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出关
         ——唐朝僧人玄奘西出阳关求法的随笔
                                       
苏胜才
   
    玄奘法师公然违背唐王朝的禁令西出长安的时候是二十九岁，但他立志西行求学的时间还应该提前几年。
    那个长得白白净净的英俊少年，十三岁步二哥后尘出家到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的小沙弥，天生对佛教理义有一种如痴如醉的酷爱和理解。相传他一开始学习佛经，就经常学习得废寝忘食，总要钻研到能上台复讲才肯休息。比他早出家几年并和他在一起修习佛教理义的二哥陈素，在心疼弟弟近乎自虐式的研修佛理的同时，常常自愧不如，慨叹不已。事实上，在他和弟弟一起的那十数年时光中，他在修习佛经的同时，主要的精力就放在了对弟弟的生活起居的照料上了。在内心深处，他似乎就已经认定了弟弟在佛学方面是一定会比自己有更大出息的。那是一种天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辉光。一将功成万骨枯，伟人的生成，除了伟人自身的潜在素质，还需要更大的社会环境的塑造，需要有许多的人做出牺牲。不管是生命还是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素是一个甘为人梯的人物，是一个勇于牺牲自我的民间英雄。当然他在佛学上的修养在当时也是很多人无法企及的。但他最大的成就却应该是成就了弟弟唐三藏的功绩。这就像伟大的现代派画家梵高一样，如果说没有他的弟弟提奥的倾力支持，也就很难有他身后的声望和成就了。
    公元618年，也就是唐王朝建国初年。
    十八岁的玄奘和他的哥哥陈素来到长安。他们的希望其实很实在，经过多年的战乱，他们想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虔心修习佛学。这是一种不死的精神，是一种对内在精神不死的追求。然而长安的现状却让他们失望了。唐王朝建国之初，长安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处处显露着它的险恶。人心不古，追求声色之乐成风。告密、出卖、残杀，统治者内部也充满了明争暗斗。人们哪里还能够顾及内心的修养呢。佛教虽然是一种广大无边的宗教，它讲究内省和自悟，它劝戒人们回头是岸，但它却绝对很难拯救一个破败不堪的社会，甚至有时连自身都不能够拯救。新疆于阗在古时是有名的佛国，佛光曾无私地普照在那一片土地上。但在伊斯兰教东征的时候，却被无情地赶出了那片土地，空留一段宗教历史，以供后人们怀想。信仰面对战争是无力的，而信仰和信仰之间的“战争”也一样残酷。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早离事非之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他们改道南下，去了当时号称佛教中心的四川成都。
    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迈出的日后成就大业的最关键的一步。
    玄奘到了成都之后，如鱼得水。在那里他不仅大量的研修了各种佛教经典，学养日益精进，而且他还独自登坛讲授佛学，并到各地去学习佛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觉我们国内的各种佛教典籍庞杂无序，在典籍之间也矛盾之处甚多，而且还有许多人们根本就无法理解的内容。因此他决心西去求取被人们誉为“佛学要典”的真经《十七地论》，来为广大佛门弟子解释疑惑。于是在公元627年，他又回到了长安。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叙及一段唐王朝的历史。唐朝立国不久，国力还很是薄弱。为了防止当时还非常强大，而且咄咄逼人的占据着广大西域地区的突厥人的入侵，在通向西域各地的主要门户河西地区设防极严，尤其是新玉门关以西，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关卡和烽燧比比皆是，老百姓不得随意西行。那些常年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客商僧侣，都必须持有各种有效关文经层层验证方可通行。
    玄奘法师为了西行求取真经的计划能够成功，他早已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那时候，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西域各国客商僧侣很多，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他正是通过他们了解了许多西域的风土人情，以及佛教在当地的兴盛情景和旅行常识。他从他们口中知道，求得真经的最佳路线就是沿丝绸之路而行，过天水，涉黄河，翻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然后出玉门关，进入西域广大地区。再然后直翻天山，下阿富汗，过克什米尔，直达印度。这一路上虽然大多是荒漠戈壁和万里黄沙，以及数不清的险山恶水，而且关卡林立，但也同时有许多信仰佛教的国度。对于像他这样早已是“释门千里之驹”的大法师，名声早就传到西域各国去了。他们相信他的西行一定会得到那些佛教之国的热忱欢迎。
