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双脚伸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时，我才知道自己早已与大漠有了心灵的对话。其实一踏上西去的行程，我便在无尽的遐想之中寻找着某种无法割舍的情结，似乎在期盼着、渴望着，又好像是久违了的怀恋。但我分明知道，满目无垠广袤空蒙，山的刚毅水的冷峻，连同这低垂的天际，都与我的生命第一次结伴，可怎么就这般的令人亢奋？或许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或许是对所有生灵最终走向孤独命运的思考，却在这里找到了某种呼应？

　　但现在，我真的走进了沙漠。无论先前的遐想是如何的令人沉重亦或畅怀，也无论曾经的怀恋多少有些崇敬的情感，当真实的沙漠被踩在脚下的时候，我便觉得，我所有的思绪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状态，脑海居然近似空白，根本无法梳理成稍有逻辑的推理，竟使我傻傻地站在大漠里喘着粗气……

 一

　　决定穿越沙漠并不需要太多的犹豫，只那么一个向往的念头就可以了。但我知道，当我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内心充盈的不仅仅是感慨，更多的是对曾经在这里走过的沉重脚步的敬畏。

　　在南疆和田的广场上，毛泽东与库尔班大叔的巨幅铜雕让人仰望，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擎起巨石的碑柱，远远望去，我以为它大约是彰显和田玉石的标志，在漫不经心靠近它的时候，碑柱上几个显赫的篆书让人奇怪：“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我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现代人手笔，它肯定蕴藏着惊心动魄的故事。我的直觉没有错，在和田工作的妹妹告诉我：这是在民丰沙漠中出土的墓葬品。在一男性木乃伊的棺椁中，护肩的部位盖着一条色彩艳丽的锦带，上面不太规则地排列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篆体文字。

　　望着这几个如今摆布整齐的大字，我久久沉思。

　　我沉思的不是先民们的神奇预知，也不是它被发现的艰难过程，我想，一个民族倘若对自身的存在以及未来能有明晰的判断，那么，这个民族将会不怕灾难博大而超群。据说这幅珍品现存放在和田博物馆，我有了去拜谒的愿望，只可惜春节期间这里的博物馆照样放假。于是，我便决定去趟民丰，感悟那里的天荒地老！

　　民丰是和田地区的一个小县。我要去的地方在民丰以北大约一百五十公里以外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带。这里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奇迹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沙漠里，直直地立着早已腐朽了的木桩，却如利剑般指向天空。考古学家在这里留下了太多的足迹，而我仅限于某种好奇的心理站在了这里。但我内心无论如何都无法平静，充满了悲伤的情愫，全部的灵魂真的都凝结在了对这里每一颗沙粒每一股风动每一支木桩，以及干枯的河流破败的木桥的深深朝拜之中……

　　脚下的土地，曾经是一个叫精绝的国家，这个国家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已不得而知，单从《汉书·西域传》中有其记载，就知道它的存在实在是很久远了。历史上西域诸国的变迁有很大的随意性，三十六国也罢，五十二国也罢，总是在相互吞并与再次分割中变来变去，这当然是古代历史的基本走向。汉朝对西域的统治达到了一个高潮，尽管也时不时地会发生一些骚动，但基本的形势还是比较稳固。精绝国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得以繁荣的。在这里，人们同时看到了西亚的玻璃器皿、希腊风格的艺术品、印度的棉织物、黄河流域的锦绢等，丝绸之路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大约不仅是如此的原因，尼雅河流域被许多文化人认同为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和古波斯这四大古国文明在地球上罕见的交汇点。但是，一千六百年前，大约是我国古代的东晋时期，这个曾经水草丰茂、富裕安宁的丝绸古道上的小国，竟会全然消失，这无论如何让人无法理喻。

　　从这里再往北大约六百公里，是罗布泊畔的神秘国家——楼兰国。楼兰的消亡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认同，那就是缺少水的缘故。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不能再流入罗布泊的时候，渐渐干枯的湖泊不再能够养育湖畔的子民，于是，楼兰人便寻河而迁，留下了这个曾经生活在汉唐与匈奴、突厥狭缝中的楼兰国一片悲酸的残垣断壁，和这座古城里曾经生生不息的生灵的哀哀喟叹。

　　但精绝国不是这样，这里不缺少水，流经国土的尼雅河没有改道的迹象，倒是千年古树当年旺盛的生命肯定了这里曾经水草的丰茂。这里没有战争，出土的文字记载，能够对其构成威胁的是来自东南角的一个游牧荒蛮民族的骚扰，而这种骚扰仅仅会被精绝国的一个骑兵赶走。而遗迹中也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因战争而被破坏和焚烧的痕迹，也找不出半点非正常死亡的遗骨残骸。但它真的消失了，消失在一个令人费解的匆匆的脚步声中。

