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志成的大散文有三个轮子，那就是孤独、苦难和生命的激情。

  一、首先，我们先说说作家刘志成散文中生命的激情和苦难

  散文创作的人很多，而能写出自己的东西的人很少，但刘志成是当今文坛少有的然而至今为止仍被埋没在黄土高原的奇才，正如评论家傅翔所说的那样，他“出现在散文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标志，因为他书写了一个独特的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生命与苦难的赞歌，是激情与精神的张扬，是土地与人们的交响——“窑洞浸在发霉的阳光里”，那个可怜的《待葬的姑娘》就像是我自己的女儿，说真的，我不忍看她的遭遇，“那个女孩蜷缩在毡上，默默地用蓬乱的目光展开了一个午后的光芒。女孩像四五岁的孩子大小（实际年龄已21岁了）。从窑里左角上的一个木头桩子上系着得一条粗布绳子拴在了她的腰上，绷得笔直。涂了蜡似的脸色浮肿得如遭了霜的农作物蔫蔫地提不起精神。眼眶深陷下去，那种本该像雨后的玉米叶子样的鲜活也不见了，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无法言明的浑浊。干裂的嘴唇布满了血痂，一张一合地扯着微弱的气息。下身盖着一块极脏的红布，一角已被她抓在鸡爪似的手里，极慢地抖动着。半截沾满屎尿的裸腿露了出来，瘦得像沤过的麻材。毡子湿湿的，那截露出的腿浸得暗红，被指甲抠得烂糊糊的，发了脓，已经看不出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了……”（《待葬的姑娘》），”在刘志成身上，我看到的是散文创作的全新境界，这个境界正是我们时代最为缺乏与最为需求的。刘志成散文注定是不会被埋没的，即使现在被埋没，将来也不会，因为我在他的散文里找到了我们时代精神最为有力的注脚和补充。”

  在中国的散文大道上，行走着行行色色的散文家，每个人有每人的道路，而中国西部散文家刘志成的“道”，却比别人走得更宽也更广，古朴的然而又是清新的，是一条“大道”：“月亮缩了缩脖子钻进云层。星星亦像在打盹，惨淡无光。夜空好像倾倒了的墨水，陡添阴森。一星一星的磷火像一把一把的钥匙打开了夜陡峭的大门。我的神经，因徘徊在虚构边缘的狐仙烫伤。竖起来的心颗在凸凹不平的小路上痉挛。树影幢幢，二旦婶居住过的荒宅也随着我的脚步一晃一晃。除了风搬动着风，就是脚步的声音。泛黄的传说一路浸透了衣衫。就在过荒宅时，顿觉阴风呜呜吹来，头皮感觉到紧巫巫的（紧张的意思）。突然，看见院子里有一庞然大物，瞪着两只灯盏样的眼睛，长着两只牛角样的怪角。荒宅窗内亦悄无声息地伸出了一西瓜大的头颅，两眼如夜明珠阴渗发光。我吓得瘫软在地上，抖作一团。月光忽然倾泻下来，惊魂未定的我抬头看，原来是一只猫头鹰站在窗棂上。战战兢兢站起，窥视院内，见有一头毛驴在晃动着两耳悠闲自在地吃草。啊？我的出现惊动了吃草的毛驴，倏地窜向了黑暗中，旷野就泡在了一阵蹄声里。”（《殉葬的童婴》）细细品之，刘派散文的内核实在令人惊奇不已。他的苦难散文，无疑是中国的一个路标。中国西部的自然景观是大自然最神奇、最博大、最壮美的圣境，但艰苦同样和这块土地的苍茫一样。作为西部散文家的刘志成正是以“如鱼得水”的方式，行使在这样一条苍茫的大道上。读《殉祭的童婴》，你不觉得刘志成是在分解一个目前还没有进化成文明的漫动作吗！

