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涟，男，汉族。50年代末出生于新疆克拉玛依。现供职于新疆伊犁州政协。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唐布拉的雨》入选中学生课外阅读书籍《体验风景——通往太阳的路》，散文《感受塔里木》一文被完整收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11年九年制中考语文模拟试卷集。著有散文集《远逝的牧歌》（中国文化出版社）《生命的随想》（华文出版社），待出版《岁月起落里的歌声》。

　　伊犁往事

　　一、一九六八年冬天的那场大雪

　　记忆的网络里最早对雪留下印象的是我三四岁的时候，那年我家从克拉玛依搬迁至伊犁。抵达伊宁市的时候已是薄暮霭霭的傍晚了，一家人坐在一辆罩有帆布的大卡车里。我似乎是依偎在父亲的怀里熟睡着，父亲忽然将我摇醒：“快看，下雪了！”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我们的车后紧跟着一辆车，那车放射出的圆柱般的灯光照亮了我们全家，就在这昏黄的灯光中，我看见了缓缓飘动着的雪花，它轻柔如絮，像仙女洒下的玉叶，纷纷扬扬；又似蝶群一般飘飘洒洒，似乎快要落到地面了，又被车辆掀起的风吹起，向上轻扬着，无声地向四周飘去……

　　父亲说：“好兆头！雪花也在欢迎我们！”父亲诗一样的话语刻印在我记忆的深处，使我自此对雪产生了极为喜爱之情。每逢下雪的时候，总喜欢在雪地里玩耍，或在脚上绑着自制的冰鞋溜冰滑雪，或用水泼出一块冰来打陀螺玩羊拐，或堆雪人打雪仗……然而一九六八年冬天的那场大雪，却使我领略了雪的严酷和危害。

　　记得那年冬天，天气总是灰蒙蒙不见晴日，时不时便从无尽的苍穹里飘落下雪花来，纷纷扬扬，且一下就是几日不停。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和哥哥随父亲一起清扫院里的积雪，尔后爬上房顶用自制的推雪板推扫房顶上的雪。那雪极厚，推几步便如在推一堵墙壁，双手推不动了，便用肚子顶着一步一步向前移。推扫完了，便在妈妈的惊喊声中从房顶上跳到堆积如山的深雪中，双腿深深陷入其中，还嬉笑着拔出腿来滚下“山”。但是几场雪下来，巷子里和院门前堆积的雪真的快如房顶一般高了，使得大杂院里的这家人望不到那家人，只能望着房檐隔墙喊着相互应着。可这雪依然下个不停，有时候怕雪把房顶压塌了，便半夜起来扫雪。飘雪的夜格外宁静，家家户户的炉膛里都燃烧着煤火，暖洋洋的，但是谁都不敢早早入睡迟迟醒来，怕那雪积压甚厚，把房梁压断垮下来。那时候伊宁市居民的房屋大多为土坯垒就，墙壁倒是挺厚，但木制的屋顶垫铺了苇席和厚厚的麦草，又压了沉沉的泥土，而且听说已有许多人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经不住雪压垮塌下来，造成了家毁人亡的事故。

　　那时候年幼，扫雪中仍忘不了玩耍。抑或是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太多之故，我和哥哥在堆积如城墙一般的雪中，不停地泼洒水，使它坚硬起来，尔后用铁锹精雕细琢挖出一座“岗楼”来，与房屋一般高，人登上去，可观望院里的一切，还挖了“枪眼”和阶梯。为防止他人随意爬上来破坏，又在阶梯间深挖了几个陷阱，谁要是不经我们同意就上来，非吃苦头不可。

　　果然，一天中午我放学回来，便有人来我家告状，说是她家孩子上“岗楼”掉进陷阱把腿弄伤了。妈妈气得两眼直盯着我，我不服气道：“谁让她上我的‘岗楼’，我还没有找她算账呢！”一句话把那人噎得直翻白眼，气呼呼地走了。而那时，父亲已有半个多月不在家了。长大后提起这事，妈妈说那时爸爸一直在果子沟公路段上和工人们应付雪崩疏导交通，倘若听说我又闯下祸，非收拾我不可。

　　妈妈的话，使我对一九六八年冬天的那场大雪敬畏有加。之后，每每途经果子沟时，风景虽然如诗如画，可我的眼前仿佛总是飘着雪花，总是看见纷纷扬扬的雪花里，父亲和一群裹着羊皮大衣，脚穿毡筒鞋的工人在与风雪搏斗，一辆辆笨重如牛的推雪机一边“轰隆隆”响着，一边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艰难行进着……

　　二十多年以后，我因为工作关系在一堆资料中看到了这样一些文字：一九六八年底，天气渐冷，下雪日渐频繁，次年元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伊犁连续九天普降大雪，平原积雪厚达一米，山区达两米至三米。果子沟交通及区内交通阻塞。因防不及，牲畜无法觅食，造成集体牲畜大批死亡。到年底，牲畜存栏头数由三百六十五万头降至二百三十万头。接着一月二十八日起，寒潮袭来，伊犁河谷出现零下四十三摄氏度的极端气温。五月，伊犁河暴涨，洪水开始肆虐……

　　二、蓝天里鸽哨铃铃

　　我家在大杂院后院居住着的房子，是一幢典型的维吾尔族民居，七八间房子，住着三四户人家。

　　房子是直角形的，有着长长的宽宽的廊檐，即使风声泠泠、雨声潺潺、雪花飘飘，也可以静静地伫立在廊檐内，听风、观雨、赏雪，那个时候，天籁无声，大地一片寂静，一切似乎都酣然地睡着。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总有三四五只胖乎乎全身呈灰黑色的鸽子飞入廊檐内，它们或飞入廊内的木椽梁上，清静地躲着屋外的风声雨声和雪花飘飘的冬天，或是飞立在墙壁上悬挂着的木箱扫帚上，若无其事地盯着你，见你毫无侵犯它的意思，它便缩一缩脖颈，把个小圆脑袋缩进厚厚的羽毛内，微微合闭着眼睛，安详地睡去，只是雨过天晴，或雪停风歇之时，它们又齐刷刷地飞走了……

