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华杰：一九八四年出生于广西钟山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花城》《山花》《天涯》《芙蓉》《芒种》等文学刊物。参与影视作品编剧、导演若干。现居东莞。

一

小学毕业后，我没办法去读书了，身上的病痛越来越严重，几乎要拄着拐杖走路。当时，我已经十五岁，却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见过我的人，都诧异我的脸如此瘦小。三姑说，你的脸还没有大人的巴掌大哩！我很怕照镜子，像照妖镜，露出一猴来，不用做任何表情，已然是鬼脸。尤其是下巴，像削尖的木桩，洗脸时感觉硌手。

面相单薄，看上去不像有福气的人，父亲以为我这辈子注定是个瘸腿的，于是给我的人生做了长远打算，等我成人懂事后，就把衣钵传给我，好有一技之长，不至于单身终老或饿死村头。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一是恐惧自己真会成为瘸腿的，那活着有什么意思；二是恐惧父亲会把衣钵传给我，那么我的一生，将会看到许多地狱般的情景。

父亲是位乡村祭师，假如我把他那套手艺学到手，这辈子吃穿肯定不用发愁。之所以恐惧，因为祭师要跟死人打交道。人死之后，祭师要去主持丧礼，看山向、量坟地、念地契书、布棺下葬、杀公鸡涂棺材祭天等。最令人害怕的是迁坟，要开棺验尸，将骨骸一块一块地捡放到罐子里，有些老人才过世两三年，因某种原因要迁坟，那时尸体肉身尚未腐化……你无法想象把一具干尸拆开放到罐子里的骇人场景。我天生胆小，不是个硬气的人，每当想到这种事情，便整夜整夜地做噩梦，以至少年时光有大半是在恐惧中度过的。

除了恐惧，伴随我成长的还有药，各种各样的药，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像刑具一样阉割我的生活。多年后，回忆少年时光，我的舌苔总是泛起一种中药的苦味。那个曾经与我相依为命的药罐子，里面布满了黑霉般的药垢，仿佛隐藏了事情的真相。心怀不甘的母亲，将药垢刮下来，用纱布包裹，放在炭火上烤热，敷在我的腰间。母亲的手紧紧地捂住那个滚烫的药囊，像捂住她颤抖的心脏。我知道，母亲的心痛胜于我体痛的一百倍。我想，她不应该生下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落下一身病痛成为瘸腿的，不能怪别人，那是自己年少无知练武功留下来的后遗症。

病痛是在一九九五年的冬天犯的。父亲把十一岁的我带到县人民医院做检查，确诊为盆骨变形。但不知为何，打针吃药总不见效果。医院费用极高，一次要花上百块钱，农村家庭一个月也未必有这样的收入，哪能供得起我进医院。于是我只能待在家里，改用乡下的土药偏方进行治疗。

母亲四处给我找偏方，一来偏方物美价廉，二来只有偏方才容易发生奇迹。每次县城赶集，母亲就在老街古巷摆药的摊子上来回打转，挨个挨个地询问，她在寻找一位隐世高人，寻找一味灵丹妙药，仿佛我的命中就差那一剂药。但那个药藏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像命运一样深不可测。

父亲并不相信好端端的我会突然成为一个瘸腿的，他认定是太爷坟前一块礁石坏了我的命运。太爷葬在江边，自从寨子北面建了水电站，将上游的水位拦截，江水瘦下去，对岸露出了一块有两张圆桌大的礁石。礁石的背部长有石尖，像一把匕首，正对着太爷的墓碑。父亲和五叔商量，要把礁石弄掉。

一个深秋的傍晚，父亲带着我，和背着炸药的五叔一起撑着竹排到江的对岸。我至今仍记得那块耸起的连体礁石，就像一对驼峰，被激流冲打，溅起一串串的水花，仿佛一只骆驼在水中游泳。我不敢相信，这块与我素不相识的礁石能决定我的命运。它千年之前就已经在水中，只是因为水浅露出了面目，竟然被父亲视为天地乾坤的障碍物，要毁掉它与生俱来的模样。

五叔拿着炸药，缠在礁石尖上，又搬来一些石头将炸药压住。导火线有半米长，足够我们跑出很远。在几百米远的沙洲草丛，我们像做亏心事，匍匐在地上，不敢把头抬起来。过了几分钟，一记轰响，像巨雷碾过天际，大地晃动，清凉的秋暮被震得瑟瑟发抖，沙洲竹丛里的鸟儿惊啼而飞。夜幕被提前震落下来，江风吹得竹林和草丛发出哗哗响声，仿佛有无形的东西穿行，天地间变得影影绰绰起来。

我以为，威力巨大的炸药能把这座驼峰夷为平地，甚至拔根而起，让它永远消失。没想到，炸药虽然不可一世，却不能撼动这块千年礁石，只是将它顶部的石尖炸裂。父亲和五叔拿着锤子，将石尖锤平，虽然做得不是很完美，但也算修了道。当然，我的病情不可能因此而好。