  历史是一群幼嫩的孩子，我们将其怀念的太古老。“很多年后，红狐哀痛的嚎叫声还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触到了记忆，让我变得伤怀不已。曾经试着将那份感动讲给一些城里朋友分享，但他们一脸的漠然，反揶揄我是艳遇了聊斋里的狐女了。我知道一种东西在生活中已丢失了，它再也不会回来了……”（《怀念红狐》）刘的散文名篇《怀念红狐》，仿佛正指挥着千军万马，呼啸而来。然而，待风平浪静之后仍是他一人。而唯有他，经他所沉淀后的艺术世界，又是多么的至纯至爱呀！从西部大散文的创造者刘先生来说，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不仅是物质，就是持文笔生涯的艺术家们也有被淘汰的可能。

  我们都非常理解“新陈代谢”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当今的文坛却成了“吴下阿蒙”，我们永远都不肯去学会用这样的道理去回顾历史，去总结有关于我们以及别人所走过的道路。如果我们拥有了附着于这个道理的心胸，许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可能不迎刃而解了，许多特别麻烦的事情就会变得不是那么沉重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再普遍不过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使其这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而这个复杂化了的转化过程，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主要矛盾，为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这就是刘志成散文不同的地方。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了，由此上升为支配的一面。旧的一面却由大变小了，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且，一旦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转而取得支配的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成长为新事物的性质。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哲学家的思索，才使刘派散文能够在人类感情的大山中平稳的行走，并且进行着任意的搬动：“我们其实也都是在阳光下燃烧的一粒雪片，从纯纯净净的空茫里来，来时无烦无恼，两手空空；最后又依旧回归于空茫，去时无欲无望，仍空空两手。这中间的雪野，因风的撕，寒流的噬，寂寞的腐蚀，雪们恬纯的躯体锈上些臭腐的味儿，恶心，呛人，这正是我们脚下的风景。”（《踏雪锦屏山》）

  刘的每一篇散文，都有独属于他本人的独特性。激情和苦难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历史上，我们的散文家在创新上往往会犯下一个可笑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却让刘志成指出了，并且是用他的作品完成的。话说到这，我再一次想起评论家傅翔在他的评论《散文创作中的几个关键词》一文中的一句令人心冷，然而却能够成为真理的话，这篇评论刘志成的出现让我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悲凉。他就仿佛是来校正这个时代谬误的悲剧英雄，他一出现就注定要带来诸多的嘲笑与争议，而更多的则是震动与健忘。他会让人健忘，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绝大多数人唯恐弃之不及的健忘。就像面对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者，当大家嘘唏感叹过后，也就是一个更大的淹埋。没有人愿意停留，更没有人愿意行动，因为大家都活得不易，都很自我，都无顾及，都无力付出——”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因此，当刘志成的散文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们都感到无语，因为这不是属于他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悲剧的诞生。孤独的孤独并不孤独，追求的孤独也许便是孤独者的幸福。

  历史往往是以累计的、超负荷的形式向前滚动，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我们的散文家面对历史，我们就是在面对敌人。散文里也有这么一个对立和统一，最后成为生命，成为散文家赖以生存的一种文化的生命。就作家刘志成的大散文《待葬的姑娘》等篇，我们所引发的思考不仅是艺术，更多的是哲学，更确切一点说是历史，是大历史。有文章说，刘志成的散文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把散文的手法、小说的情节、诗歌的意境融合在一起，以富有冲击力的传神词语表现出来，为此才带给人们心灵的净化与美的享受。其实，我认为刘派散文走的是一条“舍枝叶，图本根”的大道。也许，从艺术的角度解释刘派散文也是一种不是出路的出路。但是，枝枝叶叶多了，本何以固？根何以深？本不固根不会深，枝枝叶叶又哪得繁荣？这根是什么？这根子就是生命。从根本上说，图本根也是保枝叶。本根精壮了，枝叶才能更繁更茂。舍去一些枝叶，是为了抽出更茂更繁的枝叶。如果说连本根都守不住，留下枝叶又何用？那么，生命又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呢？这根是哲学，这根是历史，这根便是刘志成的“四个轮子”。思格斯曾说，“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他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局部被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就刘派散文系列《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而言，我们可以《像狗一样行走》，但不可以像狗一样活着。人如果没有信仰的活着，便是过着动物般的生活。是性欲、骄傲与对财富的贪求，人才远离了知识的硬度。一但“富裕抛弃了文明，这是金钱的恶毒还是恩典”？但如何才能驱除这些可怕的疾病呢？努力改善自己，这就是答案。改善世界须从改善自己的内在开始。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在的散文家们大多是“小胜”，而作家刘志成却是在用“德”获取了这一生中的“大胜”。德者，一要种，不播种，何来上德？二要养，不涵养，何来重德？

