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那样反复阅读在心，又从未身临其境。不是没有机会，而总是觉得要再做准备，再做些准备。这次前去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好多地方，都是叫自己早些去，早些去吧。偏偏这个地方，总对自己说，还是知道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这个地方，就是敦煌。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好些地方都去过不止一次。只有今年，就去过吐鲁番，看高昌和交河。又入天山，去伊犁河谷。不久前，再去武威，为我向导的作家朋友叶舟已经做了从武威穿河西走廊直上敦煌的安排，但我还是取消行程，飞回了四川。

      这次却因为不能推辞的活动，不得不上路了。

      其实，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因为这地方的文化遗存如此丰富。丰富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复杂。丰富或复杂，正是头绪繁多的深远历史决定的。总在纸上读历史。以前读过的不算。今年又重读唐代的边塞诗与凉州词，读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考古记录，读林则徐和谢彬的西行日记。其间敦煌这个地名，是最吸引我的字眼。当然，还有那些传法和求法路上中西僧人的行迹。这个地方，法显去过，鸠摩罗什来过，后来，唐玄奘去过，也来过。

      还有那么多不同民族的身影在这条曾经的国际大通道上出现过，那么多不同的语言在这个时空中响起过。他们彼此刀兵相向，用那些语言嘶喊;他们交易，用那些语言讨价还价;他们和亲通婚，用那些语言歌唱。这些人血缘驳杂而精神健旺。他们传播并接纳彼此的文化，用不同的语言讲述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讲述祆教、景教和佛教的教义;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彼此走近，用不同的语言彼此打探互为远方的消息:国家、人民、信仰，风习、工具、衣冠，以及物产。

      命名了丝绸之路的李希霍芬谈到张骞通西域这段历史时，不是只注意军事与政治的角力。他说:“张骞建立了关系，使得其后几年里能把栽培的植物传到中国来。”

      有记载说，张骞通西域发现中亚的汗血宝马时，发现这种马嗜食的草料是中国没有的苜蓿。于是，他从大宛国带回了苜蓿种子。汉武帝命人在皇宫旁的空地上遍植此草。这样的历史细节，中国史书中也有记载。比如创作于六世纪的《述异记》还记有此草由来:“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得之。”

      后来，这种本是牧草的植物还进入了中国人的食谱。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录:“长安中有苜蓿园，北人甚重之，江南不甚食之。”

      张骞从中亚带回的植物还有如今广泛种植的葡萄。

      这些植物已然改变了中国大地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人是饮了葡萄酒的人，马是食了苜蓿草的马，何况还有琵琶!

      “凉州七里十万户，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就是敦煌石窟飞天女手里的那个琵琶。乐音响起时，苜蓿花已经在中国原野开放，葡萄藤正在中国田园的篱架上攀爬。这些植物都曾和携带他们的远行者一起，经过了敦煌。

      飞机下降，敦煌在望，在机翼前方。我从舷窗俯瞰，看见过去称为南山的祁连，积雪的山峰，绵延的山脉。融雪水顺着清晰的沟岔流下。有些流进了绿洲，有些还未及滋润出一点绿色，一丛草，一根树，一个村庄，就在赭红色的荒漠中消失不见。

      这时，我想到的不是敦煌那些著名景点，只是专注地眺望着雪山水浇灌的绿洲。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亲手触摸到融雪水滋润的绿色，要到绿树环绕、田畴整饬的绿洲上走走看看。

      一下飞机，我就走向绿洲，这很容易，因为敦煌这个城市就置身于绿洲中间。

      一条水渠把我引向了田野。

      我看到了田野里的葡萄园，看到了刚过花期的苜蓿草。两千年过去，它们已经从汉代皇家宫苑中种植的西方异草，逸生为寻常的野生植物。我在渠边的白杨树下发现了它们，不是很多，但确实是苜蓿。我所以留意于此，是因为法国人伯希和于一九〇八年到达敦煌的时候，也注意这种可作中西交流史证明的植物。他认为，张骞当年是在康居国采集到的苜蓿种子。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新疆，至处都是苜蓿。”“到达敦煌以来，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也可能直到北京都再也见不到它们了。”此前，我曾在走进敦煌南倚的祁连山中时，见到过逸生到野外的苜蓿。伯希和写这篇日记的时间是二月二十四日，那时的敦煌还没有春天的气息，那些去秋枯萎的植株早就被风沙摧折扫荡干净了，所以他才没有发现吧。