父亲的乾坤之术不能扭转我颓败的命运，母亲更是心切于找到古老的偏方，重塑我的人生。母亲找的偏方都是古怪的，神秘的。那些土郎中上山挖的中草药我至今都叫不出名来，是不是药也无从晓得。我只记得它们的味道极其古怪，有时熬中药，厨房的苍蝇闻到药味，都纷纷飞走。我疑心是驱虫用的。后来有一次，不经意间看到母亲在院子里挖了半碗蚯蚓，倒入药罐中，正巧被我撞到了。看到我吃惊的样子，母亲讪讪解释，郎中说蚯蚓是地龙，可以疏通血脉瘀气。我突然才明白，为何药里总是有一股呛人的土腥味。

比起古怪的中药，那些莫名的药酒更令人难受。按农村人的观念，伤筋动骨最好的办法就是搽药酒。药酒也是地方郎中泡的，除了树根藤条，不乏蛇虫虎骨穿山甲之类的。有一次母亲提了一款药酒回来，说里面放了盐，像腌腊肉一样，能彻底渗透到骨头里面，把病痛赶走。我尝试之后，发现加盐的药酒确实比不加盐的效果好。但是，盐药酒搽多之后，患处的皮肉被搓伤了，咸味渗到肉里去，仿佛骨头里的痛楚全部往外溢，皮肤的刺痛比骨头的酸痛更令人难受，疼得我面部扭曲，嘴里不停地吸气，还真像母亲说的“像腌腊肉一样”，这可是用活人当腊肉呢！

最痛苦的还是一种叫活络酒的玩意儿，味道极大，能把人熏得睁不开眼。我疑心它放了辣椒水和薄荷脑，这辈子都不想再闻到那股味道。活络酒搽多了，皮肤就会溃烂，但那溃烂是看不出来的，只能感觉患处的皮肤很干燥，很粗糙，摸上去像一片砂纸。然而，将活络酒往上面一抹。我的天啊，比往血淋淋的伤口上撒盐还疼，简直是酷刑逼供。我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音，但眼泪还是忍不住簌簌而落——不能擦眼泪，因为手上沾了活络酒，一抹眼睛，神仙下凡都救不了。我就有过一次悲惨的经历，眼珠子像被活生生挖掉了，半天都睁不开。还有更隐晦的，大腿两侧的经络又胀又痛，也要涂活络酒。要知道，一个男孩的命根子就吊在那里，一不小心将活络酒弄到上面，那种痛苦真是无法言述。——绝不是什么“冰火两重天”。后来，读到二月河先生的《康熙大帝》，看到鳌拜逼供男人，用了一招“用猪鬃猛扎下身尿道”的酷刑，我顿时有一种莫名的感应，觉得应该就是这种痛苦。不久之后，我便得了一种怪病，撒尿撒不出来，像火烧了一样，我疑心是活络酒导致的后遗症——这是后话。

我的病痛是练习翻跟斗，把腰骨扭伤引起的，药酒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可以止痛，虽然走路仍是一瘸一拐，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并没有瘫痪在床。因此，母亲更加坚信，只要有一款好的药酒，便能彻底治愈我体内的病痛。顽固的病情和母亲锲而不舍的偏方精神，给我的少年时光染上了神秘的色彩。

有一次，不知道母亲又从哪里听来偏方，往我的患处涂上药酒，点一把拜神用的香火，像蜻蜓点水一样，在患处轻轻地点烫起来。药酒在香火的点烫下发出香熏味，随着热气入侵体内，渗到了骨头里。一把香烧下来要半小时，患处被烫红了，再涂上药酒，我能听到毛孔发出吱吱的声音，像干渴的大地被雨水浇灌。然而，母亲烧香点烫，看起来不像治病，更像是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每次香熏，窗户上便挤满了偷窥的小伙伴——包括我那个不懂事的弟弟，我听到他们小声地议论，看，又有鬼跑到他身体里去了！

点烫不起效果，母亲又总结一番，觉得酒药由外往里渗透，效果不好，应该由内往外推，才能把病毒逼出来。但是我太小了，不能喝酒，母亲就用药酒泡米，做成糍粑。糍粑呢，那可是过年才有得吃的，可是酒味极大，难以下咽。见我吃不下，母亲又用药酒煎鸡蛋给我吃，用猪尾巴、猪腰子等东西泡药酒炖给我吃。总之，在吃上面，我有口福也有折磨。长大后，我极少挑食，多亏了母亲的“调教”。

无论母亲的偏方如何神秘，手法如何诡异，并没有发生神奇效果，只能起到暂时止痛作用。父亲觉得我的病不一定是病，肯定是冲了煞。父亲想起来，我小时候没有“修花”，莫不是观音娘娘来索债了？