    后来待到他历千辛万苦真的出关之后，这一切没想到就都变成了现实。他在那里的经历和所受到的礼遇，要比在自己的国土上好得多。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玄奘在有了那么多的西行知识之后，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就只剩下一项申请关防文牒的事要做了。这是一件比较麻缠的事，是一件绝对会让你身心憔悴的事，它的难度绝不亚于沿丝绸之路上跑一趟生意。但玄奘去意已定，任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了。
    于是才有了公元627年的唐玄奘二度长安。
    不知道是由于玄奘的佛学知识渊博，修养名声太高，还是由于真的出于国家边关安全的考虑，唐王朝果然就没有批准玄奘的申请。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猜一猜一代赫赫帝王李世民当时的心态。
    誉满京城的“释门千里之驹”玄奘，按我们现行观念对于人才的标准要求，绝对是一个应该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人才。一代大宗师，众望所归，于国于家，多发几两银子又有何难？当然我们国家现在只说宗教信仰自由，但不提倡宗教。说穿了，那不过是一种迷信而已。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对于宗教界人士，却是非常的尊重。即使享受不了特殊津贴，也要给予部级或准部级待遇享受。记得今年去了一个佛教圣地参观，通过和年轻的住持交谈，得知他是某佛学院毕业的本科生，享受的是正县级待遇。可以推算，像玄奘那样的大宗师，要是生在今天这样的盛世，说不定早就是享受总理级或副总理级待遇的宗教界人物了。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难得的开明盛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一个少有的开放时代。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一位历朝历代都称颂不已的一代明君，连我们的伟大领袖都写诗“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在调侃他少有文采的同时，何尝没有对他文治武功的称颂。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上罕见的至尊帝王，他的聪明和城府绝不是常人所能及的。对于他的心机常人就更是不可揣摸得来的了。
    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留学这一说法，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访问学者这一说。按现在的水准衡量，玄奘的西去求经，就是留学了；按玄奘实际上的水平，再与现在我们的访问学者相比，他当一个访问学者是绰绰有余得很了。我们再从他申请一个小小的出关护照都要去找李世民来看，他当时的身份及影响绝不亚于造原子弹的专家出国访问了。不然来往于东西方的客商僧侣那么多，为何就单单不准他出去？！单就一个他就能造成西北边疆的危机？鬼才相信。另外，从“统治者愚弄百姓，利用宗教迷信来达到长期统治人民的目的”上考虑，他也不该阻挡玄奘的。
    这让我们想到历史发展到后来的蒙古大元时代的一件事。当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为了给被劫掠而死难在西域的四百多大元商人复仇，从而发动了那场规模浩大震惊中外的“西征”。那场战争打得不仅旷日持久，而且打得很残酷。西方学者后来恐怖地称其为“上帝之鞭”，或曰“黄祸”。然而这条“上帝之鞭”的西征虽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按成吉思汗的说法，却有一桩不如意。“来去从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已。”马背铁蹄打得了天下却治不了天下，唯“心服”才可长治久安。因此这位最相信武力能解决问题的一代天骄，在他西征的大帐中，却又能和清静无为清虚自守的道教掌门人长春真人邱处机和睦相处，并对其教义有独到的理解。而且自他开始，他的代代掌门人都非常重视发扬光大各类宗教，因为只有宗教才可使民“心服”，才可使其统治长命百岁。因此元朝虽然短命，但就是这短命江山，也是依赖了这“心服”之策。
    因而回过头来，我们拣视玄奘当年出关这件历史积案，就更不明白李世民当时是怎么想的了。当然李世民后来还是改变了初衷，大概是想通了吧。一代天骄的作为是不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是认为自己乃天朝大国，怎可派一名有极高声望的道德僧人去西方蛮夷之地求取什么真经。这不是自家灭自家的威风而长了夷人的志气吗，这不是自己承认自己落后吗？自家批自家的耳光那是在自家门背后干的事，怎能让别人知道呢？可是李世民他自己的家族身份还是个谜呢。有人曾以唐王朝宫庭伦理之混乱为据论证他们家族本是胡人，只是为了迎合汉族人的传统心理习惯而自姓李的。那么，李世民是妖身一变而不知前身的了？
