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1939年出生于陕西扶风，初中毕业，1958年入伍。党员，高原军旅7年，以后一直在总后机关工作。历任汽车驾驶员，副班长，团政治处书记，新闻干事，创作室主任。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贴。出版报告文学、散文集30余部，题材以青藏军营为主。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中篇报告文学《青藏高原之脊》。散文有《情断无人区》、《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藏羚羊跪拜》等4篇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藏地兵书》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大地和坟茔

　　我又在昆仑山下这片莽原上踏雪而行。能搬动石子的风雪却扫不尽雪地上众多的踪迹，狼的，红狐的，野羊的，当然也有人的脚印。踪迹的凌乱，可以想象到许多思绪的挣扎。

　　凭心而论，我是很不忍心写下这个“踏”字，怎么能在这里踏雪?你不知道我知道，此刻就在我的脚下有多少军人的生命铺成柔软的土地!但是，我的心思实在太沉闷，仿佛只有这个“踏”字才足以表达。其实我搁在雪地上的双脚一直是轻抬慢放。

　　路，都在雪里。

　　这块一望无际的荒原就是阿尔顿曲克草原，柴达木八百里瀚海的一隅。自打它走进我的心里，我从来就不认为它荒芜。800多名官兵的遗体在地下颤抖，虽死犹生的血骨怎能不使这块土地变得富饶!长在这里的每一棵芨芨草都超度着所有的生命和他们走过的路。那些排列并不规则的坟堆像丘陵一样盘踞在草丛荆棘中，长眠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几千个白天几千个夜晚地沉睡着。你可知他们曾经在青藏大地上唱遍了多少兵歌。但是他们死了，埋在了他们的歌声里。那些不会衰老的歌仍然流传着。我们有些人始终都唱不好一支歌，然而这些人却活着。

　　只要上高原，这个陵园我是必去的。

　　我不止带走一个故事的声音，也不止留下一种思念。昆仑山上的月亮夜夜都是那么清亮，它要是一丸安眠药多好。那些兵们只是吞下了它入睡了。我多么盼望着长眠的任何一个战友，在药劲散了以后我能够喜出望外地看到他们突然站起来，和我握握手，哪怕抚摸一下我的衣角也好!可是没有。长久的离别和相聚后都是怅然，依旧的怅然。墓地里在寒风中摇摆的小草，带给我的是空空如也的揪心呼唤。从昆仑山的格尔木河走到这里，往多处说也就是二十来里地，但是那是我们天长地久的脚步都要走的路程。前面的几代战友已经走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以及此后出生的几代人还要走下去。可以预言，我们会走得很艰辛，但绝不孤独。毕竟那些埋在雪里的路依然是标杆。

　　这也是陵园吗，什么样的陵园呢?号称八百里的地面上，零零散散的墓地只占去它的一角。遍野覆盖着一层白花花的盐咸，莽原，戈壁。它南接昆仑山，北邻祁连山，这肯定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也是面积最大的陵园了。没有围墙，远处的昆仑雪峰就是它的围墙;也少有墓碑，一岁一枯荣的随风摆动的红柳就是墓碑;没有人管理墓地，只有昆仑山放出来的野风日夜不息地吼叫着。长眠在此的军人，有的是先我一步从朝鲜战场辗转而来的第一代老兵，有的是在我之后入伍来到青藏军营执勤的汽车兵、工程兵和通信兵，还有的是和我同坐一列罐车落脚于青藏公路沿线军营的同车战友。他们或倒在叛匪的枪口下，或死于横飞而来的车祸，或被可恶的高原不适应症夺命，等等。他们的生命之根已经深深扎根于高原冻土的岁月肉体中，让活着的我们记取一生，也疼痛一生。

　　这些许多我并不认识的高原战友，还有一些我们驾着车一同行进在同一个车队中的战友，其实我们都熟悉各自的身影、面容。因为大家曾经共同品尝过泥泞路上行车的艰辛与企盼，也一起分担过大雪封山带来的焦虑与绝望。苦也好，愁也罢，都走过来了，就成了财富。让我最忧心思虑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没有走出高原，就在雪山或戈壁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吃雪咽水好多年，直到死了身上还盖着厚厚的雪被!高原风雪呀，咋就把我们这些兵折磨得如此残酷!今天的太阳好红，我还活着，这当然很荣幸。但是需要明白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设计的方式活着?在我的心目中，眼前的这一堆堆坟茔都是一座座山。一座山，对世界屋脊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而对于我乃至活着的人，却是何等重要!如果我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坟茔抛弃了去找自个享受的乐园，良心会受到深深地谴责!

　　我说的仅仅是昆仑山下这片“乱葬坟”——你千万别以为我就很情愿写下这三个字，干吗要把逝去战友的安葬地描绘的如此不堪入目!可是，不这样安葬又能怎样呢，不要忘了那是什么年代，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共和国刚刚在百废待举的土地上站稳脚根，青藏高原之艰苦之简陋是今人无法想象的。一切供应都是从内地用骆驼或汽车运来，西藏连块肥皂也不能造。牧人们要把作为主要燃料的牦牛粪饼点燃起来，还得用近者兰州、西安，远者北京、上海的火柴。就说当时被人称为戈壁的新城格尔木吧，才是刚刚从六顶帐篷脱胎出来的荒原小镇，房子几乎全是用几根木柱撑起来的半地上半地下的简易房，称之“干打垒”。人们都在脚板不挨地的忙碌着为西藏运粮食和日用品，格尔木这个新城的诞生完全是为了和平解放不久的西藏而存在的。在这种节衣缩食都难以维持起码生活水准的情况下，我们的战友离开了人世，不管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也只能是就地掩埋，而且不会有像样的仪式。棺材也简易，就连给坟立个墓碑，也无法做成石料的。石头和匠人在哪里寻找?所以绝大部分死者的坟头插个木牌就当墓碑了。木牌抵不过高原的风吹雪打，不出一个月就没有了!