老家有一种叫“修花接福”的风俗，也叫“挂灯”，谁家生了儿子都要搞这一套。这是一项既“迷信”又有点“重男轻女”的法事，现在仍流传。简单来说，儿子是观音娘娘送过来的，不是有“观音送子”的说法嘛，也称“莲花送子”，就是观音娘娘摘了一朵莲花，把儿子放到莲花上给你送来了，你必须要感恩还愿，请赊佛佬念一夜经，把观音的莲花修好送回去，观音娘娘才会保佑你的儿子健康成长。

父亲请来了一班赊佛佬做法事。这种法事跟唱戏差不多，赊佛佬敲敲打打地念经，从晚上六点一直搞到半夜两三点才完成。作为主角，我必须要全程参与，在神坛前作揖拜神。好在中间有不少好玩的环节，并不觉得乏闷，例如赊佛佬穿着道士服摆仙步，吹牛角召唤神仙下凡，还有挂七仙灯还愿。最好玩的是赊佛佬要装扮成一个新娘子，穿上花衣裳，戴上假发和面具，手持扇子，在念经声乐中翩翩起舞。这个环节的寓意是：在诸神的保佑下，我以后能讨上老婆，不会打光棍。

自然，我的病痛不会因此而好，它既张胆明目，又嚣张顽固，赊佛佬的牛角号吹得再响亮，能把夜空穿透，却震慑不了病魔给我带来的刺痛。后来，奶奶又请仙婆来问神鬼，又请算命先生来看相，看看是哪路神鬼扯了我的后腿。这些大神一个个说得有板有眼，有说我犯了天神，有说我惹了鬼怪，都是些不好的兆头。不过有位算命先生倒是说了些好话，说我面相清秀，鼻梁高耸，是个有野心的人，长大后会赚钱。这种说法并不能给我带来安慰，对一个病中少年而言，最大的愿望无非是要做个正常人。我最关心的是病痛什么时候能治好，万一真成了瘸腿的，下地种田都难，哪里还能赚钱。

病情在这些大神的困扰下，越拖越严重。我心里太清楚了，我得的是骨伤，翻跟斗时把腰骨扭坏了，和那些八辈子打不上一杆的神仙恶鬼们根本扯不上关系。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秋收之后，母亲拿了几百块卖玉米的钱，带我去医院做检查。

我第一次去人民医院治疗，虽然查出盆骨变形，却没有治好。好马不吃回头草，母亲转道带我去中医院。母亲说，中医院有一些老医生，比神仙还灵，能妙手回春。到了医院，母亲先挨个挨个地查看坐诊医生，哪个医生最老就挂哪个的号。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医给我看的病，听说我腰腿疼痛，老中医把了一下脉，开单子让我去做B超。我不知道B超是什么，进了房间，趴在床上，医生掀起我的衣服，在我腰间涂了滑溜溜的东西，拿着仪器推来推去。我以为是照腰骨，心想这样照下去，肯定知道我的腰为什么痛。哇，不照不知道，一照吓一跳，我双肾上都长了好些结石呢！

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同时也高兴起来，说不定是结石引起的腰腿疼痛。老中医开了半个月的中草药，叮嘱我多喝水多跳动。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我撒尿时排出了不少结石。排结石是很痛的，那种感觉生不如死。我才明白，有一段时间我撒尿撒不出来，像有火柴烧着出尿口，极其痛苦，大概就是结石病作祟，并不是搽活络酒的原因。

当然，结石病治好了，我的腰腿疼痛并没有因此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大约是排结石那段时间，我整天瘸着腿又蹦又跳又跑，把筋骨拉伤了。

二

因为生病，我读书成绩一落千丈，没考上重点中学，只能去读镇上的中学。该中学很乱，有很多本地烂仔经常打架，像我这样被人叫作瘸子的肯定受欺负。出于害怕，我复读了小学六年级，看能不能考到一中或师范附中。然而，只复读了半年，我便辍学回家了。那时我进入了叛逆期，觉得读书没意思，既要写作业又要考试，还要挨老师批评；又因瘸腿，内心自卑，不想去学校出丑；何况家里经济条件紧张，当时姐姐在读师范，哥哥读高中，弟弟读小学，我生病又花钱，一个农村家庭，就靠着几亩田地和养些猪过日子，早就被学费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读书，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父母也不勉强我。

辍学之后，除了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放牛。过了一年多，我渐渐懂事了，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像我这样腿有毛病的，到底要怎么个活法，总不能像六叔那样打一辈子光棍吧！

我们寨有两个腿有毛病的，一个是六叔，一个是我。六叔年轻时长得人高马大，相貌堂堂，有女人跑上门来给他做老婆，他竟然嫌人家长得不够漂亮，睡了几个晚上就赶跑了她。寨里人都说他是个作孽的人。果然，后来六叔进山砍柴，遇上了一场大雨。那场大雨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淋雨回来之后，突然脚抽筋，怎么也治不好，成为乡邻四寨有名的瘸腿人，绰号“阿歪”。