　　这许鸽子早出晚归，来去自由，最后在院子里的孩子日渐增多的时候，它们终于不再见踪影，这使我莫名地怅惘。因而便与邻居赛义提叔叔的儿子苏江，一起相约前往汉人街巴扎上买鸽子。

　　苏江很有经验，经他的手，我们买来的都是正在成长期的鸽子。苏江说：“买回来养一段时间便是自家的了，要是买成熟期的鸽子，不管养多久，它都会飞回去的。”小小的鸽子所具有的灵性，令我惊叹不已。于是我俩合伙养了十几对鸽子：有从头到脖颈至尾部像黑缎子似的黝黑发亮，而背部却呈雪白色的黑头；有从头到脖颈至尾部是红色，而背部则呈白色的红头，还有紫头和单头黑，还有浑身雪白眼圈呈红色的北京鸽。所有的鸽子都是大眼睛，目光炯炯，双眼圈，短嘴，且具有前峰或后峰，如鸡的凤冠似的，神气，漂亮；有的双爪还长着长长的羽毛，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十分有派头，如打胜仗归来的矮小的将军。

　　每天早晨，当你还在暖暖的被窝里懒洋洋地睡着，就听屋顶上那鸽子咕咕咕地叫着，等你起来撒一把燕麦或玉米粒，它们纷纷飞下来，踮着碎步蹦跳着吃着，不时仰一仰脖颈，饮几口水。等你一声吆喝，扬一扬手中系有飘带的木杆，那鸽子像听到号令似的，呼呼啦啦地飞起来了。先是贴着屋顶盘旋着，接着越过白杨树冠越飞越高，翱翔在一碧如洗的蓝天下，星星点点，偶尔有一朵云絮飘来，那群鸽子便好像是乘着白云上下翻飞，像缤纷的花瓣，像翻飞的蝴蝶，像飘落的云霞。那时，我的整个身心仿佛都被鸽子带向了无限美好的空间。

　　鸽子是很懂得情爱的，只要你给它们配好了对儿，它们绝对不再相互间干扰，不夺人所爱，即使有几只雄鸽在美丽漂亮的雌鸽前咕咕叫个不停，只要雌鸽有了主了，它也决不会让你沾惹它，还有就是在孵化喂养雏鸽的时候，精神十分专注和负责，这使我对鸽子产生了敬爱之情。

　　记得那时我们还养了一对翻子。翻子是飞起来专门翻筋头的，它像是一对旗手，可以把鸽群拉起来，飞得越来越高。好的翻子是表演艺术家，它总是冲刺似地飞到鸽群的前面，跃起，向上直飞，尔后将双翅叠压在一起，在空中稍停一会，尔后“啪啪”很优雅地来几个三百六十度；或翻几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筋头。这时鸽群已飞到前面，它又从高处俯冲下来，飞至前面，再高高地跃起，做着高难度的惊险动作，看得人啧啧赞叹不已。

　　天气格外晴朗的时候，鸽子们一放出来便连房顶都不站，直飞而起，越飞越高，在那只单头黑的带领下，嗡嗡嗡地向远方“拉练”去了。单头黑是我格外钟情的一只鸽子，它的眼睛格外有神，无论你什么时候怎样地抓着它，它总是精神抖擞，挺着胸脯，扬着脖颈，浑身的筋骨似乎都紧绷着，只要你一松手，它便噼噼啪啪地飞掠而起，仿佛给我们留下了一阵颤抖的风、一片如雨的诗句、一支美妙而动人的乐曲。因为它是只雄鸽，我们在它的尾根部捆绑了一支鸽哨。鸽哨有用芦苇的根部做的，有用乒乓球或小葫芦做的，芦苇做的声音清脆响亮，如优美的小提琴声，嘤嘤嘤的；而乒乓球或葫芦做的，则声音粗犷而洪亮，嗡嗡嗡的。但不管是什么做的，你只要一绑在它身上，它就好像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舵手，是翱翔在蓝天碧空里的统帅，领着鸽群上下翻飞，永不偏离航向。有时或东或西地“远行拉练”去了，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从云彩里飞窜出来，这时候你会发现，鸽群中多了几只鸽子，那是迷路的鸽子。等鸽群落下来，你悄然上房，用早已设置好的套子套住它；或静等傍晚时分，鸽子们都入圈后，那几只迷路的鸽子也会小心翼翼地步入鸽圈里，成为瓮中之鸟的。那个时刻，你肯定会高兴得心花怒放。但你若不小心，第二天天亮它又会跃上房顶，飞回自己的故乡。

　　长大成人后，我常常想，或许我对自然生物的关爱，对人世间友情和爱情的理解，就是从鸽子身上悟出的，尤其是不管鸽子飞得多高，飞向多么遥远，它都不会忘记养育它的主人，不会抛弃自己的故乡，故乡仿佛是一根线绳，永远拽着它思念的心……

　　三、小人书摊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当年伊宁市颇有名气的影剧院——工人俱乐部始建于1962年。那是被白杨树和白腊树包围着的一座欧式风格的影剧院：椭圆形的楼顶是上好的铁皮搭就的；门廊前的三根柱子是伊斯兰风格的，一凸一凹的棱线非常分明；在楼顶的上方写有几个俊秀的大字：工人俱乐部，字的下端写着：1962年……