    是怀疑玄奘法师出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会被西方的花花世界勾去魂魄。而他自己却落一个不爱惜人才的罪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怎么着，玄奘是一位德行极高的法师，还有什么能更比佛教要典更能诱惑他的心呢？
    那么是玄奘的“贡物”没有贡到时辰上，从而惹恼了贵为天子的李世民？还是那个书呆子本身就没有上贡，真认为自己是方外之人，讲究的是四大皆空，从而想空手套白狼，干指头蘸盐得便宜？好像都不大对劲。我们从李世民的角度来考虑，他贵为天子，君临天下，整个一个华夏大地都是李家的了，整个一个华夏大家族都姓李了，还在意一个两手空空的和尚为自己上贡不上贡，还会在意他上贡的时间对不对吗？从玄奘的角度考虑，假如他真认为人生轮回，四大皆空，那么他还孜孜不倦地研究佛经干什么？
    那么李世民是对玄奘的西行计划本身起了疑心？当然西部边疆不稳，西北门户不紧，这是建国不久的唐王朝的开国君主李世民的一大块心病，小心对待每一个要西出阳关的人，本无可厚非。加上玄奘是知名人士，他不像那些商人，只不过是“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往。”而又为了西出阳关和许多西域之人都有交往，故而产生疑心也不无道理。这我们可以从一个现代汉语辞典里的辞条“汉奸”可以为他做证。我们何曾见过其他民族用一个专门的词来命名一个民族中的败类？！然而玄奘毕竟是一代名僧，以佛家教义，爱教爱国原本是一体的事，他怎么会做出对不起祖国的事呢？李世民未免太不识汉文化了。
    帝王之心不可猜。在这里，我们只能说是不可思议了。
    或者说，玄奘的西行申请就根本没有到达天庭？！想到这里，就不能不惊出小民的一身冷汗。我们华夏民族自古至今就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阎王好见，小鬼难求。”我们做这样的猜想不是没有道理。
    在玄奘法师历经一十七个寒暑，求法目的达到之后，由于思念祖国而决计返回的时候，印度各界人士都表现了极大的热忱，都极力挽留而不能。就在他基本按原路返回，到达有名的佛国于阗的时候，他便给唐王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封措辞极其婉转和诚恳的信来报告自己自偷偷跑出长安之后一十七载的行踪和收获。玄奘也不亏是一代大宗师，不说其它，单就这件事所采取的对策和谋略，就有我们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公然违背圣命意味着什么，历时一十七载才返回又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得很。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很详细地记载了他那封名传千古的信件。
    现在我们可以沿着历史的陈迹走进玄奘大法师的心灵世界。这是一个很世俗的然而绝对博大精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充满着人生的无奈和无奈之后的大智慧，以及不死的精神追求。我们不仅可以一窥一代宗师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的真实心态，做为一个血肉之躯的人的思想情感，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做为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一位唐王朝的至尊宗教领袖是如何既丰富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弘扬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同时又如何保护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玄奘在给李世民的信中写到，我中华苍生亿万，各种学说林立，儒释道信仰各有千秋，也各有自己的信众。儒道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宗教，已经日臻完善，而独有佛学却是从西引进，因而很是不足。但既使有很多的不足，也有众多的信仰者。我中华自汉以来，董公废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而独尊儒术，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固我中华，然结果却有了三国归晋南北朝，五胡乱中华。我大唐王朝急民所苦，顺应天人归一，统我华夏，开禁学境，才有了今天的开明盛世。臣虽身在异邦一十七载，然而心系母国，时刻关注着我大唐江山的一点一滴。来往客商僧侣，无不盛赞我主之文治武功，我邦之兴旺发达。想当初，为了求学，为了完善我们中华自己的佛学，臣已经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实乃天意。