　　入土为安。安在何处?

　　藏北一片沼泽地的土岗上，凸现着几堆荒草覆盖的坟包，乍看还以为是丛丛水草绣成的礁岸。里面埋的什么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更无文字记载。只是传说在和平解放西藏那年，为了巧取羌塘草原一个喇嘛庙，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军民合力在这个水泽上垫起了小岛，把战士掩埋。藏民说，用水做坟的围城恶人靠近不得。另有说法：水能使兵的遗体较长时间保存。

　　拉萨河谷羊八井兵站的后山上，掩埋着一位藏族战士。他死于1959年3月平息西藏叛乱的一次战斗中，18岁。据说向他扣动杈子枪扳机的正是他的阿爸，父子走上了两条路，泾渭分明，互不相融。他死在开春的三月，却与莺飞草长无关。冷冰的现实为他送葬。

　　楚玛尔河畔，零零散散的坟堆在凄风冷雪中一年一年地变秃变小。当年修筑青藏公路的战士和民工与暴风雪在此地有过一场生死鏊战，一队骆驼和它们的主人在骤风疾雪中倒下。如今荒野上还能找到骆驼的白骨，可是赶驼人的故事却没有几人知道。我曾经多次投宿楚玛尔河兵站，写过一首诗这样感叹：“在可可西里的夜晚，听不到楚玛尔河的涛声，我就整夜无眠!”

　　……

　　索性不去说这些为好了。只要我们把每个亡友放在我们心中最暖和的那间心房，让他们在天堂不再挨冻不再心惧，这样我们隔着一些恍惚的岁月爱他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清晰的眸子里映着昆仑山的月亮。这样就好!

　　我站在京城的胡同口仰望西北;西北望。真诚的泪水里有一块金，痛苦的泪水里有一滴血!一切都是由不得我的。

　　西北望。望，是因为还怀有希望。有了希望，就有了力量，我们的战友就会虽死犹生地活在我们的希望的每一天里。我相信他们的遗骨就会化为昆仑山，成为不朽的形象!

　　第一个“常住户”

　　有一天，我闷在格尔木青藏兵站部指挥部并不讲究却很安静的房间，写不出一个字来。可是谁都知道这是部队领导特地为我安排的很适合写作的地方，南望昆仑，北眺祁连，诗情画意。此时，充满在我心头的是那片坟堆连着棘丛、棘丛蓬遮着坟堆零乱的墓地，暮春在那里已经看不出痕迹，只有漠风骑在乱草枝间。每次走进亡友的坟前，我依然心怀遥远。我总是这样探问自己：是谁最早把自己或战友的墓地选在了昆仑山下这块莽原上?也就是说是哪位军人的遗骨成为这戈壁滩上的第一个“常住户”?

　　天气预报今天有雪，六月雪。可是我凭窗南望满街都是尘埃纷飞。每次下雪的滋味不同，故事也就不相同。我看见从窗口流进的阳光在恍动，留在我记忆屏幕上的往事渐渐在眼前浮出。

　　好像是五十年代末，一个烈日暴晒刮着干燥沙尘的夏日午后，我和一位战友在格尔木散步。街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峰骆驼不知从哪里走来停在路边，慢慢吞吞地咀嚼着食物。风沙也像疲惫了似的懒洋洋地从驼背上吹过。给人的感觉这个白天世界的一半还在沉睡着。我们无话不谈地走着走着，不觉就走出了城市步入广袤的荒原上。快走进察尔汗盐湖时，我猛然间发现眼前凸现着一堆新土，斜躺在上面的一个花圈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墓堆。花圈上有数的几朵白花在干风里抖抖索索，几分悲凉，几分怅然。没有可以说明墓主人姓名和身份的任何标示。这路上匆匆行人的无名生命的倦怠，马上改变了我的情绪，我无心散步了，便静立在墓堆前。旷野是死去的寂静。

　　这儿埋葬的是谁?

　　从骆驼刺厚叶上时而蒸腾出来的火气，使墓地的空气黏稠。我抬头四处张望着，这才发现在百米外的堮坎上站着一个战士，他正默默地打量着我们。看得出来他对我们的行迹有些怀疑，我看到他的衣袖上戴着黑纱，一直不换眼地盯着我们。直到我随手采来一束红柳放在墓前，他才离我们而去。我喊住了他，想问些更多的关于死者的情况。这是写作人习惯性的做法。

　　我问：他是什么人，怎么死去的?

　　答：战友，肺水肿。

　　我又问了死者是哪个单位，年龄，姓名之类的问题，均没得到回答。那兵离我们而去，大步流星，头也不回。

　　我完全理解。陌路相逢，干嘛把什么都告诉你!

　　我拖着沉闷的脚步回到军营，我们一路无话。好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下来，眼前无法消失的总是浮动着荒野上那座孤零零的坟包，心里涌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酸楚。格尔木是个刚刚诞生的新城，执勤的部队和驻地的群众相加也就二三千人，为什么城市和墓地几乎同时诞生?

　　察尔汗盐湖上的这个孤坟的墓主，应该说是青藏公路通车后我看到的第一个献出生命的战士。所以在好长时间乃至到今天，我总觉得他是昆仑山的第一代先人啊!他是永远的鲜血，独自地睡眠，生长，飞翔。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只是过了几天，也许一场雪落地还没有化完，当我再次来到那片荒滩时，就有了第二座、第三座坟墓。几年不见，墓包就是一片;又是几年不见，成了一大片……现在那里已经是800多名官兵永久的归宿地了!

　　后来，渐渐地人们便把这片墓地称作格尔木烈士陵园了!

