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洛塘是一个临近四川省青川县的小山村，“5•12”地震时，寡婆走了。寡婆是洛塘的方言，我不知道应写成“寡婆”，还是“瓜婆”，还是其他，好像这个词还有表达“姑婆”的意义，但却没有“寡爷”的称谓，于是想可能是姑爷留下的遗孀，就是寡婆了。

　　寡婆是村子里辈分最大的老太婆，全村人不论老少都叫她寡婆。从我记得她就一个人带着两儿两女，挤在不到30来平米的两间低矮的瓦房中，房子很破旧，瓦片上都长出了一排排石头菜一样的植物，自然是很多年没有翻修的了。她的大儿子因为有羊羔疯，一天几回地口吐白沫，翻白眼，就被搁置在屋外一个鸡窝一样的草棚中，有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嚎啕了一个晚上，冻死在那个棚子中，用张席卷了出门，那个棚子后来就成了她家的鸡窝。大女儿好像不到18岁，就嫁到了四川，后来离了婚，又嫁到安徽还是河南，总之过得并不算很好。留在家里的小儿子和小女儿相继都结了婚，日子过得也不是很宽裕，所以一直没有修盖新房。据说是添了媳妇，又添了孙子之后，两间房实在住不过来了，她儿子才拆了鸡窝，盖了一间土房，寡婆就和她的儿子分了家，老房子归儿子，她一个人住新房子里，在她大儿子睡过的地方搭了张木板床，一直住到她走之前。

　　寡婆的一生如此惨淡，人们说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社时，她家门前建了个瓦窑，烧坏了风水。也有一些在吃大锅饭时（那时她是厨师）被她劣待了的人家，背地里说，是她做了缺德的事情，老天长了眼睛。她听到了也不在意，并且会随声呼和着说：就是，那时是没有认清形势，光想着当积极，老天睁眼，老天报应。别人就不再说这些闲话了。

　　别人看起来寡婆过得不尽人意，但寡婆自己在世的时候，却一个人过得有滋有味。特别是村子里不论谁家过红白喜事，她都会从头忙到尾，帮忙帮到了。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全村每家每户都要做饭，邀请送亲的尊客到家里小坐，我们叫“圆庄”，所以每到这种时候，一家人的喜事就成为全村人的喜事。按说，寡婆有儿子在家里，她就可以不做这圆庄饭了，但她说自己是分开过的，也是一户人，为此没有少做过任何一家人的饭。后来村子里一些学生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她也高兴地拿着苹果、核桃之类的东西到他们家里恭贺，从没有少了自己的份子。每到过年，她总不会忘了将返乡的这些后生们请到家里，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我最后一次到她家吃饭应该是地震前两年的正月初六，那时，她做饭已有些迟钝了，就让她的小女儿帮忙。餐桌上有木龙头、蕨菜、核桃穗，多数是土特产，比餐馆里的大餐还要丰富。她却说：“都是自家的娃，不要嫌弃，吃饱啊。”之后我调到了城里，接连几年没有回过家，不想那顿饭就成了和她的永别。

　　地震后第三天，我利用到附近一个乡镇协助检查灾情的机会，乘夜回了趟家。母亲说，寡婆死了，当时她硬是将儿子的彩电抢出了屋子，又跑到猪圈里看猪有没有被砸着，推开圈门，一块石板落下来，砸在了头上，就没救了。早上刚刚出的坟，你要到庄里去转，黑天半夜的，就别到她家去了，刚死的人，煞气重。我口头上应允着，还是去了。手电筒下，两间低矮的瓦房上，零零星星地搭着几片瓦，瓦片上的百年尘埃被抖得松松散散，瓦上的草大多跌到了地上，和它的主人一起回归到土地，回归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根。

　　寡婆的儿孙到外地去打工，也有两年没有回家了，说是要在外面好好挣点钱，将房子重修一下。他们没有赶上为她下葬，她的整个葬仪都是全村人张罗完成的。村里人说，寡婆在的时候，没少给庄里人帮忙，现在她走了，不能因为儿孙在外，就让她干晾着。

