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我的山

冯三四

惊闻冯公驾鹤去，

八十有七获圆寂。

传奇一生善始终，

成仙飞入天堂里。

吾兄诗斌勿悲戚，

家父寿寝得安息。

节哀顺变皆平安，

福荫惠及冯后裔。

这是我的好朋友《广西军事志》主编、军旅作家钟锋于2018年7月15日为父亲仙逝而写的《悼冯公》。父亲离开已有一个多月了，我时常想起他，甚至希望梦里也能见到他，他却一次也没有走进我梦中。

     自九十年代以来，我便开始了写作，时有豆腐片在杂志或报刊上出现，我都兴奋地拿给父亲看，父亲看了只是笑笑。不知道是肯定还是否定。但只要不反对，便应该是支持了。

     父亲离世后，无数次我都有一种想为父亲写点儿什么的冲动，又无数次在书桌前失语，近情情怯，太多的感情蜂拥到眼前，充塞在胸口，我不知从何下笔，才能写尽父亲平凡却又辉煌的一生。已是凌晨五时，天微明，我从睡梦中惊醒，独坐窗前，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不觉老泪纵横。拭干泪后，重振精神，挥笔疾书。

     父亲名叫冯德扶，1932年出生于广西博白县永安镇新祥村大车坪屯。解放初期，农村都一穷二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父亲却极为乐观。父亲的性格是老实忠厚，踏实肯干。年龄不到20岁，他就当了乡里的青年先锋，曾经代表乡多次到省府南宁等地开会。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队长，负责全生产队的工作。时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和水坝。父亲为了不辞劳苦修筑水坝和梯田，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充当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田筑坝运动。因此，他在村里树立了极高的威信，村中的大事小事，家长里短，都由他出面解决，他也不嫌麻烦，事无巨细地一一安排妥当。

     上世纪40年代末，父亲和他的两兄弟一起，一砖一瓦盖起了几间平房，那房子至今仍保存完好。

     父亲是一名老共产党员。70年代初，父亲组织了农村合作社的社员，堂哥二兄是乡干部，他很聪明很有才智，看到了乡村夜晚点煤油灯，没有电灯。便组织了县水利局一位叫庞英俊同志技术专家，拟出了一个建设乡村水电站的方案。在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党员干部的带领发动下，仅两年时间便建起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当时是全博白县最先实现农村有电灯的大队。后来各地都纷纷组织前来参观学习。这座水电站至今还留在那里，历史沧桑的见证。

    我家里有七八亩田，父亲独自扛起了家中的重任，不分寒暑、一年四季都牵着一头老黄牛，辛勤耕耘。

父亲就是一头老黄牛。

母亲先后生下包括我在内的五个子女，我是老三，母亲身体不大好，父亲一人要养育七张嘴，压力可想而知。但父亲从不抱怨，只默默地躬身干活。父亲的背影是如此伟岸，像一座雄浑的大山。

     我们五兄妹平日都在上学，一有空就会帮父母干活。父亲每天都会担两担水，脚下生风。我曾试着挑过那两担水，那水桶将我的肩膀压得生疼，母亲心疼地替我倒掉了一半的水，父亲则慈爱地拍了拍我稚嫩的肩膀，说：想不挑水就要走出去，走得越远越好。

     我注视着父亲，他的眼神是那样坚定。从那以后，我人生的方向开始明朗：走出去。

     我随父亲一起上山砍柴，又将柴挑到县乡城去卖，一趟下来，脚走得磨出了水泡。父亲种了芋头和红薯，为我们改善伙食，那时，我一顿能吃五个大红薯。父亲还开挖有一座鱼塘，因此，我们全家总能吃上新鲜的鱼，五兄妹的身体也都很棒。父亲还时常将鱼分给左邻右舍，邻居们也回报给我们自家的农产品。父亲在鱼塘里养了十几只鹅，每天，他都会赶着一群大白鹅到池塘里去，调皮的我去逗鹅，却被那只比我还高的大鹅撵得四处逃窜，父亲憨憨地笑着。这一群鹅每天的食量惊人，父亲去田里割草喂它们，一次，父亲割得太用力，锈迹斑斑的镰刀不小心割到了他的手，鲜血直流，父亲顾不上包扎，只草草用几根草按压住淌血的伤口，然后继续喂鹅。后来，那道七八公分的伤口感染、化脓了，父亲的手肿得比馒头还大，所幸一个多月后便彻底康复了，但手上却留下了一道永远的疤。

