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西部文学方阵中的重要作家，多年来，刘志成以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为阵地，集结文学创作力量，并以独具特色的散文书写，努力提升西部文学的整体影响力。《裸袒的渴意》是他的一部散文集，精选了多篇散文创作历程中的代表之作，既深度呈现了写作个体在岁月洪流中的命运流程，又彰显出西部文学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尤其是对生活苦难的反刍与回味，使作品放射出一种椎心泣血的疼痛感，这在堆积其文本思想厚度的同时，构成了散文最核心的艺术特质。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刘志成，按年龄划分还属于青年作家，但回顾他的生活经历，却经受了同龄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困顿。他是陕北人，年长后迁居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家庭贫困，年纪轻轻便只身闯荡社会，下过矿井，蹬过三轮，饱尝了世道的艰辛和屈辱。苦难的经历足以磨去一个意志薄弱者全部的棱角，使其变得彻底平庸，但对生活的强者来说，苦难只会坚定他对生活的渴望。刘志成属于后者，在他艰难求生的岁月里，是文学支撑着全部的理想和信念。生活淬炼他意志的同时，也为创作提供了观察社会、体味人心的独特视角，其中对弱者的同情，对强权的抗争，体现了他坚定而明确的人文立场。以系列散文《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为例，记述的是他当三轮车夫时经历的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在藏污纳垢的底层世界里，他直接感触社会的神经，面对强势者飞扬跋扈和弱者尊严被肆意践踏的社会，用文学倾泻满腔的怒火。愤懑的文字将世情百态、世道人心一一拾掇，虽然书写的是个人的疼痛感，折射的却是中国最具本质性的民生。纵观刘志成的散文，对弱者的怜悯之情并非一日成形，早在年少的心中便已开始孕育萌动，这表现在他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怀念红狐》中。这篇散文讲述了自己年少时遇到一只红狐为乳养小狐偷鸡，被家人围攻袭击，母狐苦苦哀鸣乞求，母爱天性流露无遗。而在《待葬的姑娘》和《殉葬的童婴》等篇章中，作者讲述的是从小耳闻目睹的那些丑陋的民间习俗，其中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与随意夺取，与红狐形成了鲜明反差，几篇作品合在一起阅读，似乎在向读者昭示一个道理：狐犹如此，人何以堪！作者以一个孩童的眼睛，透视成人世界的虚伪与残忍，并毫不掩饰地阐扬自己的价值立场。他的敏感心性和对温暖人性的坚守，正是来源于从小对丑陋人性的深刻感知与本能拒斥。

长年在西北高原上穿行，刘志成的脸上浸染了朔风黄沙抚摸过的痕迹，黝黑的面庞显露出一个西部汉子的坚毅与沧桑，西部的风土物貌与历史地理，也成为散文表现的主要对象。从书写内容来看，《陕北歌悠悠》最能体现他散文的地域文化特性。苍茫辽阔的陕北高原是民歌的海洋，嘹亮高亢、婉转深情的歌唱在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独树一帜，作者以万余字的长篇幅，把那些源自民间的艺术用词采灿然的文字缝接起来，对民歌歌词和曲调作了详细解读与精彩赏析。艺术个性的生长注定要与其扎根的土地紧密相连，而民间艺术往往又最能表现出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这些渗透着写作者生命体温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深度感受到陕北人大胆直白的爱情追求和乐观旷达的生命气象，他们以特有的方式，让民间蓬勃的诗性精神和审美心理绽放出生命的热量，建构起一片陕北人自己的精神高原。刘志成的散文代表了西部作家的审美风格，他们习惯于面对群山抒情，面对江河写意，作品普遍讲究一种洒脱的行文风格。用一个可能不太贴切的比喻，西部的歌手大都嗓音嘹亮，因为练歌场在高山草甸，他们对着天空大地抒情，胸怀万壑千山，格调自然高远。作家亦是如此，抒情对象决定着抒情方式和精神格局，踩踏着坚实厚重的高原，大山大河在胸，思绪往往畅行无碍，如高原驰马，恣意腾跃。西部作家很少有写花花草草的闲适散文，艰难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没有这份闲心，写作多半关注宏大主题，关注现实民生，精神格局自然远离逼仄，远离小情绪、小感悟，而形成散文品格的大视野、大情怀。

选自作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