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东京时，去上野公园的那天已是深秋。没有鲁迅笔下绯红轻云般的樱花，被阳光染成金色的不忍池里只剩一丛丛枯荷，在微风中瑟瑟抖着败叶。

　　我远远打量着散落在公园里的流浪汉们。在树影斑驳的公园一隅，他们年龄不等，却有清一色的塑料瓶、编织袋、铝制饭盒、塞满全部家当的手推车。硬纸板垫起的、桌床两用的“宝座”上，他们无声地嚼着饭团，混浊的双眼木然而冷淡地望着阳光里的世界。

　　我压住一阵心潮起伏，缓缓走过去。靠近他们的时候，一个旧日的影子在记忆里苏醒了。

　　五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犹如破卵幼雏的我，一下子被扔进严峻的现实。求职的路上荆棘满目，梦想与现实每天都在激烈拉锯，脑中纠缠的尽是些“想做什么、该做什么、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的问题。

　　明明年轻，却觉得满心是茧。

　　如一条小船，在日益沉重中缓缓沉没。

　　那段暗淡时期里，偶然读过一本自传。作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著名摇滚乐队的成员，名叫泽田泰司，书名是《Ｘ的生与死》。读着他大起大落的人生，从名噪一时的贝斯手到上野公园的流浪汉，我恍然看到一个叛逆、不服输、烈性暴躁却不乏真诚的剪影。他给我以共感，并促我前行。如今，当五年的时光乘风飞逝，当历练让幼鸟褪去稚羽，当时间的沉淀过滤了浮躁、幼稚、盲目的赞美与狂热，今天的我总算可以平静地正视、判断、理解，并为他写点儿什么了。

　　2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日本，一切都在兢兢业业、按部就班的轨道上运转着。叛逆点儿的年轻人不安于升学、就业、结婚、买房的无聊人生，他们穿着皮裤，染黄头发，听着朋克重金属等离经叛道的音乐，不愿当教室里的五分加绵羊。

　　泽田泰司也是其中的一个。高中一年级，认定占据时间的“学习”毫无意义后，他自动退学，第二年自己组建了一支乐队，并在其中担任贝斯手。就在每天乐此不疲地往返于乐队和家之间的时候，母亲对不务正业的儿子下了逐客令。那一年他十七岁，被扫地出门后在涩谷的live house住下，开始了打工、练琴、组团、结交朋党的地下摇滚生涯。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东京有多少背景相似、意气相投的不良少年！在旁人眼中，他们夸张另类、偏激好斗，但他们也自食其力，一边打工一边搞音乐，比起中国那些四处欠债的“资深艺人”，他们的取向是不同的。

　　1986年，泽田泰司加入了当时尚且默默无闻的乐队Ｘ（1992年8月后，他们改名为X-JAPAN），艺名是Taiji ，“泰司”的罗马字转写。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顶住了主流音乐界的否定与压力，任凭满头的金发被乐评人冷嘲热讽，但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BLUE BLOOD》，销量已突破百万！人们认为Ｘ的歌曲有种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很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被乐队主唱Toshi作了总结：“……那种叫喊，是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的Yoshiki，那个时候的Hide，还有聚集在那里的所有歌迷质疑社会、人生，以及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发出的怒吼。”

　　带着燎原之势，他们一举成名了。媒体也竞相改旗易帜，把原先踩在脚下的乐队捧上天。再也没有人批评他们的金发，相反，他们开创的注重上妆、造型、强烈音效和视觉冲击的风格被固定下来，并逐渐发展成今天所说的“视觉摇滚”（Visual Rock）。1992年，他们已经如日中天了，在Tokyo Dome举行的三天的新年演唱会上，听众达到十五万人！

　　我不是“职业粉丝”，不擅长从单曲销量到穿鞋尺码一一如数家珍。他们的演唱会常常激烈得如火如荼，其中确有一股让人热血沸腾的魄力，但热流过后必须承认——毕竟形式大于内容，包括Taiji，他的贝斯弹得很好，有煽动力，低音饱满而紧凑，并不追求炫技却更显炉火纯青——但是，毕竟仅是如此而已。

　　说到底，他们只是体现了一种叛逆的生命力，而光凭叛逆做不到感人。

　　奋斗成名的下一步是分裂。1992年，种种矛盾纠缠到一起，他最终退出了乐队。其中的原委虽众说纷纭，但不管是因为口角、金钱，还是音乐取向，到今天强求细节都没有意义，这样的事在音乐界实在发生得太多。……退出后，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队长，但像多数明星一样，年复一年，他的影响力逐渐变小，1996年一次签名会后，竟人间蒸发般走出了所有人的视野。

　　两年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Taiji人生的灰暗年代开始了……

　　3

　　“合同的最后一年里，我什么活动都没搞就这样结束了，原因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工作上，个人生活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全涌向我……面对严峻的现实，我无法动弹，终于失去了一切。此时的我已经荒废到迷失自己的地步……”他在书中这么说道。