    然后他才写到了他一路之上的艰难困苦和所经所历。其中有这么几句，臣“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峭险之涂，热海波涛之路”，“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才在异邦凡一十七年，学有所成。
    他在这封信中没有提到他混在流民之中逃出长安到逃出玉门关这一段路程之上被无数次缉捕的情景，这是他的无奈也是他的聪明。无论如何，他公然违抗圣命私闯关卡，是罪不可恕的。现在虽然是学成归来，但他依旧是一个私逃之人。因此，他一到于阗就写了这封言辞恳切表白曲衷的信，让人随商队带往长安，而他自己则继续逗留于阗，一面讲授佛学，一面等待长安的消息。
    玄奘法师之所以这样做，肯定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做为方外之人，他虽然胸怀开阔，心底无私，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着无比的热爱之情和无限的眷恋之心，但他却不能不防一世帝王李世民。虽然他在异邦的一十七年当中，几乎每时都能听到来往的客商僧侣对李世民的各种称颂，比如从谏如流，比如勤政爱民，比如开禁思想等等，但这些都是他从别人的嘴里听来的，他没有亲眼所见，故而他从各方面考虑权衡，才做出了那样的决定。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概就说的是像这样的事了。另外，如果说别人说的那一切都是真的，那他的这封信无疑会锦上添花，为自己回到长安把基础打得更好；如果说事有不测，那他在于阗也是进退自由，好做其它打算。说穿了，那封信是他扔向李家王朝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是他伸向李世民的一支避雷针。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李世民是如何对待这件事的。
    处庙堂之高的李世民，心怀天下，不亏是一代旷世之主。在接到玄奘的那封信之后，就立即派人传他手谕，“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还使人告诉玄奘，他已命令于阗等沿途各国派人护送法师，并派我国有关官员在边境等地迎接法师。在这份手谕里，李世民同样只字未提当年玄奘私闯边关的事。看来那已是心照不宣的事了。得到这样的信息，这才使玄奘大法师的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落在了实处并立即起程回国。
    如果说当初确实是李世民自己阻挡了玄奘的西行从而使玄奘以那样的方式出走的话，那么他现在却以这样隆重的方式迎接玄奘的归来，确也表现了他的大度和睿智。如果说当初他并不知道这件事，而现在也并不追究有关人的责任，这也同时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帝王之才。好在两位时代伟人从此消除了隔阂，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现在把叙述依旧回到《出关》上。
    在前面我们已经叙述到，玄奘出关的时间是公元629年，那一年他二十九岁。从他二十七岁到达长安之后就申请西行，到他二十九岁不得已而私自闯关，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上奔下跑，递交了多少份申请，走了多少门路，跑穿了多少双麻鞋，他都已经记不清了。然而两度寒暑下来，虽然他当初的几个盟友都纷纷打了退堂鼓，不再申请西行，而且他的申请也最终没有得到批复，但是他的佛名声誉却日盛一日，名满京城，家喻户晓。这就更增添了他西去求经的决心。他觉得人们是需要他的，人们更需要宗教，人们久历战乱之苦的精神需要一种阔大无边的安慰。这是一种信念，是老百姓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此生已苦，还不能祈祝来生的甘甜吗；此世无望，还不能祈求来世的幸福吗？做为佛门弟子，面对这种民生精神饥苦，他能无动于衷而安坐佛堂打座读经宣佛号吗？不求功名，连佛名都不求了还吃个什么斋念个什么佛？同时西进的佛学，虽然在华夏大地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但是由于没有系统的绍介，各种经书义理流行，矛盾百出，互相攻讦而又不能自圆其说，而且还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没有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不能不说是我中华文明的一大憾事。而当权者却不能看到这一点，这让一代高僧玄奘有了一种大大的悲哀和沉重。
    面对诸种诘问，玄奘法师究竟该怎么办呢？