腿有毛病就成了半个废人，扛不了犁耙，挑不了泥沙，只能做些轻松活儿。为了寻找人生出路，六叔决定养鸭致富。六叔养鸭还算勤劳，几百只鸭，每天赶到江里放养，风吹日晒了几年，攒了些小钱，幻想着拿这些钱去讨个媳妇。隔壁寨有个无赖欺负他是个瘸腿的，假装到江里游泳，三番几次偷他的鸭回家煮着吃。六叔去找那人算账，反倒被他欺负。六叔一怒之下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捅了无赖两刀，结果把多年养鸭攒下来的钱都捅掉了。从此之后，六叔不再养鸭，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闲时就四处晃荡，到寨口跟人下象棋，嘴皮子练得喷出油来，连老妇女都害怕。但有什么用，到头来还是打光棍。

六叔走过的路成了我的前车之鉴，养鸡养鸭致富是行不通的，耕田种地也不行，一般的庄稼汉都难娶老婆，何况是个瘸腿的——我可不想打一辈子的光棍；做生意呢，又没本钱，而且也不会算计；学手艺吧，学什么好呢，谁会收你为徒？当然，我也想过外出打工，那时打工已经逐渐成为时代的潮流，但打工对我而言就像读大学一样遥不可及。为啥，那时外出打工需要六大证件：身份证、毕业证、未婚证、健康证、务工证、边防证。像我这样只有小学文化的瘸腿人，外出打工简直是自寻死路。当然，实在没办法，我可能会接父亲的衣钵，但是一想到终身要跟死人打交道，心里不免戚戚然。

后来，我决定当作家。当作家绝不是受了什么事情启发，也不是受了什么名人影响（当时我并不知道有史铁生这样的作家），只不过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像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警察一样。读小学时，我的作文写得还算好，经常被老师当范文读，便自以为有写作的天赋。说起来，那时的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小学生，在信息封闭的山野乡村，见闻和学识都极其有限，根本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以为写几篇小文章就可以称之为作家。那时我连课外书都没有读过，对当代作家一无所知，甚至连四大名著是谁写的都说不全，更不要说什么外国文学了，那是闻所未闻的。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只能用天真无知来形容。

不知者无畏，既然立志要当作家，那就要多读书，才知道要写什么。然而我遇到了难题，没有零花钱。且不说买书要钱，就是想买一本作业簿或一瓶墨水，都得翻动角落，搜一些废铜烂铁卖掉。我不可能找家里人要钱买书，几姐弟的学费已经逼得家里借钱过日子了，还得养着我这个瘸脚的，怎么可能有闲钱给我买书。为了满足写作欲望，我于是把目光放到了江里。

我家临水而居，住在富江边上。江是从隔壁富川县流下来的，只有六十多米宽，冬天瘦水时更像一条河。江里鱼虾丰富，每天早上有鱼贩到埠头收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子弟想搞钱，只能来这套野路子。

听说我要到江里打鱼赚钱，父亲倒是很支持，给我买了几副渔网。那是很常见的胶丝网，下面有锡脚，上面有浮头，放在江里拦截，像蜘蛛网一样，鱼穿过去就卡住了。买了渔网，还要扎竹排。竹排好弄，自家种了很多腊竹，砍六根回来，刨皮晒干，用铁丝扎好就成。

爷爷是个老渔民，在他的指引下，我很快就在江里翻起了浪花。我们主要捕黄骨鱼和桂花鱼，这两种鱼很狡猾，白天躲在岩洞里休息，到了夜里才出来活动，所以渔民也要跟着昼伏夜出。

当渔民虽然不用像耕田种地那样下苦力，但也是个熬神的活儿，把网放下去，要在江边守夜。那时农村的风气很不好，有专门偷渔网的人；又怕夜里涨大水，把渔网冲跑了，所以守夜是当渔民最要紧的工作。夜里江边蚊虫特别多，天大地大，点蚊香是没有用的，一个晚上下来，胳膊和脖子都是疙瘩。最痛苦的是不能放隔夜网，江里有青苔和水藻，容易把渔网弄脏，渔网脏了就捕不了鱼。半夜时分，要起一次网，把鱼摘下来养到笼子里，洗干净渔网的水藻和青苔，再重新投放到江里。

