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一九三一年古历七月十二日，二00五年四月三日去逝，在苦难和劳累中走完了她的一生。

母亲说：她十七岁那年嫁给当时十八岁的父亲。是因为爷爷曾经在姥爷最困难的时候接济了五斗糜子，使姥爷度过了饥荒，姥爷心存感激应了这门亲事。

母亲个子不高，相貌算不上漂亮，但也绝不在丑女之列。母亲一生生了十一个孩子，却只养育了六个孩子，两个送人，三个夭折。

母亲是中国善良妇女的典范。母亲一生中没有和任何一个邻居红过一次脸，所以也被乡里邻居称为大善人。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母亲和十三岁的大弟为了生计，不得不拖着多病的身体，在数九严寒的冬季，还劳作在水利工地上。那时家里穷得没有一件像样的御寒衣服，大弟被冻得鼻青脸肿，手脚慢了点，被一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莫名其妙地打了两个耳光。弟弟嚎啕大哭，母亲也没有反抗被打的能力，只好和弟弟抱在一起大哭。好些人看不过眼，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当我要找那个王八蛋算账时，母亲却说：“打已经打了，人家是贫农，咱也能受的起，你就再不要惹是生非了，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下次不打就行了。”在母亲的左说右劝下，我强咽下了这口气。

奶奶是一个相对强势的人，经常对母亲吆三喝四，母亲虽没有念过书，但孝顺老人的观念已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再委屈也从不给奶奶顶嘴。但也心酸地唱着一首歌：“马套进了车驴套进了磨，死死活活不由我，人家媳妇戴金银，我挨骂受气泪淹心。”歌声凄婉，调子三调三弯，听了不由得让人落泪。爷爷去世后，奶奶又整整活了三十年，奶奶没有选择和其他儿子居住生活，而是选择了善良不顶嘴的母亲，一住三十年，直到九十岁高龄去世。

二弟九岁那年冬天，与父亲同胞的大爹因一生无子，提出要领养并过继我的二弟，母亲受到大爹捶足顿哭的份上，勉强同意领养。二弟从小倔强聪明，从一年级开始到初中毕业，二弟一直是班长、团支部书记。初中毕业后，大爹以他身边没有儿子不行的理由阻断了二弟上高中梦。为此，我和大爹谈判了几次，并要求他支持二弟继续读高中。终因年小言微，无力挽回。

未读高中的二弟，不久后娶妻成家，为大爹一家人的生计，在艰辛地劳作。劳作过程中，受尽了大爹一家人的气，曾留三份遗书给母亲，最后命丧煤窑之中。母亲不识字，在处理完二弟的后事后，拿出了三份遗书让我念给她听。三份遗书中，全部叙述了他在大爹家的不幸，事实明白清楚，看到重病中有着无法忍受失子之痛母亲，我终究还未把遗书中的实情告诉她。母亲病好转后，我慢慢告诉了母亲，并说明准备用法律的手段为二弟讨回公道，母亲在痛苦思索之后，还是阻止了我的动机，母亲说：“人已经死了，把他们圈了禁闭，也挽不回你弟弟的命来，他们也老了，还是原谅了他们吧！”母亲的宽宏大量再一次印证了她的善良。

母亲是中国妇女勤俭持家的楷模。“屋漏偏遇连阴雨，麻绳子就捡细处断。”全家九口人艰辛度日时，姐姐和二弟因相互传染得了脑膜炎。当时父母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头向后抽，高烧不退，迷糊中胡言乱语。父亲从乡里请来了医生才诊断清楚。乡里的医生叫父亲赶紧送地区医院，当时我家的条件，俩人同时送医院那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看到这种情形，乡里的医生开了药，并说：能否救活，是否有后遗症只能听天由命了，并嘱咐姐姐和二弟必须与我们其他兄弟姐妹隔离，否则全会传染。母亲连夜走山路去了当时经济相对宽余的舅舅家，借了三十元钱，第二天买了磺胺嘧啶针剂和口服药，回来又请了一个赤脚医生给打针。“天无绝人之路”，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一个月后，姐姐和二弟病情慢慢好转。然而却欠下了赤脚医生的治疗费，两条命保住了，为了感谢赤脚医生，母亲向我的姨夫借了钱付清了治疗费。

一大家九口人，九口人的吃喝穿戴，缝补浆洗，大部分是母亲一个人干的，她中午从来没睡过一个整觉，地里干完活，回家做饭，做完饭洗锅刷碗，喂鸡喂猪，这些活还没干完，又该出工了。深夜还在纳鞋底，做鞋帮，家里九口人穿的鞋全是母亲利用晚上的时间做出来的。

二十八岁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吐了血，穷人命不值钱，也命大，只简单治疗，慢慢地好了。但这次吐血是母亲老年病痛折磨的根源，据医院查验母亲年轻时吐血得的是胸膜炎，三分之一的肺子钙化，仅用三分之二的肺子维持呼吸。母亲特别会打点日子，一家人没有大排场的宴席，也没有缺粮断顿，日子过的匀匀称称，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我们全家不能说吃好，但能吃饱。

遇上好年景，母亲总要打点的多存一些粮食，遇到大饥荒年，粮食便能接济上。有时还用省下来的粮食接济那些吃不开饭的人。

母亲因还债偿到养鸡的甜头，无论多么艰难每年总要孵一窝小鸡崽。点灯用的煤油,我们兄弟姐妹的书本笔墨，针线碎脑都是用卖鸡蛋的钱买回来的，还有每次卖完鸡蛋，还要给奶奶买上半斤糕点或几个月饼。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没有自己给自己缝过一身新衣服，而是用白市布，粗老布、买上各种颜色的燃料，染成各种颜色的布，保证我们一年能穿一身新衣服。

