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概从六岁上幼儿园时起，我就喜欢涂抹勾画。一年后上了盔甲厂第一小学（即汇文小学），大概是因为有了课桌吧，画画的爱好，立即就成了痴迷。记得我把课本每一页的边角空白都密密画满，被老师罚用橡皮擦干净。大约在二年级那年的新年，我给班上的同桌和好友都画了一张贺年片。

　　盔甲厂一小的同学们那时有一项享受：课间操后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须知孙敬修和收音机播出的他那劝善如流的娓娓故事，是北京五十年代的一个象征——孙老师远远在台上讲，我们全校千余名学生，就那么一班班原地站在大操场上，一片寂静，听得如醉如痴。

　　应该是我上三年级（1957）那年，孙敬修老师当了我们班的图画老师。不用说，我在孙老师的课堂上如鱼得水，成绩一色五分。只有一次例外：那次孙老师说画自由画，但也可以临摹他拿来的一张。后来才知道全班都画临摹，唯有我一个独自陶醉，在心在意画了一幅《黄继光堵抢眼》。万没想到，从来慈爱绵软的孙老师突然不高兴了，带着气给了我三分！

　　我震惊无比。图画课的三分，于我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刻回想琢磨，或者当时我没听见孙老师改了主意让大家都画临摹?抑或是那天孙老师有心事、而我却表现得狂妄招嫌？

　　可能是后者。三年级的我在图画课上得意忘形，几乎是无疑的。

　　一定是那时我尾巴翘翘的样子，让和善柔顺的孙老师反感了……只可惜这反省，晚了半个世纪！

　　那个三年级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厄运之年。唯能忆起的一件事，是和班上一个混血儿打了架；而班主任，我以为她决心要把我逼入死地，盘算给我学生手册的“操行评语”写“差”。因为她执犟地逼供，要我承认“屡教不改”。而这四个字，乃是将“勒令退学”的“差”级评语的原文。

　　我心里唯有一个念头：要是承认了“屡教不改”，母亲会出什么事？那一天母亲劳累的影子充斥了脑海，我咬紧牙关，就是不回答这一句。天渐渐昏暗了，学校里已空无一人。班主任还在坚持问：“你说，你这算不算屡教不改？”

　　就在那绝望的时刻，突然孙敬修老师从一旁路过！

　　孙老师认出了我：哟，这不是……他怎么啦？班主任轻描淡写：他犯错误了。

　　孙老师喃喃说：“是么。张承志在图画课，可是好学生呀。”

　　早想了事回家的班主任借坡下驴，死刑突然缓期了：哼！看在孙老师的面上，今天就算了。以后再犯……

　　今天我写着依然感动无比。

　　多少年了，我牢记着他这几句话的原因，尚不是为了追述我与孙敬修先生之间短暂的私淑之交，而是因为他的救援结束了“屡教不改”的纠缠，让操劳的母亲遭受连坐的恐怖，被化解了！

　　2

　　十大建筑的兴建，终结了我们贫寒丰富的胡同生活。搬家以后我发觉，朝阳区的艺术气氛远较城区高得多。合唱团，诗朗诵，很快我被选入朝阳区少年之家美术组，在一位姓董的辅导员门下，进入了准专业的美术训练。

　　董辅导员是位出色的画家和教育家。他用油画和彩墨画了两幅京剧肖像（扮演苏三的女演员就是他的女朋友）。油画浓烈透明、彩墨挥洒自如，如在我痴痴凝视的眼前，展示着美术境界的可望不可及。

　　他对我们的素描训练完全是科班水准。美术组分为初中组和小学组，初中那伙大哥大姐已然是艺术家派头，他们画那种卷发的石膏头像，忙着考入美院附中之前最后的临阵磨枪。而我们小学组则永远对着石膏六棱体或三角锥，每周日画一个上午。董辅导员要求我们自己把自己积累的素描时间写在画纸上，他强调：你能找出的“面”愈多，你就能画更长的时间。

　　已是三年饥荒的边缘，美术组除了白纸、水彩、铅笔之外，不能提供任何画具。油彩像梦一样遥远，辅导员的方针是坚定地画素描。一次，他把吃剩的半个窝头替换了石膏。我们一边画得眼花，一边懂了为什么打基础：窝头真难画啊。

　　创作画的机会很少。但董辅导员不是孙老师，他让我们“爱画什么画什么”。这回我在心在意画的是一幅《收麦子》，一辆大车上坐了几个红领巾，一位老大爷扬鞭吆车，梦想中心爱的马，占了一半画面。辅导员把我的这幅创作装进镜框，挂在美术组的墙上。这一回我可没敢得意：满墙的画里数我这一幅最差。何况我已懂得，展示的作品未必优秀，有时是为了比较讨论，才挂到墙上的。

　　一天，看见董辅导员端详它，我们也围过去。辅导员转过脸问我：“你是不是见过赶车的坐在右边？”

　　我茫然。他却高兴地说：我一直觉得有些怪，今天终于发现，老大爷坐在车辕右边！一般赶车人是坐在左边的……

　　我也猛然看清了。就在那一天，一种关于生活真实与画面平衡的思路，植入了我的心里。

　　每个星期天，从三里屯步行走到下三条，喊上一个美术组的伙伴，出神路街，进入坛口，走过静谧的日坛，推开红墙小院的木门，削尖几支中华牌的铅笔——唉，日坛公园里的少年之家！难忘的美术组的每一个小时！

　　3

　　这是一个文人骚客如蝇似蚁一拥而上、狎书玩画的时代，这是一个假画臭字如垃圾堆塑料袋一样、污染中国的时代。

　　为了区别，在出版这本收集了数十年速写、草图、画作的心爱小书时，我想强调，我不冒充画家。这本小书收入的并非“文人画”，也不敢做美术的炫技。正相反，眺望着自己迟疑的线条和失准的色彩，堵噎我心里的，唯有达不到绘画境界的遗恨。

　　我再次掂量了自己——终此一生我只能是一介作家了，虽然我也很喜爱其他语言，包括色彩的表达。

　　和此书的姊妹作、摄影集《大陆与情感》一样，此书宗旨并无改变。描写我的三块大陆，蒙古草原、黄土高原、天山南北——阐释大陆上各异的文明，为生息于斯的民众辩护，记录他们与我的关系。

　　只不过这一本的手段，是草图、速写以及绘画。两脚踩上的土地，也更扩展到了欧洲、日本、地中海的西半、加勒比与中南美——都是这个地球的关键地域。

　　如上追述，甚至与许多吃着美术饭的职业画家都不同——画家不仅是我整个少年时代的理想，而且我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学画史。所以，在自警和不吹嘘的同时，我也不掩饰自己的另一种语言憧憬，不掩饰此生要画成几幅油画的野望。

　　不知我能否说——

　　这不是什么才能的炫耀，而只是一种学习的记录。是的，也许已经到了总结的时候：从孩提的往昔，到人生的迟暮，就是这如画的理想，以及不歇的学习，使我愈来愈扎实地靠紧了——他者与世界，并逐渐完成了一个作家的故事。

　　是为序。

                                                                                          选自《上海文学》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