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叫“秦直道”，一个史书里几乎很难找到的名字。和早于其两年修筑的万里长城相比，尽管同样工程浩大，但它却寂寂无名。它又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反映出修筑决策者——秦始皇的霸气和所向无敌、一往无前的性格。

　　秦直道：淹没两千年的“军用高速公路”

　　它，平、直、宽，符合现代高速公路的特征。其主干道可并排行驶12辆大卡车。而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高速公路，左右才行驶8辆小轿车。它的最宽处的路面，可作现代中型飞机的起降跑道。被誉为是中国古代的“高速公路”。

　　它，“像箭一样射了出去。”从陕西淳化县北，穿越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后，由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北上直抵包头市，途经14个县，全长700多公里。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基本建成，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量之大，堪称世界筑路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它，叫“秦直道”，一个史书里几乎很难找到的名字。和早于其两年修筑的万里长城相比，尽管同样工程浩大，但它却寂寂无名。它又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反映出修筑决策者——秦始皇的霸气和所向无敌、一往无前的性格。

　　它，路基坚固、平坦。两千二百多年来的生态、地貌变迁，无法隐毁它全部的形状，一些路段还被今人利用。人们对其路线走向、宽度以及历代的利用等，都因资料缺乏而难言其详。它像谜一样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突然而急切的开工令

　　没想到，“秦直道”的起点遗迹竟是陕西省淳化县北铁王乡梁武帝村的一个小沟道。

　　这里地处黄土高原的渭河谷地，曾经雨水充沛，林木茂密，物产丰富，又处于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交融的邸站与对峙的前哨，秦建林光宫，汉建甘泉宫于此。它不仅是皇家避暑的离宫，也是帝王商议国事、坐镇抗击匈奴的军事指挥中心。

　　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匈奴就活跃在北疆大青山一带，他们操着阿尔泰语，弯弓执戈于马背之上，对秦构成极大威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雄心勃勃，决心了此祸患。公元前215年，他巡行北方边境，听到当地群众中流传“亡秦者胡也”的民谣，更坚定了“千古一帝”北击匈奴的决心。当年，秦始皇命大将军蒙恬率兵30万北伐匈奴，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第二年又越过黄河，把匈奴赶到阴山山脉以北，新收复的大片地域以黄河为塞，设立了44个县(一说34个)，迁徙大批移民屯垦，并设立了一个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孟家湾)加以治理，同时在阴山上修筑秦长城。公元前212年，48岁的始皇帝又做出了令人瞠目的重大决策，他命大将蒙恬、太子扶苏率师督军，役使10万，一面镇守边关，一面监修直道。直道的开凿工程十分浩繁，南起云阳林光宫，北至塞上九原郡，全长1800里(合今700公里)，是当时由国都直通北方前线最为便捷的道路。凭借这一通道，秦军从淳化林光宫屯兵地出发，三天三夜就可抵达阴山脚下。

　　这是一个突然而合理的作战途径。

　　秦始皇下令修筑直道和建造长城，二者互为依托，构成了一个既能直接阻挡匈奴南下，又能为前线输送军需后备品和武力的防御整体。此后数十年匈奴“人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报怨”。“始皇三十五年，除道到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关于“秦直道”，史料记载寥寥，最早的6条相关记载均出自《史记》一书，可惜的是，总加起来只有180个字的描述，内容重复。没有留下途经郡县的名称和直道的具体位置。但关于“秦直道”的起止地点，《史记》中记载得很清楚。

　　今天的梁武帝村，林光宫和甘泉宫早已圮毁，但遗迹尚存，根据淳化县文化馆的姚生民多年的勘察，甘泉宫城墙周长5668米，约合5.7公里。周围的田垄道旁秦汉建筑残砖碎瓦遍布，从附近村窑洞的截面可见地下三四米处有砖瓦层。在甘泉宫遗址北城墙外有一条小沟壑，它宽25米，深30余米，长半公里，这是“秦直道”的起点遗迹。由于甘泉山比甘泉宫高近500米，山上的雨水常年汇入“秦直道”南流，使该段路基冲为深沟。“秦直道”由甘泉宫北门出发北行经英烈山东侧，从好花山(又称甘泉山)进入子午岭的遗迹历历在目。与好花圪山相对峙的石沟山相间的垭口，便是古今道路必经之地鬼门口，这里的遗迹宽20米，今道可过两辆卡车。之后向东北方向推进至艾蒿湾，再折向北行，到达一个叫“乏牛坡”的地方，宽仅2米，越过淳化县境内的蝎子掌山梁，“秦直道”跨壑向北沿山脊行。