夜里工作时要戴头灯，夏天极其痛苦，明晃晃的灯光在黑夜里格外刺眼，无数的飞蛾蚊虫扑过来，在四周萦绕。整个人被一股黑压压的蚊虫包围着，灯罩的玻璃被飞虫撞得叮当作响，眼睛鼻子嘴巴不时就有蚊虫钻进去，那种痛苦不言而喻。如果人类像蝙蝠一样吃虫子就好了，只需戴一盏头灯，张开嘴巴就有大把的虫子飞进来，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当渔民的收入并不高，平均下来也就十几块钱一天。但在新世纪初，对农村小青年而言，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我当了两年的渔民，因病情恶化而结束了打鱼生涯。当渔民整天和江水打交道，湿气很重，收网摘鱼时要一直弯着腰，下半身几乎是湿的，从没有干过。夏天还好，有时冬天也出去放网，水气寒冷，冻彻骨头，久而久之引发了关节炎。但是，通过打鱼有了钱，自己可以买药控制病情，不用再找家里要钱。

我不敢去医院拿药，因为医院是花大钱的地方。我只能去县城的药店，跟售药员说自己的病状。售药员不是医生，在他们的推荐下，我吃了各种各样的药，那种强身健体的补肾药没少吃，吃得浑身冒火流鼻血。还有什么治心悸的药，我也不知道跟腰腿疼痛扯上什么关系；又有说我是血脉淤塞，让我吃“步长脑心通”，配什么“血蝎胶囊”；更搞笑的是吃“排毒养颜胶囊”，说我体内毒太多了，结果那段时间害我不停地拉肚子。也有让我吃补血药品，说我血气不足，经络不通；最离谱的是有个售药员向我推荐脑白金……天可怜见，我成了药罐子。

除了买药，我也去找偏方。县城路边常有卖假药的摊子，吹得神乎其神，我很容易上当。有一次听说吃蛇血可以治骨痛病，我便让寨里一位专门捕蛇的兄弟帮我捉一条蛇。我属鼠，天生怕蛇，不过地方上有一种红肚蛇，没有毒的。那位兄弟帮我抓了条一米多长的红肚蛇，我用松紧带勒住它的脖子，挂到墙上，拿刀子割断它的尾巴。我咬住蛇尾，用力地吸，只有一股腥味，却吸不出一滴血来。但我不死心，又用刀片将蛇尾伤口切大，接着使劲吸。蛇拼命地扭动着身子，垂死挣扎，两只眼睛突出来，死死地盯着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能忘掉它的眼睛，真的，那是一种可怜兮兮的、绝望的神情，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和我绝望时的眼神一模一样。当然，那条蛇并没有被我放生，后来我残忍地剖开它，取出蛇胆咽下去，再剁成小段，放到煲药的瓦罐里熬汤，吃到了肚子里。

天天吃药，对身体肯定是有摧残的。我的体质越来越虚，抵抗力也越来越差，最后吃什么药都没效果，腰腿疼痛令我走不得路，终于瘫痪在家里。

看到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家人还能说什么，只能唉声叹气。那是二〇〇二年的清明节前，还没进入春耕，母亲让父亲带我到医院再做检查，看到底是什么病。第一次在人民医院检查，说是骨头变形，并没有治好；第二次在中医院检查，说是结石，也没有治好。母亲说，去医院验血看看，病了这么久，连血都没有验过，都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父亲踩自行车载我去县城。这次去的是镇上的城厢医院，在县城的东北边。医院的院长姓黄，是隔壁寨的，和父亲相熟。

父亲带我去找黄院长。黄院长了解了一下情况，安排一位医生给我坐诊。医生带我去抽血化验，结果显示是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我看不懂，医生说指数很高，相当严重了。当然，一个少年患上这么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是很可疑的。医生问我情况，我如实说了，先说是怎么腿痛，又说打鱼的事情。医生以此推断，应该是在打鱼时没保养好，湿气进入体内，引起了炎症。

接下来，又是一系列的打针吃药。打的是吊针，每天两瓶，要打一个星期。医院费用高，一次要花上百元，父亲很心疼，说给我治病的钱足够我读完高中了。

打了一周的针，重新验血，医生说差不多了，只需再打最后一针就行。最后那一针是非常痛苦的，好像叫什么“封闭针”，就是药液从冰箱拿出来，还是冷的，抽到注射器里立马扎到屁股上，不能透气，一透气药效就没有那么好了。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女护士拿着针筒吸完瓶里的液体，叫我咬紧牙关，像放飞镖一样扎到我的屁股上，一股冰冷的液体在屁股瞬间炸开，仿佛血管爆炸，痛得我全身发抖，坐了几分钟才能站起来。

打针吃药那段时间，效果非常显著。我不仅腰腿不痛，就连走路也不瘸了，虽然样子很难看，有点摆晃，像刚学走路的小孩，但毕竟是正常步伐啊！我高兴得跳起来，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病治好了。家人也倍感欣慰，没想到只是风湿病而已，还以为我得的是疑难杂症，会当一辈子瘸腿的。

