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对我管教甚严， 加之性格使然， 从小我就远离打架， 唯恐与打架这个话题扯上关系。 即便在 “文革” 中， 我的父母都成了“专政对象” ，我们一家人饱受歧视、 污辱、 挑衅， 我也是能忍则忍， 忍而又忍， 忍辱负重地过来了。 有人说我老实， 有人说我窝囊。 老实就老实吧，窝囊就窝囊吧。一方面我认为在那种境遇下， 我不会成为好汉， 只能是个弱者， 与其鸡蛋碰石头， 还不如回而避之， 不吃眼前亏， 保护自己。

不过，我也不会自诩这一辈子就没和人打过架， 就没和人动过武。 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也曾 “该出手时就出手” ， 与人凶猛异常地打过一次架。不过， 我想， 那不是打架， 只能叫回击与反击罢了。 那场面、 那情节、 那对手， 至今让我历历在目， “仿佛就在昨天” 。

那件事发生在 1975 年仲秋的一天上午。当时， 我在我们旗的一个村里当知青。那天一早， 我从一个小镇乘上了火车， 要去旗里办一件公事。 当火车行至一个较大的火车站时，我乘坐的那节车厢上来了一个年轻男子， 坐在了我对面的空位上。这人不胖不瘦， 个头比我稍高些， 穿着整洁， 皮肤白皙， 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 脸上露着不无得意的笑意。 尽管有十来八年没见了，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曾是我父母的学生， 高我两个年级。 他也认出了我，伸出一只柔软的手来握住了我的一只满是老茧的手。 尽管在那一瞬间， 我的眼前闪现出了他哥哥前些年因 “造反” 而 “走红” ， 因极 “左” 而批斗而暴打我父母的凶相， 但我觉得他哥是他哥， 他是他， 便与他心平气和地交谈起来。

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如今已毫无记忆了。无非是一些个人的经历与现状而已。只记得当他兴致勃勃地说到他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 憧憬着当一名大作家而一鸣惊人的时候， 我只是出于好意说了一句“要想成名成家可不容易啊！ 眼下全中国有几个人能出书呢？ ” 无论是从这句话的含义来说， 还是从我当时的心态和表情来说，我觉得我的这句话说得都是很正常的， 绝无讽刺与挖苦等意思的。可就是这句话竟然惹怒了他， 激愤了他， 让我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是，他从我的对面倏地站了起来， 朝我的胸口一拳打了过来， 同时， 口里冒出了一句当时最充满 “阶级斗争” 口气的狠话： “你爸是右派！” 是他欺人太甚了， 还是我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击？似乎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我毫不犹豫地攥紧我坚硬的石头般的拳头，一个猛击， 就砸向了他的面部， 顿时， 殷红的鲜血就从他的鼻孔穿了出来。只见他趔趔趄趄地栽倒在了座位上， 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连忙擦了起来，嘟嘟囔囔地不知又说了几句什么， 再也不敢向我发威了。这阵子， 车厢里的旅客或朝我们这里围了过来， 或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将目光投向了我们这里。我呢， 从打他变态发狂开始什么也没说， 始终没有作声。等到两位乘警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也没有申辩。只是当一位乘警问我们互相认识不认识的时候， 我才说了声 “认识” 。我不作声， 我不说话，却有人替我说话， 有人为我作证。围在我们身边的乘客有的十分客观地向乘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有的则愤愤不平地表达了看法。人们都说是他不对，是他太不像话， 是他缺乏起码的道德。两位乘警见众口一词， 是非分明， 也就没说什么， 把他带走了。

他走了， 我坐在座位上就想， 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人群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人！那么， 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 我该怎样对待人群中与人性中的善与恶呢……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火车到达我们要下的同一火车站的时候， 我发现一位乘警将他带下了火车，将他交给了站台上的一位值勤民警， 两位警察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值勤民警将他带进了车站的一个房间……

他走了， 这些年来我也再没见过他，也没听说，也没发现他出版过什么长篇小说， 甚至连一篇短文也没见他发表过。说实在的，我和他的人生旅途都走过大半了， 不知他如何。我对人生也好对社会也好， 看得也比较明白了， 比较透彻了，我还是希望他，期盼他在人文知识方面有所积累， 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所成就的。文学是人学。如果在文学方面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创作成果，恐怕人生的路就会走正了。我们这个社会真善美的成分也就增多了， 社会也就趋于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