　　众说纷纭的路线图

　　“秦直道”的实地考察第一人当属司马迁，他为后人留下了几条弥足珍贵的记载。后来，它的名字在汉语里出现的几率越来越少。曾经的辉煌就这样被岁月湮没了。

　　1962年7月，原黄陵县文化局副局长兰草结束了对陕甘边界的考察，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千余字的关于“秦直道”的散文，向外界披露了这一发现。当时，并没有引起反响。1974年，兰草又写了《漫步“秦直道”》的游记文章发表在《西安晚报》、《延安报》上，终于引来国内专家的注意。

　　1975年，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教授以花甲之年5渡黄河、4登陇山和子午岭进行实地考察，在1975年《文物》第10期发表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认定直道的线路是从淳化县的林光宫出发，循子午岭北去，经旬邑县石门关，陕、甘两省交界处的五里墩至黄陵县兴隆关(沮源关)后，沿子午岭主脉转向西北，一直到陕西定边县东南，再折向东北行，达内蒙古乌审旗，进入鄂尔多斯草原，终止于秦九原郡治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给“秦直道”的途经地划出了一条路线图。

　　然而，众多专家却不认同，各自提出自己的观点。自史念海教授一文发表至今近30年间，有关“秦直道”的走向和途经，至少已有5种不同的说法，主要集中于陕西省境内的路段上，具体讲，是从子午岭南端兴隆关的一个三叉口向北的定位引起了争议。一些途经县的文物工作者也以多年的翔实考察表达自己的观点。兰草认为，因为“秦直道”沿途跨三省、区，而每过一县，都要延伸一个支线，这些支线就像现在“主干公路”与“地方道路”一样。支线星罗棋布，扰乱了一些考察者的视线。目前，史学界的大部分专家认可陕西省交通史志编写办公室古代陆路交通史主编王开的考察结论：“秦直道”经子午岭的兴隆关进入陕西黄陵县西境，再沿子午岭东侧的富县、甘泉、志丹、安塞而上。

　　诡秘谨慎的走势

　　此后不久，《新周报》记者重走了“秦直道”。

　　从旬邑县城出发进入子午岭的群峰，深秋的山野林木遮蔽，在石门村附近的山顶上，一个古代烽火台被林场用作防火、护林的望台。石门村是子午岭山脊旁的一个小村，仅有17户人家，他们来自9个省份，以山东、河南的移民居多，没有一家当地土著。

　　“秦直道”从淳化县的梁武帝村蜿蜒约10公里进入旬邑县的石门关。石门关在石门村的东南一公里处，“秦直道”穿石门崖口经石门村的后山，一道宽约10米左右的路基从子午岭主脉——“凤子梁”继续向北延伸。

　　记者从旬邑县北进入甘肃省正宁县界内的刘家店林场，该林场位于子午岭正脊，沿林区道路北行至黑马湾，一条宽5米左右、路面呈凹形的古道遗迹像一条长龙，匍匐在灌木丛生、植被茂密的山脊上。枯叶覆盖的古道路面下是多年的腐殖质，古道上不生树木，显示着它夯筑坚硬的路基。在3名管护工人的引领下，历经3个多小时的跋涉，记者终于抵达了雕岭关，这是陕甘交界的子午岭主脉上的一处重要关隘，在其南侧2公里处的“十亩台”，一人多高的苇草间立有一块石质标志：“秦直道一号兵站遗址”。子午岭段“秦直道”的最宽路基达30米左右，这里“山林深僻”，是其保持相当连贯的主要原因。“秦直道”行至沮源关后，折由古道岭支脉进入富县境内。如今，经防火门、芦茅坪、黄麻沟、水磨坪、八卦寺，长90多公里的古路貌保存完整，路基宽度均在30―50米间。当年修筑时，遇山劈山，遇石凿道形成的一个个槽形垭口南北相对，蔚为奇观。