　　我别出心裁，在我的作品里把它称之为高原军人的“第二个家”。我实在不情愿叫墓地，家，那是歇息的港湾。活生生的人怎么转瞬让变成了一堆冰冷的土?蓬蓬勃勃的红柳滩为什么一不留神就脱化为一片死寂笼罩的墓地?这是干吗呀这是!也许不相信这个事实，也许处于无奈才相信了它。所以我每次走到昆仑山下的荒原上，脑子里总是免不了常常崩出这样的想法：那些跌跌撞撞行驶着的汽车，最好停驶别动;那些总是瞎熊一样奔跑着撞到盗猎者枪口下的藏羚羊，也最好不要呼哧得那么频繁。让时间定格停下来，窗外没有那些阑珊灯火，可以是河流，可以是村庄，或者是永远静静的沙漠荒原。人与动物永远隔绝，人与缺氧永远断裂，人与疾病永远绝往……这样还会有死亡吗?只有生活，只有快乐，只有阳坡小草那样承抚着阳光的爱情……

　　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这么想由不得自己呀。当然这是痴心妄想了。不得不想的痴心妄想。好了，打住。还是回到我们不得不说的话题上，关于高原军人死亡的话题。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苦费心劲地奔走高原，寻找第一批或者第一个长眠在青藏山水间的先列，是如何走到生命的尽头的。也就是说，我要得到他们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故事。为什么要这样呢?这绝不单单出于创作的需要，更多的是情感的驱动力。我敢肯定地说，我得到将是一个既悲壮又悲惨的故事，当然更多的是悲壮。为祖国而死的军人在任何时候都重于泰山的。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故事我没有追访到，却亲身经历到了。

　　我说的是我的战友王治江的死。

　　一个人的陵园

　　1959年深冬那个太阳被浓云遮住的中午，我所在的汽车团一支快速支前运输分队，在接到命令后不足一个小时出发了。50台车都是从各个连队抽来的技术尖子驾驶员开车。为什么要强调尖子呢?因为这是临时决定执行的一趟紧急战勤运输，车队必须驶出青藏公路，限时将一批平叛部队和武器弹药运到巴颜喀拉山腹地，歼灭一股叛匪。我是一个新兵，作为司机的助手前往。车队行进得十分艰难，山中根本没有路，汽车的轮子就是路，叛匪的枪声就是目的地。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走着走着车队不得不停驶，原来车轮前是从天而降的泥沼或沙海，随时都会把任何一辆试图前往的汽车轮子吞没。这样车队就不得不后退，另择道路。另择道路就那么容易吗?遍野都是水泽或沙海，你必须绕行好多路才能驶上一条比较平坦的车行道。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行行，大约行进一个来小时，在一个山洼里车队遭遇到一小股叛匪的偷袭。坦率地承认，我们掉以轻心或者说因为不断地选择行车路线而放松了警惕，才招致车辆和人员受到袭击。叛匪一共不足10人，我们50台车，一台车上正副驾驶员两个人，加起来就是百十号人。这多人马不说别的，光是把汽车发动起来，马达的吼声也能把叛匪轰跑。狡猾的叛匪见我们人多势众，还没交手就溜之大吉。谁知他们当中两个匪徒装扮成藏族牧民混进我们车队，乘大家不备烧毁了两辆军车，有两名驾驶员受伤，一名当场阵亡。

　　死者就是王治江，我的同乡——陕西扶风人，也是同年入伍的战友。入伍前我俩同在扶风中学读书，同级不同班。关系谈不上十分密切，但是乡友、学友、战友这三层感情无论如何会使我们做到互相依赖，足以依靠。此次执勤上路的前夜，我俩还在月色朦胧的出发地格尔木停车场，互相传阅了家中来信，倾吐远念亲人的乡愁。两颗年轻而好强的心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力争圆满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后给父老乡亲和老师写封报喜信。这是我们穿上军装后第一次上路执勤，我俩都很看重，治江说：“胜利完成任务后，关于报喜的信由你执笔!”我答应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了，这类提笔洒墨的事自然会落到我头上。然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治江的这个心愿永远地悬空未落了，他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突然!匆忙得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突然得我们都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等我们赶到治江殉职的现场，他已经闭上双眼，静静地躺在雪地上。我从他那已经没有了血色的腊黄脸上看到了死亡的宁静，看到了一个士兵去赴死时的从容。治江身下垫着他当兵后领发的第一件军用皮大衣，腰部略呈弓形地静躺着，露在外面大衣的缕缕绒毛，在冷风里颤索索地飘动着，好像在替主人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寒风中身旁的野草一浪一浪地枯黄着季节的远方。这当儿带领车队的胡副营长脱下自己的军大衣，准备掩盖治江的遗体，我忙上前挡住了。胡副营长有些惊奇，他望了望我，用不解的又是有些严肃的口气问我：“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我回答：“我们是同学，乡党，他父母不在身边，我要替两位老人多看一会儿他们的儿子!”副营长什么也没说，转过脸擦着眼泪。

　　治江是怎么死的呢?在现场的人说，他是跳车而死。跳车?原来就在叛匪袭击他们这台车的驾驶员时，作为副驾驶员的他推开车门准备下车——可以推想他此举的目的只能有二，一是引开叛匪的火力点，保全开车人正常驾驶汽车。因为他十分清楚驾驶员一旦遭难准会车毁人亡;二是自己下车找准有利地势与敌周旋。果然他的举动招来叛匪的连续射击，他中弹身亡。驾驶员乘机击毙了开枪的匪徒。

　　我站在治江的遗体前，久久地静站，不愿离去。他满脸是血，这个形象太刺激我的心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种可能性，我会用力掏出自己滚烫的心放在治江的胸腔内，这样可以换回他的死亡。真的，我相信他的许多战友都会像我这么想。

