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爱画画，是母亲为我播下的爱画的种子：母亲穿的花鞋、用的枕套都是她画的绣的。在外婆家到处都能看到外公的书画作品。开始我画水墨画：笔是写大楷时用过的，墨是自己磨的，宣纸是从外婆家拿来的。那时家乡没有电灯，家里采光差。在一个丽日升腾的星期天，我端一把椅子站在家门口对着大街画。这引来左邻右舍的围观。人们赞不绝口：“瞧这堆雪人、滚雪球的小孩，画得就像真的一样……”听到这夸奖，看着整条街，阳光灿烂、光彩夺目。有位大婶悄悄问母亲，“你儿子怎么画得这么好呢？”照母亲的话说：我画画的天资，是我早已过世的外公遗传给我。“你外公年轻时到过南洋，我们这座县城正街上‘复和永’药铺的金字招牌，就是你外公写的，一锭银子一个字，3个字值3锭银子呢！”

其实母亲当时的话并不完整，也未必准确。不过仍给了我许多神秘、许多遐想。其时我的心中不禁生出一个梦来，是画家的梦。我临摹过《芥子园画谱》，也到风景幽美的长江边去写生。除画国画外，我也画过水彩、水粉画。读小学时，我就替少先队队报画报头；读中学时，学生会的黑板报、墙报也少不了让我画报头、美化标题。教图画的先照南老师看中我，让我当学校美术组组长。学校每年举办一次美展，我年年都拿一等奖。先老师还把我的画作送到县里，和成人画家的作品一道展出。我的梦在付出一定汗水后，似乎得到了一些回报。我得意地引吭高歌：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眼望四周阳光照——

我是个有爱好、追求的快乐少年。

故乡山青水秀，我可以尽情地描画，学校图书馆的图书，我可以无偿地、反复地借阅。新华书店的新书，我买不起，可我能坐在店内的水泥地上免费阅读。上小学时，我爱看童话、民间故事；上中学时，我爱读小说，后来又迷恋上了诗歌——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也不管是现代的、古代的。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合办了一份《竖琴诗歌周报》，油印的，双色套印。3个梦幻少年，利用课余时间不知疲倦地读诗、写诗、编诗、刻蜡纸、油印、发行。同学们当读到我们新出版的诗报时，都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小诗人”。我们嘴上说“不敢当”，可心里却感到快活极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课业负担不重，升学就业的压力也不算大：拿一张小学文凭，也可以在供销社找到一份工作。那时，我家的生活也艰难。至于家里有没有米下锅，那是长辈们操心的事情。我只管做我的白日梦——那会儿我真的又做起了诗人梦来了。

从画家梦到诗人梦——看来我的梦的“雪球”滚大了。诗人大多是乐观豪迈的。像我等这样精力过盛的“少年诗人”自不例外。有时，我们利用午休，或下午课后，到长江边的沙滩上，或是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打泥巴仗”，上演“解放军”进攻“中央军”、“志愿军”抓“美国兵”的战斗。玩累了，乐够了，我们扯着嗓门高吟一曲：“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体味着苏轼那种热血沸腾、顶天立地的昂扬气概。

高中毕业后，我到邻省的省城上大学。读云南师大大一时，我见有同学向报刊投稿，也学着投。居然还有一首小诗在《昆明报》文艺副刊红山茶上发表了。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报纸上，手稿也变成了铅印的文字，我感到奇妙而兴奋。同学们夸我的小诗像山茶花一样，充满诗情画意。我傻笑两声，算是默认，这和我从小爱画画不无关系。不久，报社寄来了汇款单，我更是疑惑不解：“没搞错吧？我的诗发表了，按理我应该感谢报社才对呀！报社为什么反而寄钱给我呢？”同学们笑话我：“你真老土！这叫‘稿费’，凡是发表了作品，报社都会给报酬的……”记得那笔稿费是人民币1元钱，你可别小看这1元。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昆明，可以买两三盘肉片炒饵块或好几公斤的苹果或梨呢！只是我没有去吃肉片炒饵块，也没有买苹果和梨，而是买了一支写诗作文的钢笔。从此我才知道：天底下竟有这等让人“春风得意”、“名利双收”的好事情。

从那以后，我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也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当编辑……我都把文艺写作当作我不变的业余爱好。

我只是为了赚取稿费吗？倒也不是。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被分配到上海工作10年的我，参加上海首批援藏教师队。我从平均海拔4米的上海到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西藏高原。高原反应算什么？苦累何所惧？向藏族同胞学习，向“老西藏”看齐。30出头的我感到：在雪域高原的学校——在这方净土中的净土上辛苦耕耘，是无比神圣与崇高的。在拉萨两年的时间里，白天我给藏汉孩子们上课，在教学上帮助指导当地藏汉教师，晚上在备课、处理好学生作业之余，还坚持写作带有酥油、糌粑味儿的文艺作品。当时，每发表一件诗文作品，报酬仅两本稿纸，以至在我宿舍的办公桌上堆了高高的一摞西藏日报社的稿纸。我的同事唐老师每天早晨上厕所就到我房间来撕稿纸：“你这玩意儿排上用场啦！”……在没有稿费的日子里，怎么可能削减我写作的热情呢？

在藏两年间，我还和另外一位赴藏教师谢则林兄应邀参加西藏自治区党委调查组，与当地两位记者一起到藏南农区采访，出版了翻身农奴学大寨的长篇报告文学。我个人那本儿歌、儿童诗集《雪山紧连天安门》，也差点儿在当地出版社出版。