　　这一次他被妻子赶出门，彷徨无助，只剩一点点自尊，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旅行，每天虚度着光阴。身上的钱越来越少，等到余资罄尽时，他除了一把吉他，只剩煤油暖炉、煤气炉、水壶、睡袋、锅、小刀、钳子七件维持底限的生活用具，在上野公园的角落里彻底成了一个贫穷的旅人。

　　“上野公园的自来水管是没有水龙头的。想喝水，可是没有钱，我就用钳子强行把龙头砸开，然后再喝水，用水淋头、洗身体，这就是我一天的开始……”

　　“老实说，这两年的生活绝不是半吊子，实在严峻极了。我谁都不想见，也不想和人说话……而实际上，我周围又没有人，连倾诉的对象也没有……身心都被打垮，就这样过着精神恍惚的日子，只有时间无情地流逝……‘今天已经不行了，是否还有明天也不知道’，脑子里闪过的全是联想死的事……”

　　今天重读这些话，心里仍然会隐隐作痛。两年里，在他跌入赤贫的同时，他以前的队友、乐界的同伴，无一不在舞台上继续浓妆艳抹，流俗于摔琴砸鼓的作秀。只有他，似乎已经激情殆尽。

　　“我想我是不会改变的男人，不管怎样出名都不会改变……从小就讨厌和别人做一样的事，一旦意识到没有意义就彻底远离……随波逐流是从来没有过的……”

　　离开名利场的代价巨大。无路可走也无路可退，在上野公园的流浪岁月，这个曾经万人瞩目的贝斯手衣衫褴褛，命若浮萍。支持生存的只有一点儿微光，失去一切后，他唯一没有舍弃的，只有那把吉他。

　　直到某天，和一个精通布鲁斯的流浪者双双弹着琴在街上一唱一和，浸满辛酸的黑人蓝调给了他一剂强心针。从一直疏远的母亲处要了一笔钱，他在家附近找了间月租两万八千日元的屋子，浴室之类当然没有，却已好过上野公园百倍……

　　从头再来不是件容易事。潦倒的两年已使他的身体濒临崩溃，但住进康复医院后，他每天弹着吉他，努力寻找遗失的自我。生活变得热闹起来：护士跑来替女儿要签名，神经病人来串门宣布要做他的经纪人……圣诞节的联欢会上，他和三个病人像模像样地组成了有主唱、吉他、贝斯和鼓的标准“摇滚组合”，与一百来个观众一起欢歌笑语，最后在观众抢过话筒变成主唱而主唱连歌词都忘记的愉快气氛中，他终于走出了低谷，迎向光明！

　　“……太阳和月亮、生与死，是相反的，却常常是背立相生的存在。一旦失去了组成的一方，便可知两者共存的意义。今后的我，因为知道了死的恐怖而继续活着；一边看着月亮，一边向着太阳而行……”

　　4

　　在不忍池畔的林荫道上，我信步走着，金色的阳光晃得刺眼，斑驳的树影里已没有他的位子。流浪汉始终是扎眼的，我发现他们一个个虽然衣服黑臭但并不行乞。

  他们似乎只是流浪。孤独，缄默，潦倒中并没有失去底线的尊严……这样想着，又不敢妄作定义。生活在此岸的我，有资格描述彼岸的他们吗？但如果这真是当年Taiji的样子，那么至少此刻，我可以对自己做个了结了。

　　——是的，今天我可以说，五年前在求职的路上，受他那本自传的鼓励，我没有加入体制的大军，也没有变成工资的奴才。纵然生存的压力变得紧迫，但从那时起，面对人生我没有暧昧或敷衍，因为他总让我想起一句话，“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重返舞台后，面对炫目的霓虹灯他能否审视并超越过去的自己？

　　他愿意接受流浪岁月的启示吗？曾经饥寒交迫、遭人凌辱的他能做到不忘他者的苦难吗？他能否像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歌唱山谷工人与部落民的歌手，用音乐给弱者以援手，用歌声给仍在底层的人们以希望？

　　一切，都有待时间去印证。但2003年6月4日，当他在《赤旗新闻》上发表反对“有事法制”、捍卫和平宪法九条的声明时，是否有过一瞬曾与那个时代的气质重合？

　　今天，历史早已无情地翻过一页，21世纪比以往更谙于旁观与沉默。当中亚到海湾、非洲到拉美的大地上，到处横行不义；当贫困、压迫、侵略与屠杀又一次充斥了视野；当人们只在吉他贝斯的音响效果中追求叛逆，却没有人肯为弱者发言的时候——

　　一度沦为弱者的他，最终会选择怎样的声音？

　　窗外是如冰的寒夜。风时而在远处清啸，被搅乱的夜色波动着，寂静中如一个暗语。

　　我反复听着他写的一首纪念流浪生涯的《Rain Song》。那是一首伤感的布鲁斯，伴着流转起伏的蓝调，他沙哑的嗓子时而呼喊、时而叹息。

　　曲终时，雨倾泻而下。蓦然间，所有的记忆都苏醒了——

　　那一天的林荫道，那一天的不忍池，那一天的我，那一天的你；那一天流浪的人们，那一天绝望的人们，那一天他们茕茕孑立的影子，那一天他们孤立无援的眼神……

　　                                                                                          选自《青年文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