  每个时代正如每一个家庭一样，它需要一个成年人的带领。从某种程度上说，刘志成的散文和刘志成创办的《西部散文家》就是这样一棵得天独厚的历史的大树。这棵得天独厚的历史的大树成为了盛装思想的容器。

  二、我们每个写散文的人，在写散文之前，都应该像刘成成那样能否拷问一下：散文是什么？

  能把这个最简单的事情回答后，再去像刘志成那样去写散文，或许会有的放矢。正如人们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睡眠一样的重要。这个问题只有阅读过作家刘志成的散文后你才能够清楚。

  本来是一个极简单的问题，正因为简单，才被人们忽视。为此，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答案。而答案，竟成为不自觉中的一个下意识，从此把散文这个品种更加单一化，非艺术化了。

  如果你拿起笔来，把个大好江山赞美的如花似放，把一些无聊的风景吹得神魂颠倒，不乏御用，那散文便成为下贱的舞女。观赏者醉眼朦胧，写作者风花雪月，那个痒呀，挠的人嘻皮笑脸，而读者却苦不堪言。

  就目前的中国文坛，刘志成已经用他的作品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没有庸俗的选材，只有庸俗的作品。一味地逗那些下流的有权人的笑，或者逗底层的无权人的哭，这些都不是一个真正散文家所为。

  那么，我们继续追问：读散文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跟吃饭，能够胡乱地扯到一块。人为什么要吃饭？就连不会说话的小孩也能答得出来：吃饭是为了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简单地 说，吃饭是为了获得物质，这是人类对吃饭的第一个理性认识，更是很多人混饭吃的法宝。那么，把话头转回来，我们为什么要读散文？为什么要写散文？为什么要哭着喊着当作家？这是中国的体制所致，大伙想的是铁饭碗，想到的是当文官，想到的是吃饭。纵观世界文坛，有两个民族的作家值得我们关注。一为犹太作家，一为俄罗斯作家。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人有12人。接着让我们往下数，余下的大师们虽然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真正地影响了世界文学的走向。他们有：茨威格、卡夫卡、普鲁斯特、米兰•昆德拉、爱伦堡、塞林格、约瑟夫、海勒、诺曼•梅勒、马拉默德、莫拉维亚等大师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了解了犹太文学，几乎等于了解了世界文学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的世界文学是由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创造的，他们真正地引导了世界文学的思想深度和精神走向。剩余另外的三分之一散居欧洲和世界各国。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几乎所有的犹太作家都对自己的民族爱恨交加，对犹太人的民族文化无不进行着批判和反思，几乎所有获诺贝尔奖的俄罗斯作家和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都是流亡作家，对俄罗斯的专制和黑暗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刘志成具有大家们具备的必要条件。作家只有全身心的为自由奋斗，他的作品才能够伟大，才能成为民族的啼血精灵。在作家刘志成看来，如果非要把生存变为顺从才能够活着的话，天地就等于把存在的一切都消灭殆尽，化为尘埃：“哪儿还有一块心灵栖地，供你呼吸现实之外的清醇？繁华收藏了一切生命的激情。人类像鸟笼子里的鹰……鹰，永远是鹰的梦，而人的梦呢？难道就这样萎缩了吗？难道就这样消逝了吗？尘嚣甚上，人的力之美凸现在怎样的一个圈子里呀。一些人不惜金钱亦或其它的一些什么，沽名钓誉地完美着自己的形象。那些想踏进“力”这个圈子的人，忘了心中没有人的豪气，永远是驴粪蛋的伪装？没有人的激情永远是肮脏和丑陋的滑翔？人，没有人的梦，再快乐也失去了他的价值。”（《独舞陋室》）刘志成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出路的苦苦探索，这是永恒的人文之梦。