    舍生杀身，以求信念。这条不仅仅是佛教信仰者才信奉的处世箴言，就像一道眩目的闪电在一个非常时刻闪过了他的脑海。他紧紧地抓住了它，再也不曾松手。这道闪电后来被明朝的一位老先生吴承恩也抓住了，只是这位老先生写得很诗意也很浪漫，认为那是东来寻找取经人的观世音菩萨显现给玄奘法师这位东土圣僧的一道灵光。既是如我这样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一大俗人，也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真有什么佛光的话，那么在那一瞬间，就在玄奘大法师一动念头的瞬间，朗朗九州肯定是佛光普照，檀香扑鼻。整个宇宙丝竹笙簧一片，同奏仙乐，同声歌唱一代大师的诞生了。
    阿弥陀佛。
    让我们同宣一声这博大精深万古长青的佛号。
    玄奘法师的离开长安要比一般人艰难得多，步履也要比一般人沉重得多。
    一方面，西去路途坎坷飘遥。虽然他还不知道那是五万里遥遥无期的路程，需要他一步一步地量过，但就那路上的艰险，那些长年累月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客商僧侣早就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过他了，早就让他心惊不已。他几乎已经能够感觉来那一股寒风的逼近。同时，他还不像那些客商僧侣，前方有一个灿灿烂烂的家园在等着他们。而且他们除了防匪防劫，就只剩下预防不期而至的自然界的灾祸了。而他却在这些之外，还必须提防一路之上的官方缉捕。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再加上他又不像一般的逃走之人，他是一个有道名僧，佛坛高人，易于被人识别出来。为了防备这种种不测，他还不能像那些人一样，正大光明地行走在官道之上，故而他就又比别人多了几份艰难。 
    另一方面，那时候的长安，佛教氛围虽不及成都那样兴盛，但也是浓浓厚厚的，到处都是佛香袅袅梵音绕耳，到处都是法会不绝了。他是高僧，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是长安佛坛不可或缺的一支顶梁脊柱。邀请他去宣讲佛法的寺院僧众排成了一列长队，他的日程从来都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他原本也是去意徊惶啊。去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那样远的路程，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这里虽然在他申请出关文牒的时候，让他伤透了心，但那毕竟是官家的作为，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尤其是对自己充满爱怜和呵护不已的二哥以及那些对自己充满敬意的俗家弟子又有何由而离开他们，徒增他们的悲伤呢？
    然而他毕竟是一代名僧，有极强的内定能力。何况出家人不打诳语，决定了的事就要身体力行去做去完成。因此在决定不顾唐朝禁令，不顾路途艰难险阻而一定要去西方求经之后，他就狠下心来，拒绝一切佛事活动，在禅房虔虔心心地念了几天有关经文，然后化妆一番，混在流民群里，出了长安城，向西进发。
    在这里我想起一首毛泽东的词《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玄奘混出长安之后的刚开始一段路程走得不是怎么艰难。起码比他想像的要好得多。不管是翻秦岭，涉渭水，还是过陇山，渡黄河，都没有遇上过于大的麻烦。这与河东之地乃文化发祥之地不无关系。在那里，各种文化底蕴和宗教信仰就像是一个各民族杂居之地一样丰富多彩。人们几乎每天都能遇见几位游方的僧人和道士慢悠悠地行走在黄土大道上或出出进进于村庄和山野。因而对于玄奘的出现也就不会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从而使他很顺当地走过了那一段路程。当然这与他时刻保持警惕也不无关系。
    渡过黄河之后的玄奘，经过数日爬涉，到达了他早就从商人口中和文化典籍当中了解到的河西走廊门户的天然屏障乌鞘岭。这乌鞘岭“地扼东西孔道，势控河西咽喉”，是祁连山冷龙岭的东延山脉。玄奘法师过去的时候，正是夏天。那时候，乌鞘岭的景色是它一年中最赢人的时候。山顶的皑皑白雪，在夏日的阳光下银光四射；山腰绿草青青，牛叫马嘶，牧人喝着悠悠扬扬的花儿；而山下则正是油菜花开的时候，一波一波，如浪如涛。那香气也如这醺风下的涟漪浪涌一般，和着山里隐隐约约的雷声，直扑玄奘法师。驼铃声声，眼见得一队队商旅驼队，风尘仆仆地从眼前驿道匆匆而过。山里原就是很旷远而宁静的，而又有那么多的如天赖一般的音律回旋其中，就使得那旷远和宁静更加幽不可透了。游历过江南青山秀水的玄奘，哪里见过西北如此气势磅礴的山形水势呢。因此就在他刚刚歇息的地方，他盘膝而坐，眯了他那一双慧眼，合掌默诵。
    据传说记载，就在他合掌默诵的地方，当时在山上放牧的牧民，都说看到一团五彩祥云冉冉升起如莲，佛光四射，香风阵阵，涌满了那一带波波洼洼。再后来，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路过此地，无意当中也驻足那里，做了些功德。人们因此而认定那里肯定是吉祥大福之地，从而大兴土木修起了庙宇，烧香拜佛，祈祝平安。此庙后来不知经历了几世几劫，有人说是在一场大地震中毁掉了，也有人说是在战火中烧掉的。综观历史，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有它的可信性。说它是地震震毁的，是因为它所处位置正好是祁连山地震带反应最强烈地区。说它是被战火所毁，是因为那里是通往河西的“金关银锁”，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无论如何，反正那遗迹你现在是再也寻它不着。