　　那时候，伊宁市具有特色的影剧院已有五家，而工人俱乐部距离我家最近，因而成了我童年时期的乐园。只要一有空闲，我便和小伙伴们一起到这里玩耍，或是与维吾尔族小孩小巴郎一起玩羊拐；或是一张电影票也不买，挤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挤到门前了，忙对把门收票的大叔说：“票在后面人手里。”说罢头一低，便从他的胳膊下溜进去了，任凭他再怎样的怒喊，我头也不回地跑入黑乎乎的电影场里隐匿起来了。

　　当然，这样的作为不能太多，一旦那位大叔熟悉了你的面孔，你就要遭殃了，因而许多时候，我们更愿意蹲在门外的大栅栏下的小人书摊前，翻看小人书。

　　摆小人书摊的是一位年愈七十的长者，个不高，黝黑的脸膛总让人想起因干旱而龟裂的土地，在他那瘦小的下颌下束着一把雪白的山羊胡须，而且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都穿着一件厚厚的黑条绒布做的棉袄。老人很少有笑容，一双眼睛像是躲避着阳光的照射，又像是熟睡的狮子，始终眯缝着，但你若挑选时间长了，他便忽然睁开眼说：“你到底看不看？不看，走！不要乱翻！”

　　记得那时看一本小人书两分钱，三分钱可以看两本，五分钱可以看三本。我那时正值启蒙阶段，求知的欲望十分强烈，因而我常和小伙伴们捡废铜烂铁或羊骨头牙膏皮卖了，换几张分分角角钱捏在手里来看小人书。

　　小人书摊上什么样的小人书都有，但印象深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岳飞传》、《杨家将》、《铁道游击队》、《红岩》等。我每次都是仔细又仔细，认真又认真地选最耐看的小人书，交上两三分钱，搬一小板凳挪到白腊树下，怀着一份感恩而激动的心，沉浸到那一个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里，细细品味着那甘如饴、甜如蜜的精神食粮。

　　那个时候，工人俱乐部门前长有一排葱茏茂密的白腊树，荫荫凉凉的，还有一排高大笔直的白杨树，挡住了风，遮住了炎热炙烤的太阳，因而当我从那一个个心醉神迷的世界里抬起头来，常常已是黄昏将尽，路上行人寂寥，昏黄的街头次第亮起，我和小伙伴们恋恋不舍地踩着一段段精彩的故事，往家里走去。

  这样的日子似乎延续了好几年，小人书摊上的书几乎都被我们看遍了，但有些书仍值得反复阅看。这倒不是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而是那些栩栩如生的画儿迷住了我，它给我以无限憧憬和向往，那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英勇威猛的武松，赤胆忠心的岳飞，还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从容就义的刘胡兰……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和高大威武的形象始终在眼前轮回出现，以至于我从那时就立下志愿，长大后一定要到故事中所描绘的地域环境中去走一走，看一看，比如松涛阵阵大雪纷飞的长白山，比如碧波荡漾列车飞奔的微山湖畔，比如云雾蒙蒙的山城重庆……

　　但是，这样的光景终究不长。那一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晌午，我们正蹲着翻阅小人书，忽然来了几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气态傲慢地对老人说：“这些小人书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得没收。”说罢便把小人书三掀两裹地卷上走了。我们都傻眼愣住了，而小人书摊的主人——那位肤色黝黑的老人，也定定地立在那里，上下嘴唇和那雪白的山羊胡子，簌簌抖动着，长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工人俱乐部门前有摆小人书摊的了，也没有看到一年四季都穿着黑色条绒棉袄留着山羊胡须的那位老人，我想，那个小人书摊怕是老人惟一的生活来源吧。

　　三十年后的2000年，伊宁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俱乐部也被拆除，彻底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再也无处可寻，但工人俱乐部和其周围的一切景物，却因那个小人书摊和那位长者，一起留存在我的梦境中。我想，我灵魂的潮汐一多半是在那个小人书摊上开始涌动起来的……

　　四、小巷风情录

　　一排排高大笔直的白杨树，栽植在巷子两旁的房檐下，一直向巷子里面伸展开去。白杨树下是一条长长的宽约半米深约二十多公分的渠沟。那个时候，伊宁市每隔几个巷道，总有一条长流不断的河水弯弯曲曲地把几个巷子缭绕串连在一起。只要不下雨，河水便永远清澈见底，没有一点污物，谁也不往河水里乱扔什么。因为那时的人们，大多是靠饮用这河坝里的水来滋润自己的生命蓬勃向上发展的。

　　谁家院里要用水的时候，便在河坝的一狭窄处置入几块木板，或放入些树枝柳条，于是那里便俨然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瀑布，溪水溢出来了，而大量的水却温温顺顺地流进一条白杨树下的水渠沟里，朝巷子深处活泼欢快地奔流而去。

　　我极喜欢那水，常常在水的潮头跑着，决不让它浸湿鞋底，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有时它被枯枝败叶挡住，便立定等它一会儿，它打几个回旋，慢慢地溢上来，冲破阻拦它的障碍物，一路跑得更欢。水流过来了，各家各户总有人拿着脸盆或铁锨，端水洒水，把巷子里洒得清洁凉爽。那时，各家院落的门前，都有一木制的小桥搭在渠沟上，立在木桥上听那哗哗流淌的水声，别有一番情趣。有的小桥建造得很精致，在桥的两边做有栏杆扶手，真像是大江大河上的桥呢！有的则做有两条长椅，夏日傍晚的时光里，便坐在椅子上一边拉家常，一边悠闲地欣赏巷子里的风景。

