,这已经盖过了他在路上所经历的身体之创,政敌正是要用这一点来制服他。“腹有诗书气自华,”杨慎不甘与宿敌为伍,第二天早上不辞而别,飘然上路远去。

  不知是宿命的悲,还是轮回的痛,也许,悲痛就是一种苦难,也是这种苦难成就了杨慎。在一生的戍滇生涯中,他且行且歌,直到七十二岁死于云南时,已为云南的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长期与大理太和人元阳唱和形成的《苍山杂咏》诗集,像从岁月岩层中浸出的水,打湿了这里的寸寸土地……

  杨慎之后,公元1638年,明代杰出旅行家徐霞客在普安州考察碧云洞和丹霞山后,来到了胜境关。削瘦癯朗的徐霞客在山路上衣带飘飞,颇有仙风道骨之概;经年的行走淬炼了他的筋骨,胜境关在他的人生之旅中,形成了又一个交接点……

  “叹息鬻琴人不见,岩花野草自萋萋。”

  在这条古道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人物,他以旷世清风在自身年华和皇朝天涯中演绎出一出人生的悲喜剧,让后人生发出无穷的感概。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杭州钱塘人孙士寅出任平彝县令,到五十一年五月卸任时,因在位期间两袖清风,临行却又借贷无门,百姓感其德,为其捐赠银两,而他分文不取,将随身之琴鬻为路费,悻然离去。清•李恩光《鬻琴碑》诗对孙士寅在位期间的政绩作了生动的描述:“山城记得使君来,春满河阳花正开。外户不闭庬无吠,中泽既集鸿何哀。”“三年课绩循良奏,百姓见肥使君廋。长途再将羸马驱,空囊只有焦桐售。”“吏自笑,民自哭,丰碑屹立山一麓。一行巨墨云霞章,百年正气豺狼伏。”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的人,百姓一辈子都会记得他。继老百姓捐资立“遗爱碑”于驿路之旁后,清光绪三十四年,经县令韩再兰批准,立鬻琴碑于石龙古寺大殿右壁前,算是为这位清官纪念。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有一位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在胜境关前流连,从古驿道上经过,这个人就是林则徐。这年六月,他赴滇任乡试正考官,途径这里后在《滇轺纪程》中记录了这里的大体情况:“滇南胜境木坊,右为关圣庙,左为石虬亭,有石蜿蜒,地中虬形”,这种笔记体见闻也算是对这片土地文化的一种报答。

  “逝水长流天地恨,乱山几阅古今秋。”

  我在雄关故道上拂去岁月尘埃,静听历史远去足音的时候,猛然间发现当年火炮和车轮辗出的声音,都已经遥远得让我的灵魂听不到了,在夕阳余晖中拾捡一些回忆片段,勾勒那些诱惑和沧桑时,这个布满风霜的雄关,竟让我如此牵挂和流连。不过,我喜欢这种感觉,喜欢关口前吃草的老牛及看护它的那条黄狗,是它们给了昔年雄关一种恬静的淡然,正是它们身后关隘门洞和古驿道牵引出的时空遥远,以及烟岚和夕光交织拓展出的苍茫之意,弥合了我的心灵的伤口;因为,在这条路上,我只是一个寻梦者,一个为雄关古道翻晒沧桑的寻梦者。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为这样的追寻幸福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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