    祈祷过后的玄奘法师，喝了一口从山上流下来的凉彻肺腑的潺潺雪水，并装满水囊，又起程了。他在经历了他第一次的高山反应之后翻过了乌鞘岭，然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走出了古浪峡。从此他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千里戈壁，也进入了他西行之途上最危险的一段路程。当然这里所说的危险，一方面是指环境的恶劣，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官方对他西行的阻挠。尤其是后者，让他时刻提心吊胆。
    还好，他一路平顺地到达了河西重镇凉州。后来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凉州是这么写的，“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可见它当年地理位置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他遭遇了他私出长安以来的第一次危险。他早就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从凉州开始，他是离关口越来越近了，危险怎能不渐渐多起来呢？
    玄奘法师是个有心人。西行求经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他也随时随地都在考察我们国内的佛教状况，尤其是在他第一次涉足的河西地区。因此明知此地不宜久留，但他还是逗留了几天，把凉州的佛寺几乎游了个遍。就是在这几天游寺的过程中，他发现这里的佛教也和关中地区一样芜杂混乱。有些寺院与寺院之间自成体系，各念各的经，各有各自对佛经教义的理解，因而矛盾甚深。做为一代高僧，一方面他有廓清那些自己知道的有一定谬误的一部分教义的责任，另一方面，有些寺院的佛门弟子也想一试他这个外来和尚的深浅，故而提出一些疑难教义和他辨经，因故他毫不保留地把他力所能及的问题都给予解答。毕竟是一代有大学养的高僧，故而一开口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就一下子不仅惊动了各寺院僧人，同时也惊动了官方，尤其是凉州都督李大亮。当然李大亮也并非一定要与他这个游方僧人做对，也并不是和他有意过不去，但他西行没有朝庭关牒，那是绝对不行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当时唐立国未久，河西边防极是森严，老百姓一般不得随意通行。因故玄奘法师的身份和西行目的一旦暴露，他就必须尽到他自己的职责，随即就逼令玄奘返回京城。但是这道禁令并没有使我们的大法师屈服，也没有改变他西行的主意。因而他在当地慧威法师的协助下赶了夜路逃出凉州城之后，就被李大亮的一纸缉捕文书追得他沿途不得不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一直和星星做伴，徒步穿越千里河西走廊，到达了唐朝最西的边关——瓜州，也就是今天的安西县东双塔堡一带。也因此，在后来他有关对河西的风土人情的记载，大都是他从西归来时的所见所闻。
    有关玄奘法师如何最后出关的记载，在安西榆林窟的壁画上有所描述。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一代圣僧游西求学一十七年，所留圣迹那么多，但为何却只在安西的榆林窟的壁画上才有所描绘，而在其它那么多有佛教佛传壁画经变图的佛教圣地却没有蛛丝马迹？就连近在咫尺的敦煌莫高窟里，也很难寻觅得到。
    我想我们今天也只能从安西的那幅壁画上寻求答案了。那是一幅很有传说意味的壁画。我不知道那壁画是什么年代才有的，但估计离玄奘法师取经回来的时间相差不会太远。也就是说，它肯定在我们能够想像得来的那么一个时间范围之内。如果说这个估计与事实出入不是太大的话，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就以此断定，明朝那位吴老夫子吴承恩先生创作他那后来成了中华名著的《西游记》的时候，也一定见过这幅壁画，或至少听到过相关的传说？那幅壁画的构图是，一只猴子在前牵着一匹白马，玄奘法师骑在马上，一幅风尘仆仆的样子。我想，之所以有这么一幅壁画，大概是与当时的瓜州刺史独孤达不无关系的。
    有关独孤达的情况，我手头几乎没有他的任何资料。就是他这个名字，还是从杨建新、卢苇两位先生所著《丝绸之路》上才知道的。其实我的这篇《出关》中的一些资料也来源于这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书当中，因此我把应当说在后面的谢意在这里一并表过，恕后面将不再相提，以便更好的集中精力写完有关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出关》。