　　灰蒙蒙的天空，将地震后的忧郁刻在每个人的脸上。我难以想象，她的儿孙回家后，看到这已经无以为居的危房，以后将怎么生活。我知道寡婆的儿子历年来都是扶贫的对象，她的大儿孙就因为没钱买药，耽误了医疗时间，不到三岁就走完了一生。又一阵余震，屋檐边悬挂的几片瓦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望着暗淡的夜色，我的心隐隐地抽搐了几下，我不能在这儿再呆下去，匆匆地到全村扫了一圈，带着故乡忧伤的眼神，乘夜离开了。

　　转眼到了春节，我再次回到老家。全村四十多户人家，有十几家的房子进行了维修，余下的大多数开始了重建新房，速度快的已经砌好了一层的砖墙，慢的也打好了地圈梁。寡婆的儿子回来了，他没有见到他娘的最后一面，一个人在新添的坟头上化了几张纸、烧了一炷香，而后就收到了村主任亲自送来的1000多元的抚恤金。他拉着村主任的手，蒙在心上的泪水终于像断了线的珠子，扑啦啦地滚落地上，哽噎着说：我娘一生的愿望是能将这房子翻修一下，可是养的我们没有本事，这两年她不让我们回家过年，就是希望我们多攒点钱，在她活着的时候，亲眼看着我们将房子盖起来，可是一年又一年，我们也没有积攒下多少钱，现在就连这破房子都没有了，我们对不起娘啊。村主任安慰他说：不要伤心，不要怕，旧的不烂新的不来，你盖房子有大家呢。闻讯赶来的乡亲也都说：有大家在，你不要害怕。不几天，上面来了政策，寡婆的儿子被列在了重建指标中，拿到了20000元的重建资金。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大年三十中午，下着小雪，天气很冷，可他只穿着一件衬衫，满身冒着热气。他说，刚刚背了一车沙，现在地圈梁打好了，一开年就可以砌墙了。我这时才反应过来，以前的那土房子不见了，取代它的是六间房的地圈梁，裸露在外面的钢筋一根根伸向高空，撑起了人心中的希望。

　　2000年的秋天，莫名的烦恼令我整天坐卧不宁，我需要有一个疗伤的地方，于是再次回到了故乡。村子里20多家重建的房屋已经全部完工了，一律贴了墙砖、地板砖，好一些的还吊了顶，看起来和城里的房子没有什么差别，又比城里的房子优雅、宽敞，更不存在光线问题，再加上青山绿水的掩映，俨然一派和谐安详的景象。

　　我无所事事地从村东窜到村西，从村西窜到村东，大多人家都门上上锁，不用问就知道，大人们是出门打工去了，孩子们去上学了，整个村子里只有我一个闲人。我陡然觉得一直被村里的长辈和同辈们引以骄傲的这些所谓有识之人，其实和他们比起来是多么脆弱，足不负重，手不扶犁，业无所成，家无所顾，为此才有这许多无端的烦恼吧。

　　这时，一辆摩托在我身旁停了下来，取下头盔，我认得是寡婆的孙子。在我的印象中，他已经外出打工五六年了，走的时候，个头不是很高，身子也很懦弱，偶尔从其他人口中得知，他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很会来事，就是花钱手大，挣多少花多少，从不考虑自己的家庭状况。面对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我简直无法把他和以前的记忆联系起来。

　　“走，到我家里坐一下。”他热情地微笑着。

　　到了他家，一开门，他就拿出一箱啤酒，撬开两瓶，一瓶往我跟前一放，自己先拿起一瓶吹了几口，才催我：“喝啊，先喝一口。”我提着酒瓶，在他家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客厅里有32吋的液晶电视，卧室里有时髦的席梦思床，厨房里有煤气灶，陈列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三瓶酒下肚，他的话多了起来：你说，要不是地震，要不是国家的扶持，我到哪年哪月才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啊。这六间房粗略地算了一下，少说也要六七万，现在除了国家给的补贴和贷款，还借了别人的三万多元。好在我今年包了一些活，洛塘、月照的卫生院都是我包的，大概能挣四五万元吧，这样算来，我基本没有借款了。以后再好好干两年，娶个媳妇，把大人们的心事了了。正说着，他的电话响了，是工地上来的。我告辞着出了门，回头再看看这气派的洋房子，内心居然平静了下来——如果寡婆泉下有知，也该安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