1984年，我从上海应聘到深圳工作。我好似穿过一片“雨后复斜阳”的森林，来到一片洒满阳光、鲜花覆盖的草原。异彩纷呈的特区生活，真叫人眼花缭乱啊！我沉着冷静，以清醒的头脑来思辨，在繁忙的教职之余（我是教研组长、教两个班高中语文课兼文学社指导老师），我仍然拿起笔来，为我眼睛写、为我心灵写、为我良心写……正因为我在报上发表的诗文多了，《特区教育》杂志社的总编缉杨绪松方知有我这个人，费尽周章，把我弄去编刊。当编辑与当教师都不轻松，那是另外一种累法而已。我除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编、采、校任务之后，照样不改初衷，有了鲜活的体验和感受，总要写点儿诗呀文的。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哪有深圳的变化和我们所拥用的一切呢？《沼泽地的联想》、《从上海亭子间到豪宅》、《从上海南京路到深圳深南路》……我哪一篇文章不是为深圳而歌、为新时代而唱呢？

妻的宝贝是她的首饰和时装，而我的宝贝则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发表的那些诗歌、小说、散文之类的作品。我在大学期间发表的那些诗文，原来贴在一个练习本上。本子太小、不好贴，而薄薄的练习本贴上剪报，本瘠薄、本子厚，中间鼓起来，很不雅观。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就精心自制了一本硬壳的剪报本，开本足有两本杂志那么大，打开硬壳后，内页第一页是我亲自设计的封面，书名“习作剪报”，还有我画的封面画，接下来每一页的正反面都能贴剪报，长文章可占三五页，短文章一页上面可贴两三篇。书脊的厚度为书本的3倍，当整本书贴满剪报后，一大本书都是平平展展的。我按发表的先后次序剪贴，每篇文章的旁边还贴上报刊名称、发表日期等等。这是我自创的“书”，而且是精装本的“大书”呀！长时期来，我就这样一篇篇地写，一本本地贴，如今这样的“书”我已贴了厚厚地10多本。我乃平庸之辈，尚不能以“作家”名之。不过看到我码在桌上、足有一尺多高的剪报本，我心中不禁升腾起一股自信心与成就感来。如有文朋诗友来看我，我不怕浅薄、自告奋勇，搬出来给别人看。这既有孤芳自赏的激动，更有请求高人指点的渴望。

悠悠岁月，哦，绘就了一幅多么丰富的人生画卷。我尽管没有当上画家和诗人。我却实实在在地当了很长一段时光的教师和编辑，也实实在在当了大半辈子的业余作家。如今，我已赋闲在家，然而，生命不息，作梦不止。看书写作仍是我不变的追求。有习作见报见刊剪报张贴，更是我最乐意而为之事。剪贴完毕，再赏读玩味一番。

应该谈，我到深圳以后，特别是退休以后，我的作品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一定的提高和进步。我的散文《又见温哥华》、《加拿大的九寨沟》等在《华夏散文》杂志上发表，我的《得庇广厦》、《亲亲香港》先后在《粤海散文》上发表，我的《莫斯科印象》入选《中国当代散文大观》，我的《写诗的女儿》、《梦中的彩虹》、《退休第一天》等7篇入选《散文十佳精选》，我的《走近美国人》、《美国小城帕拉奥图》等文在被上亿人次点击的文学网站《作家在线》上发表……2006年我获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等单位颁发的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征文二等奖，2010年我获得中国散文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散文华表奖，2015年我获得《华夏散文》杂志颁发的中国散文创作奖……

作家朋友张黎明问过我：“你的代表作到底是什么？”我坦言：“现在还没有产生，未来是能产生的。”因为，我不会因为眼前五光十色现实的诱惑和安逸的生活而放松对自己一以贯之的理想和追求，我日后能够写出一些文质兼美的佳作来。

“如果你硬要我说出一件较为满意的作品的话，那就是我的爱女‘岚岚’了——”

女儿不仅长得像我，举止爱好也像我——在我开始读诗和写诗的年龄，她也同样开始读诗和写诗了。不论在上海还是在深圳，在我组织学生文学社时，她参加；我请作家、诗人来校讲课，她也听。在中学时代，我只会在校园油印小报上发表诗作，她却已经将自己的诗作发表在全国各地的诗报、诗刊上了。她不满18岁就出版诗集《少女的柔情》和参加省市作家协会。后来又出版诗集《梦里梦见》，还获得深圳大鹏文艺奖和广东省新人新作奖……现在，虽说我女儿不再写诗，已由诗人蜕变成商人，但说不定在某一个早上，她还会重新回到诗人的行列中来。她那在美就读的12岁的小女儿，尽管没有如她姐姐一样获得“美国总统奖”，可她像我女儿幼时一般，热爱阅读和写作——且用双语来写……

我的文学梦的“雪球”真是越滚越大。我很自豪！在我的学生（女儿也是我的学生）中，千真万确出过画家、作家和诗人。

从深圳湾吹来的海风，夹带着海滨公园花的芳香，朴面而来，灌满心肺，呵，好一幅美景啊！太阳升起来了，在这浩瀚无际的红光中，有一条充满艰辛而又洋溢着欢乐的金光大道，从我的脚下一直延伸到那太阳下面。

“革命自有后来人”。一代又一代，薪尽火传；我们的文学创作，理当“自有后来人”！

选自深圳市协会编《我的文学梦》一书

2016年6月（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