　　巷子里的风景很美，高大笔直的白杨树枝叶繁茂，浓荫遮地。丝丝缕缕的青烟不时从这家墙头那户房顶上，袅袅地升起来，在白杨树间缠来绕去，在巷子里形成一顶帐幔，驱赶着嗡嗡而叫的蚊蝇。水沟里的水依然欢快地穿过一个个院墙下的邃洞，浇灌着庭院里的果木和鲜花。果木多为蓊蓊郁郁的葡萄树、苹果树、桃树等；鲜花多为海娜、美人蕉、玫瑰、喇叭花……水浇满了，主人便把墙下的洞堵死，水又顺从地往另一户人家的院落里奔跑撒欢去了。

　　浇过水后，巷子里的水渠边上松软而潮湿，有无数个蚯蚓翻出来的土颗粒儿散发着土腥味儿。一拨一拨的青草在渠埂边沿绿油油地生长。那时候，我喜爱养兔子，每天早晨或下午放学归来，都要拔上几缕青草。有一种草，一拔它便流出嫩嫩的雪白色的汁液，我们称之为“奶子草”，兔子尤为爱吃。我那时疑心那汁液特别甜，可是亲口尝后是涩涩的味儿，不知兔子为什么爱吃这种草。

　　有时在提篮拔草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两株杏树或桃树苗，刚刚破核生长出来，枝桠嫩绿，青青翠翠，煞是令人喜爱，不知是谁吃了杏子或桃子把核扔在了这里，抑或是沿着水渠冲下来的？每当我发现这些小植物时，便按捺不住欣喜之情，小心翼翼地把周围的青草拔出，不让它们与其争夺阳光和泥土中的营养；但又怕行人踩着或被谁家院落里的鸡食去，便细心地连土一起挖出来，用手捧着拿回来，植入盛满泥土的废旧脸盆里。先是把它放在阴凉处，等长硬实了再放在阳光下。有一次，我还真养活了一株苹果树，可是大杂院里住户人家多，无处可种，我无奈地看着它越长越大，冬天来临的时候，它被冻死了……

　　从那以后，我不再踩挖苹果树苗了，即使发现了，也不再拔去周围的青草，只希望它顺其自然，随意地生长。

　　那时候的巷子七拐八弯的，巷巷总是相通，一到周末，巷子里玩耍的孩子特别多。虽说我们玩的游戏特别少，但要比现在的孩子丰富多了。比如“攻城”，双方的人各自以一个院落为“城堡”，院子连着一条窄窄的巷道，谁要是从巷道里跑出去不被推倒，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迅猛攻击对方的“城堡”，只要冲进去并用力推开众人的阻拦，用脚踩着那巴掌大的“鸡蛋”，就算是敲定了胜利的锣鼓。一场游戏下来，我们常常满头是汗，脸红脖子粗的，兴致盎然。

　　自然，这种游戏人不能太多，六七个人即可，因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与巷子里的巴郎一起踢足球。这时，巷子便成了足球场了。足球被我们一会儿踢到白杨树沟里，一会儿踢入一座小木桥的洞内，爬下身子用棍子捣出来后继续踢，你争我抢，好不热闹，引得大人们也坐在自家门口乐呵呵地看着。两座大门，一个远远的在巷子这头，一个远远的在巷子那头，纵使我们踢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那足球也难以踢到门跟前，因而把门的常常是年龄尚小的孩子，像是给我们看书包和衣服的哨兵，而那些书包和衣服便堆在两边，俨然成了大门的柱子。

　　挨到天黑，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屋睡觉去了，大人们仍蹲在水渠边聊着。渐渐地，大人们也三三两两地回屋去了。夜，深了，巷子里漆黑一团，一阵凉风吹来，白杨树叶儿簌簌作响，这时候便有歌声在巷子里的某个旮旯角落里响起，先是小声低吟，继而渐渐高扬、嘹亮，似夜莺一般优美动听，又像是袅袅吹拂的一缕云烟，攀附着夜色的影子，缓缓地在巷子里回荡开来，漫过墙头，缭绕于白杨树间，在静静的院落里响着。这时候，月亮从遥远的天际里似船儿一般摇橹过来了，歌声也渐渐地低沉下去……

　　长大后，我常常在维吾尔族民歌中找到那些歌的旋律，像悠远绵长一唱三叹的《塔里木河》，像徘徊缠绵心怀不尽思念的《黑黑的眼睛》，又像是深情饱满令人可赞可舞的《牡丹汗》……

　　五、寒鸦成群

　　冬日寒冷季节的一个傍晚，我由街市里回到我所居住的地方——伊宁经济开发区。那里没有高大的楼房，没有茂密繁盛的树木，即使有几棵，也大多成矮状，光秃秃的露筋裸枝地立在那，抵挡不住风，也遮挡不住伊犁河上飘游过来的雾霜，倒是视野极为开阔，站在任何一个位置，开发区的一切几乎一目了然。

　　那天，快要走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眼前蓦地涌起一群全身皆黑的乌鸦，它们飞起来盘旋了两圈又悄然落下，落在一幢还没有完工的砖混水泥楼上，有的则落在公路旁的高压线上。它们不声不响，似乎是一群不会鸣叫的哑鸟，定定地落在那里，沉默着，一会歪一下脖颈，似乎在注视着什么。

