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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的穿着一律由我母亲手工缝制。能够穿上一件从商店里买出的衣裳是我当时那种年纪梦寐难求的一种幸福。于是我父亲鼓励我说,如果我考上中学,他一定想法满足我这一愿望。
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我不记得我其时是否怀疑过父亲许诺的现实性,因为早在更小,我就已经发现我的很多并不算过分的要求都太难得以满足;但不久之后我确实考上了而且是区上的中学,因为仿佛除此而外我实在没有其它更直接的办法可以获得这一“幸福”。我同时认为我父亲一向是说话算数的,我满怀希望地等着他突然在某一天把他的诺言付诸实践。可是直到我已成了自豪的中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没有发现我父亲哪怕偶尔提起这件事。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母亲为我盛好了一袋掺和着相当数量苞谷砂和红苕颗,只有少量白米的一个星期的口粮和炒好了两罐酸菜催促我上路回校时,我却久久地站着不动,只在一边可怜巴巴地撕拽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土布缝制的衣裳上那些一层叠一层的补丁。并尽可能地想要引起母亲的注意。
我母亲也许是有意地要尽力回避这个问题:“你把它们撕掉了又咋穿,才补上去的。”她接着又说,还有几十里山路呢,晚自习迟到了不挨批评?天就要黑了快走吧快走吧。
我犹豫踌躇半天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向她探究一下父亲是不是还记得他的许诺。当时的情形颇为尴尬。我结结巴巴嗫嗫嚅嚅好不容易才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母亲大约是真的不大记得这件事了——她先是怔了一下,接着就说,父亲“正在想办法哩”。然后不再容我有分说的机会就把粮食和菜驮上了我的肩头,指着外面逐渐灿烂起晚霞来的黄昏要我快走。说天真要黑了。
天真是要黑了。我十分失望。但我还得做出继续等待的努力。我从来不曾怀疑过父亲。我相信他正如母亲所说的“正在想办法”。我于是重新振作了精神走出门去。走了几步我又于心不甘地回过头来——母亲还倚靠在门边。转头的那一瞬间,我正好看见她举着一只袖子在眼睛上揩拭着什么。一身褴褛的衣衫被风撩呀撩的飘个不停……
终于如愿以偿地换上一件机制的新衣服是在怎样一个确切的日子,我已不复记忆,但肯定不是太晚。我完全记得我父亲当时的高兴情状:他先要母亲带着我去裁缝师那儿把身段腰围等等量在新布上,两天之后又让我自己去取,取了回来他再亲自帮我穿上。最后把我作了一番仔细的审视,拍着两处没有熨抻的地方说,嗯嗯。不错。
当然不错。为此我在心里存上了一份真诚的感激。可是我将始终无以为报,虽然父亲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相反还因为他总认为自己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带来安逸幸福的好父亲的缘故而深深歉疚。
……之后。之后是冬天了。山里的风很肆虐。疯狂在山原上时有尖厉刺人的啸叫。这对父亲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他至少必须首先庇护好他的孩子们;他更得考虑好怎样才能使我把书从特别给我为难的冬天那种寒冷的季候下读出去。开始的一些日子,当我每一个星期六跋涉了几十里山路最后已是蹒跚难行地照例回一趟到家里时,我都要向父亲展示一下我的指节上耳朵上那些日渐红肿起来并且莹莹发亮的冻疮。父亲到底没能想出一个办法。他只好从山上抠来一些草药煨好,利用我每一个回家的机会替我擦洗以让它们少给我一点苦受。效果并不怎么理想。我再一次回到家里时,父亲看到的仍然是那些重新严重起来的冻疮带给我的痛苦模样。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加上两件实在不堪破烂的单衣,脱下他穿了几十个冬天的那件棉花已结成块状还破绽出几处窟窿的棉袄让我披上。棉袄肥大盖及我的膝盖,竟然让我觉得冬天其实也很暖和温馨。
一个星期后,我却不得不在回家时很难为情地告诉父亲,说我的同学们很不愿意接受我的穿着形式,一位老师甚至在我穿着那件棉袄第一次走进他的课堂时要我回家去重新换一件来或者干脆脱下,因为我刚出现在教室门口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叽叽喳喳说看他像个小叫化子讨饭的。父亲只好陪我去一趟学校。他找到那位老师希望原谅这一点,他说他并非有意要如此。还说在他并不算太多的三个孩子里面,我是他唯一的厚爱,因为他只有一件这样的棉袄可以奖励给一个看起来能够把书读出头的孩子。我一直站在旁边,一只手在棉袄上的破洞里捅着。我第一次发现我父亲原来也很卑微。即使站在老师的火炉边,他的身子依然抖索得矮下去了许多。
重新随着父亲出来的时候,我流着眼泪恳求他说。我不读书了。我愿意回家为他砍柴放牛。我说我还能做很多很多事。父亲对我的眼泪表现得无动于衷。他掰开我拱在他腰间的脑袋,给我理了理乱糟糟焦索干枯的头发,说,真没出息——以后会好起来的。到时候——你考上了高中,一定给你买一件棉大衣。要好生读书……