　　案头仍然摆放着需要阅办的文书，有的翻开了页码，等待着主人来批阅。纺织机上还掉着正在纺线的棉料，纺车的转轮好像刚刚停顿，只是暂时歇缓一下。门半掩着，从外面完全可以窥见屋子里刚刚休息过的凌乱的被褥。一条狗仍然被绳子拴在门前的小树上……这里的主人真的是暂时的离开。而这里所有的曾经陪伴过主人的物物件件及那条守望故土的狗，都在等待着主人的回来，然而他们永远没有回来！他们的离去仿佛只是暂别的权宜之计，但他们竟然不再回眸。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如此地匆匆离去？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一千六百年前将所有的踪迹全然消失？

　　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而一切又似乎会在某个瞬间自曝答案。至今，人们仍在仰望，仍在探究，但不管怎样，在中国的历史上，尚存着这个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小国，无论如何是值得骄傲的。尽管它们并不足以代表华夏民族的艰难步履，但当他们给后来的人留下那个“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神秘锦绢的时候，一切就变得极端的不同寻常。

 二

　　走过精绝，走过楼兰，在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国度留下足迹的人不会是少数，但在这里留下名字的人却并不多见。已经掌握的资料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是怀着信仰和使命走过沙漠的；而外国人却在探宝进而掠夺。假如说早些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是以实地考察罗布泊以求得与俄国人相悖的论据的话，或者说这个斯文·赫定先生多少还有点学者的良心和文人的斯文的话，那么，英籍的葡萄牙人斯坦因就完全不同了。

　　对斯坦因的印象，源于我对马家窑文化的感兴趣之中。在临洮县城沿洮河西岸向南约十公里的地方就是马家窑文化的标志性遗址，我曾经在那里驻足良久，写了篇《寂寞的马家窑》，算是对远古文化的一点感悟。这个地方是由瑞士人安特生发现的，他同时发现了仰韶文化。曾经有人说安特生可以是中国的“考古之父”。但中国人的文化情结不会答应，据我所知，其原因还不是安特生的外国人身份，关键还是与这个叫斯坦因的人有关，当初的我并不以为然。然而，当我站在沙漠中，站在尼雅遗址与当年精绝国的子民们进行心灵对话的时候，我便对自己曾经的那种“不然”感到羞愧！

　　这真的是一个需要中国人记住的人物。

　　凭着《马可·波罗游记》和《大唐西域记》，斯坦因出发了。他眼中的东方古国充满了绮丽迷幻的色彩，他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破败衰落的国度在其辉煌时期的豪迈气派。他出生在一个可以让他自由放荡的国家和能够使他稍一费劲就可以远足的时代，并且，他要去的这个东方世界恰恰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境地。1900年5月，斯坦因带着他的探险队，穿过帕米尔喀喇昆仑山冰雪覆盖的山谷，双脚踏上中国西域的土地。探险家的雄心与盗宝者的贼胆相结合，于是，悲剧发生了。

　　沙漠没能阻挡住这双贪婪的脚步，守望千年的胡杨林瞅着这支陌生的驼队，为它已有太久的时间没能见到生灵的蠕动而惊讶，却丝毫不知这支驼队要走向哪里。显然，大漠不是斯坦因的向往，他的目标是大漠下面那未曾揭开的秘密。秘密当然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被揭开。但斯坦因显然要比斯文·赫定幸运得多。斯文走进大漠靠近罗布泊时，遭遇了大沙漠中经常出现的风暴，与他同行的六个人全都葬身沙漠，而他却在一个风暴骤停的黄昏居然找到了水。斯坦因不是这样，他准备充分，他有许多别人所不具备的直面艰苦环境的毅力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还得到了当地政府从上到下的鼎力支助，而这些政府全然不知斯坦因要做的是令人震惊的大事。即便如此，仍然不那么容易。

　　我脚下的精绝国已经满目疮痍，一切败废。这里是广袤得让人迷乱的世界，所有的航标无法明晰前方的距离，但诱惑总是在贪婪者的眼里被成倍地放大。想象得出斯坦因当年不分昼夜地用了整整二十一天时间将整个城堡几乎所有的房门打开时，是何样的一种表情，而将几乎所有能够搬动的东西统统装箱运走的时候，又是一副何等的洋洋得意。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就是这个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从那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同样臭名昭著的王道士手中掠走了图书经卷11604卷等珍贵文物。余秋雨先生曾悲愤道：“我确实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在沙漠里”。但他终于不得不喟叹：“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斯坦因之后，日本人来了，美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他们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沙漠无言！