　　这一幕，撩起我对往事的记忆……

　　六七十年代的伊犁，树木繁多，百鸟啼唱，尤其是成千上万棵高大笔直的白杨树，似绿色的绸缎一般缠绕着伊宁市的大街小巷，几乎每座房屋院落都掩映在枝叶繁茂的白杨树下。到了冬天，它们裸露着筋骨，雄赳赳气昂昂地立在那，依然抵挡着城外的寒风和尘土。可也就在这个时候，每当傍晚，有数十万只乌鸦成群结队铺天盖地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过来，整个黄昏“哇哇”声不绝于耳。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是仰头喊着：“老鸹老鸹一溜溜，帮你妈妈炒豆豆，你一碗，我一碗，把你妈妈饿死我不管。”呵呵，那些乌鸦却听不懂这些，它们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全身皆黑，有的肚子灰白。倘若这时你在街市里行走，便不时会有粪便滴落在你的头上和脚下；倘若这时你正端着饭碗在大杂院里四处晃悠，说不定就会有一滴粪便恰好落在你的碗里，气得你跺脚大骂：“该死的乌鸦！”但乌鸦不管，依然在飞呀飞呀，叫啊叫啊，似乎那一刻真成了它们欢聚的节日。它们纷纷落在高大笔直的白杨树上，白杨树枝头个个弯了下来。不一会儿，一排排白杨树便黑压压的一片，像是结满了黑色的果实。而且我发现，它们落的时候很技巧，先是一两只落在树枝头，把树枝压弯过来，尔后四只五只六七只随之接踵而来。此时，白杨树、乌鸦和黄昏里的最后几道霞光交织在一起，恰如一幅色泽浓淡相宜的版画作品，充满着诗情画意。它们落在上面，吱吱呀呀叫上一阵，太阳一落山，便鸦雀无声。一阵冷风吹来，它们像是摇橹着一艘艘小船，在黑魆魆的天空里飘悠着；又像是荡着秋千的孩子，一起一落，摇来摆去，颇为惬意……

　　或许是乌鸦全身皆黑、奇丑之故，我对乌鸦一直没有好感。记得上小学时读过一篇名叫《乌鸦与狐狸》的寓言，说是一只乌鸦衔着一块肉食落在一棵枯树上，狐狸见了便在树底下叫道：“美丽的乌鸦姐姐，听说你歌唱得很好听，能否给我唱一首呢？”乌鸦经不住赞美，便开口唱起来，谁知“呱”的一声刚叫出口，那块肉食便落进了狐狸的嘴里。这使我感到，乌鸦是缺少自知自明天底下第一号大傻鸟。可是另一则寓言童话又说乌鸦很聪明，说它渴了找水喝，看见一装有水的瓶子，怎么也喝不着那水，乌鸦便衔来一个个石子置入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了，乌鸦终于喝到水了。两则寓言一好一环，让我甚感困惑，但是当我看到乌鸦们齐刷刷地一起飞来，又齐刷刷团结一心地拥围在一起，心里又生敬意。尤其是到了寒冷的夜里，雪花飘飘，风刮得白杨树东倒西歪，它们毫无所动，仍站在风高“浪”尖处，让人着实敬佩它们的勇气和抵御寒风的能力。

　　那个时候的人们是从不吃乌鸦肉的，说是乌鸦是死亡和晦气的象征，吃了会得一种抽风吐白沫的精神病。因而常有好事者在月光清冷的夜晚，点放鞭炮以惊吓乌鸦。乌鸦听到声响，便“轰”的一声忽拉拉地腾空而起。它们惊恐翻飞的姿态，在寒月冷照的天空映衬下，形成一种独特的韵律美。它们“唰唰唰”地飞几圈又无可奈何地落下来，有的似乎是找不到伴侣了，便“呱呱”地叫几声，使得夜色更加宁静和寒冷，也使人的心一阵阵紧缩……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家搬离伊宁市。我便没有再见到成群成片的乌鸦。因为不见，所以就常常想它们，它们从何而来？又往何而去？夏日的时光里又都飞到哪里去了呢？

　　种种疑问和好奇心，使我读了一些书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这才知道乌鸦是新疆典型的漂泊鸟，共有12种，除地鸦、山鸦等外，体型色彩较近的有4种。那体型和鼻翼最大发出“嘎嘎”声的为渡鸦；体型稍小的是小嘴乌鸦；与小嘴乌鸦近似，嘴较粗大发出“呱呱”声的是大嘴乌鸦；还有一种则为肚子灰白，仅头、背、翼、尾为黑色的曰为寒鸦，那“哇哇”之声便出自寒鸦之口。而且我还知道，乌鸦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远比它们的名声好得多。它们也在大量地消灭着害虫害鼠及腐烂的食物等。特别在林牧区，理应被当作益鸟加以保护。

　　只是许多年来，我再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候看到六七十年代那种乌鸦铺天盖地飞落不尽的景象，特别是那肚子灰白的寒鸦就更为少见。它们原本是人类居民点的经常伴随者，冬季里它们散落在山野地里捕食捉虫，傍晚的时候才飞落在白杨树上栖息，据说城市气候较为温暖且敌害少。它们常常数十或上百对的在一起筑巢，形成一个群落，共同预防猛禽的侵袭。有时在夏日的天空里，常看到数十只寒鸦在勇敢地追击企图前来袭击它们的苍鹰……

　　那天傍晚所见到的一群，是全身皆黑的那类。它们似乎不再那么胆小，即使有人驱赶，也不再远离，只是它们仿佛失去了灵性，不再那么“呱呱”地鸣叫，是白杨树消失了的缘故，还是它们懂得了人们非常厌恶那种叫声？要不，怎么那些寒鸦不见了踪影呢？

　　据说，记忆可以弥补遗憾。想到此，我回到家便铺开稿纸，写道：寒鸦成群……

　　六、巷子里子里的俄罗斯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伊犁，高大敦实的俄式建筑比比皆是。我家最初居住的房屋就是俄式的，它有高高的台阶，厚厚的墙壁，有阴阴凉凉的地下室，有宽敞明亮的窗棂，而且门把扶手都是铜制的，光滑油亮，特别是那冬日里取暖用的高大粗壮的洋铁皮桶，放上两块木材或煤炭进去，便呼呼地响，一会儿整个铁皮桶就开始发热，随之整个房间也暖洋洋地热起来了。妈妈说：“这是苏联人盖的房子。”