　　那天，下着雪，雪一会儿紧一会儿慢，慢时那雪片久久地飘在空中不肯落地，给我的感觉这天气好像有话要对我们说，却不知从何说起。静静躺着的治江身上很快就积起了越来越多的雪，我们不时地轻拂去他脸上的雪。这时我才看到他的头发乱乱的，一撮一撮地卷曲着。战友告诉我，治江遇难后，大家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他怎么会牺牲呢，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前大家还在一起谈笑，怎么说死就死了?于是战友们便轮流抓着他的头发，希望可以唤醒他。就这样他的头发被抓成了这个样子。我看到他的睫毛上凝冻着雪粒冰豆，在风雪里一动不动地恍着。那情形多像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眼睛里含的一滴泪，我们怎么悲伤也不会让它流下来。这时胡副营长再次脱下自己的军大衣，再也无人阻拦，他便盖住了治江的脸。这件佩戴着上尉军衔的军衣，给王治江送去了他享受到人间的最后一丝温暖，也成了他的陪葬品。天空的颜色毕竟单调的时候居多，人生的路自然不可能无阻。星空高远，生命多么卑微!

　　击退叛匪后的宁静是短暂的。我们抓紧时间挖坑，就在路边一个山坡上把治江掩埋。谁的心里都很难受，更多的是无奈，确实无能为力。毕竟还是有能力为他选一块相对好一点的安眠之地。山坡向阳，治江可以越过高原的寂寞天天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远方之远，那儿有他的故乡。没有棺材，用一块篷布裹着他的身体让他入土;没有哀乐，胡副营长鸣枪三声送他远行;没有父母兄妹和他做最后的诀别，车队的战友排成整齐的队列，在他的坟前默哀许久。王治江就这样顺着车轮消失的山路走远了，无声无息地永久安身于巴颜喀拉山中。他孤零零地躺在了遥远的他乡，家乡的亲人不知道他的归宿地。为他送葬的战友后来也各奔东西，渐渐把他淡忘。作为乡友和战友，我当然记着他，却没有机会再去巴颜喀拉山为他祭坟。执行完平叛任务后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昆仑山下，巴颜喀拉山、昆仑山，相距数千里!好几次我曾想写信给治江家里，告诉二老儿子安葬的地方，却始终没有勇气写出巴颜喀拉山这五个字。这五个字为什么这么沉重?据我所知，家乡的政府告诉治江的父亲，儿子牺牲后安葬在烈士陵园里。老人哪里知道那个陵园只有儿子一个烈士!我就是有十张嘴也难以给老人家把这件事描述清楚!退一步讲，即使老人家能接受这个善意的谎言，年迈之人如果执意要去巴颜喀拉山探望儿子的灵地，如何去得了呀!关于王治江的坟地，我，还有像我一样热爱着他怀念着他的战友，这一生只能在心里拥有一个无需寻找的方向，用虚幻的事实锁住自己漂泊不定的双眼，直至有一天我们也离开这个世界!

　　是的，一个人的墓地也是烈士陵园呀!

　　大概在八十年代末的一个中秋节之前，我有机会去黄河源头采访，顺路去了一趟巴颜喀拉山看了看当年我们到过的几个地方。自然心里放不下治江，要去看看他的。我寻找了整整半天，好不容易才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土堆，几乎被蓬草淹没的土堆，我认为这大概就是他的坟了吧!只是很难与当年的情形对得上了，我恍惚记得那坟地旁曾经是一条小河溪，如今它为什么不再流动?我也依稀留着影子，那坟头不曾有屋舍，现在怎么成了道班房?此刻眼前呈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只有那个土堆还在越来越小的残留着!我想一定是有一个好心人见证过当年的场面，才不忍心把这个兵的宿营地荡平!我踩疼了坟前的枯草，三鞠躬。亲爱的乡党，可敬的战友。我只好走出巴颜喀拉山，却不知该去哪里!那一刻太阳很红，光芒烫平半个天空。我的心依旧冰凉。人呀，生一次死一次，就完成了荣或辱的一生，就这么简单!

　　那晚，我投宿在离治江坟地不远的花石峡兵站，那是我入伍后不久就写出了小散文《夜宿花石峡》的地方。八十年代的花石峡已经迈出了巨变的步伐，原先的兵站变成了新改道公路的一部分，不远处好像是气象站什么的，蓝蓝的小木屋格外耀眼。可以得以安慰的是，治江的坟堆还是保存了下来，只是比当初又小了不少，小得仿佛有人撂起铁锹就可以铲平。但是它顽强地突显在荒原上，好像要向人们召示一种什么精神。那一刻我站在这座简陋得无法再简陋的士兵坟前，孤独的风把一缕哀痛扬起，冷着我的心。不知为什么我心头突然莫名其妙地涌上来这样一个想法：干吗让这兵坟这样凄惶地存在着，“定格”在巴颜喀拉山?这样治江就在这儿落户，生根。这样下去，叫人记住他吧，记不牢;忘掉他吧，又忘不掉。那是一个红色伤口呀!不如铲平它，荡掉，让它彻底地摆脱遥远的孤独，转世到家乡去。要知道双鬓苍斑的父母就是不知道儿子葬身何处才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啊!

　　次日，我告别花石峡去玉树之前，再次来到治江坟头静立许久，不知该说些什么。晨风在低空频飞，坟地的宁静又一次打破。索性我什么也不说了，轻轻关上思念的心门，关上从前的一段往事!