       父亲用伤痕累累的双手挑臭烘烘的大粪浇菜园，打谷，晒谷，很少能看到他安静地坐下来，他不是站着挑水，就是弯着腰干农活，从没见他停歇过哪怕一天。记忆中父亲从没生过病，但母亲告诉我，父亲因长期劳作，已患上了低血糖、风湿病、腰肋劳损等病。病得再厉害，父亲都坚决不肯去医院，他想省下一分一厘，供我们五兄妹念书。

      父亲在生产队任队长期间，每天负责吹哨子，提醒社员出工、收工。父亲从来都是第一个到，且每次都提前半小时。父亲极强的时间观念影响着我们，我们五兄妹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几乎从不迟到早退，后来经过努力，兄弟姐妹们都在省城谋了职，购了房，建了家。

      有一年“打土豪分田地”，村民蜂拥到地主家抢农具，一脸老实模样，甚至有些木讷的父亲一如既往地谦和，不争也不抢。眼见着大伙为了多占财产争得头破血流，事态即将演变成一场流血事件，父亲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将所有没收的财产分门别类地登记在册，又按需分给各家各户，村民们皆大欢喜，父亲却只分到了大伙不要的物件。

      父亲最得意的一件事是50年代赴省府南宁开会学习一个多月时间。毛主席邕江冬泳时，父亲见到了毛主席。他向后辈反复提起这件事，每每说起，眉飞色舞。反正是他口里说出来的，我也不作印证。我曾对他说过，2005年以来，我还在不同场合真正近距离亲眼见过江泽民、胡锦涛、习近近平等三位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有机会与胡锦涛握了手呢！此情节我已在其他文章中描述过。我说完，父亲只是笑笑。父亲常常坐在一把老式的藤椅上，总是痴痴地望着远方，他遥望的方向，正是火车开往北京的方向……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仅在夜校读过短暂的书，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书，他时常向我们提起他年轻时的先锋模范事迹，希望我们五兄妹能有出息机会。我们都理解当时的困难。那时，父母供我们兄妹吃喝已是捉襟见肘，每个孩子的学费都是他一勺勺地喂猪、一把把草地喂鹅、一担担柴地挑去卖、一只只鸡蛋地省下来的，终于将我们五兄妹送进学校，并都在各行各业有事业。

父亲不仅支持我们五个孩子读书，也劝解村里的孩子读书。邻居一大爷是个药罐子，家中有三个孩子，大爷准备让三个孩子辍学，父亲多次劝阻，并从自己紧巴巴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资助给他，让他的孩子们继续念书。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父亲为此急白了头发。他除了要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奶奶，还得服侍病中的母亲。母亲虽生了病，但也从不闲着，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从前为生产队的了员缝制衣服，如今为小区的人改衣裤等，我们兄妹的衣服都出自母亲的巧手。

     七十年代初，因父亲是青年先锋模范，县里奖励了一辆“永久”自行车，他平时工作使用之外，就用这辆自行车驮着母亲去医院，又驮着我家的女孩们去学校，驮着男孩们去集市，这辆笨重的老式自行车，父亲一骑就是几十年。这辆车同父亲一起老去，上面镌刻着时光的斑痕，父亲时常一遍遍地细细擦拭，不舍丢弃。

老话说，严父慈母。但我的父亲非常慈祥，从来不冲我们发火。一次，我因贪玩，弄丢了几天前买的新鞋，我赤着脚回到家，躲在房内半天不敢出门。父亲得知原委后，拍了拍我的肩，告诉我，路途艰险，没有鞋可不行；丢了鞋没关系，一定不可以丢人。

     父亲的话，我始终不敢忘却。

后来，我牢记父亲“走出去”的嘱托，开创了自己的公司，生活也逐渐好了许多。1998年，我将父亲接到南宁来生活。有父亲为伴，我可以安心做事业，平日遇到抉择举棋不定时，总会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三言两语就能化解我的疑惑。父亲是我人生道路上那盏最亮的灯。

     值得一提的是，我兄弟姐妹五个中，因为工作关系，对父母最不注意关心照顾是我，大哥最会照顾，懂得医学方面的知识比较多。大姐和小妹对老人照顾更细致。弟弟在父亲病重期间算最大的付出了。白天黑夜都丝毫没有顾忌，我向他们致敬。

     今年七月，父亲带着一身的疾病离开人世，享年87岁。我无法用笔墨来阐述自己莫大的悲痛。我宁愿相信他始终活在我身边，静静地看着我们兄妹五人成人、成材，看着我们的子孙一天天有出息。

父亲悄无声息地走了。他生前不喜欢喧闹，我也因此没有告知许多人，但他出殡时，有一百多位文人雅士、作家、官员及老乡朋友前来吊唁，并有六十多位作家朋友深情地送了挽联或挽诗。九泉之下的他一定会感到欣慰。如今，他的儿子已经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搁笔之际，无语凝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