母亲铺了半生尿毡，娃娃多，兄弟姐妹挨肩肩长大。“儿多母受苦”，也应了老古人这句话，每个儿子都在母亲的睡毡上撒过尿，第二天晾干，晚上再铺。在我十六岁那年，全家缝了第一块褥子，也是家中地位最高的父亲铺着。这种生活一直到一九八零年包产到户，我参加了工作之后，才有好转。

母亲是沧桑岁月艰难生活的强者。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家原来的白家梁大队四队的农户被分为三部分并入了其它生产队，我家并入有六里路的三队，春天没有住处，我和父亲在三队一个崖畔上掏了两孔土窑，全家九口人搬入了土窑。来了新地方难免受原来土著们的欺负，父亲由于思想上压力得了胃溃疡，由于无钱医治，三个月不能起床，半年不能劳动。外表柔弱，内心倔强的母亲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十三岁的我不得不辍学回家和母亲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我和母亲、姐姐在地里劳动挣工分，借钱给父亲治病，第二年父亲的病慢慢好起来。但到秋天，我们还是三欠户（欠工分、欠粮、欠钱的户子），队里不给分粮，母亲拿着口袋分粮，被队长扔在了场壕外，轮我们的口粮存在了生产队的库房，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分粮。母亲拉着我们又到处寻亲戚借回了钱，分了粮，才使我们全家活了过来。

母亲一生多病，体质弱小，一般的头痛感冒，母亲从未耽误过干活。我上初三那年，听说母亲跌了胳膊，我赶紧向学校请了假，从十八里路的学校赶回去看母亲，家里地里没找着，找了半天，才从菜窖里找到了母亲，母亲用一条破布袋把固定了夹板的胳膊掉在脖子上，用一只手拔长了芽的土豆，我左拉硬推让母亲出了菜窖，“这是点小毛病，土豆芽不拔，土豆就不能吃了。”无论母亲怎样说，我还是再没让她下菜窖，我下窖拔完了所有土豆芽，这次事故让母亲的胳膊终身残疾，手腕错位，一直陪她进了坟墓。

五十九岁那年，母亲由于肺部功能不全，得了气管炎，肺结核，肺心病，虽然我有能力为母亲治病了，但是她的身心憔悴，让大夫只是摇头，大夫说：“这种病只能维持，不可能除根。”母亲靠吃药、输液维持到七十一岁，七十一岁那年的秋天，母亲的病像洪水猛兽般的发作了，在医院，母亲病的头都直不起来，一声接着一声的咳嗽，医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为报答母亲恩情，我姐妹兄弟坚持要给她治病，经过近十五天的诊治，母亲的病有所好转，母亲虽在病通折磨中，还是露出微笑，母亲慈祥的对我说：“我连累你们了，弄的你班都好上不成，我好多了，你明天就上班哇，不要耽误了公家的营生。”在此，我也想告诉天下年轻人，孝敬父母就应该从今天做起，“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随后，母亲的病每年大发作一次，每一次，她都用钢铁般的意志挺过去了，直到二00五年四月初三，母亲第四次住院中离开了我们。

母亲是中国妇女仁义礼孝的榜样。中国传统礼仪中“上敬父母，下爱儿女”已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爷爷去世早，临死时嘱咐父亲要善待母亲。他说：母亲是几个儿媳妇中最善良最孝顺的一个。奶奶一直和母亲一个锅里搅稀稠三十年，母亲没有给奶奶一次脸色看，没有一次为难过奶奶。直到奶奶寿终正寝。姥爷、姥姥病重中，母亲一直守在身边，尤其姥姥两年瘫痪在床，母亲一有空，就去给擦屎擦尿，直到寿终。母亲曾经跟我说：她在老人名下问心无愧，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二弟，年轻轻死在煤窑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姐姐和二弟那场病重，母亲欠了赤脚医生打针的钱。赤脚医生文化程度小学还没毕业，一个打砸抢分子，一个地痞流氓。在母亲全部付清四十三元医药费后，他找老婆时无钱，便生出一个从新讹诈医药费的主意，硬说母亲没有给他钱，并威胁母亲说：“如果三天不给钱便要拉出父亲母亲批斗。”文革中，贫下中农什么时候都是有理的，为了家庭，为了儿女，母亲忍辱负重还了二茬钱。母亲曾对我们姐妹说：“他到处打人、讹人、欺负人不会有好下场。”母亲的话应验了，赤脚医生不到五十岁因一点小病而死了。母亲说：“这是他害人的下场”，赤脚医生死后，上面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母亲不计前嫌，担当起了照顾他母亲的义务。母亲说：谁都有老的时候，劝我们不要计较人，他是他，他妈是他妈，我们儿女孝敬母亲的食品一部分摆上八旬老人的餐桌。母亲在文革期间多次嘱咐我们姐妹兄弟“不许动手、张口批斗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平时教育我们要人恭礼至，到现在我从姐姐和妹妹身上看到母亲的缩影，对客人双手递茶，双手递饭。在我当了领导后，母亲一再提醒我：“不敢贪公家的钱，不敢收人家的礼。”

母亲确实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母亲在那种极端贫穷的日子里，一针一线的缝补，没日没夜的干活，无怨无悔的劳作，无微不至关心着每一个儿女，致使我们茁壮成长。这种意志和精神也是我们儿女一笔宝贵的财富。

还是母亲的这种品格和精神影响下，在一些干部贪腐成风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权利之手伸向原本不属于我们的利益宝库，而是按照母亲嘱咐，尽心尽力、安分守己为社会和大家做了应有的贡献，并赢得了社会、同事、朋友的尊重。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今天，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幸福生活，不由得从心底发出对母亲的品格和精神的神圣信仰。

伟大寓于平凡，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就是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英雄，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