　　夫妻合葬

　　并不是每一个死者都无亲人在身边陪伴，也不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为故去的人立碑的愿望。

　　这是我第三次站在这对年轻夫妻的陵墓前了。坟头的土依旧湿漉漉的，是被夜来一场冷雪打的，还是你那一直未擦去的浸泡在泪水之中的双眼，覆盖着永远的思念?有几株没被沙尘暴卷走的野花漫不经心地开放着。

　　你，刘育田，那把在业余时间总是不离手的二胡，还在弹吗?想必你会在荒野就着寂冷的月光为亲爱的人，继续演奏那曲许多战友都熟悉的梁祝。悠悠颤颤的弦音，秋风里飘得极远。如今曲调里该是爬满了青苔吧，你呀，怎么就不晓得歇歇!四十多年了手劲怎么还是那么足?

　　关于刘育田的恋歌绝不是传说。他是我的战友，我们都是汽车团政治处的年轻军人。只是那时他已经佩戴上了中尉军衔，我还是个士兵，上士军衔。也许正是因了这级别上的差别，才使我比较容易地走进了他爱情故事的中心。那是每个人“心灵地理”的空间与情感。手握钢枪的军人也没有不可告人的爱情秘密，但是也要承认你和我还有他，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保留着说不完又无法说得清的故事。这就叫“心灵地理”的空间。

　　刘育田长得很帅气，军中独有的英俊。一副金丝边眼镜恰如其分地架在鼻梁上，好像专为他量身而做，凭添了几分文雅。那个年代，他在军营里绝对属于很有文化的那一类军人，初中毕业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何况他还读了半年高中。最富有诗意的是他会拉一手二胡，从那两根弦上颤出的声音相当扣动人心。我们每次举行联欢晚会，都少不了他的二胡独奏。刘育田的女朋友在家乡冀中平原上一所小学任音乐教师，我从李育田那里见过她的照片，大眼睛，微翘的眉毛，好有几分迷人的傲气!两条乌黑发辫，从鬓角处垂下来，拢到耳后又合并为一，直拖到腰间，在两条辫子合并处，很精致地系着一条小巧惹眼的手绢。是一个看上她一眼能让你老半天都在回味她的女人。李育田是那种不可貌相的男人，外表看文文弱弱，蛮书生气，却特别能吃苦。突出的表现是在他跟随汽车连队上路时，那时跑青藏线的汽车部队运输任务相当繁重，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经常下到基层抓落实工作。李育田是管青年团工作的干事，几乎终年都随车队在青藏高原奔跑。瞧他这身跑山趟河的装扮：不论冬夏总是穿一件皮大衣，蹬一双毡靴子，腰间扎一条宽宽的军用皮带。这些把他那个很文雅的金丝边眼镜掩盖得很不起眼了，成了一个典型的高原汽车兵的形象。他出发后就是驾驶员的半个助手，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下得了手，和战士们处得相当融洽。只有在执行完一趟任务回到驻地机关后，他卸掉那身臃肿的打扮，金丝边眼镜才又英姿不减地显出姿色。

　　正因为运输任务太繁忙，频频出发，刘育田几次推迟婚期，直到30岁那年才从格尔木回老家完婚。1959年初夏。

　　那是他婚假休息到差不多一半时，部队的一份加急电报召唤他提前归队。他立即用电报回复：要和新婚妻子一起来格尔木。我们都理解他的心情，休假的时间一共30天，他回到家一周后才办的婚事，小俩口的新婚被窝才刚捂热，就要归队执行任务，难舍难分呀!带着新娘上高原，不仅使他们相亲相爱，延长新婚蜜月的日子，也给这女性罕见的男子汉世界添一片诱人的色彩。快乐的事!

　　我们政治处的全体人员一齐动手，在那排泥砖垒成的干打垒式的军官宿舍里，特地布置了一间舒适的新房，等候李育田夫妻的到来。每个人的心情都毫不例外地亢奋，还有几分躁动。好像期待的不是别人的新娘，而是自个的幸福生活。

　　我们都盼得心发焦。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视而不见的奇怪感觉?

　　就在大家估摸着李育田夫妻该到格尔木的那天早晨，突然有人捎来口信(当时青藏线还很少有电话、电报之类的通信设备)，说他们乘坐的汽车在祁连山下翻车，四轮朝天，女的当场死亡，男的压成重伤。

　　我们政治处立即派人到了事故现场，我是其中一员，而且我是第一个赶到的。事故现场仍然保留着：李育田已经送到附近的花海子兵站抢救。他的妻子翻车时被摔出汽车车厢，面部正好挤在一块巨石上，半边脸被挤掉了，剩下的半边脸完全变形，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从他们随身带的小皮箱里找出一件干净的衫子，掩盖了她的脸。

　　李育田的生命只延长了几个小时便停止了呼吸。他临死前，用尽浑身力气，留下了这样一段话，算是遗言：

　　“我是个罪人，无法饶恕的罪!即使有一千条理由我也不应该带她来格尔木。我对不起她，对不起生她养她的冀中平原那块土地……她本来说让我先返回高原，等她在家孝敬一两个月我的二老之后，再去高原。是我……还有家里的亲人们说服她上了高原。你们不要把翻车闯祸的事告诉她的家人……老人们是承受不了……这，这种打击的。一气之下什么事都可能……做……做得出来。我已经害了她，不能再害她的父母了……她先我一步走了，我也会随她一起走的。我请求在我死后，不要把我们埋在陵园里，千万不要。在昆仑山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埋了就行。也不要立碑，让大家很快忘掉我们，特别忘掉我这个负罪的人……”说毕，他双手战战兢兢地举起了平日里绝不离身的那把二胡……

　　他断断续续地、反反复复地讲完上面这番话，有气无力地讲了好几遍。一个生命即将终结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但是我们当时真的无法理解他这样做的用意，为什么不进陵园呢?在昆仑山找个角落掩埋，连大家去扫墓都不方便!直到今天事情已经过了近50年，我回想起来心里依然很疼。最终我们还是忍痛依了育田的意思，这是他的遗言，如果违背了，我们的心永世都会疼的!