　　六十年代，曾有外地流民看中这里一段宽阔的直道，疑为沃土，就开荒种荞麦，但因路基坚实，结果荞麦总长不高，失望后弃荒退走。在富县八卦寺的直道旁，有个名为“杀人庄”的地方，地表上露出很多不成规式的小石碑，埋入地下部分可见“刑”、“之”、“墓”等刻字。据说，“秦直道”沿途有许多这种“斩兵庄”。当地人讲，当年修路时，一些企图逃跑的筑路人被拖到这里处斩，后对行军队伍中犯了军纪的士兵，也在“杀人庄”定点处斩，埋葬后竖一块石碑作记号。

　　“秦直道”途中要经过数条大河流，洛河是直道北行途中遇到的最大河流。当年曾建有渡桥，俗称“圣马桥”，它是“秦直道”沿线仅存的桥梁遗迹。如今残存北岸的一段“引桥”，高出河床约20米，引桥断面的夯土层清晰可辨，每层约15厘米左右，夯土层由黑土、黄土、白灰和沙子相间夯实，与现代建筑中地基处理工艺几乎相同，它的残存厚度达30多米。“引桥”宽约30米，与直对的直道路基宽度相近。被陕北人称为“圣人条”(条：胡语“道路”意)的直道从甘泉县到志丹县的安条林场，这段直道经灌木林区，林区道路是在直道路基上修筑的，是子午岭上“秦直道”保存最为完整的路段，目前仍保持“堑山堙谷，直通之”的风格。

　　自志丹以北，脱离子午岭山系进入白于山脉的“秦直道”，进入一个与原来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地貌由沙地和草滩组成，流动的沙丘将历史的陈迹掩埋得干干净净，因而“秦直道”在榆林境内的具体路线众说不一。有专家认为，“秦直道”在志丹县以北经过安塞县境，再进入靖边、横山县境，渡过无定河进入榆林北上，经内蒙古的红庆河、城梁，过黄河到包头市的麻池古城即秦九原郡故址方全程告毕。基于多年在陕北地域考古观测，原榆林市文联副主席张泊却认为，“秦直道”进入靖边县境后应该沿着天赐湾乡北上抵达阳周县故城(今靖边县杨桥畔)，再沿长城内侧与长城同行北上进入横山县境，然后在芦河汇入无定河的西侧，出长城渡无定河北上。一次，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一考察组来榆林找到张泊，希望了解“秦直道”陕、蒙两地契合点，张泊顺手用一柄直尺，在地图上将对方考察出的内蒙段直道向南延伸，又从陕境的子午岭向北延伸，南北两条直线恰好在榆林的马合乡交汇。迄后，内蒙的考察者果然在马合乡发现残余古城墙遗址和一些文物实证，本着“正南北相直通也”的“秦直道”的特征，确认这里是陕、蒙直道的相接点。

　　古道湮没两千年

　　令后人不胜感叹的是，“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通甘泉”，这一愿望在他生前没有实现。“秦直道”开建两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但死后的棺柩转“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总算实现了欲走此道的愿望。

　　当初，蒙恬率10余万军工和民工在两年半时间中就基本完成了如此奇伟的工程，而今天，即使拥有现代机械化施工手段，人们也不一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工。

　　古今中外筑路的基本常识是忌避“沿溪线”、“沿脊线”，在以铜制和木制工具为主要器械的当时，“秦直道”为何罕见地把大部分路段选在山巅之上?而且，人们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凡河沟中断子午岭支脉后，“被迫”下山的直道不肯在川谷间做长时间盘转，而是遇岭即上，显示了它偏执循山脊线前行的特点。

　　在更早的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瞻彼洛矣》中曾描写了周王统率六军出征洛水(今陕北一带);西周时，周宣王曾派大将南仲，到达无定河、榆溪河一带征伐猃狁(生活在鄂尔多斯的游牧部落)。张泊依此猜想，在子午岭上和上郡曾有一条先秦的古道，“秦直道”是在旧路的基础上采用土筑法、加宽法、削筑法和铲平法4种方法进行扩建就省工得多。