    当时的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佛教的信仰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老百姓有口皆碑。因此当玄奘法师还昼伏夜行的在荒凉的千里戈壁上爬涉，而凉州都督李大亮以快马发来捉拿玄奘法师的公文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做好了迎接法师的准备工作。这得感谢那些当时在凉州听过法师讲经的各国商人的着意宣传。法师在凉州的讲经，不仅征服了凉州的佛门弟子，同时也征服了那些信仰佛教的各国商人。他们知道法师要经过西域到外国求法，因此他们离开凉州之后，一路都向各地预先说了，这样就使独孤达在李大亮的缉捕文书到达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他在法师还未到达他那里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讲法经堂，单等法师一到，就为自己讲授佛法，然后再送法师出关。
    当玄奘法师提心吊胆地到达瓜州的时候，没想到一入城门就被人请到一个他非常熟悉的氛围中了，而且还是瓜州刺史本人。因此，在用完了一顿丰盛的斋饭之后，他讲了一堂最是引人入胜，而且在当地几乎可称为空前绝后的佛法，直讲得独孤达五体投地。之后，为防不测，独孤达当着玄奘法师的面，撕毁了李大亮五百里边关加急送来的文书，并和法师商约回来时一定再好好请教之后，就把玄奘法师护送出城门，让其赶紧闯关上路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十七年之后，当玄奘法师学成归来的时候，独孤达却早已病逝多年。伤感的法师在痛感人生无常的同时，为早逝多年的独孤达通宵诵经，祈祝他一路走好。然后将他准备送给独孤达的一件珍贵礼物，那原是远在印度的师傅送给他做为永恒纪念的那一尊象牙佛雕，供奉在了榆林窟。
    据传说，自从象牙佛落足榆林窟之后，那里方圆一带，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安居乐业恒享太平。而象牙佛后来更为传奇的经历，那就是另一个大故事了，不是我现在所能叙述的。前年我的朋友孟庆芳和他人合作编导的电影《象牙佛传奇》，也只是截取了一段近代历史上劫佛护法的故事演义而已。与象牙佛本身那十万大千的故事相比，不能说只是沧海之一粟吧，可也真是十不及一的。也正如我现在尽心尽力操作的这篇有关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出关》一样，和他那十万里的征尘相比，可真只是他落在河西大地上的一只脚印而已。在这里我只是想，后来之所以单单在榆林窟的壁画当中有玄奘法师取经图，大概就是出于民众的感恩吧。而至于那幅壁画中的猴子和马的来历，这我想与玄奘法师当年被独孤达送出城门之后的故事不无关系。因为玄奘法师出了瓜州城，涉过榆林河之后，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那新玉门关之外东西一字排列的五座唐王朝的哨卡烽台需要他想方设法地偷越过去，而主要的是那漫漫黄沙。每一个和他有交往的西域商人都对他讲，万万不可一人闯沙，尤其是像他那样第一次西行之人，不管遇上哪一种沙漠之灾，比如迷路、断水、断粮、沙尘暴、沙漠狼等等，都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在进沙漠之前，无论如何都要找上当地向导才可通行。也因此，就有了法师出关之后的“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猴子与马的故事。
    玄奘法师所找的第一个伴当是一个叫做石盘陀的少数民族和尚。想来此人一定生得尖嘴猴腮，瘦骨嶙峋，相貌奇丑，活脱脱一幅猴相。不然吴老夫子在他的大著《西游记》中，咋会把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塑造成一只石猴呢？接着玄奘法师通过石盘陀找着了他的第二个伴当，也就是那匹老马。那匹老马的主人是一位姓胡的老人，由于这老人家骑着这老马常常来往于西域一带，因故不仅这老人家详知直通西域的路线，就连这老马也是熟知不过了。所谓老马识途，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明证。而唐僧西行之所以能够成功，事实上除了他坚强不屈的精神，那匹老马功不可没，那个叫石盘陀的少数民族和尚也是功不可没的。尽管这石盘陀半路上离开了法师，但若没有他的引见胡姓老人，事情就绝对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了。因为在老人家给法师详细讲述了沿途情况之后，就把那匹老马也留给了法师。后来在石盘陀离开法师之后，法师就真个凭着这匹识途的老马才死里逃生，平安地绕过新玉门关，又经过千难万险和九死一生，穿越漠漠大野，从浩浩大漠中拣了一条命，进入了哈密……
                                                                                                               原载于(1992年第3-4期《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