　　刘育田就这样走了!他身边一步远的地上躺着先他一步远去的身上还散发着余热的爱妻……

　　我，一个20岁刚出头的士兵，作为处理(确切地说是记录现场实况的笔录员)这次车祸的工作人员，目击到的惨烈状况实在让我寒心。最后我把所有的怨恨转到了司机身上，乘车的人死了，他倒活着。这个世界公道吗?可是当我好不容易在翻车的现场找到司机以后，满腔的怨恨竟然烟消云散。他呢，正抖抖索索地缩卷在汽车轮胎前放声嚎哭。像一只挨冻的可怜的小兔，缩成了一团。只有在他举起拳头砸打自己的脑袋时，我才看见他的双眼已经哭得红肿红肿。他嘶哑的哭声和红肿的眼睛像雾一样弥漫在我眼前。只是怨他就公道吗?那么差的路况，那么紧张的任务，那么恶劣的气候……他才是一个18岁的孩子呀，开着6吨半的载重汽车……司机还在嚎哭着。我很无奈地把这哭声摘下，夹进我生命的旅途。

　　走出停放着刘育田夫妻尸体的临时搭在路边的行军帐篷，我举目望着格尔木，望着昆仑山。望断天涯路，何处是军人的归家?突然，我仿佛听见一阵琴声，不，是二胡的弦音。刘育田拉二胡的姿势已经凝固，包括那秀爽的弦上之路。没有人再像你一样用一把二胡把生活梳理得那么没有一点杂音。可是，你却死了，永远的二胡……

　　拐杖冢

　　风中飞着黄沙，冷石缝里枯草在摇曳。萋萋，荒阴。仰头望见的是空虚的天际，冷冰的太阳用阳光梳理着生命的轨迹。

　　我这次重返高原，可以说是为了探望一个人，一位老人。他从首都来到了高原。可是他已经死了。他死了，仅仅是序曲的一种开始。“人死了，坟头没有死亡!”我一直这么想。只是他只身来只身去。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免不了孤独地生活，孤独地思想。死了也这样!

　　1997年8月1日9点钟过5分，我迈着很不轻松的沉重脚步踏过一段覆盖着白花花盐碱的窄曲小路，来到红柳滩。其实红柳并不多，稀稀落落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少不是弱，那些虽然零散的红柳依然蓬勃着生命站在戈壁滩上。它不衰不败，春来发芽，夏到开花，即便在严冬里那枝条仍像硬骨铮铮的铁汉裸露在寒风冷雪中。就在一片三棵红柳呈现着三角形的中间，耸立着一座二米高的水泥墓碑，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当时这个陵园里为数不多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像样墓碑。三棵疯长的红柳差不多遮掩了墓碑的顶端及墓堆的一半。我没费多少劲就扒开红柳枝看到了墓碑上30位烈士的英名，涂着红色底漆的饱经雪霜浸蚀的英烈的名字，永不褪色，彪炳日月。

　　墓碑的后面，是一座比这里任何墓堆都要大的坟包，可以说大五六倍或者七八倍。不敢说30位烈士的遗骨都合葬于此，只能说这个坟包是30位烈士归宿的象征。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当中有一些同志在献身后没有留下遗骸或无法将遗骸运到格尔木，只好就地掩埋了。比如，有的同志被滔滔洪水卷走了，有的被炸山的沙石深埋了，有的在雪山或沙漠中探路时迷失方向后失踪……遇有这些情况，在原地挖坟象征性的掩埋便成为无奈之举。眼下这座大坟堆里到底缺了几具烈士的遗骸，我不曾知道。但是墓碑上漏掉了一位烈士的名字我却发现了，他就是章恩佑。确实不该漏掉他!

　　当然是后来了，我才知道章恩佑的墓在昆仑山中。那是一个拐杖坟……

　　30名烈士加上章恩佑，是为了修建格尔木到拉萨的地下输油管线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这条输油管线全程1080公里，承担西藏所需全部油料的运送，可顺序输送汽油、柴油、航空煤油、航空柴油、灯用油等4个品种5个型号的油料。它像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跨越雪水河、楚玛尔河、沱沱河、通天河、拉萨河等108条大小河流，翻跨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等9座巍巍险峻的高山，途经多处盐碱地、沼泽地，以及560多公里冻土层带，有900多公里通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年平均结冰期长达7个月以上，大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50%。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环境最艰苦、技术最复杂的地下输油管线。被人誉为“中国的地下苏伊士运河”。可想而知，在修建这条输油管线时指战员们付出了多少智慧、体能，乃至宝贵的生命!31名军人的身体永久地撑托着输油管线。别人不提，单说章恩佑。

　　章恩佑是总后勤部某营房设计院工程师，在京城一待就是30年。应该说他的单位和他所从事工作是让许多人都羡慕得望尘莫及的。他也享受着幸福。可是，生活中竟然有这样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突然有一天章对自己总是待在这样很舒适的环境里不满意了——那是他听到部队要在青藏高原修建地下输油管线的消息以后，很果敢地就下决心要奔向那个荒旷的大地，用一腔忠诚和一身技术去铸造这项举世闻名的工程。还是在血气方刚的年轻时，他就向往遥远的大西北，渴望着在那里实现一个心火正旺的年轻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夙愿。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北京工作，他只能服从需要，失去了到艰苦地方去展翅高飞的机会。他便把对大西北的爱藏进心的深处。大爱入心总要发芽。现在时机到了，他主动要求上青藏大地，担任设计输油管线工程的总工程师。

　　“这把年纪了，别的地方都去得，权当是游山玩水。这个高原就留下让年轻人去吧!”几乎所有得知他要做这件事的人都真心地这么劝他，包括家里的妻儿老小。他的回答不但干脆，而且幽默：“正因为这把年纪了，别的地方留给没有去过的人去游山玩水。高原嘛，是我盼了几十年想去的地方，再要不去，这一生就没有机会了!”他是一个要在沸腾的工地上寻找自己生命归宿的创业者。