我们都高兴得太早了。断药之后，没到一个星期，我的病痛又复发了，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走路又一瘸一拐的。父亲又急又气，既怪我不争气，也怪医生不高明，花了这么多钱，竟然没有根治。父亲带我去找黄院长。黄院长叫了给我治病的医生过来。医生拿着血液化验单，语气有点急，像被冤枉一样。他不知道我的病情复发了，我们跳过他直接去找黄院长，有点告状的意思。医生把化验单递给黄院长，语气非常坚定地说，确诊是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百分百没错！黄院长看了一眼化验单，没说什么，让医生出去了。后来，黄院长半仰着头，抽着父亲递给他的烟，一副发呆的样子，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的心揪得紧紧的，担心他会说出不乐观的话来。

沉默了半根烟，黄院长突然拿起笔来，在诊单上随便一写，撕下来递给父亲，说吃一下这个药试试吧。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黄院长只是想打发走我和父亲，并不是真心想给我治病。他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怎么看都像是敷衍了事。何况，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诊断过我的病情，只是询问了一下医生而已。父亲对黄院长开出的药方也没有太大信心，走的时候，没有再给黄院长递一根烟。

拿药单去交费，我至今记得收费员，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左手有残疾，老是缩到衣袖里面去。父亲说，收费员打过越战，左手被打残了，回来后分配在医院收费。医院的生意并不好，一天也没几个病人。农村人都犟，生病一般都是靠熬，熬不住才去村卫生站，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进医院的。我病了这么多年，父母也才带我进过三所医院，可见农村人对医院有多“敬畏”。收费员闲得慌，用一只手对付工作就绰绰有余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无聊地抽烟。我当时羡慕极了，心想假如我成了残疾人，也能有这样一份体面工作，那该多好，这辈子定然不会打光棍的。

父亲把诊单递进去，收费员看了一眼，连计算机都没用，说药费二十五元，开单诊费一块五，一共二十六块五。交了钱，去药房拿药。一个光溜溜的药瓶子，连盒子都没有，上面印着古怪的文字。我学历有限，以为是医学文，只看懂了几个字，瓶盖上印着“塔牌”，瓶身印着“风湿骨刺丹”，都是繁体字。一瓶药三十粒，每次吃两粒，每天三次，刚好吃五天。

我抱着试药的心态，将就着吃，反正常年吃药，破罐子破摔，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没想到这款药竟然有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我只吃了两天，腰腿一点都不痛了，走路也正常了，比打针效果还好。吃完一瓶，父亲又带我去找黄院长开药，黄院长开了两瓶，说吃完了停一段时间看看，如果没事就不用再吃了。

就这样，我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简直神奇到不可思议。至今，我仍把这款药看成是一剂神仙药，它在我心中已然超出了一款药品的范畴，仿佛它是命中的一个定数。

后来，我去广东打工，旧疾复发，四处寻找这个药，才知道这款药是从日本进口的，那些我看不懂的古怪文字，并不是什么医学文字，而是日文。这款药在市面上卖的基本是假货，包括很多正规药店，都是藏着卖，不敢摆出柜台，当你去询问时，他们才会从暗箱里拿出来。有些药店没有“塔牌风湿骨刺丹”，就会推荐美国“旗牌风湿骨刺丹”，说比“塔牌”的效果还好。我吃过不少类似的假药，毫无效果。也专门托人去香港买回来，听说香港是没有假药卖的，但吃了也是没有一点效果。

有一年，我特意回老家的城厢医院，专程购买这款药。医生诧异地看着我，说这款药早就停售了。这样一来，让我愈加怀疑，仿佛这款药只为我存在，完成使命后，它便遁入时空深处，消失不见了。

三

从十一岁到十八岁，整整七年的瘸腿生涯，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沉重的生命负担。一个人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是在少年时期，他对外部世界越认知，内心世界就越敏感，心理变化和性格发展，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在决定性格成形时，我饱受病痛折磨，虽然病痛能带给我意志上的磨炼，但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阴影。一个少年的自尊心是倔强的，是无知的，也是脆弱的。因为无知，很多事情便想不通，思想和观念十分窄小，很容易受到伤害，就会形成一种偏执。

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自卑。许多朋友说，我自卑得有些过分了，和别人说话时总是低声下气，看着就像拍马屁，没有一点人生底气和自我性格修养。我也不想这样，但没办法，这是少年病痛留下来的后遗症。在我眼中，任何一个走路正常的人都活得比我有尊严，活得比我高出一个层次。

病痛治好之后，我才有了生活的底气，整个人焕发出一种勃勃生机，仿佛生命才刚刚开始。以前的生活，就像关在阴暗潮湿的地牢里，现在终于被放出来了，见到了生命的阳光，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有时走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想起自己不再是个腿有毛病的人，那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叫人直想流泪，想放声大吼。没有经历久病初愈的人，大概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情的。

人一旦有了精神，做什么事都来劲，我的写作也焕发出某种魔性的力量，涌出前所未有的灵感。这年的春耕忙完，农民们进入了小闲季节，只有一些拔草施肥看水的活儿，我于是自告奋勇要去放牛。