  是啊，如果囚犯和殉道者的数量在地球表面已经惊人地增大了，面对着这样多的痛苦折磨，如果艺术还硬要充当一种奢侈品，那就会同样是一个骗局。在更为苦难的阶段，文学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的作用是提醒，并且能够把这种提醒变成一种行动。索尔仁尼琴在写《古拉格群岛》时，有人对他说，该遗忘的就该遗忘吧，他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否则，会失去双眼的。”因为历史是秦始皇的兵马俑，你不挖，它永远不出来。但挖出兵马俑到底是为了什么？历史是文学的一根钉子，文学家有话想说，并且要找到一种更有力量的说法。正如西班牙文化史上的奇才乌纳穆诺在《屠拉姨妈》这部小说序言中把他的创作意图说得很清楚：“我想在我的小说《西伯•桑切斯》中到达人类心灵的地窖和密室，深入大多数人不敢进去的灵魂的地下走廊。”于是，他得到了心灵的召唤。

  三、写作是什么？刘志志是用他的每一篇作品在说，是作家与自己灵魂的生死博斗。一个人若在家中而不独处，不能自得其乐或避开他人，那么他是一个相当可怜的人了。作家只有像刘志成那样在绝对的寂静中，才能更接近自我

  接近自我，便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近自然，因为人本身的属性是自然。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往往是最孤立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知心朋友的人多是以我为中心、独立意识比较强的性 格的人。所以，在你与寂静搏斗之时，虽然你缺少这一切，但你会发现，原来还有一个你自己，而这个自己在灵魂中是孤独的，完全孤独的，你就把这种孤独用作你的安慰和你的力量。要想摆脱孤独的境地，作家就必须抑制过强的竞争意识。

  像刘志志那样孤独可以使人能干，也可以使人笨拙，文学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抵抗中，才显示出每一位大作家那非凡无比的能力。有时我想：作家都站在一个大筛子上一直被筛着。筛下去的人越来越多，现在留在筛子上的以后是否还能留在筛子上呢？真正传世的作品在今后，而不是在今天，时间会做出结论。有一点值得今天说明的是，骗得了今天的人，骗不了明天的人。

  刘志成就是目前中国少有的、能在这个筛子上不掉下去的散文家。我们说，一个用他双手工作的人是劳力，一个用他手和脑工作的人是工匠，一个用他手和脑和心灵工作的人才是艺术家，因为他接近了自己，那就是接近了自然，步入了灵魂，而这个灵魂飞升到一个特别高的位置上去独处，使他的艺术风格都有一种不可传递性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这就是中国西部散文家刘志成用他那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的。

  奇怪吗？作家，特别是像刘志成这样登峰造极的散文家对时代而言，就是要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走着一条“断子绝孙”的道路。正如绘画，脱离了具体的画面，孤立的笔墨等于零。流水在碰到有抵触的地方，才会真正地、有效地把它的活力解放。文学只有在悲壮的抵抗中，才会出现超越时代的奇迹。进一步说，成功需求朋友，但是，大成功却需要的是敌人。

  作为对于过去的心理复现能力，记忆始终与艺术创作有着先天的联系，我们为什么总是追求理性，而却不肯听从心灵的召唤呢？刘志成的散文呈现给人的从某种程度说，是有关个人化的记忆，文学的作用就是和遗忘做斗争，它一次次将那些被掩埋的恐惧与颤栗、绝望和虔诚呈现出来，他的历史必须在战胜并且超越这一切之后才能获得自己，他个人必须在面对并穿越这一切之后才能获得新生。那些重大的足以扭转人类思想和历史进程的事件在人类的记忆中没有随风而逝。为什么？因为有文学、历史，它们能让心灵的震颤和伤痛历久弥新，不断地唤起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回忆。所以，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惨烈会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屏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在文学中长盛不衰。而在中国，对于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这一巨大悲剧的审视和描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新时期伊始的伤痕文学以充沛的情感和声泪俱下的控诉及时抒发了人们抑压已久的愤怒和悲伤，开文革文学之先河。其后的反思文学则增强了理性思索的力量。此后又有知青小说等，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儿，中国性变态的泥土凝聚了很多的沉积物，从而去让文学肩负这个任务，去进行无数次悲壮的抵抗。就从改变人体器官的古代宫刑和缠足说起吧，这在文学的心灵上那是再悲愤不已的事情了。久而久之，中国的文学就在悲惨的细分中变得越来越零件化了。