　　本来漫漫老去的章恩佑，上了高原后出奇地变得朝气勃发。在施工第一线且是最险要最吃紧的地段，人们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在组织技术攻关，解决施工难题。他走起路时总是猫着腰，绝不是驼背，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走路，年轻人都是这个姿势。迎面风再加上缺氧，腰是直不起来的。有谁可知，他的高山反应肯定比一般人都要严重，有时候头疼得整夜都休息不好。一次，大概是深夜二点来钟了，他帐篷里的灯还亮着，值班员轻轻敲门探问，得知他头疼难入眠，正在地上踱步，便要找来医生为他瞧瞧。他谢绝了，说：“我们还是太娇气了，你看那些战士们，小老虎似的跑着小步干活，哪个喊过有高山反应?我们初来乍到，多让冷风寒雪吹吹，过些日子自然会好的!”就是有了这样的“基准思想”，人们便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的高山反应比一般人都要严重，毕竟老了，抵抗力渐弱。可是他工作起来那般火辣辣的干劲，就是年轻人也让他三分。一次，他拿着仪器，攀着晃晃悠悠的梯子，登上十多米高的油罐鉴定安装质量，年老体弱，再加上寒风吹着，他脚下一滑，摔了下来。这是在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昆仑山上，氧气奇缺的高原，他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摔打?当下右小腿跌伤，同志们送他到格尔木22医院去治疗。临行前他指着工地上的帐篷很幽默地说：“人怎么就那么娇气，粘上点毛病就住院，还不把医院都挤破了?我就在这帐篷里躺几天，一切都会好的!”

　　当然，他还是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半个月，他的腿伤倒是减轻了好多，不料身上又添了新的疾病——他突然感到肝区在隐隐作痛，先是轻微的，很快就急转直下，疼得他有点支撑不住了。随着工程的不断进展，他的肝疼也在逐日加重，犯病的周期在缩短。章总心里明白，肝区的病不是三天两头就能治好的。从此开始他所有的日子都在走向末日。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也许要和这项举世无双的工程同时完成。话说回来，这不是挺有意义的事吗?当然，他只是在心里这么想，没有对任何人讲，包括给家里人写信。

　　在他决定把一切都交给青藏输油管线的时候，同时也把生命交给了死神。这个，他知道，别人也清楚。只是谁也不说就是了。

　　章总继续在高原上奔忙着。所不同的是，从此他总是拄着一根拐杖，迈步艰难地行走在每一个他认为需要去的地方。

　　拐杖是他托朋友在红柳滩专程找来的硬化了的红柳杆，结结实实、光光溜溜。他说这样的拐杖有纪念意义。

　　昆仑小路上，军医小朱和章总并肩而行，前往施工现场。一老一少，两代人对话。

　　“章总，早餐你少喝了一碗稀饭。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你的饭量在减少!”

　　“好个小朱医生，你在暗地里监督我哩!早晨少吃点，午饭补回来就是了。这一顿少吃几口下一顿多吃几口，很正常嘛!”

　　“可是，这几天的中午饭并没见你多吃呀!”

　　“喂，小朱，最近北京有什么消息吗?”

　　“不谈这事!章总，我看你是不是还到22医院检查检查身体，有病早点治总是应该的嘛!”

　　“我心里有数，自个的身体我哪能不放在心上。说一千道一万时间不多了，抓紧点好好工作，你我都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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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朱医生和同志们的规劝没有道理，也不能说章总的固执不是发自内心。生命即将被病魔耗尽，他巴不得每天都让自己回到那些梦想飞翔的年轻岁月，尽多地干些工作。他拄着拐杖忍着病痛做着每一件他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

　　一年过去了，拐杖戳戳点点地迎来了365个日出日暮;

　　两年过去了，拐杖着地的一端日日磨短，攥在手心的一头天天变光;

　　三年过去了，拐杖在格尔木至拉萨河谷的地段上走出了一条闪光的曲曲小路。

　　他的肝病已经十分严重了。

　　他仍然不肯住院，理由也悲壮：“我不能半途而废。等到输油管线建成后，我要给自己立一座纪念碑，那时候我就躺在这座碑下长期休息了!”

　　同志们的眼睛湿了，谁都能听得明白，他所说的纪念碑就是墓碑。

　　春天快过完了，大家都琢磨着如何从冬的隧道里走出来。

　　三年时间，抛去坐车，章总步行的路加起来超过了两千公里。这个数字是有心人粗略估摸出来的，他根本没有心思记载它。

　　1978年夏日的某天午后，昆仑山被低低的阴云遮住了面目，飘飘扬扬的雪花在天空使劲地旋转。章总要离开高原回内地了，医生说，他在高原一分钟也不能再呆了。他的肝病已经发展到了最后阶段。执拗的他不得不下山了。大家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格尔木机场，上飞机前，他拿起那根平时总是不离手的拐杖，掂了掂，摸了摸;摸一摸，又掂了掂，是那么地不舍不离。他眼里含满泪花……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将拐杖交给一位战友，说：“就让它留在高原，看着输油管线建成通油。它就是我，代表我的心愿!”