　　在尼雅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法卢文。法卢文在公元前后在印度北部使用，后来又在西域流行一时，但在使用了七八百年后，突然失传，任何人都不知道这种文字到底到哪里去了。直到1901年被斯坦因从沙漠中挖了出来，重现人间。那么，这个文字怎么会只在精绝国使用？难道精绝国的消失与这种文字的失传又有什么无法知晓的关联？翻译过来的文字又显得直白而简单，显然是一部部流水账式的记录着点点滴滴琐事的史书，而这样的记录更贴近生活，更贴近事实，仿佛这里的子民并不遥远，就坐在对面，娓娓交谈。早于内地传于西域的佛教已经在这里扎根，仍然透着佛韵古风的佛塔遗址会是许多虔诚的信徒们驻足过的地方。但那些具有古希腊风格的精美的木雕艺术品又说明了什么呢？我突然想起季羡林老先生说过的话：“新疆是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欧美文化）唯一汇流的地方”。这便是历史，或者说这就是历史的脚印。

　　任何人都抹杀不了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壮诗篇，尽管它被深埋在沙漠底层，也尽管它已经被强盗踩在脚下。我想，过去的辉煌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累积，千年的叠加被层层剥去时，每一页都有人类文明的印痕，它或许并不见得能导引出现代人对先祖关于生命追求的考证，但若说现代人思绪的纷扬历程注入了祖先的遗训，这却毫无疑问，要不当今天的中国人看到法国佳乐斯在拍卖鼠首、兔首的情景时，被刺痛的心隐隐飘泛着大漠的悲剧，连同圆明园的烟尘，这流血的心肯定是先祖的遗传。

三

　　从古精绝国尼雅遗址返回的路上，我决定要穿越沙漠了。我把这个决定用电话告诉远在兰州的朋友许曙明时，他沉默了一会，说：“你知道余纯顺吗？”

　　我是从民丰进入沙漠的，当然我乘坐的是豪华客车。从民丰到轮台是一条穿越沙漠腹地的公路，公路两旁的胡杨、红柳、索索草高矮不齐地排列着，想象得出夏秋时节这条长长的绿色飘带荡漾在沙漠中的艰苦与浪漫。公路随沙丘的弧度摆动着，伸进目光所及的尽头。远近一色的土黄色的沙海，划出道道相似的圆润波纹，宁静得让人窒息。而遥远的天际却空旷寥廓，无尽得让人心慌。间或有高高耸立的沙丘的剪影，沉睡着或是藐视着周围的一切，恍如千年的老妇。我的心紧紧地收了一下，随即与这沉睡的沙丘凝望。我知道，它是不会轻易睁开眼睛的，但它什么都看得清楚。

　　它当然什么都清楚！

　　从这里走过的和终于留在这里的人的命运别如天壤。但尽管最终没能走出沙海而留下白骨变成沙砾的那些永远也无法知晓姓名的人们，无论他们是商队还是军人，也不管他们是僧人还是探险家，都值得我们心怀敬仰。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磨难，茫茫沙海，诡异突变，时而宁静如水，时而沙雾弥漫。不多几个走过沙漠的人都说，最怕的还不是缺水，而是瞬息万变的气候。风在这里没有阻挡，太阳也不用任何掩饰，气流的簇拥不受丝毫遮拦，肆意着狂荡的性格，将一片世界由清白搅动成混浊，再由混浊变成宁静，而这一切没有点滴预兆更毫无规律可循。那么，从这里走过的人，是何等的坚韧，何等的豪壮！

　　我把目光投向东边的沙漠腹地，一望无垠，静得出奇。我知道，在我目光不能看到的沙漠边缘，那个让多少人瞪大了眼睛想问个究竟的地方叫罗布泊。余纯顺就躺在那儿。

　　这似乎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用探险家来称呼的一位英雄。

　　1996年6月中旬，上海人余纯顺在经过一番充分准备之后，走进了罗布泊。这个当地人都不曾涉足北方人还在遥望的神秘地带，竟然让土生土长的南方人踩在了脚下。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同行的人流着眼泪问余纯顺：“行不行”时，余纯顺坚毅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成为第二个彭加木的”。

　　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十六年前的同一月差一天，上海人彭加木在进行科学考察时失踪在了罗布泊。

　　前几年，我在专题片《望长城》里看到过彭加木的遗孀夏淑芳老人，老人家站在丈夫失踪的地方，主持人黄宗英扶着她，萧瑟凄清，冷冷荒漠，泪水涌落，花寄哀思。那般情景真是催人泪下。如今，我离那里不远，虽然不能涉足，但英雄的形象在我的灵魂深处永驻！