当作家的梦想，我一直羞于向人说起，仿佛见不得人的秘密，连父母都不让知道，怕他们骂我是“癞皮狗，不知丑”；有时也会天真地想，等自己写出来了，突然出书，让父母大吃一惊，那才叫好玩。所以，我平时写作就像做贼，偷偷摸摸地写。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借着放牛的幌子去野外创作，成为那时最大的人生乐趣。

当渔民那两年，我买了许多书，一套“金庸集”，一套“古龙集”，还有一套“李凉集”，除此之外，梁羽生、柳残阳、卧龙生、步青云、剑宗、戊戟等作家的武侠作品，也零零碎碎地堆在房间里。也有“四大名著”和《聊斋志异》。但以我的文化程度，看“四大名著”相当吃力，《红楼梦》极难读进去，《三国演义》也招架不住，只能看懂《水浒传》和《西游记》。最难读的还是《聊斋志异》，那完全是深奥的古文了，没一篇能看懂的。

我怎么会突然有这么一堆书呢？得要感谢和我一起打鱼的华章大哥，他是一位金庸迷，我从他口中得知电视剧《神雕侠侣》和《笑傲江湖》是金庸写的，于是激动地跑去县城找金庸的书。但是新华书店并没有其作品卖，真是奇怪，难道金庸的书好卖，都卖断了？后来才知道，县城一条老巷子有专门卖武侠盗版书的，便宜得很，因此书店不进武侠书卖，怕卖不出去。

好事多磨，我无意间闯入了老巷子，买到了盗版的金庸全集。老板向我推荐古龙的作品。我不识古龙，老板举列了几部代表作。那时正是电视剧《绝代双骄》和《小李飞刀》流行期，就凭这两部电视剧，我二话不说便买了一套“古龙集”。盗版书十块钱一本，有很大缺陷，尤其是金庸的大长篇，正版书分为四到五册，但是盗版书压缩在一本里面，至少丢失三分之一内容。古龙的作品除了《小李飞刀》和《绝代双娇》长一点，《白玉老虎》《萧十一郎》《情人箭》等都是一本齐的。哪怕系列作品《楚留香传奇》和《陆小凤传奇》，也都是一本一个故事，所以古龙的书更适合盗版。

即使买了严重缺陷的盗版书，也让我陷入如饥似渴的阅读状态。读这些书时，身上的病痛仍伴随着我成长，也正是痛病的存在，无时无刻不提醒我，教我不要忘记当作家的梦想，一定要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病痛治好之后，我的写作陷入了疯狂状态。每天提着袋子，赶着水牛往野外走去。袋子里装着金庸或古龙的书，还有作业簿和钢笔墨水。我把牛赶到荒芜之地，越荒越好，甚至乱坟堆处，怕有人打扰我的创作。牛安静地吃草，我坐在树荫底下，先看一会儿书，润一润精神才开始写作。这种写作效率并不高，因为牛会跑，得要随时跟着。

我有过几次惊险经历。在树林里，牛自顾吃草，我摊开油纸坐在上面，把斗笠放到一边，背靠着大树，双腿曲起来，往膝盖上垫一本书，就可以写作了。因为投入，有一次一条蛇钻到了油布底下我浑然不觉。最恐怖的一次是我拿起斗笠，里面不知何时盘了一条眼镜蛇，正扁着蛇头，吐着蛇信子看着我，吓得我魂飞魄散。蛇是有灵性的，我一直疑心是因为我吃了它们的同类，引来了蛇的报复。

天天这样瞎写乱编，也能磨出一些经验来。到了秋天，小学生用的作业簿写了三十多本。我写的这本书叫《宫报私仇》，内容是一位江湖剑客被贪官杀死，为报父仇，剑客后人从小读书习武，混到皇宫当差，与贪官斗智斗勇。这个故事一看就是极其俗套的武侠小说思路，并不成熟。

家里没有书柜，又闹老鼠，我将写好的书稿编上序号，放到厢房衣柜的顶部。那是一般人拿不到的地方，需要架板凳才行。我想，这里绝对安全。

有一天外公过生日，母亲去祝寿，要给外公带鸡蛋。那时走亲戚都是踩自行车去的，一路颠簸，避免碰碎鸡蛋必须做好措施。农村人常用的办法就是给鸡蛋“穿上外套”，叠装到篮子里，防止鸡蛋互相磕碰。母亲四处寻找包鸡蛋的纸，她眼睛好尖，一眼就看到衣柜上的作业簿，于是踩着凳子拿了几本下来，问父亲这些作业簿有没有用。父亲看出是我的字迹，心想这小子都不读书了，那还有什么鬼用。当然，也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看，大多是在野外垫膝而作，潦草得要命，用父亲的话来说，比他的鬼画符还难看，基本看不懂。父亲只瞄了一眼，就将它们判了死刑。母亲把作业簿一张一张地撕下来，拿去包鸡蛋，一共撕掉了三本多。