  在商品社会中，文学也同时会被大卸八块，通过对符号化器官的消费，器官的“有用性”产 生了一种替代效应。有机器替代我们唱歌，有机器替代我们笑与哭，有机器替代我们打仗和冒险。那些“无用”的器官，即使没有被阉割，也因通讯、交通等方面的发达而被闲置下来，从此便渐渐地走向退化。这便是人用自己五千年积累的智慧，反过来破坏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刘志成散文的抵抗便是站出来阻碍这样一种退化的速度，使其像另外一个星球——月亮那样，有效地围绕在地球的周围，制动器一样控制地球围绕太阳时的转速，从而使地球表皮更趋于平稳，以免因过速转动而被拉伤或者断裂，使生命的地球成为自燃的火球。

  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的本性本身也是一种自然力，受不得任何形式的放纵或抑制。作家与死亡的抗争，说到底，只能由作家在悲壮中去抵抗死亡的到来。无数的死亡链节，才构筑了死亡的大厦。从这点上说，文学这种被当权者看 来是虚幻的东西，同时又是他们赖以依存的东西。每个人，无论他怎样主宰着这个庞大的世 界，文学都像一面镜子，生命中的人总要照见自己已经的死亡，虽然对照自己还有一段距离，但这种规律总要让自己去担忧生命的结果。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让生命者的高级动物们照见自己，成为别人的生命对自己的对照。生命在作用于生命之时，相互的抵触与相互的依赖，构成了人类的复杂和思维的多元。作为人这个单元的个体，一旦成为一种统治，他个人的想法及做法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缺陷。这种缺憾就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个强盛的民族，是因为人人都有一个强大的头脑。”反过来，这个“强大的头脑”又是什么呢？在中国，那便是可以制造出类似于宫刑与缠足这样的“壮举”。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要“壮举”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内容，而这种内容的真正含义就是让你不强盛，来完成当权者的更强盛。因为是人，在这个地球上就要有人的局限，因此而产生许许多多的英雄主义时代。在这样一种时代里，男人的幸福是“我需要”！那么女人的幸福就该是“他需要！”于是就出现刘志成的散文《待葬的姑娘》。法律制造弱者就是为了要抵御强者，而文学却非要站将出来，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与人为善，最根本的价值与初衷还在于它体现道德激情，这样一个民族的话外音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为善，而文学的真正的和最高的使命就是理解这个善；肯定它，使之不要自相残杀，不要去杀害人世间的一切生命，包括《殉祭的童婴》。文学骨子里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好，而这种美好恰是现实世界所缺少的，它的出现是与现实对应起来，而这种无意间的对应，便是对现实的否定。在体制中本来是有用的，却被文学给彻底的否定了。这种“有用——无用”构成了现实中的罪过，作家这种理想在另外一个时代成为了现实。这个作家的生命往往有时不在了，成为“无用”，但他的传世之作却“无用——有用”，形成了另外一个阶段性的转机。不过，作为一个继往开来的创新的青年作家，刘志成带给我们的是希望。“艺术如今在向周边扩散”这个论点能说得通，那么，城市便是经济中心说，而不再是艺术中心说了，因为它躁、浅显、急功近利的快餐性质越来越取代艺术，人们已经被污染得很重了，而这个巨大的污染源便是拜金主义，但刘志成逃离出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书写的类型环境。