　　盛夏的午后，余纯顺在彭加木失踪了的罗布泊向目的地蠕动。

　　非常艰难！非常危险！非常悲壮！

　　据记载，那天罗布泊的气温高达46度，地表沙温已经超过了70度。热浪突涌，幻景迭出，人到底如何能够走动得了呀！那天晚上，大风骤起，沙尘腾腾，耳畔尽如妖魔鬼怪般的哭喊声……人们不会忘记，彭加木失踪的第二天，搜寻队伍遭遇了连续八天的沙漠风暴，那风暴的中心是如黄龙一般的沙柱，扶摇直升天际，像一架巨大无比的抽风机，将地面上的浮物残迹及沙丘造型席卷一空。而这样的现象在沙漠中属于常态。

　　那么，如今在我的眼前的沙漠，怎么竟是这般的沉稳，近似温顺？！

　　余纯顺终于没能完成他个人的夙愿。七天后，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长眠沙漠了。

　　我不愿笔触这段让人悲伤的故事，我也明白当我要走过沙漠公路时，我的朋友在电话里那短暂的沉默。当年，余纯顺路过兰州时，许曙明慕名去拜访，两位性格志趣相投的男人一见如故谈得投机，他们约好了在余纯顺走过沙漠之后，要为他接风的……

　　我更不愿将这段故事作为历史叙述下去。我想，自然的禀赋以其自然的形态和以人类还不曾认识的规律存在着，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承载着生灵，左右着生灵，探险也罢，挑战也罢，其壮怀激烈的勇气绝不可以拿生命作代价。

　　我还疑惑，倘若探险以挑战生命极限为目标的话，其本身的价值又在哪里？

四

　　这条路实在是太难走了。就是这条十分艰难的路，竟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与文化的脉搏结伴而行。

　　丝绸之路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驼队阵阵，人迹匆匆，东西交错，自是一番景象。出敦煌进入西域之后，丝绸之路分南北两路向西而去。两条路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两条路的踪迹显然是为了绕过沙漠。但是，怎么绕也得经过一段沙漠。敦煌到吐鲁番沙海茫茫，玄奘走了过去；敦煌到若羌，大漠横亘，法显也走了过去。

　　东晋末年，法显和他的10个弟子向西域走去，寻找他们生命中极端向往的“佛国”，他在沙漠中行走的时间是17天。法显走完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时居然已是年届六十七岁的老人了，十一年之后又从原路返回，八十六岁完成了他的《佛国记》。大约224年之后，又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尚从长安出发了，玄奘只身带着一匹瘦马走过了八百里沙河。妇孺皆知的唐僧玄奘的情况绝不是吴承恩笔下的那般胆小软弱，他是在违抗唐王之命的背景下只身上路的，出敦煌时他还收过一个徒弟，这个徒弟朝沙漠望了几眼之后反身而去，再没回来。在沙漠里，玄奘不小心打翻了水囊，水流进沙子里一滴不剩，就在滴水未进的境况下，玄奘和他的瘦马仍然在沙漠中行走了五天四夜，在近似绝望的时候，是他的瘦马将他引到了水源。尽管当年玄奘三十岁，年盛体强，但这一折腾之后又要翻越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不知道这到底需要多大的体量才能成行。

　　他们及有如他们般的人们之所以能以挑战生命为代价去走完这条很难走的路，全部的理由大约只能是信仰。即便如此，仍使许多后来的人望而却步不敢涉足，在无数次的叹息之后，悄悄地蒙上了羞愧的面颊转身而去。

　　这条路当然艰难，但即便何其艰难，仍然有人要走，有人能走，居然走出了驼队，走出了商贸，走出了文化的交流。

　　想必一开始或许是为了活命，这中间就有了发现，有了货物的流动，于是远方的客人来了，带来了茶叶和香料，带走了陶瓷和丝绸。佛教就在其温和的气氛中随着南印度洋的季风吹进了西域。人们开始了信仰，把生命与佛祖融为一体，虔诚于生命的整个过程。

　　许多的事都是这样推进着，遥远的行程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目标。佛徒们便是为了信仰而长路奔波。奔波的尽头就是将以生命担保的灵魂的崇拜者揽于怀中，却又开始了更加遥远的布满希望的心路征程。是的，正是因为信仰，才使无数的信徒能够走过脚下的沙漠，能够走过心地的沙漠。

　　路在脚下！

　　我真的走进了沙漠，一切竟然那么沉静，沉静得让人恐惧。我所有的感受或者曾经的体验都在无言的大漠里悄悄融化，融于天际那一抹绛红色的火焰里。当夜色把大漠整个包裹起来的时候，我分明发现天宇与沙漠的边缘永远都有无法融合的隙流，一条淡淡的光亮若隐若现地闪动着，仿佛远古的倾诉，遥远得令人神往。

　　沙漠，已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