　　“苏联人？”这是我在那个年龄第一次听说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那么这个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居住的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们为什么盖好了房子却不住了呢？去了哪里呢？我的种种疑问朦朦胧胧地在我童年的脑海中滋生蔓延着……

　　在新房里住久了，自然喜欢到处跑，尤其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巷子里转悠：或是去巷子背阴处採拔青草来喂养兔子，或是挖来蚯蚓去院外河坝钓鱼，或是在夏日苹果熟了的时候，用硬一点的粗铁丝编制成一个小网袋，把它捆绑在一根长长的木棍子上，趁大人们午睡的时候，去偷摘那些探出墙外惹人眼馋的红苹果。记得那时，伊宁市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种满了绿意浓浓的各类果树，结下的果实煞是诱人，但都被高高的土墙遮挡着，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偷取。也就在这样的活动中，我发现了“苏联人”。

　　他们院落的墙壁更高更厚，院内的树木葱茏茂密，绿油油的叶子在温煦的阳光沐浴下，给人一种幽美、恬静的感觉。他们长得也确实与我们不一样：头发是金黄色的，有的是浅亚麻色的；肤色白里透红，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里荡着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仿佛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在闪烁着。他们行事极为谨慎，从不主动接触我们。听他们说话，就像是听唱一首抒情歌曲，那声调是抛物线形的，细而圆润，极少有沙哑之音。每每途经他们的庭院，我都要驻足良久，从敞开的门扇朝里张望……

　　他们的房屋地基很高，在正门上有一像鸟嘴一样突出的廊檐，使人感到整座房屋像是一只蜷曲的大鸟。檐下左右有木制的栏杆，可以坐，可以凭栏远眺，可以细细观察院内的风景。那缀满累累果实的葡萄架蓊蓊郁郁地搭在房檐上，特别是那苹果树和桃树的顶端上，端端地架着几个精致的小木箱，木箱开一圆洞，洞边有一支架，常有全身皆黑我们称之为“黑巴”的鸟儿飞来，衔着虫儿，往那支架上一站，即有稚嫩的小喙儿从洞里伸出来，“呀呀”地叫着。那鸟儿即刻喂养起来，好一会儿，站定了，四下里看一看，把喙儿在支架上来回蹭两下，振振羽翅，叫两声，又呼噜噜地飞走了。这种情景令我心旷神怡，感觉着这个民族似乎是从大森林里走出来的，和树与鸟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和谐关系。

　　有一天，我在家里的杂货箱里翻出一本没头没尾的小人书，讲的是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画上的人物画的黑乎乎的，都是一脸的大胡子，怎么也与我所见到的“苏联人”对不上号，倒是一位叫丽莎的姑娘与我所见过的那个院里的姑娘极为相象：高挑的身材，精致而挺拔的鼻子，穿一件印有荷花和绿叶的连衣裙，有一种难以寻觅的高雅气质。但画中的丽莎出卖过保尔，我于是对所见过的那位姑娘也没有了好感，觉得她也是个不坚定的分子。她见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不开口说话，脸上没有笑容，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大而明亮，好像清晨时分大森林里的一泓湖水，只是湖的上空仿佛漂游着一丝浮云，使她眼里透露着一种迷茫而忧郁的神色……

　　“文革”开始的时候，巷子里的苏联人一家一户地陆续迁走了。那时，每逢星期天，总有几个“苏联人”搬来一些桌椅板凳子在我们大杂院里贱卖。那个时候的人经济都很拮据，谁买得起那些精致的浅蓝色的欧式家具啊！因而许多家具他们大多都送人了。

　　再后来，“文革”越闹越凶，中苏边境也不时燃起战火，巷子里常有一群一群的红卫兵学生涌来，站在那仅有的几家“苏联人”门口，高呼“打倒新沙皇”之类的口号。有一天，在原伊犁日报社旁边的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前，聚集了成百上千的人，在围看一群红卫兵拆摘那顶铜制的大钟，说是要“破四旧立四新”，我挤在人群里，看到几名“苏联人”无奈地站在那里，浓密的睫毛底下流出眼泪，停留在面颊上，闪闪发光……

　　现在，苏联这个国家已在十几年前解体，我记忆中的“苏联人“恢复了他们真正的称谓——俄罗斯人，并且我在相关资料中了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伊犁河谷有近20万俄罗斯人，他们大多从事商业、修理、磨面、手工业和理发、洗澡等服务行业。他们能歌善舞，常常在饭后茶余，成群结队地边走边唱边舞，即使夜幕降临了，他们也喜欢聚集在树林中或伊犁河边，点燃一堆堆篝火，拉着手风琴，唱他们心中想唱的歌……

　　七、白大爷

　　白大爷是我童年春光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人了。

　　那时爸爸的单位还在解放路老客运站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一天中午，妈妈让我去喊爸爸回家吃饭。路过一间用简易木板搭就的食堂时，我看到一位老人在熟练地炒菜，尖下巴长有一撮灰白色的山羊胡须，额头上的皱纹像春天原野上的田垄一样，新鲜而充满了生气。他肩上挂一毛巾，一手握炒锅，一手用铁勺在炒瓢里来回拨弄着。腥红的火苗儿呼呼响着，他炒几下，掌炒瓢的左手把瓢来回抖几下，那瓢里的菜呀肉呀油呀即可乖巧地蹦跳起来，那油星儿似乎粘着了火苗，噼里啪啦地响着，闪着火星儿。不一会，那香喷喷的夹带着一股辣味儿便飘过来，我的嗓子眼直往下咽口水。

