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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西部散文网 |
作者:韩小蕙 |
发布时间:2019.02.28 |
视觉中国 供图
作者(右)与蒋子龙近日合影
2018年12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百名“改革先锋”人物:蒋子龙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改革先锋”奖章。当代中国作家中,只有蒋子龙和已故的路遥两位作家荣耀入榜—— 我仿佛看见,路遥正在天堂上对着蒋子龙微笑,两人互致鼓舞和问候。此刻,我脑海里翻腾起40多年前与蒋子龙“初识”、“共识”的件件往事。
那时我还是北京电子管厂(今北京东方电子有限公司, 即“京东方”)的一名小青工,后来成为《北京文艺》杂志社(今《北京文学》)联络辅导的工人业余文学爱好者。热切关注着国家的“工业文学”创作,并且特别发奋地学习和训练,期望自己也能为此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1976年,《人民文学》第一期推出了蒋子龙的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也是该刊自1966年停刊而后复刊的第一期。蒋子龙敢写,《人民文学》敢发出这篇佳作,都是一种时代突破,是需要极高的政治勇气的。写的是机电局长霍大道如何排除极“左”干扰,大刀阔斧地抓革命,促生产,将工作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工业题材小说竟然能不写敌我斗争,不写局长、厂长、车间主任是坏人,反而把他们树为英雄人物,大力地歌颂他们,真是石破天惊啦!小说居然还能这样写,蒋子龙真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1979年和1980年,蒋子龙又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文学的开山之作”,蒋子龙也由此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文学第一人”。此时,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已经开启,人心思变,全国人民铆足干劲奔小康……而我也已经离开工厂,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就读。虽如此,我仍认同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坚持着摸索“中国工业题材”的业余创作。蒋子龙在我心目中,依然是神一样的存在。
1982年我毕业回京,进《光明日报》社做记者编辑。我依然眷恋着我的工厂,热切关注着蒋子龙为代表的中国工业题材文学。
此时,蒋子龙继《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荣获三届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又有《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获得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其后4部长篇小说《蛇神》、 《子午流注》、《人气》、《空洞》也接续出版,真可谓厚积薄发。万花筒一般,有写青春人物的,有写社会变化的,有写共和国大事件的……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他始终热切关注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追踪和及时反映出中国人民在前进的每一过程中所遇到的社会矛盾,不回避,不粉饰,直面艰辛。
“作文先做人”,这是蒋子龙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辈子践行之。后来我亲身经历而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2012年元旦这天,北京东城作家协会和东城图书馆拟以“读者与作家见面会”的形式,请蒋子龙来京与读者共迎新年。那时,子龙先生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官”位既高且名满天下。而听众都是基层的普通人,有工人、农民工、街道干部、中小学教师,甚至还有不少街道的大爷大妈……面对这么一场公益讲座,蒋主席一口答应了我的邀请,读者们自然是欢天喜地,翘首以盼。元旦一大早,子龙先生6点钟就摸着黑出门了,急煎煎驱车赶到天津到北京的高速路口,谁知天公不作美,却因有雾被封了路。子龙先生忙又急煎煎赶到火车站,可是所有车票全卖光了。此时,他完全可以对这场基层的公益讲座说一声“拜拜”了,谁也不会埋怨的,然而他不想辜负那么多盼望着他的大爷大妈们,他人性中的正直与善良不允许他放弃。于是,子龙先生又一次驱车赶到高速路口,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放行了!在上午10点半赶到位于北京交道口的东城区图书馆,在热烈得要掀翻屋顶的致敬掌声中,开始了他严肃的讲座。之所以用上“严肃”这个定语,且请看他的题目《人成精了,文学怎么办?》,一看就带着火力呢。子龙先生从当下文学和艺术界存在的为获奖而暗箱操作的现象开讲,逐渐旁及社会心态上存在的种种浮躁、虚夸、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等的“成精”现象。最后,他把一个严肃的命题摆在听众面前:“寻找灵魂——不仅文学要找到支撑书写的灵魂,我们每个中国人,也都要找到支撑自己生活的灵魂。让我们不妨像那些默默奉献在基层的工人、农民一样,傻一点,多下点笨功夫,不做‘精英’而做‘傻英’……”讲座结束后,当我对他再次表达感谢时,他却客气地说:“是我要感谢你给我的这次机会——能在新年第一天来北京,和大家伙一起谈文学、谈读书,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这个不平凡的元旦让我收获多多。”
蒋子龙已出版个人著作近百本,据说,有不少人很怕蒋子龙先生。他有个外号,叫啥“凶神一号”,不知是谁瞎给起的,因为我从来也没觉得他是什么“凶神”。不过他的性格确实很硬。而且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而且忠于信仰,绝不跟风;而且有原则,绝不嘻哈拉扯通融;而且不听劝,九头牛也拉不回头;而且无所畏惧,心底无私天地宽。
我一直是子龙先生的忠实崇拜者,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工业文学第一人,更重要的是他端正的人生和清白正直的做人。我还清楚地记得是怎样跟他相识的:那一年在天津的一个文学活动上,我初次见到他,即以“半个天津人”的身份套磁,请他为我们《光明日报》副刊赐稿。后来他果然为我们写了多篇佳文。那时还没有电脑,来往函件均是手写,我称他为“子龙先生”,这里不仅有文化界的行规,更含有“尊敬老师”之意。后来熟悉起来了,称呼改为“蒋主席”,不仅取其简洁响亮、朗朗上口,还有一层友人间的亲密——当然,却一点也无任何官意。
我不怕蒋主席,因为他在小人物面前从来也没摆过谱。相反,越是普通人向他开口,他越是倾力相助。尝见有文章记述了这么一件事:某年隆冬,沈阳气温已达零下十几摄氏度,有朋友开了间小书店,请他去签名售书。他半夜到达沈阳,在候车室等到天亮。上午与大学生对话,中午没顾上吃饭就去签名售书。因为读者太多,都往上涌,小老板怕挤坏了柜台,便商请蒋主席能否在店外摆桌子签?蒋主席硬仗着一身热血和情怀,一直签到天黑,手指和身体早都彻底冻僵了——真是要命了,别说是全国人见人识的大作家,就是在最普通的文艺家队伍里,谁见过这么“傻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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