　　“它就是我!”就是这句话，在章总走下高原后，成为大家怀念章总的精神依据。每每看见那根拐杖，同志们就觉得他仍在高原工地上和大家一起奔忙。拐杖成为章总身体的一部分。

　　毕竟，章总下山下。拐杖孤独地、静静地靠在他睡过的那张床前。主人手心攥过光溜溜地地方，从未放弃闪光。

　　他回到北京就住进了医院，没有回家，直接到医院。病情危急的通知也同时下达给了他的亲人。从住院那天起，他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每天都靠输液维系着生命。

　　此刻，在青藏高原上，地下输油管线正进行着收尾工程。三年下来，体力已经消耗得所剩无几的指战员们，忍受着极大的疲劳和高山反应的袭击，做最后的奋力一搏。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生活处理能力的章总，仍然苦思冥想地考虑着自己没有来得及做的有关输油管线的一些技术上的事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画出了一张又一张图纸。别人告诉他，管线的所有事情都有了圆满的结局，让他放心。他听了点点头，可是之后又摇了头，继续一笔一画地做着他设想的图纸……

　　那些无法寄出去的图纸，一天多似一天地叠放在病房的床头桌上。它们不可能长睡不醒，因为上面的一笔一画都在随着主人梦想的脚步奔腾不息。在主人的有生之年，它们诞生;在主人逝后，它们不死。

　　突然有一天，章总提出要再一次上高原，说是管线某个地方焊接上还有点疏漏，他要去看看。同志再三劝他，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妥善地解决，他也不信，指着他画的那些图纸固执地说：不，就是这个地段有点问题，我要看着解决……

　　部队领导理解他，特派人拿着管线正常运行的照片看望他，让他亲自看看。可他呢，这时视力严重衰退，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只能让同志们给他指点着，他用手摸着照片……嘴里喃喃地说：这里还是有点问题的，小小的一点问题……我得去看看，看……看……

　　这是章总最后一次固执，可亲可敬可爱的固执。他的手在照片上缓缓地移动着，移动着，慢慢地变凉，变凉……

　　他很放心地走了。

　　从他安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真的很放心。

　　输油管线通到了拉萨。

　　他却还有放心不下的事：拐杖。

　　临终前，他留下一句话：

　　“我很遗憾，我没有在昆仑山给自己做个纪念碑，我应该躺在那里休息……”

　　他依旧惦着当初打算为自己做墓碑的事。

　　后来，就是施工部队下高原之前的那个冬天，据说有几个兵在昆仑山为章总堆起了一个墓堆，里面埋的便是那根拐杖。那几个兵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却在拐杖冢前的木板碑上写下了烈士的名字：

　　“章恩佑之墓”。

　　那个冬天很冷。寒风卷着冰硬的雪粒像一只惊鹰似的拐过了昆仑山。

　　苍茫青藏，飞溅的热血!

　　尾 声

　　我已经在雪山下奔跋了好久，实在走不动了。不是因为疲累我才迈不开脚步，而是心绪太沉憋。就这样我身不由己地站在昆仑山中二道沟的一个无名烈士墓前，滤掉杂念，沉思一些事情。

　　昆仑山口海拔4600多米，我留足处是一条谷地，应该是山中最低处了。就是这最低处的墓堆把我的梦和信仰提高，把我对生命的理解提高。这里掩埋的是谁?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可是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墓主人的故事却无法弄清楚他的姓名及其它更多的情况。

　　那是10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京城王府井一家餐厅，我们几个老高原战友聚会。大家都知足常乐地陷入对美好日子的泥沼，我却不知趣地提到了二道沟的这个无名墓。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场的我的老战友白宗林接上话茬，说他了解这个墓主人的故事，便讲了起来。白曾在二道沟兵站当过助理员。

　　1959年深冬的一天黄昏，太阳很不情愿地卧在山岔口，欲坠不落的样子。二道沟在一个小时前响过一阵零零散散的枪声，这时却显得少有的寂静。枪声把所有的杂乱都扫走了。这些日子，总会有逃窜的小股叛匪悄然出没，所以解放军跟踪追歼是少不了的。天已经黑实，一个兵突然出现在二道沟兵站一侧，军帽上的红五星依然闪亮。他在追歼一个叛匪，在山里已经转了大半天，又饥又渴，走起路来头和脚都要颠倒的样子。主要是口渴，水!水!兵站一侧有眼山泉，那兵得救了。他把肩上的枪往背上一松，就趴下喝水。嗞嗞嗞的吸水声响在夜的山野，确实太渴了，他巴不得把整个泉水都装进肚里!毕竟太疲劳了，喝着喝着他趴在泉边的双手一松，栽进了泉里。深深的泉水淹埋他半个身子……

　　他再也没有挣扎出来。

　　一夜无人知晓这泉边发生了什么事。次日清晨，兵站的同志挑水时才发现了那个兵。泉里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他埋在了水里，只有两条腿直直地露出水面，像两个标杆，似乎在标指着什么。他至死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泉里的一块石头，却无力回转身子，就这样痛苦地离去!

　　路死土埋，河死水葬!

　　打仗的路途上，好多献身的士兵就是这样。只能这样!

　　那晚，昆仑山的月光很亮，遍山银白。每一缕月光都仿佛写着一个中国士兵的名字。

　　墓地的温暖向纯粹的身体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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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久地站在二道沟的泉水边，清清冽冽的水，水中似乎还有几棵野草在颤抖。我没有眼泪，涸涸的泉水就是我流干了的眼泪。

　　我想起了不知是谁说过的一句话，也许是诗句：“岁月的柜台人心的货架，都为你留着最好的位置。”初看，这话并没有觉出有什么不妥，甚至还有几分欣赏。后来，看到在青藏高原上有这么多死后无家可归的英魂，就觉得这话不对了。这苍茫荒野难道就是他们最好的位置吗?50多年了，有谁记得他们，为他们那寒冷的身骨给过一丝一缕的温暖?

　　雪山，冰河，戈壁。

　　青藏大地是那样苍茫阔远，又是那样神秘莫测。

　　沉舟千古，任千帆过，浑然不知。

　　太阳早已悄然归山，天黑实了。我坐在石头上，望月。让月光说话。

　　(责任编辑：刘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