　　我那时大约5岁，但我却清晰地记住了白大爷炒得那锅菜——辣子炒肉。以至于多少年以来，我一直喜欢吃辣子炒肉，有时也学着自己炒，但从没有炒出白大爷那样的味道。这也许是那个年月生活清苦之故，只可惜白大爷那次炒得香喷喷的菜我没有尝上一口，但我心里认定了白大爷是个有神奇炒菜技艺的人。

　　一九六四年，公路总段搬往现在的位置，我家和白大爷都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我家就在单位的食堂后面，每天回家的时候，伙房的后窗户总飘出一股股香味儿，馋得我直咽口水，肚子咕咕直叫。有时忍不住了，便爬在窗口上，看白大爷和几位大师傅又是揉面又是切菜炒菜，忙得不亦乐乎，偶尔抬头看看我，白大爷总是裂着嘴笑道：“你这个龟孙，又来干啥？”我笑着朝白大爷挤挤眼，白大爷会意地一笑，又板着脸说：“没有！回去吧！”一会儿，白大爷见身旁没人，便拿一个白面馒头递给我：“快回家去！”

　　我现在想白大爷是喜欢我的，这不仅因为白大爷与我家特熟，而且在我家五个儿子甚至是大杂院里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中，我是个调皮胆大鬼点子比较多的一个，爸爸单位里的大人们都知道我这个虎头虎脑的坏小子经常惹事闯祸，因而常常逗我，我有时也顺着杆子往上爬，没大没小的，常与大人们斗嘴玩儿。

　　白大爷也常常逗我，但又常常对我特别照顾。记得那时每逢周末的时候，白大爷总要在炉火烘热的馕坑边打一摞摞馕。我和几个小伙伴闻到味儿便围在馕坑边不走了。白大爷每钩出一个金光油亮的馕，大家都望眼欲穿，喉咙那儿一上一下在噏动。但谁都不好意思张口，因为那是“公家”的馕。可是看到有的馕烤糊了，或是一撮剩面捏烤成的，便纷纷张嘴：“白大爷，给我一个！”“白大爷，给我一块！”白大爷不吭气，一脸的严肃，不时用毛巾擦擦额头上的汗。好一会，小伙伴们看着觉得没希望了，便纷纷离去。而我和赛父提大叔的儿子苏江特别有耐心。等白大爷都忙碌得差不多了，白大爷便将烤制好的一些“边角料”分给我俩。我俩捧着热呼呼的馕，眼睛早已眯成一条缝了，一个劲地说白大爷的好话，白大爷笑着骂道：“你这个龟孙子，就你俩儿贼！”

　　白大爷烤馕技艺好，烧烤洋芋也是一流的。那时随着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深入，生活也越来越困难，每到秋末的时候，家家户户的菜窖里都储存了几麻袋洋芋，以备过冬。而我们那时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常常为吃不饱肚子而偷拿着洋芋在滚烫的炉灰里烧熟了吃。白大爷是个好心人，每次打馕的时候，总招呼我们拿几个洋芋来，或者在没人时从公家食堂里挑几个洋芋在炉膛里烤熟了给我们吃。当我们双手捧着炙手的洋芋，细细地剥开那黄里带红的皮，一团团银灿灿的“肉馅”儿冒着热气，香喷喷地直冲鼻子，那个时候的我们，仿佛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当然，我也有让白大爷气恼的时候，一次白大爷烤了几个肉馕，我闻着是夹着皮牙子的肉香味儿，便站在馕坑边缠着要，白大爷说等一会儿，而我却等不急了，抓了一块撒腿就跑，白大爷气恼地拿起火钳：“你个龟孙子！”我一边跑一边回头冲白大爷做着鬼脸笑，不想一脚踏进防空洞的一个小天窗里，大腿上搓掉了一层皮，冒出星星点点的血，疼得我龇牙裂嘴直皱眉头，但手中仍抓着那块馕。白大爷见状笑道：“好！龟孙，摔死你！”接着又关切地问：“摔坏了吗？你跑啥？”

　　我家搬离伊犁后，我只见过一次白大爷。那时他调到天山深处的养路段上工作，路过我家时来看望我爸爸妈妈，见了我两眼瞪得大大的，摩挲着我的头惊喜道：“你个龟孙，长这么高了，还调皮不？”我只是傻笑。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他。听妈妈说白大爷是个回族，一生孤苦伶仃，早先有个老伴，过了十多年，但那老伴后来找到了自己原先的男人，便离开他悄然走了，再无音信。若干年后，我回到伊犁，向当年的小伙伴问起白大爷，他们说，白大爷在新成立的段上仍然当大师傅，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因病去世，就埋在天山深处了，你若是乘车翻越天山达板前往南疆，或许可以望见他的墓呢！

　　我听了很是怅惘。我想，白大爷的一生一定有着许多传奇故事的。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到了西部伊犁呢？是当年马仲英的部下吗？还是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官兵？要不就是跟随王震大军一起进疆的？

　　唉，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我只记得我那时去他家玩时，他家的桌子上有盆假山石，上面长着青青翠翠的文竹，白大爷常常口含凉水往上面喷洒，那是我在那个年月第一次见到这种气态颇雅的花卉；我依稀还记得他有时会一个人在巷子里散步，高高的白杨树掩映着他孤独的身影；我也后悔当年只知道向他要吃的而没有听他讲一讲有关他自己的故事，哪怕是幼小时候的故事也好啊！而且我猜想，白大爷小时侯一定比我更调皮更捣蛋！而现在，我只能问莽莽苍穹，问巍巍天山，问滚滚西去的伊犁河。一股山风吹来，我仿佛感到有一只慈祥的手抚摩着我的额头，我双泪横流，那苍穹、那山峦、那河流，都静静面对着我，默默无语……