      敦煌是有苜蓿的，而且古代敦煌还种植苜蓿。敦煌遗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廿日，粟四斗，垒苜蓿园……”这是说，用了四斗粟，付雇人垒苜蓿园的工钱。苜蓿不只是优良饲草，青嫩的苗尖还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最新版的《敦煌市志》对古代敦煌农作物考据详细。将苜蓿列为古代敦煌主要的八种蔬菜之一。“茎叶嫩时可做蔬菜，苜蓿花可以提取香料。”并引敦煌遗书，某年端午节一位陈姓小吏送上司贺节礼:“香枣花两盘，苜蓿香两盘，青木香根两盘，艾两盘，酒两瓮。”真是清雅可爱。

      敦煌此地，即便不是从复杂的历史、文化、语言寻找入口，就是从一株野草闲花、一种看似寻常的植物入手，其蕴含也是如此丰富，如此充满历史况味。我走过一些麦地、一些瓜田、一些果园，灌溉这片绿洲的渠水在白杨树阴凉下哗哗流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这里，植物也是我自己的历史课上的生动材料。

      西域的植物经过敦煌东来中国。中国的植物也借由丝绸之路，经过敦煌去往了世界。美国人劳费尔关于物质交流史的著作《伊朗中国编》就说道，中国的桃和杏就是借由这个通道传到了外国。劳费尔说:“尽管出产野杏树的地带从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逊加里亚，蒙古东南部和喜马拉雅山，但中国人从古代起就最先种植这种果树，这却是一件历史事实。”

      “以前的作者把桃杏向西方移植这件事很公平地看作与中国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和西亚来往密切是有关联的。”

      关于中国的桃树在印度的出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载。印度有一个叫司乞特的王国，一名叫作加腻色迦的国王在朝时，一些甘肃河西的人到了那个王国，这位国王善待这些来自中国的人，分配给他们土地和宅邸。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叫中国地。这些中国人在中国地上栽种了他们带来的桃和梨。以后，这个王国的人就把桃叫作“至那你”，意思就是中国桃。而中国梨的名字则叫作“至那罗阁弗旦逻”，意思是中国王子。

      唐玄奘去印度求法取经时，经过敦煌时虚心苦身，回来再经敦煌，除了满心佛学上的正知正见，还从异国带回了这样美丽的中国故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些当年进入印度的中国人的行藏早就无处踪迹，但桃花却在异国春天永远开放。

      晚上，在酒店吃着醒酒的瓜，又想起这些汁液甘甜的果实的来历，想起它们对不同自然条件与文化习惯的适应，想起因此而起的品种改良与增加。更想起它们的流布，敦煌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中转站。

      这里是一个国际性的文明集散地、文化中转站。

     这里发生的故事，不止有不同族群间的流血冲突，不只是不同文化在生存竞争中一较高下，还有交往、交流、交融。交融是最终的结果。即便最初的形式，文明的竞争以流血开始，最后的结果还是相互融合。即便是失败的一方，也还向胜利的一方输送了某些生命基因与生存的智慧和经验。在我们这个国度，大多数人的历史观的养成靠那些演义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历史书。网络时代了，这种历史观反倒得以更方便地蔓延。在这种历史观的笼罩下，民族间的历史就是战争故事。每个人心中都是一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简洁版攻伐史与谋略史。随便哪朝哪代都是某朝“那些事”，而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一部文明成长史。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区马尔康县。做过乡村教师、文化局干部、杂志编辑、刊物主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阿来文集》(四卷)，诗集《梭磨河》，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格拉长大》《遥远的温泉》，散文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看见》《草木的理想国》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同时获得了中篇小说奖和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