我不知道我能把书继续读下去是否全部因为有了父亲另外的许诺,但一件棉大衣对于那时的我确乎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诱惑。于是我加倍努力。我用每一张成绩单上都相当出色的高分来坚定父亲的信心,同时换取我幼小孤独而且自卑的心理最起码的平衡。
父亲出人意外地提前兑现他的那一许诺是在我读上初三的时候——那时我已经用几乎所有的课外时间都在校外烧上野火来取得更多的温暖度过了两个漫长的冬季。开始我就把这种同样惹人讥讽的求学方式告诉给了我父亲。得到他的肯定和赞许使我信心十足地把这种方式坚持了下来。
中学的第三个严冬来临了,我又开始在远离家庭温暖的学校孤苦无依地经受起了寒冷的煎熬。可是,一个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火炕边烤着脚做着出发回校的准备时,从屋里出来的父亲,除了给我提着盛好的一个星期的口粮外,还挟着另外一样我意想不到的东西——一件厚厚的崭新的棉袄。不过并非从商店里买来,棉袄上很粗的针脚证明它仍然是母亲的手上功劳。但这并不影响我的满足——那时我已经只需要学校的冬天能让我多少好过一些,脚和手和耳朵不要生上冻疮,身子不要在一堂课下后冻得僵硬麻木就行。然后,父亲再度披上了那件破棉袄。“嗨,有件破家伙还是要热和多口罗。”他笑了起来。我母亲也跟着笑了。那一刻我们都很幸福。
兄弟和小妹相继读上小学和初中。无形中疏淡着父亲对我的“厚爱”,因为他们读书的成绩不亚于我的优异迫使父亲同时得去关心一下他们,比如他又得把那件破棉袄第二次脱下来送给兄弟,使他有勇气抵抗只给我们带来苦难的冬天;小妹更是非常地希望能有一件她的许多同学都穿有的那种花格子衣裳。他兢兢业业地履行着一个父亲最基本的职责和义务,他争取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实现我们的所有愿望。他极尽努力含辛茹苦。但除了把地里的庄稼侍弄得更有丰收的希望和利用全部的农闲时间去山上刨来更多的柴蔸卖到乡场上去换取一点微薄的体力报酬而外,当时再无其它更好的办法能够使得家境稍为宽裕一些。尽管如此,父亲在提前兑现了他只要我考上高中就可以得到一件棉大衣的诺言之后,还额外满足了我很想有一双像样的鞋子的愿望——此前除去冬天有母亲手缝的布鞋穿着外,稍为温和一些的季候,我们都是靠着父亲编织的草鞋而不至于打着完全意义上的赤脚。
可是父亲很不在意那些日子的艰辛。或者他根本就意识不到如果不是为了我们,他的生活或者并不至于如此艰难。但是他把所有的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他愿意付诸努力使其将来也许要比他好一些的孩子们身上却是毫无疑义。我始终不记得父亲到底何时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就在日子并不见好转的某一年秋天。他不知不觉满肩上都生起了脓疮还必须挑着抬着劳作着,一天下来已是满肩背的污血淋漓浸透了衣裳并把它干结在皮肉上只能叫母亲替他揭下来擦洗一下时,依然不见他眉首稍皱。我母亲先把热水淋上脏衣裳,等它浸透后再小心翼翼往下剥,然后又找来干净帕子擦。她擦呀,擦呀,擦呀,擦呀,总也擦不干擦不尽。最后她终于忍不住失声哭喊起来,捏了拳头在父亲血迹斑斑的背上使了劲擂,擂得那些大大小小的疮口鲜血喷涌。一片殷红……
……父亲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直保持到他终于发现我已经不需要或者不只是满足于他的诺言鼓励为止。那个时候我终于实现了他寄予我的最深切的也是最后的一个愿望——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按照他的最简单最原始的理解,我确乎可能地将不再回到使他一辈子都必须勤苦劳作,才能勉强生活下去的那一片辽远而且贫瘠的土地上去,然后把他那种以不尽的诺言作为生命的信念的日子延续下去了。接到入学通知书那天,父亲长长地舒了口气,一个微笑在他沧桑历尽皱纹斑驳的脸上流淌出来时,显得格外的璀璨和生动。他同时还决定以送我入学的机会顺便去看一看省城这个大山之外的世界到底是如何的神奇和精彩。
但是他仿佛很失望。他确实没有感动。甚至没有觉到哪怕很有限的一点足以让他兴奋一时的新鲜感以便带回几百公里以外的崇山峻岭中,那个因为地理以及孩子们都得读书的缘故而依然穷窘着的家里去向母亲炫耀。他只说了句“还是没得哪样意思”就断然舍弃了在省城驻留两日的打算,毅然决然地匆匆忙忙回返了……我想,父亲定然是任何时候都牢记着他无可懈怠的使命:还要收稻草,还要整弄麦田,还要铧冬土……还有永远也许不尽的下一个诺言。
我一直送父亲到汽车站。他仍然穿着那双牛筋的草鞋,裤脚挽到膝盖——我还知道父亲自知自己的形象不能见留于这种光彩繁华的大都市;但是他并无任何羞愧的感觉,相反他还用他那双相对意义上的赤脚,在这个车水马龙人流穿梭的都市的街头踩出了一种令人钦羡的自豪……
上了汽车后,父亲又从窗口探出头来,指着我脚上那双半旧的解放鞋勉为其难地笑着说:“我还没看到有哪个大学生穿解放鞋哩。回去再怎么老火,也要给你找点钱来买双皮鞋穿吧。许过你的……”接着,他便哑然失笑了。怅然若失地喃喃自语道:“还能再许你哪样呢?”我也陡然一惊,如同父亲此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悲哀油然袭来——是呀,父亲还能再许我什么呢?我还需要父亲什么样的诺言鼓励呢?……
这或者就是父亲别无选择的宿命。他的劳碌是终生命定的。他得为他的孩子们都有如他所希望和祝愿的将来,永远许诺下去许诺下去,直到生命的最终归结……
选自散文集《摄氏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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