　　八、家属队

　　十多年前，我在妈妈保存的一叠老照片中，看到一张2寸左右的黑白照片，小小的照片上拥挤了十多个妇女，且一律席地而坐，每个人的腿上横放着一把铁锨，她们穿着补满补丁的衣服裤子和帽子上，似乎落满了灰尘，似乎脸面上也都是灰土。但她们笑得却很开心，一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阳光，那阳光好像是从心底里喷发出来的。

　　是从没有照过像吗？还是从没有与这样多的姊妹们这样一起合过影？抑或是劳动之余刚刚开过什么舒心的玩笑？

　　我猜测不出来，也问过妈妈，妈妈也忘却了，只是说，照片上的那些人是当年家属队的姊妹们，是劳动间隙照的，至于是哪一年也记不得了。

　　妈妈所说的家属队，就是和我一起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小伙伴们的妈妈们，那时她们没有正式的工作，繁忙时节被组织起来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劳动，人们习惯上称她们为家属队。

　　那个时候，爸爸所在单位的主要任务就是修筑公路养护公路。那时修筑和养护公路不像现在这样，柏油马路全靠机械化设备一铺而就，且不易损害；也不像现在这样装卸砂石料用的都是大铲车和翻斗车。那个时候，国家没有那么多的沥青来铺就公路，所以河谷县市包括乌伊公路，都是简易的碎石子铺就的，一辆车过来，便扬起一阵尘土。每年春雪融化的时候，公路上都会出现一个又一个坑洼，司机们形象地称之为翻浆路，因而常年养护是很正常的事，而且那个时候装卸砂石料，全是工人们一锨一锨铲上去，一锨一锨铲下来，又一锨一锨铺撒开来，所谓路就是这样铺成的。由于人手不够，就把没有工作的家属们临时组织起来参加集体性的修路铺路工作。

　　记得那时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吃过早饭后，妈妈便和院子里的阿姨们你喊我吆地扛着铁锨戴着草帽挎着水壶，三三两两地来到爸爸单位的大门前，说说笑笑你扶我拉地蹬上一辆辆解放牌卡车，扬起一阵尘土，消失在了白杨树夹道的公路中。

　　我跟妈妈没有出去过。只记得一九六八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后，爸爸便常带我一起出外劳动。那时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爸爸被打倒后下放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记得那年暑假我随爸爸在伊宁县愉群翁待了一个多月，那里也有许多家属，她们分别住在一所学校的几间教室里，睡的是木板搭就的通铺。每天天刚亮，就起来刷牙漱口，吃过早饭便纷纷上路到那坑坑洼洼的翻浆路段上劳动去了。一干就是一天。中午只在树林间休息一会，就着自己腌制的杂菜，吃着苞谷面掺和白面做的馒头。太阳西落黄昏降临的时候，才收工返回那个被白杨树环绕着的学校里。晚上，一盏昏昏暗暗的灯一闪一闪地亮着，家属们吃过饭后随便洗刷一下，便一个个上了床，相互间或说几句话，或开几句玩笑，便沉默不语了，有的望着那昏黄的灯光愣神，有的在灯熄了之后望着窗外那硕大的月亮不知想些什么，是想念在家的孩子吃过饭了吗？睡了吗？是思念在遥远的地方修路铺路的丈夫是否疲惫劳累已经歇息了？还是想着城里的派性武斗不知啥时结束，好让咱老百姓过上几天快乐舒心的日子……

　　我不知道那些妈妈们在那个年月是怎样度过每一天每一夜的，我只知道她们在劳动的时候是从不寂寞无声的。她们说说笑笑，活泼幽默，常常开着使大姑娘或让未成婚的小伙子脸红的那类玩笑。那笑声呈爆发态势，一阵一阵的，像生命里的一团活水，像海浪冲击着海岸边的礁石，浪花飞溅，把人笑得前俯后仰，浑身的筋骨都散了架了似的，有时需捂着肚子蹲在地下笑半天；有时她们相互追逐着，像是一个人吃了大亏不服气或是被揭了老底羞愧难挡，一定要抓住对方好好出口气才行。这时旁人便起哄着，使得劳动的场面热闹而有意思；也有时她们把一两个喜欢掺和进来的党代表——司机摁倒在地，抓胳臂弄腿一起抬起来往下墩他的屁股，墩得他连连告饶；倘若他嘴硬，便松开他的裤腰带，往他的裤腰裤腿里塞一些砂石和尘土进去，直整得他叫爹喊娘，发誓下次再不敢了。

　　哈哈……真的，我喜欢那种玩笑，它有粗野放肆的一面，也有温存浪漫的一面，而且这种浪漫我尤为喜欢：它似乎充满了艺术趣味，像一股清凉的晚风，吹散了人们的疲惫，使得乏味单调和清贫的生活，充满了五彩缤纷的色彩。玩笑过后，家属们又挥锹劳动，似乎美好的一页翻过去了，她们又浑身是劲无忧无虑地朝前走去。

　　天高云淡大雁南飞白杨树叶儿泛黄开始飘落的时候，家属们就收拾工具乘车返回城里了。那时候天已下起了寒霜，地上的树叶儿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裤脚上瞬间沾满了湿漉漉的露水。在渐渐消失的日子里，她们浓密而落满灰尘的黑发中，也悄然生起了一根又一根稀少但却银光闪烁的白发。她们原本细嫩白净的手已粗糙不堪，脸面被晒得像秋后原野上的庄稼地，一片干枯和苍凉，只有两只眼睛还充满了喜色，因而遇有高兴的事的时候，她们仍然会敞开心扉地朗朗大笑起来。

　　她们在笑过之后，又开始了纳鞋底缝补棉袄腌制咸菜准备过冬的工作。一年四季，她们的手脚几乎从没有清闲过。我想，史志上不会记载她们的艰辛与快乐的，但愿我们的心中不要忘却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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