当时我躲到外面的小屋子看书，中午回来吃饭，忽地看到沙发上有一本撕过的作业簿，字迹格外眼熟。拿起来一看，顿时五雷轰顶，眼前一片空白。我忙跑去厢房衣柜，把那一摞作业簿拿下来，按照编号一看，少了最上面的四本。少掉的四本是最新创作的，越写到后面越入味，那是近来的“得意之作”呢！

我火冒三丈，恨不得掀桌子砸东西。父亲见我一副被疯狗咬了的样子，就问那些本子上写了什么。我又不能说出心事，只是质问是谁撕了我的作业簿。父亲说出了真相，我立马找出舅舅家的电话号码，跑去寨口的小卖部打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表哥，他说我母亲已经外出串门，没见到人。我千叮咛万嘱咐，叫表哥务必帮忙转达，让我母亲把包鸡蛋的纸全部拿回来。

那天下午，我像丢了魂一样，没心思看书，也没心情写作。我怪外公不应该过生日，害我作品受损；又怪母亲是个文盲，也怪父亲没有认真读我的作品。一时间怨天怨地，时间却过得极慢，太阳跟我有仇似的，故意晃晃悠悠，半天没下去。放牛是要太阳落山才能回来的，才偏西，我就憋不住气，跑回去了。爷爷一看，牛肚子才半饱，气得夺过牛绳，又牵出去放养，还说要取消我的放牛资格。我无心理会，坐在门口等母亲回来，等待着奇迹发生。这种感觉就像当初母亲去县城给我找药，我瘸着腿坐在门口等她回来一样。

太阳落山了，才看到母亲踩着自行车，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回来。见到我，母亲竟然比我还火大，把塑料篮子往我面前一倒，像变魔术般，一群“鸽子”飞落下来，掉在我的面前。那些纸都是一团一团的，还保持着包过鸡蛋的轮廓。母亲生气是有原因的，客人送去祝寿的鸡蛋都放到箩筐里，鸡蛋越多表示寿星越受人尊敬，放了满满两箩筐呢！母亲去得早，鸡蛋放在箩筐底部，为了找这些纸，她要把鸡蛋全都拿出来。母亲没读过书，不识字，她怎会知道那些字是我写的作品。母亲整理鸡蛋时打烂了几个，因此憋了一肚子气，对她而言，这是一种羞辱。

母亲并没有把撕掉的作业簿全部找回来，我不得不重写。这是我写作生涯中第一次遭到破坏，难过得就像被人打了一顿，一连几天都茶饭不香。

这部《宫报私仇》只写了一半，我就外出打工了。这年的初冬，我跟着寨里的兄弟南下广东，踏上了梦寐以求的打工之旅。出门前，我把写好的五十多本作业簿放到了一个木箱里面，心想以后打工生活稳定了，再拿出来续写。后来家里建房子，从瓦房搬出去，住进了水泥楼。那时我混得极差，落魄得无地自容，连续两年都没有回家过年，哪里还会关心作业簿的事情。最终，它和我的少年时光一样下落不明，只留下无限的怀念。

尽管书稿不见了，但那股写作的冲动与激情仍留在我的体内，像生命的奠基石。回想少年时光，我总觉得有某种宿命暗合，假如不是这场怪病，我不可能立志当作家，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可能有这样坚定的人生意志与信念，说不定半途而废。如果年少无病，我会像寨里那些年轻人一样，读完初中，早早出去打工，只想着赚钱盖房子娶老婆，不会把写作当成一生的追求。当然，我也极其痛恨这场怪病，害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把体质给破坏了。我现在才三十来岁，总觉得身体虚弱，不如别人强壮。最痛苦的是风湿病无法根除，我不能洗冷水澡，也有许多食物要忌口，每当气温骤变，天寒地冻，风湿病就会被激活，我的腰腿仍会疼痛，不及时治疗还会重新瘸腿。

冬天是个伤感的季节，风湿病总会如约而至，往事也会跟着涌现出来。那场长达数年的病痛，许多无法承受的细节早已化成阴影，经过漫长的时间压缩，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每次吃药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旧年情景，药片就像偷袭者的刺刀，暗藏了时间的杀机与命运的悬念，不断地逼迫我咽下来自少年的沉默与不甘。

记忆就藏在药片中，一瞬间的重叠，会使我突然停顿，突然颤抖，甚至会流泪。时间的凝固有时会让人感到沮丧。然而，面对那个曾经的自己，面对那些无法篡改的人生内容，我不想做任何挣扎。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我也坦然于这样的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病痛也许是额外的生命修行，对于上天赐予的犒赏，我从文字上已经得到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