　　王开分析，就地理形势而言，子午岭山系构造特殊，主脉和支脉均呈南北走向。子午山巅绝大部分宽阔平坦，且全是风化石和砂岩容易开凿，避开了黄土高原上无数沟壑，使总工程量大大降低，把风化石开辟成路，不但路基坚实，还避免泥泞之害，是平川地区道路所不具备的优点。还有，道路沿山脊而建，可居高临下，极目远望，又可凭沿途烽火台快速传递信息，避免匈奴骑兵偷袭、包抄，增强了军事线路的防卫能力，由此可窥秦始皇高屋建瓴的前瞻和戒备。

　　“秦直道”基本上南北相直，尤其由此山脉向彼山脉转入时，不洞悉地形，就很难避免出现“弯弯绕”。考察了淳化县乏牛坡下梁直道与对面石门关、甘泉县“圣马桥”引桥余下梁直道的巧妙对接，深感秦人对路线勘测的精确。王开推断，早在秦代人们就掌握了《九章算术》中记载用勾股定理的立表法、连索法和参直法等先进的测量方法。秦代修筑直道，还充分利用了夯筑技术，提高了路的强度和车马通过能力，至今直道中不长大树，就是路基夯实坚硬的结果。实际上，直道修成后，秦虽未将其派上军事作战用场，但仍在军事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其巨大威慑力，使匈奴不敢轻举妄动。在西汉的200余年间，“秦直道”上来来往往走过了许多流光溢彩的人物，除了汉武帝和司马迁，有抗击匈奴的少年英雄卫青和霍去病，飞将军李广，还有和亲出塞的王昭君以及归汉的蔡文姬……也正因为有了这个通向北部边陲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西汉时对匈奴的作战才得以屡屡获胜，边防得以巩固。汉王朝又向西北移民，致使陕北、宁夏和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其富庶程度不亚于关中平原。随着东汉迁都洛阳，中原与大漠南北交通多走河东道，“秦直道”才渐渐车马稀少。汉末到魏晋，陕北一带群雄割据，兵荒马乱，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秦直道”也没有人去修缮维护。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的最后一支赫连其其部崛起陕北，雄踞统万城，秣马厉兵，为进攻长安，曾命人修补过靖边至富县一段的直道。隋唐之际，隋炀帝曾两次从长安出发，途经陕北，北出巡塞，走的是“秦直道”。据富县张家湾乡水磨坪村田野中的《重修王村寺碑》的碑文记载，唐武德4年(公元618年)，还是太子身份的李世民北征经由直道至此地。说明在“秦直道”建成1500年后的唐代，这一段道路还具有一定的规模。在宋与西夏的战事中，“秦直道”的部分段落仍被交战双方利用，以运送粮草和向前线转运军士。据乾隆《正宁县志》记载，一直到清代，子午岭上直道的某些段落还被利用，只是“塘汛废弛，通衢化为榛莽”，不太容易行走了。明代的榆林卫(今榆林)设立红山市场，居住在鄂尔多斯草原的蒙、汉人民，沿着“秦直道”旧路，驱赶着牛羊，用骆驼、马匹驮着皮毛和奶制品来出售，并换回布匹和日用品。红军到达陕北后，“秦直道”富县至旬邑马栏段，一些运往延安的物资和投身解放区的有志青年，也经由这条路。1946年9月，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从中原突围后，也是由马栏一带沿“秦直道”回到陕甘宁边区。时至今日，许多公路还利用了“秦直道”的部分路基。两千年的古道将自己的部分身段融入到现代的交通建设中。

　　在陕西，一些新版的县志里对“秦直道”的记载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更多的解释，对现存的遗迹，甚至文物保护部门也没有采取保护和发掘措施，虽然大多数路段已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里。比之秦长城、始皇陵、阿房宫，“秦直道”作为秦始皇执政时倾力打造的四大土木工程之一，显然寂寞了许多，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湮没在荆莽高原和风沙大漠中，以鼠兔为友，与虎狼为伴。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但愿这条掩藏在历史深谷中的人间古道能够为世人所知。

　　梁衡，当代作家，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