  其实，读散文不排除获得思想的因素，古人讲：文以载道。这道，恐怕就是思想了。就如同吃饭，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物质，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能量。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遵从能量守恒定律，一个成年人只要体重不变，他从外界摄取的能量必然等于他在生活中与劳动中放出的能量。因此，他并没有消耗掉外界的能量，并没有从外界获得能量，只是把外界能量的某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而已。正是根据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们可以得出这种令人吃惊的结论：吃饭不是为了获得能量。即又是获得什么呢？吃饭是为了获得“秩序”。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必须遵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以在这个过程要产生正熵，结果体内的熵增加。熵增加代表着人体内部混乱程度的增加。熵增加到一定程度，人就要生病。如此持续增长下去，最终将达到熵最大的状态——热平衡状态，这就是死亡。人体要保证正常的生理状态而不生病，就必须使产生的正熵排出体外，使身体处于低熵状态——远离平衡表。用负熵的概念来表述这一命题，就是：人体要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必须从环境中吸收负熵。这是目前科学家对吃饭问题认识的最新结果。而对于谈散文是为了什么的问题，那将是社会学家的事了，而不是科学家能够所为的。但是，有一点：世界上有许多的道理都是相通的，读散文就如同吃饭，是人们精神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食品”，人们可以从中获得知识，获得思想，获得道理，把正熵排出体外，使社会获得“秩序”。

  四、散文家刘志成的孤独之路：无人之境，超凡入世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将给散文作家们找到一条捷径的小路。提起路，不得不顺便提及一段有关鲁迅的路。鲁迅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我想，这不会对我们每个人都行得通。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是一种错误，应给予更正。是否可以这样说才对：世上本来有许多的路，只因路上的人太多太满，我们走不过去，这样的路对于我们来说，等于没有路。没有路的时候，才是向有为的人打开的一条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心路：从此岸到彼岸，从来外界因素不是因素，心才是因素；路好不好走不是关键，心才是关键。（《独舞陋室》）

  刘志成的思想是高贵的。“品深井里汲上来的水，清凉的像瓶装的矿泉。然脚一伸入，浑浊便代替了透明。当浑水被时光肢解，仍还原了当初的澄澈，然骨子里永远有一股异味，这是内里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呀！远看星河，明明灭灭，每一颗星子就是一个幻想的童话，其实摘下来不过是一些石头罢了，这是因为远近的缘故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窗外的世界，像陈酒蓄满芳香，尘埃能在哪里呢？！”（《独舞陋室》）刘志成的心路，让我们想起法国十七世纪的先哲帕斯卡尔在人与自然界、身体与思想之间进行过比较和对照，从而得出结论：

  自然界是强大的，而人是脆弱的，自然界可以十分轻易地毁掉人，而人却不能毁掉自然界。然而，这是所谓人的脆弱和容易被毁灭，只是指人的身体，即人身心的自然。人凭他的身体即他身心的自然是无法与他身外的自然，与无限的宇宙相抗衡。但能凭他的思想而富于自然，而真正从自然界中独立起来。因为自然界是无知的，他是有知的。自然界是不知道它对他具有的优势，而他却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死亡。顽石没有思想，禽兽没有思想，只有在人那里，思想与自然（身体）才结合为一。人并非因身体而伟大。正相反，正是由于其身体，人是软弱的，只占有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然而，人的思想却是无限的，他能够囊括整个宇宙。但是，人的思想又受他的肉体，受那副皮囊的纠缠和妨碍。思想很伟大，思想同时又很卑贱。偶然的机会引起了思想，偶然的机会也会勾销思想，根本没有可以保留思想或者获得思想的办法。为此，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里说：“思想逃逸了，我想把它写下来，可是我写下来的只是它从我这里逃逸了。”

  人的伟大就在于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首先就是对人的悲惨境况的认识。正如帕斯卡尔所说：“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认识到自己是可悲的。一棵树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可悲。”不仅此而已，人的思想的伟大还在于使人向上飞升，超越自己的悲惨处境。“窟野河汹涌地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向前奔涌着，呼啸着而去。我知道这滔滔的浊流，流着的不全是陕北人悲酸的歌，也冲刷着历史落下的厚厚尘圾。明天，这河定会清澈起来，卷着两岸的喧嚣汩汩的向前流去……”（《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思想的顺序就是从刘志成自己以及从他笔下的劳动者的归宿开始，让我们感觉到了人的伟大就在于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的全部优异就在于思想。

  以上这些是否让我们窥见人们普遍的潜意识及渴望，从中意识到中国散文创作的病的成因呢？刘志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散文大家。养花一年，赏花一日，有多少大好的时光可以胡来呀，但愿这篇小文没有偏离作为《西部散文家》执行主编刘志成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